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冀江浙實踐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提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問題是全局性問題，關系到國家發展和未來，生態問題也是世界性問題，關系到全人類的發展和未來。2008年2月2日啟動的“全國生態文明記者行”活動，就是為了貫徹黨中央這一重大戰略決策而采取的全國新聞界的共同行動。通過這一行動，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真正提到各級黨委政府和全國人民的議事日程上來，讓偉大祖國多一些藍天，多一些綠水，讓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環境更加美好。
      在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上，人和自然的關系經歷了一個從被動適應到主動適應的過程。原始社會，人類只是被動地適應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對自然生態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破壞和威脅，并且處處受自然界的束縛。
    　　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主動發起了對自然的挑戰，開始了自覺和不自覺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過程。自然界也開始了對人類的報復，旱災、澇災、山洪、風沙開始出現，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近現代工業文明時期，人口暴漲、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前所未有。自然界不斷對人類進行報復，厄爾尼諾現象、溫室效應、沙塵暴、大洪水、大旱災、地震、沙漠化等自然現象都是自然對人類的報復手段。在短短的100年內，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已經十分突出。
“生態文明”的提出
    　　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西方國家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這場運動迅速向全球擴展，最終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前環境問題，探討生態保護全球戰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是生態環境問題開始列入人類發展日程的標志。1980年3月，聯合國大會首次使用“可持續發展”一詞。1983年11月，聯合國成立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聯合國要求該委員會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綱領，制定“全球的變革日程”。該委員會于1987年將經過論證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交給聯合國，報告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正式誕生。在全球環境繼續惡化，經濟發展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會議通過和簽署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這次會議對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及“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予以否定，可持續發展概念被普遍接受。
    　　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事業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政府派代表團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8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通過；1984年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委員會；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了環境資源委員會；1994年4月中國政府頒布了《中國21世紀日程》，這是我國政府根據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精神制定的，從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促進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和政策措施。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級的“21世紀行動計劃”。1996年，為進一步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實現到2000年力爭使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加劇的趨勢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的環境保護目標，國務院作出了《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2002年，中國政府正式加入WTO，在世界環境與貿易領域發揮建設性作用；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成為科學發展觀的內容；2005年，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環境保護擺在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國務院又作出了《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提出了遏制生態退化和加強環境保護的基本目標；2006年3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綱要》中明確提出“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同年6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的重要講話中將“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提了出來。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可見，摒棄工業文明的弊端，走一條保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領導人所接受。因此，確立“生態文明”思想，實現人類文明觀的轉型，已勢在必行。
“生態文明”的實踐
    　　2008年4月15日起，由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全國生態文明記者行組委會主任張文臺率隊的“全國人大環資委生態文明調研組”、“全國生態文明記者行”成員，通過明訪、暗訪和調研相結合等方式，陸續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參照價值的省份進行了實地考察，同時進行了有關加快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層對話。
      河北：節能減排 淘汰落后 發展可再生能源
    　　經歷了1976年的大地震災難后，唐山以獨有的生存耐力，成為世人矚目的能源城市。唐山的發展，依賴于比較好的資源優勢，唐山市依煤而建，依鋼而發，依港而興，這樣的工業結構有利于唐山市的經濟擴散式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在談到唐山已經成為全省經濟中心城市時，唐山市副市長辛志純表示：“唐山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讓他感到擔心。唐山工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95％以上，基本都是工業，工業當中鋼鐵占54％，建筑業占到17%，其余是一些建材、化工、裝備制造。這些情況非常典型，唐山是一個依賴資源的重化工基地。以2007年為例，唐山市產鋼5118萬噸，占全國鋼鐵總產量的大約10%，現在具備冶煉能力的鋼鐵生產單位有57家，經過整合，已經形成了17家集團形式的企業。但是現在這57家的鋼鐵企業當中，還有1000萬噸的落后產能是屬于國家限期淘汰的，2500萬噸的水泥產量當中，有一半是國家限制類的立窯生產。唐山的產業結構有問題，唐山確實存在著能耗高、污染嚴重的問題。”辛志純認為，唐山的經濟發展將會出現四個難以為繼：“第一，資源支撐難以為繼；第二，環境容量難以為繼；第三，經濟健康持續發展難以為繼；第四，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難以為繼。這四個難以為繼是對唐山資源環境問題的一個科學、準確、清醒的認識。正是有了這樣一個認識，才使得唐山人民痛下決心，堅決下大力氣解決唐山的環境污染問題。”
    　　面對困局，辛志純表示：“2008年1月，我們自找壓力，在全市開展‘節能減排安全整頓攻堅聯合行動’，這個聯合行動，涉及到政府各部門，力度大，直接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在提交的報告當中，這個效果社會反映是非常強烈的。”
    　　唐山是資源型城市，在生態保護上有歷史欠賬。對唐山而言，落實科學發展觀，要害在于能否走出一條創新驅動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闖出這個關，走出一條這樣的路子，唐山就能持續發展起來；闖不過這個關，也許唐山在三五年之內，還能保持經濟的高增長，但從長遠上難以持續發展。張文臺副主任委員表示：“把生態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建設’中的一大建設，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理解生態文明的精神實質和重大意義，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大戰略問題之一。”
    　　張文臺說：“通過調研，我們感到建設生態文明是對社會主義規律的一種新認識，也是科學發展觀的一種新應用，更是我們推進經濟建設的新要求。將建設生態文明納入小康社會目標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作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標準提出來，可以說是在理論上的重大飛躍。聽了一些匯報，感到鼓舞的是生態文明已經納入了各地整體發展規劃，并且已經形成了一些工作思路，有了一些強硬措施。特別是依靠科技發展、靠科技節約能源、靠科技創造能源、靠科技優化能源。”
      山西：資源貢獻大 生態破壞重
    　　作為華夏文明發源地之一，這里既有璀璨悠久的古代文明，更具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稟賦。改革開放以來，山西提出了“建設國家新型能源和工業基地，構建充滿活力、富裕文明、和諧穩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的指導思想。但目前山西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情況還是非常嚴重。
    　　山西省副省長牛仁亮在談到環境生態治理的問題上，總結出了一個小問題，一個大問題。第一個是技術上的小問題，第二個是制度上的大問題。他說：“第一個，環境保護部對各省生態環境項目基金的項目支持，我們國家治理污染的費用來自各省的排污費，收取這個排污費的10%要交到環境保護部，按照全國的情況來部署項目，重點安排，這是很好的安排。但現在的情況是環境保護部在制度上每年每個省的項目不能超過8個，一般是6-8個。每個項目的資金不能超過800萬元，就到極限了，也就是6400萬元，不能突破。但是我們山西省，每年排污費是2.8億元，占全國的16.6%，按制度要交2.8億元，但國家只能給我們6400萬元，現在有些時候還不一定能達到這個數字，這就是制度問題。山西省是一個污染大省，環境生態破壞是全國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我們還要給別的省份作貢獻，我們交了2.8億元，得到6400萬元，我們的2.16億元就支援給全國各地了，制度設計有不完善的地方，山西是資源大省，同時也是污染大省，正因為能源貢獻派生出來污染，國家應該給我們更多的資金支持。”
    　　在制度性建設上，他舉了幾個例子。他說：“比如說投資不足的問題，生態成本高的問題，生態補償的問題，這些問題聚集在一起。企業污染，誰污染誰治理，中央的思想有了，但是現實中做不到這一條。從法律上，你把污染者起訴到法院，法院最多就判罰120萬元，他污染獲得的收益1200萬元甚至1.2億元都有，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受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還沒有發言權。你這個企業污染肯定對這個城市造成破壞，老百姓沒有地方去發言，沒有這樣一個機制去解決這個問題，而這些企業老板好辦，他可以舉家移民到沿海。我們省這些煤焦企業的大老板，在沿海，北京，買很多房子，生態移民的情況很嚴重。普通老百姓深受其害，但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污染大戶有能力、有資金到生態好的地方去，大老板兒女上學就有乘飛機到北京的。”
    　　牛仁亮有一個建議，就是要通過全國立法，徹底地用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環境問題。他說：“有必要制定一個排污標準，任何企業必須按標準進行排污，如果達不到標準，可以不懲罰，也不關停，國家就收取足額的費用，什么叫足額呢？就是政府來治理，政府來投資來建立，政府可以招標，可以讓別的企業來處理，做脫硫、脫氮。你排多少污染物，需要多少費用去治理，就收多少費用，就這么簡單。”
    　　張文臺表示：“現在單單地進行減排已經不足以推動環境保護工作，我們要從保護生態的角度出發，包括一些文化的影響，使生態環境進一步得到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比如說運煤車超載致使修建的高速公路被破壞十分嚴重。面對這樣的現實，我覺得山西省這些年來確實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這是基礎。產業結構調整不了，排污問題就解決不了。淘汰落后企業，發展先進生產力，這是根本問題。二是加大了科技支撐。現在看來，生態環境建設出路還是在科技。產業結構不升級是不行的，調整產業結構就是淘汰落后的生產力。發展循環經濟必須要高科技，現在看來，不走這條路是不行的。鄧小平同志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現在得到了充分體現。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時候，我們必須堅持一個思想，那就是怎樣符合高科技，符合生態科技，不符合的，甚至對著干的，就要淘汰它。三是要靠科技支撐，這點要形成共識。四是重點治理，抓住河流的重點治理，重點突破，帶動一般。五是國家要完善法制。人大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法律法規，確保工作的順利進行。”
      江蘇：綠色生態環境是沿海地區的生命線和高壓線
    　　改革開放以來，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到建設國際性制造業基地，江蘇在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培育新的產業優勢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出現了諸多問題，比如工業垃圾、污水處理等，太湖爆發的藍藻事件就是其一。如果沿海經濟發展起來了，但沿海生態環境破壞了，海洋污染程度加劇了，這樣的開發是失敗的開發。綠色生態環境是沿海地區的生命線和高壓線，必須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要把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貫穿于沿海開發的整個過程和各個環節，開展大規模生態建設，為沿海人民創造一個碧海、藍天、綠水、青山的生態家園。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生產總值年遞增12.4%，超過全國平均增速3個百分點。自1992年起已連續15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增長，總體上已步入工業化轉型期、城市化加速期和經濟國際化提升期。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認為，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資源能源消耗偏高。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來支撐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環境承載能力偏弱。工業快速發展對環境保護壓力增大，尤其是水環境治理任務仍很艱巨等問題。因此，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刻不容緩，不僅事關全局、事關長遠的戰略舉措，也是提升江蘇綜合競爭力、推進又快又好全面發展的緊迫任務。
    　　談到江蘇省生態保護、污染治理問題，梁保華總結了“四個加大”和“四個優先”。他認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強化經濟結構調整，通過倒閉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對高耗能、高排放企業的治理，關停了大量小化工企業；通過加快污水處理廠建設，加大對鋼廠改造和電廠脫硫改造，從源頭上進行污染減排；加大執法力度，以鐵的手腕治污，加大執法力度，尤其對于太湖的治理，對每條河流都明確責任，實行“河長”制；加大投入，各級財政都加大了投資，尤其是對太湖的投資每年增加20億元。“四個優先”即環保優先，節約優先，富民優先，科教優先。
    　　特殊的地理環境決定無錫是一個對環境十分敏感的地方。在太湖的治理上，無錫市市長毛小平說：“對于太湖的治理，從上到下把它放到最最突出的位置。太湖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富營養化，因為經濟的發展，人口過多，產業過多，事實上經濟發展水平比過去高了，未來可能還要高。一些國家更高，例如新加坡、日本，他們經濟的總量是我們的3倍，人口密度是我們的好幾倍，但是新加坡是世界水環境保護最好的，大阪也是世界最好的，而大阪經濟發展是我們的二三十倍，工業規模也是我們的10倍以上，水環境保護也是一流的。蘇南地區實現工業化進程形成了經濟區塊分散的特點，散就形成了治理難，一散一難，而且污染漫山遍野，進入河網，進入太湖，所以在空間尺度上要集中。人要向城市集中，產業要集聚，然后功能規劃，在空間化調整后會創造一個好的工業區。”
    　　毛小平表示，恢復生態平衡不是消滅藍藻，它也是一個物種。“生態平衡的恢復是需要時間的，中外治理經驗以10年、20年、30年為期。到現在撈藻船依然在，也就是說明哪怕我們花了10年、20年把太湖治理到三類水以內，它依然會出現，所以不要把藍藻看得太嚴重。政府機構要從正面治理藍藻。”
    　　張文臺說：“由人治向法律治理的轉變，只有法制才是長期的、穩定的、強有力的保障，任何一個領導都是有局限的，我們還是要三大監督措施相結合，領導監督、群眾監督、媒體監督聯合起來看問題才能把問題看全面。我覺得監督前移也很有必要，比如說政府審批計劃，人大去監督，實施計劃合理不合理、科學不科學、符不符合環保人大都要進行監督。對重大項目規劃進行監督，避免建成以后造成損失。在建設中是不是按照方案實施，也要進行監督，防止造成浪費。建成之后對運行管理情況進行監督，對重大建設項目的全過程都要進行人大監督。現在的監督是被動的，是對既成事實的監督，對已經造成損失的監督。這些都對我們的報告有很大的啟發。要總量控制，不要超標總量，要實行科學的整治，要恢復生態，這是從根上治理。如果沒有領導的高度重視、很大的決心、很大的魄力、很配套的措施，是辦不成的。”
      浙江：建設生態城市 推動新農村建設
    　　浙江省作為經濟發達地區，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和歷史人文環境條件。
    　　在杭州市，調研組考察了京杭大運河綜合整治與保護開發工程和中國首個國家濕地公園——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千年京杭大運河在“保護第一、生態優先、拓展旅游、以人為本、綜合整治”的理念支撐下，自2002年起，通過5年的整治，兩岸環境發生巨變，成為市民休閑養生的絕佳場所，實現了人文與環境的高度和諧。目前正在開展二期工程，準備用4年(2007-2010年)時間，實施水體治理、文化旅游、綠化景觀、路網完善、民居建設、土地整理“六大工程”，突出水質改善、古建保護、企業搬遷等“五個重點”，進一步推動運河保護。西溪國家濕地公園作為我國城市區域唯一的集城市、農耕濕地和文化濕地為一體的罕見濕地，實現了開發與保護的和諧統一。
    　　在湖州市，調研組充分體會到生態文明建設給當地人民帶來的好處。湖州市盛產甲魚，三縣兩區盛產竹制品，還有旅游業，這些都是湖州市重要的經濟來源。湖州三縣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市的53.7%，如果生態環境搞不好，就會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個人的經濟收入。湖州市不僅歷史悠久，還是中國聞名的國家環保模范城市。湖州市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孫文友表示，湖州十分重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孫文友說：“近年來，我們緊緊圍繞建設生態市目標，深入實施了‘811’環境保護行動，推進和鞏固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污染整治；積極推進綠色礦山建設，加快推進礦山復墾復綠工程；加強生態公益林建設，新增省級重點生態公益林7.1萬畝。特別是作為國家‘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的重點區域，我們始終把水污染防治工作作為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重中之重，切實加大防治力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改善了水環境，使湖州成為太湖流域水質最好的區域之一，努力把湖州建設成為長三角地區最宜人居住和創業的現代化生態型的濱湖大城市。正是由于切實加大了防治力度，在2007年5月太湖藍藻暴發事件中，湖州入湖口處的水質沒有超標，引用水源也沒有受到大的影響。”
      2009年遼河行
    　　2009年，“全國生態文明記者行”繼續按照“哪里有成就，哪里有經驗，哪里有問題，就向哪里行”的要求，深入到七大江河之一的遼河第一線，做實地調研。這意味著：流經我國生態環境脆弱、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和污染較重的冀蒙吉遼四省的遼河及其流域將備受關注。
    　　本次遼河行將對中國七大江河之一的遼河流域展開實地調研。調查當地生態環境狀況，探討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之際，如何協調好生態環境建設和經濟和諧發展的問題，以此推動其他資源性省份或城市的生態環境建設，以更好地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生態文明，建設和諧社會。
    　　在遼河行啟動儀式上，張文臺表示，生態問題不僅是中國的問題，更是世界性問題，關系到全人類的發展和未來。當前經濟危機形勢仍未見底，國家把環境建設作為拉動內需的重要舉措之一。也許有人認為，為了拉動內需新上項目、擴大規模或恢復生產，就可以放松對生態環境的治理和保護，這一點，中央說得非常明確，發展經濟，拉動內需，都不能以損害生態環境為代價，生態環境保護仍然是一票否決。全國生態文明記者行活動就是要告訴群眾，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全社會的人、智、財、物的參與，需要地方各級政府、各企事業單位對中央方針政策不折不扣地執行，堅決打擊和制止陽奉陰違、甚至背道而行的現象。
    　　 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必須考慮到長期需要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就我國的生態、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各方面而言，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發展戰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總體上的協調。但是，要使生態、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共進，就必須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必須考慮到長期需要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必須有利于環境保護。這就要求我們在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努力作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協調發展，實現人類與自然界關系的全面、協調發展，這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