炫耀式概念落到實處 中國實驗建筑10年反思

　　在奧運以后關于中國當代建筑的種種聳人聽聞的論述似乎已經大大減少，人們可以更冷靜地回顧過去10年的中國建筑熱。

　　通常，批評家把華人建筑師張永和1990年代中期成立“非常建筑”從事建筑設計看作中國實驗性建筑——有別于國有設計院所和大商業設計事務所的、有研究形式的設計思路——誕生的標志，而在21世紀的頭幾年，他和王澍、劉家琨等一些具有個人風格的建筑師一度成為很多時尚雜志報道的對象。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傳媒爆炸的時代，大量的設計合同也讓所謂實驗性建筑師難以擺脫商業市場的誘惑，有的以學院為依托進行學術探索，有的則完全沖入市場積極覓食，也有的在多級力量之間徘徊。

　　在混亂的多種權力、商業力量爭奪的城市中，中國人對高房價的關注壓倒了一切，所謂建筑風格的問題并沒有多少人在意。在喧囂了幾年之后，關于“中國實驗建筑”的種種話題似乎已經被之前對這一話題趨之若鶩的中國媒體所拋棄，在國外也有所降溫——建筑師庫哈斯推崇的迪拜也在經濟危機中出現停工了。也許，這恰好可以說是一個用來回顧和反思的時刻。

　　“本土資源”并非“傳統資源”

　　中國的實驗建筑師的背景不同非常明顯，比如崔愷、王澍、劉家琨三個人是在國內接受教育，他們對本身的傳統資源和1980年代以后傳入的新型建筑思潮進行了個人化的處理，而有國外留學經驗的張雷和都市實踐的孟巖、劉曉都等設計師則主要接受比較主流的現代主義設計思路，他們對基地情況、功能等的關注和“中國傳統文化”這類議題沒有多大關系。但他們都試圖在混亂的建筑場景中作出個人的、積極的回應。

　　具有文人氣質的王澍在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校舍設計中，嘗試把傳統園林、民居建筑和當代建筑環境結合，其中一個特點是大量使用了廢棄的舊瓦來作為建材——看上去有很強的裝飾性——并在空間上嘗試園林式的布局。

　　在東南大學建筑學院任教的張雷在江蘇南京郊縣石臼湖畔設計的“磚房子”有別于富豪階層的別墅，而是用低造價的材料為本地的文化人修建內斂的個人住所，而不同砌筑制造的肌理效果則顯示了他對造型的一貫興趣。

　　成都建筑師劉家琨并不諱言，建筑師需要適應目前中國大規模的、快速建設的現實，根據居住基地自身的歷史資源、發展要求來確定具有延續性的應對策略，合理利用資源，同時立足于當代生活的功能，用當代的技術和材料創造真實的、當代的、具有地方特性的建筑類型。他在參與設計四川大邑縣安仁建川博物館聚落時以一個大的中廳來作為反思的空間，這個聚落的其他博物館也是由國內外知名建筑師設計，不過多數的設計顯然和當地環境沒有對話，而且建筑質量本身也有問題，相比之下，劉家琨一貫主張“低技策略”，使用廉價紅磚、容易建造的形體而構成建筑，恰恰保證了他的設計的完成度——盡管這也許并不是他最具有情趣的設計。

　　深圳的都市實踐設計事務所針對城中村、羅湖老城區的發展曾提出一系列研究計劃，通過對具體的建筑環境進行研究，提出一些有針對性或啟發性的改造方法。而他們為著名的油畫村——集合上數百油畫作坊的大芬村設計的美術館就是其中之一，設計了靈活的展示空間和通道、廳堂，試圖讓美術館成為一個新的公共交流空間，讓村民可以隨意穿行，也能和周圍城區的人有積極的交流。但問題是美術館真正建成后一度門禁森嚴，與相鄰社區和學校的連通橋并沒有敞開，屋頂開敞的公共空間也不得隨意停留，這種管理上的缺乏再次證明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硬件，而是公共財政制度、管理制度和人的素質等“軟件”問題。

　　炫耀式概念需要落到實處

　　最近10年來，中國當代建筑的最大問題始終是快速的設計、在各種商業和政府合約中應接不暇，樂得拼湊出各種可能中標、取悅業主的方案。而最近幾年在各種展覽中出風頭的所謂的實驗建筑師，除了這一通病，還有兩種毛病傾向值得關注：一個是許多中國建筑師受到喜好操弄“大詞”、“新概念”的明星建筑師庫哈斯以及目前流行的建筑、藝術風潮影響,紛紛提出以“某某城市”為主題的概念性研究項目，但是實際上很少從多學科的角度對問題的實際脈絡做詳細調查，最終他們提出的話題僅僅只有一個聲畫效果圖，而缺乏邏輯性以及可行性。

　　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建筑師、策展人的研究和設計中，也在各種建筑展覽策劃中有所體現，比如前年的深圳城市/建筑雙年展，作為策展人，現任美國南加州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馬達思班建筑師事務所創始人馬清運提出了很多大概念，但是實際上展覽布展、三個展館的指示引導系統都有欠缺考慮的地方，而且很多參展作品最后并沒有如預期的實現出來，而僅僅以巨大的印刷海報、效果圖展示了事。如《這里就是提華納》只有英文的大招貼，而沒有實現所謂影像裝置，而OMA公司展示的波斯灣城市調研也僅僅是3張英文的大招貼，布展效果遠遠達不到威尼斯建筑雙年展那樣的精細程度，而且在中國展覽竟然只有英文文本，十足顯示了其粗疏和虛偽的“國際化”幻象。

　　其次，中國目前的城市化規模、能源消耗和浪費程度都為世界矚目，但是可惜的是很多建筑師、藝術家、策劃人仍然著迷于設計巨大的、有媒體效應的大建筑，而對社會性的或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建筑缺乏熱情。在兩屆深圳雙年展上，我覺得最值得當前內地建筑師、藝術家、文化創意人士參考的，是臺灣地區的幾個建筑—社會團體結合的專案，如謝英俊和他的“第三建筑工作室”，“九二一”大地震后和不足300人的邵族原住民“協力造屋”，最近幾年在內地和鄉鎮村民一起蓋低造價生態房、生態廁所。而淡江大學淡水社區工作室展示的淡水河岸計劃和黃孫權提交的特約調研項目《我的家在康樂里》，前者是對建筑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互動，規劃、設計談水河岸的一些設想以及實施項目，而后者則針對臺北當年的大拆遷引起市民的反對，最后建筑師、規劃師等一起合作形成的社區保護和建設的談判機制。其中，建筑師主動參與社會變革過程，和社團等其他團體、專業人士合作的方式正是當前的內地建筑師、文化人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