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讓我們前行－－汶川地震周年祭

 

 

 

　　汶川地震周年祭：遇難人數統計艱難行進

　　87150——這是汶川地震近一周年時，死者及失蹤者數字的總和。劇烈的地震波把他們拋向廢墟，永久掩埋。今天，部分遺體仍然躺在殯儀館無人認領，他們的親人或許躺在另一個地方。

　　87000——向南去，新縣城。對于老北川人來說，回不去的廢墟才是他們心靈的故土；對從其他地方遷來的8.7萬新北川人而言，新縣城帶來了機會和希望。

　　1500——1500多名北川縣官員劫后余生，但他們承受著難以言說的壓力。與平民相比，他們活著似乎需要更多勇氣。

　　461——一批掛職者。掛職往往意味著“到基層鍛煉，回來后等待提拔”。但這批干部是在非常時期、前往非常地區、接受非常任務，并不屬于原有的選派計劃之列。

　　230——這是再孕母親的群體。她們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而在今天，希望即將重生。新生兒的到來與遇難的哥哥姐姐有著很大關聯，包括可能會用他們的名字。

　　20——20對新人在廢墟上舉行了婚禮。白色的婚紗是對未來生活的期待，也代表著對逝者的祭奠。

　　2——三口之間被地震變成了兩口之家。一年過去了，那些被地震奪去孩子的父母，是否能從傷痛中走出？

　　1——當死神在災區肆虐時，他(她)出生了。他們中的不少人擁有了震生、震搖、車生或者篷生的名字。因為充當產房的，有帳篷、公交車或者板房。

　　1/2——他們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肢體，折枝的花兒還能否綻放？

　　汶川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今天，我們緬懷逝者，關注生者，我們亦試圖尋找一個生命和情感共同體。

　　他們曾經有共同的生與死，共同的淚與痛、悲與喜、愛與恨。

　　此前，他們是缺乏聯系的個體；但在2008年5月12日后，因地震波的沖擊而連在一起并被重塑。共同的命運感，把他們的生命烙上了同一印記。生與死，是這一代人無法逃避的命運——他們一起體會了生命面對自然時的脆弱和無助，另一面則呈現出光輝與尊嚴。

　　這就是汶川一代。

　　87150 　　遇難人數統計艱難行進 　　通過DNA確認死者身份異常艱難。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已有相關保障條款

　　本刊記者/ 嚴冬雪(發自四川都江堰、北京)

　　黑色的數字停留在2008年9月18日中午12點。官方確認，截至此時，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另有17923人失蹤。

　　“現在還失蹤的人數生還的希望已經很小，死亡和失蹤人加在一起，超過8.7萬人。”此后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史培軍稱。

　　直至汶川地震接近一周年時，官方給出的這個數字仍無變動。只有在歷經劫難的山巒或平地之間，陸續添上了一座座新墳。

　　不少墳前依然空著——沒有墓碑，或者任何標志。被水泥封存的，除遺體之外，還包括墓主的身世姓名。

　　生者正在試圖改變這種“無名”的狀況。2008年5月20日， “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據庫就已經由民政部、公安部、衛生部建立。www.512DNA.cn——民間機構設立的“5·12汶川地震基因尋親網”也隨后開通。

　　但地震一年后的工作進度表明，事情比想象中的困難。成都轄區都江堰市市殯儀館館長劉良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館內曾存放過134具地震死亡者的遺體，至今仍有69具無人認領。而在被領走的65具中，僅有39具是通過DNA認領成功的。

　　2008年5月16日，由成都市各大刑偵隊派來的法醫集中在都江堰殯儀館，提取無名遺體DNA、保留遺物并編號。6月20日，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的醫務人員在殯儀館辦公，統一提取成都所轄全部市縣的遇難者家屬DNA。

　　7月開始，有人比對成功。“第一批就送來了15個比對成功的通知。”劉良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隨后的兩個月里，不斷有比對成功的通知出來。到了10月，公安部門打來的電話就越來越少了。

　　一名70多歲的老人，多次辨認無果。2008年12月，老人第11次辨認的時候，終于認出了照片中女兒衣服的一角。這件衣服的大部分地方都被血或其他東西染色了，僅余下擺的一條花紋清晰可見。5月11日晚，女兒到他家吃飯，穿的就是這件衣服。最終，DNA比對證實了他們的關系。

　　“另外，有些遺體從頭到尾沒人來找過。”劉良志說。這可能是遇難者已沒有家屬，或是家人至今不曉得他(她)的去向。

　　在成都市所轄12個縣市的殯儀館里，至今有約120位無名遇難者尚未確認身份。這些殯儀館收到的大多是來自市區的遺體，不包括山區里大量無法運送、就地掩埋的遺體。這讓劉良志等殯儀館負責人非常為難——按規定，無名骨灰由殯儀館保存超過一個月，館里就會發布公告，仍無人認領的話，會集中掩埋。但地震這一特殊情況打亂了這一常規操作。

　　同樣為難的人還包括四川省的地方官員。一方面是準確的遇難者數字，還包括異常敏感的學生死亡數字。

　　2009年3月8日，在位于梅地亞賓館的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要求公布學生死亡人數。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回復：死亡人數的確定，須按照有關部委的規定進行，涉及的工作和過程都很復雜，需要對遇難者的遇難地點、基本信息、本人的情況等進行核實和查證。“因此在遇難者數字沒有最終確定之前，對遇難學生人數也很難給出準確的數字。”

　　此外，更多的人開始對遇難人數統計仍未公布感到焦慮。于是有志愿者開始組織自行統計，他們采取走村串戶的方式，挨家詢問、確認遇難學生的姓名與信息。

　　在位于北京市草場地的一家藝術工作室里，志愿者們的“指揮室”里擺放著十幾臺電腦。墻壁上貼著大幅的四川地圖和志愿者信息。“職業”一欄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IT人員、家庭主婦、僧人??

　　2008年年終，參與過鳥巢設計的藝術家艾未未開始準備在慕尼黑的一個展覽，作品跟死亡有關。這時他想起了在災區看到的書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誰用了這些書包，他們叫什么名字。”艾未未說，這樣的書包，至今仍擺在他工作室院內的桌旁。

　　但官方并無遇難學生的名單統計，艾未未的同事開始給四川省民政廳撥電話，得到的回復是：去問公安廳。但公安廳又說歸民政廳??到2009年3月13日，這一天里，艾未未和同事們總共打了150個電話，除了一位校長正面答復有兩名遇難學生。其他的149個電話詢問，均被以各種理由拒絕。

　　在中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中，有專門寫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后重建中的人權保障。其中“尊重遇難者，對地震中遇難和失蹤人員登記造冊并予以公布”一條被單獨列出，與保障住房、就業、公共設施建設一起，位置明確。

　　87000個新北川人 　　“最大最好”的縣城

　　向南去，新縣城。

　　對于老北川人來說，即將開始的生活，是劫后余生的安身之所；而對于新北川人而言，新縣城是全世界的焦點

　　本刊記者/王剛

　　楊曉丹的老師，有時候講課講到一半，就會跟他們說起新北川，以及那個尚停留在圖紙上的新北川中學。

　　老師的描述，讓孩子們充滿希望，那里將是全國最大的縣城。她還勸孩子們，高中繼續報考北川中學。因為那里有最好的老師、最堅固的教室。老師們每次都會用一個更新的“最”，來描述這個想象中的學校。比如最受關注或者最具希望等等。

　　關于新北川的話題，從去年開始，老師跟學生們已經重復了無數遍。而直到今年4月30日，新北川中學的規劃圖紙才公布出來。從紙上看，它的確符合此前老師們那些“最”的贊譽。

　　“五一”節假期，老師給學生們布置了一篇作文，《新北川，我們的希望》。

　　而在楊曉丹的作文里，寫的卻不是新北川，而是一個有關南方的故事——

　　“老師時常跟我們講起新北川，以及新北川中學。它就在我回家的路上，在老縣城的南方。我向往南方，去年我去了南方的廣州，待了7天??”

　　念到這里，她停下了，說她寫得不好，跑題了。

　　楊曉丹是個地震遺孤，父親是北川供銷社的臨時司機。舅舅是供銷社的領導，因為這層關系，父親才找到這份工作。母親是家庭婦女。在去年的地震中，只有她走了出來。

　　如今，數得上的親人還有一個三姨了。整個“五一”假期，楊曉丹就是在三姨家過的。三姨家在老北川中學門口的一所簡易窩棚里，自己蓋的，不屬于任家坪板房，也不屬于老縣城，是新北川縣城不被關照的那千分之一。三姨一家將來不打算入駐新縣城。

　　在去北川任家坪路上，記者碰到了龍浩。

　　他是北川中學初一的學生，一年前他在劉漢希望小學。他們學校的孩子在地震中，全部奇跡般地生還了。

　　一年來，他跟每一個關心災區的人重復著這個事實：我們家和學校都沒事——仿佛這個事實讓他有些不好意思。

　　新北川，就在他回家路上的右手邊。他說，那里立起了一塊“再造一個新北川”的巨大廣告牌。

　　北川中學現在在綿陽的長虹中心開課。每半個月，他都要從綿陽回一趟家，他的家在北川老縣城北面的鄧家村。每次回家，在路上都要花費將近4個小時，還要穿過廢墟中的老縣城，而新北川就在回家的半路上。

　　他知道新北川將來會很好，但說不清具體好在哪里。

　　可他的家，將來也不搬到新北川，還在鄧家村。和綿陽還是老距離，80多公里。

　　“新北川”這個詞，對大多數北川人來說，完全是個新詞。它最早出自溫家寶去年5月22日去北川說的一句話，“我們要再造一個新北川”。

　　北川人心境里的北川縣城在北邊，去望鄉臺能看到。

　　“望鄉臺”，此前叫三道拐。在那里，向北是故鄉的大山，北川人在那塊狹窄的區域里已經生活了1400年。

　　在綿陽市郊的永興板房和任家坪的板房里，住著北川老縣城幸存居民的四分之三。白天，年輕人們都試著出去找活干，板房里只有老人。他們心里的家，一直在老縣城。清明節的時候，回去的孩子們說，那里的桃樹，沒人管，已經結了果實，拳頭般大。

　　對此望眼欲穿的，是那些被稱為“新北川人”——剛剛被劃入北川管轄的安昌、永安和黃土鎮的人們，新北川人大約有87000人。而劫后余生的“老北川人”在其中，屬于沉默的少數，不足兩萬，或者更少。

　　1

　　一年前，6月8日的中午。

　　村支書榮昌洪在壩上巡視地震棚，大喇叭里播報著唐家山堰塞湖爆破倒計時的消息。

　　榮是黃土鎮常樂村的村支書。這里距離北川縣城35公里，地勢開闊、平坦，安置著2000多北川災民。

　　剛剛過去的地震波，與其說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顛覆，不如說對他們的未來給出了機遇。

　　后者在這天的中午被證實了。

　　5架直升飛機盤旋在黃土鎮的頭頂，好消息在第二天傳來。

　　中央電視臺當晚報道說，北川老縣城的重建地點初步選在安縣黃土鎮的板凳橋。板凳橋，就是常樂村口的那座小橋，跨安昌河，連接著鎮東的溫泉村。

　　一時間，板凳橋出名了。

　　“中午的直升機是來航拍的，安昌河道里的鴨子都看得清楚！”看到新聞的村民們印象深刻。

　　黃土鎮此前屬于安縣被忽略的地方，位置不南不北。幾年前，北面的安昌鎮是縣府的時候，除了路過，這里很難引起注意。后來縣府搬到花悄，黃土鎮連路過都很少了。

　　常樂村屬于黃土鎮富裕的村子，因為唯一的縣級公路在這里通過，而河對岸的溫泉村就沒這么幸運了，當地下雨一身泥，天晴一身灰。

　　去年“5·12”之前，溫泉村還在商量建村公路的事情，每戶拿660元，沒人掏腰包。“5·12”地震后，這里也是災區，村里一個婦女摔斷了胳膊。山東的援建隊伍，為村里修了公路。

　　北川縣城選址板凳橋。這個消息對橋兩頭的溫泉、常樂兩村的確是個好事。此后，守電視成為了村里人的頭等大事。全國各地的記者往這里涌，關注災區的熱心人電話不斷。

　　不久，這里的災情也受到了關注，媒體報道，黃土鎮的災民安置點，糧油奇缺，急需帳篷100頂、純凈水無數。

　　好消息接連不斷，黃土鎮的村民傳言，北川重建全國關注，世界矚目。新北川將建成全國最大的縣城，投資上百億。具體是個什么概念，村民們也說不清楚，總之肯定是比安縣大，只比綿陽小。肯定是個好地方，公共設施是最好的，房子也是最寬敞的。

　　聚光燈下，這個此前被忽略的小地方開始升溫，村民們突然覺得自己變得重要了。對安縣的離心力越來越大，反正此前也一再被忽略。有人開始悄悄往回遷戶口，那些此前嫁出去的、搬出去的空掛戶，開始“鳳還巢”。

　　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在黃土鎮已經甚囂塵上，而老北川人還在綿陽的九洲體育館里摳日子，在他們眼里新希望還不如當天的面包、礦泉水來得更實在。重建選址的消息，在報紙上被另一則頭題所淹沒：北川災民安置妥當。

　　況且，他們的大多數在那個時候也不相信，真的回不去了。

　　2

　　傳聞最終得到證實，是在7月12日。

　　當天，溫泉村的村支書涂文獻接到安縣通知，黃土鎮安昌河東的4個村子，即日起轉為北川代管。這其中就包括溫泉村，卻少了常樂村。

　　所謂代管，就是兩頭管。安縣的工作要做，北川的任務也要干。當時，只有指示，沒有文件。但離新希望又近了一步。

　　“當天，北川縣長經大忠就跟我們見了面。”涂文獻感覺明顯被重視了，“此前別說是縣領導，就是鎮領導我們也難得見。”此前被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安縣的人口有50萬，差不多是北川此前的4倍。

　　早在5月22日，北川縣委、縣政府臨時辦事處在安縣安昌鎮掛牌。這里幾年前曾經是安縣的縣府所在地。2002年，縣府搬遷花悄，安昌自此被冷落。

　　隨后，北川縣的行政機構相繼來此借地重生。北川幸存的1500多名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也搬進了安昌鎮。

　　在他們剛到安昌時，街上的標語四處醒目，“安縣、北川是一家。難兄難弟心連心，渡難關。”

　　但沒過幾天，安昌的房租就開始飛漲起來了，此前三四百元一年的房租，漲到了3000元。飯館的菜價也跟著翻。

　　和所有曾經繁華的城鎮一樣，這里只有一個十字路口和紅綠燈，卻總讓全國各地的外來者為此暈頭轉向。出租車在這里跑一天，比在綿陽還掙錢。

　　此前北川只有23輛出租車，遠遠不能滿足當下的需求。同樣水漲船高的是，一套出租車手續去年18萬，現在這個價錢是26萬。

　　7月，得知距離新北川的希望更近了一步。黃土鎮溫泉村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戶籍回遷潮。此前的超生戶，開始主動繳納罰款了。村里的光棍，在那短暫的半年里，找對象也不愁了。每天都有村民追著涂文獻簽字、蓋章。直至年底，村里平添了300多口人。

　　3

　　河對岸的新希望，讓常樂村民紅了眼，因為他們被新北川排除在外了。

　　村民們開始不服氣，當初新聞上說的好好的，新北川要在板凳橋重建，怎么突然就變卦了，丟下了我們。

　　他們決定討個說法，向綿陽市政府主動申請入羌，歡迎新北川重建征地拆遷，從常樂村開始。

　　在村支書榮昌洪看來，事態之所以出現反復，是因為常樂村條件好，人口多，也比河西四村富裕。安縣這邊是舍不得割肉。

　　無奈，好處明擺著，要不是做規劃的人是來自北京的專家，而且此前有板凳橋一說，黃土鎮所有的村子都恨不得一夜入羌。

　　常樂村的入羌申請遞到了綿陽，一時間，有關新北川的重建消息，卻戛然而止。

　　這期間，重建選址出現過一番爭論。

　　有專家提出，重建應在擂鼓鎮，另有一些專家認為，可以吸取國外經驗，原地重建。

　　直到9月1日，溫總理又來到了北川。

　　第二天，報紙上說，新北川重建將選址安昌東南，劃安昌河而治。河東北川，河西還屬于安縣。

　　新北川還是沒有常樂村的份，村民們的新希望看似落空了。

　　因為抱著希望，常樂村的村民又嘗試了各種辦法，他們申請綿陽市上報四川省，表達了他們入羌的迫切心情。

　　11月，綿陽市在上報四川省的新北川規劃里，最終增加了黃土鎮的常樂和紅巖兩個村子。

　　不久，在歷時5個多月后，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北川新縣城的選址。

　　今年2月，民政部正式批復了行政區劃調整的方案：將安縣的安昌鎮、永安鎮和黃土鎮的6個村子，劃歸北川羌族自治縣管轄。

　　如今真的成了自己的地方，老北川人，卻遭遇了新北川的矛盾。

　　4

　　對于那些將來的新北川人來說，想要好生活，把事情弄得更復雜就好辦了。

　　規劃初定，黃土鎮的6個村子內部就鬧開了。導火索就起于當初的那些回遷戶。那些新轉入戶口的人，希望在之后的征地中落到好處，分地、分錢，而此前的原住戶不干了，兩撥人的矛盾，越鬧越大。

　　短短幾個月。溫泉村遷入了300多口人，此前這里的人口有1000多人。常樂村雖然確定的遲，也遷入了200多口，占此前人口的十分之一。

　　按照政策，今年2月11日前遷入的住戶，原則上都享受住房補貼和土地補償。但經過各村民大會的討論，去年“5·12”之后遷來的這些人，只能享受的住房補償，而不能享受土地補償。說白了，落好處可以，分地、分錢就不行。

　　矛盾還遠不止這些，對于那些超生戶，村民們也第一次有了集體的反對的意見。

　　按照征地政策，獨生子女將多享受10平米的住房補償，而家里超生的，多一口人，卻可以多得35平米的住房補償。

　　因為利益，村民們覺得眾兄弟生來從不平等。涉及拆遷的黃土鎮6個村子，人口2萬多，意見沸沸揚揚，鬧得外來人更是眼紅。街面開始盛傳，黃土鎮的人，依靠拆遷發了。

　　在常樂村，新老住民的矛盾尤其激烈。因為村里比較有錢，現有22萬現金，村后還有一片山，700畝，屬于村集體的，最少也值幾千萬。

　　按照村支書榮昌洪的想法是，這筆錢將會統一按照2009年3月18日的戶籍人口，按比例分給村民。新來的村民，可以少分點。

　　而今后，新北川城區中，常樂村還建社區的門面，有70%也是屬于村集體所有，每年同樣可以分紅。

　　但村支書的意見，村民們不干。原因還是一個，新來的人，分羹肯定不行。在這個事情上，少數服從多數，與政策不符；多數遷就少數，就意味著大家吃虧。

　　問題從去年年底，一直留到今年5月。

　　今年2月，常樂村來了一個新的副書記車軍。

　　他是北川縣下派的協調組成員，老北川干部，屬于真正的災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讓一個地震中的災民去協調重建拆遷中的復雜糾紛，這個古怪的身份讓車軍一開始就受不了。一方面他帶著老北川人的重建家園的囑托，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照顧常樂村民的日子。“都是農民，不能因為我們受災，就讓人家吃虧，占人家地”。

　　到任第一天，村支書榮昌洪就召集開了一個村民大會。在會上他說，新北川縣城修在我們這里來之不易，大家當初都爭著搶。這是北川人民用兩萬多生命換來的，我們要珍惜。

　　話說到這里，車軍就不好受，剛到任第一天，就讓村民們把自己當災民對待了。

　　但災民的身份也有好處，一亮這個身份，村民們此前雞毛蒜皮的糾紛，也就暫歇了。當然，不能因為北川死了人，就跑去鄰村搶房占地。有時候，村民們的話也說得很難聽。

　　私底下，村民們也問車軍，聽說你們北川地震后，失地補償是按照30年給的，為啥我們只給16年。

　　車軍說，我們沒有補償，地是被大自然強征的，找誰說去。

　　5

　　在新北川的規劃地，就是那個廣告牌子的后面，新北川人和各地的游客遠遠要比老北川人自己更關注這個舉世矚目的工程。

　　他們每天圍在那里，他們要看看這個“全國最大”的縣城是怎么建起來。所謂的全國最大，也只是個傳聞，那個最大的縣城，事實上在新疆，是新北川面積的十倍。

　　但即便如此，“新北川人”還是能夠找出一系列的“最”字來形容這個新希望。

　　至于板房的“老北川人”，他們對于“最”，有著更深切的體會，5·12地震，北川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地方。

　　對于那些懷著旁觀者心情的外來者來說，這里是物價漲得最快、經濟最具活力的地方。

　　重慶學生潘強，去年寒假來災區旅游，他起先以為自己可以是個志愿者，但走到黃土鎮，他就停下來了。他要看看來自山東的8萬建筑工人是怎么再造一個城市的。

　　他退了學，花錢租了鋪面。當時，黃土鎮的鋪面比此前漲了10倍。

　　從2月一直到4月底，他連山東工人的影子都沒見到。起初聽說3月初新縣城奠基，后來拖到4月底，直至最終的說法是，5月12日，新北川中學奠基。

　　但當地的房價卻隨著開工的日期接連飆升。大街上隨處可見淘金者和旅游客，他也已經簽了青島啤酒在當地的代理。

　　在采訪中，遇到一個對新北川充滿希望的老北川人，是一個絕望到曾經試圖自殺的女人。

　　她是北川的社保員楊艷，在地震中失去了老公和女兒。

　　在今年4月，她嘗試過自殺。被救醒后，看到還有那么多人在關心自己，尚不算孤獨。

　　她試著找個理由繼續活下去。于是，她在大街上看到了那個宣傳語——新北川，我們的希望。

　　她覺得，至少為了這個，也該好好活下去。

　　1500 　　不是北川人，想象不出那種痛 　　他有過動搖，但反復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

　　本刊記者/周華蕾王剛(發自安昌)

　　在北川，人們更真切地直面這些障礙：失去親人，流離失所，一無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們，或許還需要加上一項挑戰：建設新北川。災后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條橡皮筋繃到了最極限。誰也說不準什么時候，什么事情，會成為壓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一年，農辦主任董玉飛和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新的不幸，發生在北川1500多名幸存干部中間。

　　1

　　任明(化名)開始酗酒。

　　被“5·12”地震奪去母親、妻子和1歲多的女兒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還喝，“喝到連縣委書記在旁邊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縣一名副科級干部，大學畢業便考取了公務員，仕途一帆風順。他曾經積極向上，是縣里重點培養的干部。

　　地震后，他變了一個人，以前看來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現在都無所謂了。他常常顯得很毛躁，拿著手機不停地摁來摁去，喜歡抖腿，也不介意在記者面前，把雙腳翹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體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喪偶的390人，父母遇難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這樣的有16人。中共北川縣委組織部提供的一份抽樣結果顯示：“11.7%的干部表現出明顯的抑郁傾向??甚至會產生有關死亡的思想和自殺的觀念。”

　　干部們聚餐時，總是約定，“今天不說地震。”“但不知道為什么，邊吃邊喝，總又聊到這個話題上。最終都以一兩個人大哭收場，如此反復。”北川縣交通局局長蹇斌苦笑說。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們迎來送往的禮數。現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壓抑，或者發泄。因為職責在身，相當多的干部在災后第一時間，只顧上安置群眾。這成為許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干部的心結。

　　蹇斌曾在距離北川縣91公里的青片鄉擔任黨委書記，妻子和女兒在北川縣城。地震發生時，他在山里，負責主持鄉里的工作，走不開，也得不到關于親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機離開青片鄉，在朋友家見到從曲山小學逃出來的女兒，但他再也沒找到妻子。

　　“我現在都很難原諒自己。見到女兒那會兒，心都碎了，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不顧了，只想和她在一塊兒。”

　　2008年七八月，蹇斌在南京開公司的姐姐，想讓他過去幫忙，每個月1萬多元的工資。南京最好的小學也表示，可以免費讓他的女兒就讀。

　　他有過動搖，但他反復考慮，還是留在了北川。“那時山東的援建隊伍都過來了，我是北川人，把事情留給人家做，道義上過不去。”他也需要替妻子照顧岳父岳母，“他們老了，走不動。”

　　任明是綿陽市涪城區人，考慮到他的家庭受災嚴重，市領導曾要他調離北川，回市里工作。他婉拒了。

　　他想，“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來。”

　　震后近5個月，北川的政府系統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時鐘，沒有晝夜，也沒有雙休日。許多人忙得停不下來的時候，悲劇發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后，39歲的農辦主任董玉飛自縊身亡。

　　在有著類似經歷的北川干部心里，董玉飛的死無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彈。大家揣測著他的死因：一是過大的工作壓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縣委的領導班子高度緊張，迅速出臺關愛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干部正常休假，定期組織干部培訓療養。

　　很快，北川縣委組織了百余名干部赴北京、井岡山和珠海等地療養，并有心理咨詢專家陪同。據北川縣委組織部介紹，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受災干部，都是組織的重點培養對象。任明、蹇斌和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暫的休息，干部們說不上來這樣的療養有多大效用。他們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話，“那些心理咨詢專家還需要我們開導。”

　　董玉飛死后，任明的心理狀況急轉直下。跟朋友寒暄時，他們頻頻談起這個話題，更多的時候，他一個人悶在家抽煙、喝酒。同樣的問題又回來了，反復糾纏任明：“活生生的一個人，怎么突然說沒了就沒了？”

　　因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復經過老縣城。最開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邊的是省里的領導，還是山東的援建干部們。“經過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個人，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在我們的車轱轆下邊。”

　　蹇斌說，不是北川人，你想象不出那種痛。

　　3

　　2009年元旦節前后，任明被單位送到了綿陽市三醫院。5個護士24小時看護著他。

　　這是綿陽市最好的精神病醫院。趙紅醫生回憶道：“組織上緊張得不得了，絕對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患上重度抑郁癥，嚴重失眠，面孔呆滯。他整夜整夜睡不著，很多次想到自殺。因為找不到親戚照顧自己，任明打電話給朋友王雪梅(化名)。王雪梅也是一名北川干部。地震中，她失去了丈夫和女兒，再也沒有找到。

　　地震后，王雪梅做過兩個奇怪的夢。

　　一個夢是女兒。6歲多的女兒突然在學校失蹤，她到處找。最后，她在床底下找到女兒。她使勁推女兒，拼命叫女兒的名字，女兒終于慢慢睜開眼睛，看她一眼，說：“媽媽沒事，我只是睡著了。”然后又慢慢把眼睛閉上了。

　　然后她夢到丈夫。丈夫得了絕癥，躺在床上對她說：“早點嫁人，早點開心生活。”

　　王雪梅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她覺得，這是丈夫和女兒給她托夢了。

　　半個月后，任明出院，他和王雪梅確定了戀愛關系。

　　震后不到一年，大多數喪偶的北川干部都找到另一半。各單位的領導也把“耍朋友”當業余的工作來抓。外界質疑著，這樣的“戀愛潮”“結婚潮”是否操之過急。

　　失去妻子的蹇斌已經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我們需要相互依偎的感覺，早點走出來”，他說。

　　工作的弦在2008年10月驟然放松后，又慢慢繃緊。

　　對一些重要部門而言，“每天的工作忙得跟兔兒一樣，攆都攆不上”。北川干部們很難回歸到四川人閑散安逸的特質。

　　蹇斌常說，“我們是在中央的望遠鏡和全國的顯微鏡下工作。”交通部門是北川最忙碌的部門之一。因為考慮到蹇斌狀態恢復得比較好，縣委將他從青片鄉調到北川縣交通局擔任局長。同事跟他開玩笑說，這是從輕災區到了極重災區。

　　北川的交通問題是塊推不動的大石頭。哪一項重建，都離不開交通。地震和泥石流使得北川境內的道路大面積癱瘓。北川的次生災害多，山洪頻發，道路建設比較被動。

　　蹇斌以前搞農業技術，崗前培訓時還曾是董玉飛的室友，那時他巴不得下雨，“喜歡晚上聽下雨淅淅瀝瀝的聲音，非常有詩意”，但現在，一下雨他就想起第二天可能爛糟糟的路面，愁得不得了。“有時我都不想上去看了，想逃避。但不去看不行啊，弟兄們干得很辛苦，我得去給他們打打氣。”

　　迎來送往的事情幾乎天天都有，來一次領導，就得作一次報告；承包項目出去，蹇斌覺得自己像被開發商跟蹤了一樣，各方各面的說客也來了；“最痛苦的是，一到周末，可以不用想工作，就有人開著車想進老縣城，協調通行證之類，我們都跑不掉。”

　　蹇斌曾經和任明聊過。任明的抑郁癥幾乎全北川的干部都知道，但大家都替任明瞞著。蹇斌罵任明不開竅，但壓抑時他自己也會想，“很多時候，感覺人活著，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有時他又想，“咱們在帳篷里的時間都熬過來了，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實在累到崩潰邊緣的時候，蹇斌慣常的減壓模式是：工作，下班大醉一場，回家睡覺，第二天繼續工作。

　　責任感成為支撐北川干部們連軸轉下去的主動力。

　　5

　　出院后的任明，一直打不起精神工作。

　　單位很關照他，不給他安排什么事情。他承認自己無所事事，變得玩世不恭。“其實很多干部跟我一樣，有事就工作，沒事就上網打牌，下班了喝酒，跳舞，該耍就耍。”他不避諱向記者提起日常生活。

　　王雪梅自認是一個好強的女人。因為家境貧困，她念書時一直打工掙錢，結婚后，上班的同時做點小投資，為的是不讓丈夫養著。即便家庭破碎后，她也持著樂觀的心態，有時在集體食堂為同事燒菜，之后一直照顧任明，大家都覺得，她身心健康。

　　任明的萎靡不振讓王雪梅感到很挫敗，“好像本來抓住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4月1日這天晚上，她和朋友們聚餐。席間又說起了地震，聊了很久。王雪梅開始懷念天國的丈夫和女兒。回家后，她拿出了醫生開給任明的抗抑郁藥。她記得，醫生神情凝重地叮囑過，這藥吃多了要死人的。她倒了一大捧藥片，全部吞下去。

　　清醒過來是四天以后，清明節。這一天，北川老縣城開放祭祀，干部相當忙碌，蹇斌忙到沒有時間給親人燒上一點紙。馮翔被安排駐守縣城，他選擇了兒子遇難的曲山小學，許多人看到他在廢墟上哭得雙眼通紅。

　　醫院里的王雪梅睜開眼睛，周圍白花花一片。任明坐在她身邊，一臉的憔悴。她想張嘴說話，卻發不出聲來，因為嘴里插著一根大管子。

　　接下來幾天，知道這件事情的親朋好友都過來了。王雪梅躺在病床上，哭得一塌糊涂。她說，再也不做傻事了。

　　然而在北川，十幾天后，又一起讓人始料未及的干部自殺事件發生：2009年4月20日凌晨2點，馮翔用一根紅繩子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6

　　馮翔自殺的消息在當天便炸開了。

　　馮翔是蹇斌的一個親戚。聽到消息的這一天，蹇斌突然覺得，心底那個已經遠去的影子又隱隱約約回來了。

　　一連好幾天，蹇斌心頭都堵得慌，他感覺自己很累，想喘氣。“一直覺得沒啥事”的他終于病倒了，感冒，頭疼得要命，渾身乏力。蹇斌的女朋友因此非常緊張，每天特別警覺地看著他。

　　4月26日，蹇斌婉拒了一位局長朋友的婚宴邀請。在往常，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但他實在沒有力氣了。這天，蹇斌破天荒地接受了記者采訪。他嘴唇發白，苦笑著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不知道我哪根筋抽到了。”

　　馮翔死后，灰色的情緒在北川蔓延。

　　“前幾天事情出來了，挺多人，包括我們的領導，盡管覺得鐵血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某些場合，也忍不住掉淚。”北川縣委組織部負責“關愛干部”工作的副部長馮斌說。馮斌的“小家”(指直系親屬)完好無損，他算得上北川最樂觀的干部之一。

　　究竟是什么使馮翔走向死亡？許多人試圖解開這道謎。

　　“他所面臨的思想壓力，還沒得我們的一半??”馮翔的同學、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說。去年5月12日，賈德春的妻子、女兒和父親沒能從地震里逃出來。私下見面時，他曾經和馮翔“攀比”過不幸，“馮翔至少還有老婆”。

　　得知馮翔自殺的那天中午，賈德春正在接受記者采訪。確認消息后，他沉默了十幾秒，皺著眉毛用水杯拍著桌子，他注視著桌面，小聲地重復：“按理說應該不會哦??”

　　不一會兒，他起身接水，突然大聲地罵了一句。

　　7

　　馮斌不得不承認，有些事情防不勝防。馮斌和董玉飛、馮翔相熟，他們的自殺都讓馮斌意想不到。他打了一個比方，“安全工作做得再好，礦難照樣有”。他們只能“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最大限度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4月24日，正籌備28對婚禮、為北川“沖喜”的縣委組織部，發布了進一步“關愛干部”的文件。文件提出，將對各單位受災干部進行摸底調查，并“列出不穩情緒和異常言行干部名單”，重點關注。

　　北川縣委也積極和許多機構合作，增強干部的心理干預。比如，綿陽市三醫院曾在北川縣臨時政府旁開設心理咨詢活動，整整一天，鮮有人問津。

　　“中國人避諱啊。你穿著白大褂，拉個橫幅，說我是三醫院的，如果有人去找精神病醫生，問心理狀況如何如何，同事會怎么看？”賈德春說。

　　在賈德春管理的永興板房里，住著汶川大地震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批北川人。大年三十的下午，一位母姓青年在這里自殺未遂，管委會不得不派人通宵巡查，以防更多的不測。

　　作為永興板房的管委會主任，賈德春曾當著心理咨詢專家的面，毫不客氣地說：“我希望三醫院關門。我們的心理疾病是社會產生的，應該社會去解決，在醫院里是解決不了。”

　　地震前多年一直是小學教師的賈德春向駐扎在永興板房的心理咨詢機構建議，對北川人的心理援助，應該“春風化雨，不留痕跡”。

　　而當心理學專家為賈德春的個人狀況表示擔憂時，賈德春硬邦邦地回答：“不好意思，我這個人就是銅豌豆一顆，可能我對心理干預免疫。”

　　8

　　賈德春自認實際上并不樂觀，身體很多時候也非常糟糕，但作為領導者的他必須穩住。地震過后，他度過了“特別難受特別絕望”的一個星期。2008年5月20日，他當了一名志愿者，從此馬不停蹄地工作。

　　2009年2月19日，他來到永興板房，擔任管委會主任。那天晚上他寫了一份情況匯報，要求氣象局為板房安裝避雷針。他等了兩個月，遲遲沒有回音，眼看多雷的夏天就要來了。

　　賈德春終于給逼急了，在4月20日下午來到安昌鎮的臨時氣象局，正好是馮翔自縊那天，賈德春說了一串狠話后，這件拖沓了兩個月的事情很快落實。

　　“干部有個最大的問題，必須注意形象，自己有啥子困難必須自己克服，工作上必須要做起走，這是對我們干部一個起碼的政治要求，歷來如此。”北川組織部副部長潘向東說，“干部心理有一定的隱蔽性，變化又大，天天坐一個辦公室也覺察不到，心理學家也沒辦法。”

　　馮翔的事情一發生，蹇斌的外地朋友們就想起什么似的，“都冒出來了”，有事沒事都給他打打電話，發發短信。

　　病中的蹇斌微笑著說：“時間一天天過，其實大家都感覺在變好。”地震一周年就要來了，又是交通系統最繁忙的時候。

　　外界對北川干部自殺的想象甚至超過了北川人。4月27日，因為一位網站編輯的失誤，“北川鐵人書記趙海清自殺”的消息開始擴散。那個時候，趙海清正在成都開會，接到了數不清的求證電話和短信，問的是同一個問題，“你自殺了？”

　　“北川再也經不起折騰了。”被瘋傳“自殺”的趙海清無可奈何地說。

　　任明依然是走一步算一步。他的女朋友王雪梅，“做過一次傻事”后，開始認真思考活著的意義。

　　王雪梅在她名為“一葉飄零”的個人空間里，寫過一句話：如果我可以活到明天，我會活得精彩；如果我活不到明天，也是一種幸福，團聚的幸福。

　　“現在還是希望活到那一天，很想看北川新縣城究竟是什么樣子。”

　　王雪梅笑著的，忽爾又哭了出來。

　　461名“掛友” 　　災區掛職的外鄉人

　　事實上，這批干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互稱“掛友”的掛職干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本刊記者/蔡如鵬

　　過去的一年，尹久亮一家分隔三地。

　　地震后，他被派往重災區北川縣掛職；女兒去年考上大學，去了北京讀書；如今，只有妻子一人留在成都。“現在，我們一家團聚，就只能在網上了。”尹久亮說，在北川工作的日子，他很想妻女，他們一家人還從沒有分開過。

　　尹久亮很內疚，在女兒高考前最緊張的那幾個月，他沒能陪在她的身邊，“萬一發揮不好，那可是一輩子的事啊。”

　　在成都的妻子，更是一頭惦記著女兒，一頭牽掛著丈夫。尹久亮剛到北川的幾個月，余震不斷，每一次都震得她揪心。女兒高考結束后，她就趕緊往北川跑，看見丈夫工作生活的環境，忍不住偷偷地落淚。

　　尹久亮評價妻子說，“她挺堅強，沒像有些掛職干部的家屬那樣號啕大哭。”

　　在整個四川地震災區，像尹久亮這樣的掛職干部一共有461名。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仿佛回到了軍營

　　賀旺，30歲，目前北川縣最年輕的副縣長。他是去年7月中組部從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選派，到災區掛職的博士服務團成員之一。震后，整個縣委縣政府沒有一間像樣的辦公室，“大家都擠在一起辦公，走廊上都是人，哪個辦公桌空了，趕緊跑過去坐下。離開一會兒，又被別人占了。”盡管有思想準備，但到了北川，賀旺還是覺得出乎預料。

　　生活條件就更差，4個掛職干部住一間板房，放下行李后，屋里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到北川的第一頓飯，賀旺至今難忘。當時天已黑，小雨，兩位年輕的當地干部領著他，在周圍轉了好幾圈，才找到一家小飯館，要了一盆老鴨湯。“我算是幸運的，后面來的掛職干部沒這個待遇。”

　　與賀旺相比，四川省委組織部選派下來的掛職干部到北川時條件更艱苦。他們到災區是去年5月底，當時還沒有板房，就在帳篷里住了20多天。帳篷生活不僅擁擠悶熱，而且用水、上廁所都沒保證。對于習慣了都市生活的干部非常不適應。一位掛職女干部因為上廁所不方便，好幾次急得直掉淚。

　　經過兩次搬家，如今北川縣的掛職干部都住進了修繕后的平房。房間盡管不大，但至少一人一間，條件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基本的生活設施也都有了保證，甚至還可以看電視、上網。但生活仍然單調乏味，打乒乓球是唯一的文娛項目。當過兵的尹久亮戲謔為連隊生活，“仿佛回到了軍營”。

　　麻煩還是有，比如他們很怕下雨天，因為生活用水全是井水，一下雨，抽上來的水混濁不清，根本沒法用。而且也不敢多洗澡，水忽冷忽熱，有些掛職干部身子弱，洗一次感冒一次。

　　到處一片混亂，大家都很忙，見面打個招呼就都自顧干活——這是災區給賀旺的印象。可自己卻插不上手，不知該做些什么，“有點茫然”。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茫然，不少掛職干部回憶剛到災區的那段日子，都用“度日如年”來形容。

　　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是掛職干部們的一個共同特點。

　　到北川縣任掛職副縣長的四川省民委辦公室主任趙克彬，到災區后，兼北川縣抗震救災指揮部外援服務辦副主任，分管社會捐贈管理。接手工作不久，擂鼓小學就找到他，“請趙縣長送些生活物資，解決學生的吃飯問題。”剛到災區的趙克彬哪有什么物資，自己吃的還是方便面。

　　“可我不能不管啊，只好硬著頭皮，給成都的朋友打電話，讓他們連夜送5噸大米、面條和500斤食用油過來。”問題雖然解決了，趙克彬卻欠下了一個不小的人情。不過他認為值，“人情以后可以慢慢還，不能讓孩子們餓著。”

　　負責北川縣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尹久亮，掛職前在省建設廳工作。災區重建過程中，他也動用自己的關系，向省里“要指標、要經費”，為全縣32萬平方米的廉租房爭取了近兩億元的資金。

　　目前，北川在擂鼓鎮第一批1000多套廉租房已接近完工，第二批即將動工，安昌鎮的廉租房、安居房項目也正準備招標。但北川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在整個四川重災區是相對滯后的，都江堰、彭州等地都已完工，進入了分配使用階段。房子畢竟在建了，在尹久亮看來，這些工程的啟動給了板房中的北川人信心，“災區最怕沒有希望”。

　　在尹久亮看來，“北川的重建與拓荒沒什么區別”。尹久亮把這歸咎于北川重建任務的艱巨和基本條件的匱乏，“全縣2800平方公里，平地只有18平方公里”。這讓習慣了在大城市建高樓大廈的尹久亮，覺得束手束腳。“在成都，只要把地推平就可以甩開膀子干。而這里好不容易找塊平地，還要勘探地下是否牢固，一切要從頭做起，工作量翻了好幾倍。”

　　賀旺來北川前，在湖北省襄樊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掛職副局長。那時，畢業于清華大學的他就覺得地方上專業人才太少，很影響工作。到了北川，他才發現這里更缺人才。這位年輕的副縣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壓力。但他又無法把這種壓力傳遞下去，“北川很多干部在地震中失去了親人，本身就承受著重負”。

　　事實上，很多掛職干部在與當地干部相處時，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觸碰到他們的悲痛。為了拉近距離，一些掛職干部有意識地在各個方面與災區人保持一致，避免產生隔閡。趙克彬到災區時帶了蚊帳，可到了一看，根本沒人用，就藏著沒有拿出來。“我寧愿被蚊子咬，也不想讓人覺得我不一樣。”

　　我的工作是帶感情的

　　震后，前往四川災區的掛職干部有的來自中央國家機關，有的原來在省級機關工作，還有的則是由對口支援省市選派。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干部一處副處長楊程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干部的掛職時間長的一年半，短的幾個月，“主要目的就是支援災區，而不是以往的鍛煉”。

　　作為培養干部的一項常規性工作，掛職在很多人看來，就意味著“到基層鍛煉，回來后等待提拔”。楊程富說，這批干部是在非常時期、前往非常地區、接受非常任務的一批掛職干部，并不屬于原有的選派計劃之列。“他們當中很多人，本身就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因此，與提拔沒有必然的聯系。

　　這批干部很多在原單位都身居要職，掛職期間反而“官降三級”。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正廳級)陳茂輝，到災區后掛任汶川縣委副書記。互稱“掛友”的掛職干部相互之間，私下也會談起這個話題。結論往往是，“大家到災區來，就是干事的，不要想太多。”

　　說他們一點不關心自己的事，也未免絕對。事實上，他們清楚說什么沒有用，“你把事干好了，組織上自然會考慮。”談到北川的工作，這些掛職干部共同的感受是責任大。“北川現在是全國的焦點，事情做不好，沒法交代，不能出錯。”

　　以前在機關工作，“基本上是按章辦事，很少接觸群眾。”趙克彬說，“但現在到基層，直接面對群眾，他們的困難各式各樣，非常具體，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亂子。”搞規劃的賀旺說，自己以前做技術工作，冷冰冰的，很少對老百姓有感情。“但這回不同，我實實在在體會到做規劃是為了誰。”

　　他說，以前搞規劃是政府請他們，做完了拿錢走人，也不知道啥時實施。有時候過兩年，換屆領導，又把他們叫過去，同樣的規劃再做一遍。“現在我們做規劃、蓋房子是讓災民搬進去住的。每一棟房子什么戶型、多大面積、什么標準、誰來住，全都一清二楚。”

　　“看著他們現在還住在帳篷、板房里，你都替他著急。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規劃是有感情的。”

　　230名再孕母親 　　“媽媽之家”：民間的自我療傷

　　在這個幫助230名再孕母親、順利度過孕產期的心理疏導中心，“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來”

　　文/謝文軒本刊記者/蔡如鵬

　　“媽媽之家”一直糾結在絕望與希望之間。

　　4月23日，在這個地震災區唯一由志愿者組建、專門為再孕媽媽作心理疏導的地方，兩個女人一分鐘前還抱頭痛哭，轉眼又相互安慰。

　　她們都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一位是來自北川的蔣玲，23歲，孩子離開她時才67天。她是這里的志愿者。另一位是“媽媽之家”所在地都江堰城北馨居吉園板房區的居民，她的孩子消失在新建小學脆弱的建筑之中。更令她悲痛的是，不久前，年近40歲、剛剛懷孕3個月的她流產了。

　　自我拯救

　　劉大姐的寶寶已經兩個月了，她把孩子交到蔣玲懷里，說沒有小蔣的關心就不會有今天的孩子。

　　孩子在蔣玲懷里晃動著小手，四處亂抓。蔣玲再也忍不住悲傷，眼淚撲撲地掉下來，摟著孩子不肯撒手。

　　“程程，程程呢？他也應該是這么大，這么可愛。”1年來，蔣玲都不敢看和她兒子一般大小的孩子，看到就會想起自己的寶寶程程。

　　在震后1個月時間里，蔣玲都活在似夢非夢之間。她幻想著自己的孩子還活著，或許已經被人解救，在某個地方正期待著母子倆的再次相聚。

　　在漫長的等待和殘酷的現實面前，蔣玲陷入極度的自責，為什么沒能救出孩子？那個月，蔣玲每天都通宵哭泣，發瘋似地撞墻，扯自己的頭發，發高燒，白天昏昏沉沉，整日難以入眠。

　　見到這樣的情況，朋友開始強拉蔣玲去接受心理治療，但幾個療程下來，蔣玲的情況絲毫沒有好轉。

　　沒人能走進蔣玲的內心，幸存下來的親人，爸爸和丈夫在交通局和國家電網工作，當時正是恢復交通和電力的緊張時期，每天工作加班加點，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更何況坐下來和蔣玲談心。

　　蔣玲感到絕望，萬念俱灰，她甚至做好了死的準備。

　　這時，她遇到了一位被稱為“最后一個‘幸存’的心理咨詢師”——河北經貿大學的心理咨詢師劉猛。“幸存”成為勾起她和這位心理咨詢師接觸的沖動源。

　　蔣玲想找個能聽自己說話的人。她試探性地給在都江堰的劉猛撥去電話。對方說話不多，在將近兩個小時的交談中，差不多是蔣玲一個人在傾訴，最后劉猛邀請蔣玲去他的駐地看看。

　　蔣玲從劉猛那里感到了真誠。

　　2008年11月，蔣玲去了一趟都江堰，一開始只是抱著散散心的想法。那時正趕上有大量的兒童衣物捐獻過來，劉猛分配蔣玲和幾個志愿者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洗完衣服，還要整理捐獻過來的圖書。

　　繁重的工作讓蔣玲暫時忘記了失子之痛。白天工作，晚上志愿者在一起談心交流，蔣玲情緒好了很多，從一開始整夜失眠到能夠睡上兩三個小時，蔣玲并沒有察覺自己的變化，但在劉猛看來，這是不小的進步。

　　與此同時，來到這個心理干預中心的遇難孩子母親越來越多。

　　今年3月初，3個母親來到心理治療室找劉猛傾訴，說到動情處，一位母親忍不住失聲痛哭，作為專業人士的劉猛一時間有些手足無措，倒是在一旁的蔣玲很自然地遞上紙巾，抱著這位母親一起哭泣，極大緩解了局面。她們都是失去孩子的母親，相同的境遇把她們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劉猛開始意識到這一點，接下來，他和蔣玲做了簡單的溝通，兩人一拍即合。

　　籌備的時間不到一天，志愿者們分頭行動，買沙發的買沙發，裝飾房間的裝飾房間，很快，“媽媽之家”成立了。

　　蔣玲就此留在了都江堰的“媽媽之家”，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撫媽媽們。她們彼此用受傷的心相互慰藉。“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憧憬未來。”

　　劉猛說，蔣玲雖然沒有專業知識，但悟性很高，天生就有很強的情感交流能力，并且她心地善良，愿意幫助人，很多專業人士未必能做到。

　　悲痛中的快樂

　　在劉猛看來，失去孩子的母親是災區最應關注的一個群體，“因為她們受到的創傷更持久、更難以愈合”。

　　他說，去年震后剛到災區，他就注意到這個群體，“天天在哭，盡管不是大哭，但隨時在滴淚，情緒很不穩定。”

　　這位至今仍堅守在災區的心理咨詢師認為，現在她們表面上看都已接受了現實，逐步開始新的生活，但那抹不去的痛永遠存在于心底，一旦被重新激起，哀傷難抑。“而她們再孕多是被動選擇，往往不是減輕了痛苦，而是加重了悲傷。”

　　“角色沖突是影響再孕母親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劉猛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在很短的時間內，她們被迫幾次轉變自己的角色：震前是一個孩子的母親，震后變成了一個災民，同時成為了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幾個月之后又轉變成再次懷孕的母親，很快又即將成為一個再次養育孩子的母親。

　　“這一系列的重大角色轉換，都是她們無法選擇的，只能被動接受，她們在內心深處還沒弄清楚當前的角色意味著什么，就被裹挾進下一個角色。充當了再孕媽媽的角色時，失去孩子的母親這一角色并沒有從她們身上消除。而這兩種角色在本質上存在著巨大沖突——失去孩子的母親心情必然哀傷憂郁，而孕期的媽媽則需要一個輕松愉悅的心境。”

　　劉猛希望通過“媽媽之家”，讓母親們重新構建情感支撐系統，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順利地度過孕產期。他說，“很多母親在失去孩子后，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自己不能笑，不應該笑，也不會笑了。”

　　他告訴媽媽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角色轉變，才可以讓未來的寶寶健康，“悲痛中的快樂，可以換來寶寶一生幸福。”

　　為了讓媽媽們放松，劉猛把她們置身于一種情境之中，“你不可能告訴她們怎么做，而是讓她們自己去感受。”

　　通過引導，劉猛在“媽媽之家”營造出寧靜、富有生命力的氣氛。在劉猛看來，媽媽們相互之間的感染是最好的心理疏導，而蔣玲則是“媽媽之家”的媽媽們之間最好的紐帶和橋梁。

　　無法掌控的未來

　　4月24日，蔣玲準備去看望一位剛剛產后大出血的媽媽，她想帶點水果或者一罐奶粉，蔣玲計算著開支，一罐奶粉需要70多元，水果20元左右，再加上交通費一天下來她至少需要開銷100元。

　　從成立之初，“媽媽之家”就不得不掐著指頭過日子，在不到30平方米的“媽媽之家”，所有設備都是志愿者自掏腰包購買的，花了近1萬元，后期的投入也將近1萬元。對于這些沒有收入的志愿者來說，這些花銷都來自他們早年的積蓄。

　　劉猛已經在都江堰呆了將近1年，個人投入近20萬元，而后期的維持也都來自志愿者，社會零星捐助少得可憐，而基金會又不可能給他們投入。“沒有身份，我們得不到支持。”劉猛顯得很無奈，但他還是很感謝政府，當地社區免費為他們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提供了20間板房，沒有這些基礎條件，所有項目都無從談起。

　　此前，劉猛的“全國心理援助聯盟”一直因為“資質”問題，無法接受各方經費援助。2009年3月，他們終于得到政府批復，準許注冊，但是無法使用“全國心理援助聯盟”這個沿用已久、已經具備了一定社會價值的名稱。

　　更為困難的是注冊需要10萬元啟動資金，如今團隊已陷入資金困境，無法拿出10萬元現金，而沒有注冊之前無法接受援助，在不接受援助的情況下又無法完成注冊，團隊正在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

　　劉猛所帶領的5名志愿者每日三餐總共20元，早上稀飯，中午一葷一素，晚上吃面條或者稀飯。對此，志愿者打趣說，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利健康。但“媽媽之家”還在繼續，每天為媽媽們準備的水果以及飲品依然新鮮。

　　吉園已經有了7個新生兒，蔣玲每次看到孩子都特別開心。在“媽媽之家”建檔的230位媽媽中，每一個寶寶的誕生都牽動著蔣玲的心。

　　蔣玲期望能和媽媽們一起迎接新生活，她說，她現在已經開始休養身體，等條件允許，她將再懷一個孩子，“孩子是所有的希望。” ★

　　20對重組新人 　　吉娜羌寨的集體婚禮

　　攝影報道/本刊記者甄宏戈

　　4月26日，北川震后首場集體婚禮在吉娜羌寨舉行。

　　當天，中共北川縣委、縣政府在擂鼓鎮吉娜羌寨，為20對“5·12”地震災后重組家庭舉行集體婚禮。20對重組家庭新人種下20棵“愛心感恩樹”，接受親友的祝福。結婚儀式后，新人各自攜親友來到對應號數的酒桌，開始婚禮“壩壩宴”。

　　新人中，年紀最長的新郎魏應凡今年61歲。★

　　震后家庭重組 　　永失我愛

　　一年過去了，那些被地震奪去孩子的父母，依舊沒有從傷痛中走出來。許多難題還無法解決，有自身的，也有外部的

　　本刊記者/陳曉舒(發自都江堰、綿陽)

　　照片很普通，過度的曝光掩住了姐弟倆臉上燦爛的笑。強貴榮遞過來時，沒人注意到它的特別之處。她翻到照片的背面，又推過來。

　　雋秀的硬筆字吸引了家長們的目光，“媽媽，您的愛，就像塊糖，包在嘮叨里，藏在責罵里，讓我東找西找，直到我懂事，才找到。祝您母親節快樂！”

　　最上方的日期，赫然寫著：2008年5月11日早晨6點2分，發給母親。

　　徐弘說自己找到了母親強貴榮的愛。那一天強貴榮滿心歡喜地把照片藏在衣兜里。

　　32小時后，這張照片成了徐弘留給母親最后的愛，也成了一年來強貴榮最貼身的物件。

　　一年之后，照片擺在桌上，成為這間空曠屋子的焦點，人們安靜下來。

　　與強貴榮一樣同為遇難學生家長的都靜和范世忠，也有承載哀思的特殊的紀念物。都靜習慣于翻出女兒的各種獎狀，向旁人展示孩子的優秀；范世忠每天都穿著一雙43碼的白色運動鞋，那是兒子遇難時穿的，而且穿了還不到12小時。

　　一年過去了，那些被地震奪去孩子的父母，依舊沒有從傷痛中走出來。許多難題還無法解決，有自身的，也有外部的。

　　孩子

　　5月12日，范世忠趕到聚源中學時，兒子范肖還活著。

　　范世忠干過3年煤礦，在事故高發的井下，他學會一整套救援的辦法，此時卻手足無措。他扛出兒子同班同學的一具具尸體，卻救不出兒子，三根大梁壓著范肖的屁股。父親的抓狂樣嚇壞了孩子，他勸說：“爸爸，我沒事，你不要這樣。”

　　范世忠想找人求救，四周卻只有一片慌亂的群眾。他蹲在范肖邊上哭，兒子勸說：“不要哭，爸爸你要堅強。”14點40分，兒子告訴范世忠：“我呼吸困難。”范世忠趕忙進行人工呼吸，兒子最后留下了一句：“爸爸我不行了。”

　　“鞋子挖出來時，還是新的。”過去一年里，范世忠經常和人提起腳上的運動鞋。這是他地震之前花170元給兒子買的。父子兩人的鞋碼一樣大，買鞋的時候總是結伴挑選，偶爾還換穿運動鞋。救援人員趕到之前，范世忠拉拽著兒子，卻只能扯出這雙鞋子。他舉著這雙鞋，哭了好一陣。

　　此后的一年，無論走到哪里，他都穿著這雙白色運動鞋。別人問為什么一直穿，他反反復復說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

　　都靜的女兒高爽是范肖的同班同學，地震的當天，都靜在茶樓喝茶，她是聚源鎮有名的個體戶，羽絨服店生意最好。最初的驚慌中她下樓把鋪子關張，急忙趕往學校，見到的卻是女兒的尸體。

　　都靜熬不住，地震第三天就跑回西昌老家，昏昏沉沉躺了整整十天十夜。她覺得那天下午的一切只是一場噩夢，一覺醒來還和以前一樣，女兒高爽坐在書桌前復習功課，馬上就升學考試了，她希望離開聚源，考到都江堰去讀書。

　　十天之后，都靜回到聚源鎮的家。女兒的作業本還攤開著，一張草稿上寫著：“會有奇跡嗎？”邊上是女兒中考的宣言書：報答含辛茹苦的家長和老師。

　　都靜感到胸悶得厲害，她讓丈夫高志勇把房子里的一切清空——包括女兒的床，書架，衣柜，所有關于這個家的回憶——只留下自己臥室的一張床。

　　空蕩蕩的主臥里，粉紅色的被罩蓋著這張席夢思雙人床，兩個粉嘟嘟的枕頭斜靠著，都靜捋了捋床邊：“有時候我女兒復習到很晚，不想一個人睡，就會撒嬌和我擠在一起。”

　　都靜和范世忠、強貴榮成了朋友。“只有在這些家長之間才能找到共同語言。”地震之后，生活和工作都像停擺的鐘表，都靜的店鋪暫時不開了，丈夫每天悶悶地不吭聲，都靜則總和死難學生的家長們聚在一起，不厭其煩地聊自己的孩子以及地震當天的情形。

　　都靜的情緒依然起伏。她搬出了聚源鎮的房子，和丈夫在都江堰租了一個小居所，每天開著奧拓車往返于都江堰市區和聚源鎮。

　　即便是搬出聚源鎮，都靜還是每天失眠，臉上開始起痘痘，去都江堰看病，醫生告誡她要放寬心，多休息。但她做不到。精神的折磨，導致頭疼頻繁地發作。

　　家

　　文華蓉和楊建芬的孩子是北川中學的同班同學，兩個母親在失去孩子之后成了最好的姐妹，她們有時和其他遇難學生家長，一起去安昌縣教育局。

　　在永興板房，幾乎每戶板房都有至少一個家人遇難。“遭難最兇的是學校，太多人沒孩子了。”和都江堰的板房不同，這里沒栽種植物盆景，房間也沒有遮陽的布簾，滿眼是光禿禿的白色。

　　板房的墻上貼滿“地震無情，人間有情”的征婚啟事。婦女們坐在板房門口縫鞋底，聊著東家的媳婦西家的女婿，為的是能不能重組成一個家庭。偶爾有挺著大肚子的婦女走過，大家關切地問候一句，然后私下議論：“年紀不小了，孩子沒了，這次不知道能不能成。”

　　楊建芬在永興板房的志愿者服務站幫忙，臨近一周年，每天都好幾撥記者過來找重組家庭，楊建芬會熱情地帶他們到楊昌斌和周小紅住的板房，邊走邊說：“他們都年輕，才都三十出頭，結合后還能要孩子。”

　　楊昌斌在這次地震中，家里死了6口人，包括老婆和兩個孩子，周小紅的家里死了五口人，老公和孩子都遇難了。幾個月最壓抑的日子過去后，親戚朋友們開始幫忙他們張羅重組，前提都是：“對方沒孩子。”

　　“孩子”在這個遭災最重的板房區是提及率最高也是最被重視的詞匯。楊建芬和文華蓉已年過四十，生不了孩子了。楊建芬很羨慕自己的鄰居吳瓊，“我幫她介紹的對象，(兩人)都是地震沒了另一半，但孩子都在，還有盼頭。”

　　板房的隔音很差，楊建芬說這話時，吳瓊能夠聽見。就像每個晚上，楊建芬躺在床上眼淚順著眼眶流下來，直到心口壓抑得難受號啕大哭，吳瓊就會敲敲隔板：“楊姐你又在哭，你別傷心了。”

　　楊建芬說自己想不開，“我女兒這么優秀，成績這么好，她那天是在收作業本的時候沒的。”丈夫方永昌不善發泄感情，獨自一人時，他常常眼淚朝臉頰兩旁滾，卻哭不出聲。

　　孩子沒了，方永昌把生意丟下，什么事情都不干，成天埋頭喝悶酒。“他不和任何人說話，有時候我叫他都不應。”丈夫的低迷讓楊建芬很感傷，去年臘月，方永昌喝多了酒，還打了楊建芬。“兩個人心里都堵，他還不準我說。”

　　楊建芬決定離婚。沒有孩子，兩口子每天不對話，憋著一肚子心事的日子已經過不下去，楊建芬和方永昌協商好，楊建芬愿意“凈身出戶”，只帶走一張女兒的照片。

　　板房沒有秘密，楊姐家兩口子鬧離婚傳得大家都知道，親戚鄰居們每天都在勸：“這么大的災都過來了，別人還忙著好呢。”

　　心理醫生也過來幫忙勸：“方大哥是受刺激生病了，得去醫院看看。”但別人怎么勸，方永昌都不肯去醫院。

　　“他不看病不改變就離婚。”楊建芬已經絕望。春節前，方永昌總算被拉到了綿陽三院(綿陽精神病院)，診斷的結果是：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

　　這是嚴重的精神創傷，傷害的記憶不僅糾纏于夢境，在清醒狀態下也會在腦海“閃回”。方永昌服用醫生開的藥，狀態好了很多，也比較愿意和妻子說話了。就這樣，一段婚姻在藥物幫助下維持著。

　　親情

　　文華蓉的婚姻更為糟糕。“表面上看起來很好，其實已經沒法過了。”文華蓉說，丈夫一直不能原諒她，因為文華蓉地震發生時在北川縣城，沒有第一時間趕到北川中學救孩子，而是忙著救自己單位的人。

　　她說后來看視頻，兒子掛在斷壁殘垣上，要是有人救他，可能就活下來了。

　　“我老公一直都在罵我。我說我們可以離婚，我不耽誤他。”文華蓉做過子宮切除手術，已經無法生育，而她知道，丈夫需要一個孩子。“不說傳宗接代，有了孩子之后就離不開孩子了。”

　　“我說你給我20萬，我們就離婚。”鄰居們笑文華蓉口是心非，“就是不想離。”文華蓉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永興板房，失去孩子的家庭鬧離婚已不是新鮮事，孩子就像系住夫妻感情的結一樣，結被剪開了，情也就斷了。

　　4月26日，在吉娜羌寨，參加集體婚禮的楊昌斌笑臉一直沒有褪去，他說，他和周小紅都是另一半和孩子都沒了的，現在就像新婚一樣。

　　日子還得照常過。現實不能彌補的是那些失去孩子也無法再生育的家庭。楊建芬見到外面來的人，聊熟了就問：“哪里能領養小孩呢？”“能不能幫我領養一個年紀小不懂事的？大了的將來沒感情。”

　　范世忠倒是領養了一個孩子。孩子剛滿月，每天哭哭啼啼，“要哭就哭，要吃就吃，每月花我上千塊錢，我好不容易把兒子養大，現在一切都要從頭開始。”范世忠說，現在這個孩子的到來反而加重了他內心的傷痛。 ★

　　1——“震生”

　　2008年5月18日——當死神在災區肆虐時，他(她)出生了。

　　這些在災難中降臨世界的孩子，不少被叫做了震生、震搖、車生或者篷生。因為充當產房的，有帳篷、公交車、板房，還包括四川什邡的千年古剎——羅漢寺，共有108個孩子在寺內出生。

　　“我為一位產婦接生時下起了雨，大雨和風把帳篷掀了起來。”一位曾在羅漢寺工作的醫生回憶，“于是，醫生和護士們用手扯起了塑料布為這對母子遮擋，而他們自己被被淋了一夜。”

　　目前，震中映秀鎮已有了5個生育家庭，另外30名母親已懷孕——她們中的部分人在地震中失去的孩子。另據四川新聞網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有1641名災區婦女孕育了新生命，其中252名嬰兒健康出世。

　　2009年5月13日，108個在羅漢寺降生的孩子在出生地重聚，共度他們的一歲生日。 ★

　　1/2體：難以愈合的創傷

　　根據中國康復醫學會常務副會長勵建安教授所率康復醫療團隊的調查評估，汶川地震后期需要康復醫療的人數多達7000人左右。這一數字得到了四川省衛生廳官員的承認。

　　攝影報道/本刊記者甄宏戈

　　小城什邡。

　　4月的四川，按氣溫已算初夏，但羅仁華出門的時候仍然堅持穿長款運動衣褲，為的是不讓別人看到自己滿身的傷疤——他說自己現在還不習慣把傷疤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濕熱的天氣加上長衫的包裹，使得那些硫酸在皮膚上造成的深三度燒傷傷口奇癢無比。34歲的羅仁華是什邡市鎣峰化工廠的工人，“5·12”地震的時候，工廠儲酸罐里濃度高達93%的硫酸溢出，從頭到腳澆在他的身上。震后這一年來，羅隔天就得到醫院做理療。廠里為了他治病方便，在什邡市區給他和妻子卞剛芬安排了間單身宿舍。對于丈夫的傷勢，卞剛芬比較看得開：“還好，只是皮外傷，至少一家人都還在。”卞剛芬曾經被掩埋在建筑廢墟中達124個小時，于2008年5月17日18時獲救。

　　安縣安昌鎮宛建小區。

　　18歲的鄭海洋獨自進行康復訓練，所用的設施比較簡單：他父親花1000塊錢買來兩根鐵管，鐵管兩端搭在板房前后的兩個窗戶上。鄭海洋雙腿高位截肢，原先1米83的大個兒，現在只剩一米多一點。北川中學通知他5月13日復課，正好是震后一周年。可海洋的父親心里著急，希望時間能提前到5月1日。

　　綿陽市郊，永興板房B區。

　　46歲的陳美在自家板房跟前艱難地練習走路。震后的她右腿高位截肢，借助兩根拐杖和新裝的假肢，大約能持續走20米。陳美在北川原縣城開有個麻將館，生意還挺紅火。她丈夫說，地震發生的時候，館里有20多人正打著麻將，最后被消防武警救出來的就只有她一人。去年9月，從山西治病回來的陳美左眼突發性失明，同時雙耳失聰。現在她和家人交流只能靠寫字，家里用于交流的本子已經寫滿十幾本了，她需要一個助聽器。(《中國新聞周刊》)

　　美麗的心靈回聲：來自地震災區學生的500封信

　　“5·12”地震一周年前夕，第二炮兵某工程技術總隊援建的四川綿竹市富新中學、紅星凌法小學的學生們，寄來了500多封飽含深情的書信。一筆一劃書寫著感謝和祝福，觸動每一名官兵的心靈。這個總隊把來信作為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的鮮活教材——

　　連日來，第二炮兵某工程技術總隊在所屬單位營區和施工工地紛紛舉辦書信巡展活動，信是由總隊援建的綿竹市富新中學、紅星凌法小學的500多名學生寫來的。那薄薄的信箋、工整的字跡，抒發了他們對總隊官兵深深的謝意和真誠的祝福。盡管官兵和絕大多數學生并不熟稔，但依然聽到了宛如空谷回音般的心靈共鳴，在那份感動中他們領悟到肩負的使命。

　　在感動中抵近道德高地

　　4月27日凌晨2時，連長劉文興在查鋪時，發現學習室還亮著燈。他推開門看到，上等兵李劍釗前面的書桌上堆著厚厚的一摞書信，他看得是那樣專注。李劍釗說：“太感人了，真想把這幾百封全讀完……”

　　“5·12”大地震一周年來臨之際，綿竹市各中小學校紛紛開展“學會感恩”活動，學生們采用寫信等多種方式來表達對解放軍的感謝。500多封字體各異的來信，把官兵們帶回到震中鏖戰的日日夜夜。

　　總隊政委周建波告訴記者，地震發生后，總隊千里馳援綿竹、北川，發揮技術優勢，科學組織施救，16小時搶通綿竹應急電網，搭建起災區第一所農村板房學校，搶救出北川銀行金庫庫款630萬元。

　　很多學生在信中都提到了學校恢復重建的情景。富新中學學生鄭陽寫道：“正在我們為學習而擔心時，您們來到我們學校，僅僅用28天就為我們搭建起了整個學校的板房。”

　　品讀著一封封深情的書信，分享著一句句由衷的贊美，官兵們備受感動。

　　二級士官李凱賢告訴記者，他們趕到災區的那天清晨，幾戶受災的群眾將僅有的一點面粉湊到一起熬成湯，讓官兵填填肚子。可是，官兵哪忍心喝啊！李凱賢感慨：“四川人民太好了！這一幕我永生難忘。”

　　災難中屹立不倒的是精神。一個叫張小敏的初二女生，父親在地震前出了車禍，母親在地震中又失蹤了，家里房屋也變成了一堆廢墟。在官兵們的開導下，她沒有心灰意冷，而是選擇了堅強。她在來信中說：“雖然失去了爸爸媽媽，但我還有這么多的解放軍叔叔，我一定會好好學習，將來有機會我一定要當兵。”

　　讀了張小敏等學生的來信，許多官兵深受觸動。列兵張浩家庭條件優越，原本是抱著混日子的想法來到部隊。災區學生的堅強讓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說：“那些學生有的親人離去了，可是并沒有消沉，還懷著一顆感恩之心。我真的佩服他們。”

　　政委周建波認為，抗震救災的偉大戰斗也是官兵成長的人生課堂，大家加深了對愛黨、報國、奉獻、使命等字眼的理解，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在自豪中審視軍人價值

　　在500多封來信中，有一封信比較特殊，它里面夾帶了一小袋泥土。這袋泥土是一名學生專門從富新中學的道路旁采集的。他在信中說，這袋泥土見證了你們的付出和汗水，我把它寄給你們，是希望叔叔們能夠記住綿竹、記住富新中學。

　　三分之一的學生在信中寫道，解放軍是自己最崇拜的人，長大后也要當兵。不少官兵笑稱，沒想到我們這些長年鉆深山、穿戈壁的“游牧部落”也有自己的小“粉絲”啦。

　　最受觸動的是上等兵周波，他是西北工業大學的本科生。當初，豪情萬丈的他也想和北京大學攜筆從戎的高明一樣，做一名“一聲點火天地驚”的導彈精兵。當他來到總隊后，發現自己的工作就是整天和水管、風管打交道時，內心一度彷徨，認為自己“大門走對了，小門進錯了”。他從這些學生來信中讀出了軍人的價值，看到了所學專業不但在國防施工中能派上用場，關鍵時刻還能為人民立功。

　　總隊政治部主任張志杰對記者說：“在官兵看來，這些來信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每一封來信都好比是一本教材，一枚災區群眾頒發給我們的勛章。”

　　在座談討論中，有的官兵說，最難忘的是離開災區時老百姓夾道相送的場面；有的說，最難忘的是抗震救災中許多群眾自愿前來相助的情景；有的說，最難忘的是自己親手搭建的板房教室中傳來朗朗書聲。

　　不少學生都給三級士官楊勇寫來了情真意切的信。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他第二次放棄婚假，處處沖鋒在前，周圍的戰友給他新婚妻子發去短信，怕她有什么不理解。誰知她回復短信：在人民需要的時候，軍人就應該往前沖，有那么多人在看著你們，千萬要為我們軍屬爭光啊。

　　在激勵中擔起神圣使命

　　學生們對官兵在災區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作風記憶猶新。一位叫韋朝琴的學生在信中寫道：“您們頂著烈日清理學校廢墟，太陽公公把您們的肌膚涂得黝黑發亮；您們冒著大雨、踏著泥漿為我們搭建板房學校，全身被大雨淋得濕透，您們卻只當洗了個淋浴！”

　　在綿竹富新中學板房搭建中，200多名官兵每天奮戰近20個小時，不少百姓心疼得直掉淚；在搭建紅星凌法小學時，官兵們連續奮戰3晝夜，廢墟上奇跡般地崛起了千人學校。

　　四級士官焦國強，曾在北川不顧安危、3次冒著余震鉆入廢墟，救出被埋79個小時的學生楊彬彬。回想一年前的情景，閱讀著災區學生的來信，他擲地有聲地說：“人民利益大于天，軍人使命重如山。”

　　在討論中，兩名戰士的不同經歷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一個是二級士官汪亮，他在抗震救災中憑借著精湛的技術，幫助地方人員完成了100多公里的光纜接續任務，破解了10多個通信施工難題，立了功、提了干。另外一個是上等兵小陳，在部隊出征前曾多次申請要求到抗震一線，但因為專業技術不過硬，最終沒能如愿。退伍時，他說：“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和戰友們一起參加抗震救災。”

　　官兵們從他們兩個人身上得出一條結論：獻身使命不能光有滿腔的熱情，還要有不辱使命的過硬本領。

　　這些穿越千山萬水的學生來信，對官兵而言，是牽掛更是激勵，是贊譽更是責任。總隊圍繞500多封來信，開展了讀信回信活動。有位學生在信中寫道：“我終于知道了，‘子弟兵’的前面為什么要加上‘人民’二字。”士官劉國云給他回信：“建設美好家園的重擔落在我們和你們的肩頭。希望咱們攜起手來，用知識和汗水鋪墊出一條星光大道……”(解放軍報)

　　大地震周年紀 四川震后文物搶救保護一年間

　　汶川大地震奪走了成千上萬同胞的生命，也給文化遺產集中的四川省帶來極大損失。大地震一周年來臨之際，人們在深切緬懷遇難同胞的同時，也關切那里受損的文化遺產是否得到搶救保護。請看——

　　“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已近一年。一年間，失去的家園在重建，損毀的文化遺產在搶救保護。作為重災區，四川省83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74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814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均受到不同程度損毀。面對繁重的搶救保護任務，四川文博人付出了艱辛的汗水，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災后文物搶救保護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

　　可靠的組織保障和強大的技術支撐 　　確保了災后文物保護工程有序進行

　　地震災害發生后，四川省文物局立即成立了“文化遺產搶救保護領導小組”，負責災后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程的組織、協調等工作。同時，在國家文物局的積極協調下，又成立了由省內外文物保護專家組成的“災后文物搶救維修保護工程專家組”，負責災后文物搶救維修保護規劃、方案的技術指導、損失評估以及規劃、方案評審、工程預算審核等工作。

　　在國家文物局和有關技術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在災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先后編制完成了四川省《災后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搶救保護修復經費需求估算報告》、《文物搶救保護修復規劃大綱》、《災害文物損失評估報告》、《文物搶救保護修復規劃》。《四川省文物搶救保護修復規劃》編制內容和經費預算已經納入到國家《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公共服務設計建設專項規劃》，列入文物保護項目(包括博物館、文管所維修項目)224項，資金30.8989億元。

　　在專家組的幫助與支持下，編制了四川省《災后文物搶救維修保護工程管理辦法》和《災后文物搶救維修保護工程經費管理規定》，這對依法合規地開展災后文物搶救保護工程，規范災后文物搶救保護專項經費的使用管理，使受損的文化遺產得到更有效的搶救保護修復，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先后兩次組織、邀請國內一流的文物保護工程甲級資質單位對四川受災的文化遺產進行對口技術援助，為災后文物搶救保護工程順利開展奠定了基礎。目前，已經完成項目儲備100余項。

　　科學合理地組織與超前工作意識 　　是文物保護工作取得成績的基礎

　　在災害發生后1個多月的時間內，四川迅速啟動了“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古建筑群搶救保護工程”、“羌族碉樓與村寨搶救保護工程”和“松崗直波碉樓搶救保護工程”。隨后，廣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皇澤寺摩崖造像、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劍閣覺苑寺、廣元明月峽古棧道、旺蒼紅軍城的搶救保護工程也逐一啟動。

　　與此同時，四川文物部門還迅速組織對平武報恩寺、江油云巖寺、綿陽平陽府君闕、杜甫草堂、武侯祠、德陽文廟、梓潼七曲山大廟、都江堰青城山古建筑群、都江堰奎光塔、江油李白故里、什邡慧劍寺、閬中巴巴寺、寶興鄧池溝天主教堂、旺蒼木門會議會址等30余處文物保護單位采取了臨時性搶險、支護保護措施，避免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遭受更大損失。

　　地震發生后，中國政府提出要在北川建立地震博物館。2008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國家文物局分別在成都、北京召開了二次有關方面專家的討論會，綜合專家意見，并且結合國內外同類博物館建設的經驗，組織編寫了《“5·12”地震遺址博物館研究報告》。四川省文化廳、省文物局迅速組織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院、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州文管所、德陽市博物館、綿陽市博物館等單位開展“地震文物”征集工作，已征集“地震文物”10余萬件，為真實完整地保留地震信息、研究預防地震災害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依據。

　　2008年7月18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向國家災后重建規劃組上報了《地震博物館遺址規劃建設方案》。北川縣城、汶川縣映秀鎮、綿竹市東汽漢旺廠區和成都市虹口深溪溝，這四處典型的遺址已初步劃定為整體保護區域，“5·12”地震博物館在建設上將采取點、線、面結合的展示體系，建設成一座整體上具有紀念教育和科普功能的、多種功能集合的、具有國際影響的遺址專題類博物館。

　　茂縣羌族博物館是羌民族文明成就的集中體現，是羌民族特征的標志性形象工程。為加快推進羌族博物館的新館建設進程，四川省文物局積極協助方案的編制、評審。目前，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清華安地建筑設計顧問有限責任公司編制的新館建設方案已經編制完成，并獲得評審通過，選址意見和紅線范圍也已確定。

　　在國家文物局的積極努力下，四川文化遺產搶救保護應急資金3000萬元在災后兩個月內及時到位。同時，四川省財政廳從2008年的省級文物保護專項經費中，下撥150萬元的搶險應急資金，用于都江堰市、綿陽市、汶川縣、茂縣、北川縣、平武縣、安縣、青川縣、江油市、綿竹市、什邡市、漢源縣等12個極重災區受災文物的搶救保護。這些資金的到位，對搶救保護四川的文化遺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大程度發揮文化遺產社會功能 　　惠及人民群眾增強重建家園信心

　　在此次受災的文化遺產中，有許多為當地百姓的居住地、著名文化旅游勝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四川省文物部門一方面通過傳媒在第一時間進行文化遺產受災情況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宣傳；另一方面及時啟動、開展了這些項目的搶救、支護、加固工作。通過這些工作，在災害發生后很短的一段時間里，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青城山局部恢復開放；全國重點博物館武侯祠博物館、金沙遺址博物館、杜甫草堂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全面恢復開放；理縣桃坪羌寨得到及時地搶救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的及時搶救保護，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提高了當地就業率，增強了人民重建家園自信心，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文化遺產的社會功能，讓文化遺產保護真正“惠及于民”。特別是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在災害發生不久，便積極開展了搶救保護工作，在災害發生的一周內，便向市民安全開放，這對穩定和安撫市民恐慌情緒起到了積極作用。災后的第一個春節，武侯祠博物館一年一度的傳統廟會和金沙遺址博物館的太陽神鳥節，成為災區人民歡度春節的最佳選擇地。

　　今年是四川災后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全面開展的關鍵性一年，四川省文物部門將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11部委下發的《關于印發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專項規劃的通知》要求，啟動、開展153處不可移動文物的搶救保護，3處中心庫房建設，28個文管所和16個博物館的加固、修復、重建，啟動汶川、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區少數民族物質文化遺產的災后搶救保護工程。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汶川地震一周年，怎樣紀念我們的遇難同胞？

　　“5·12”是一個揪心的日子，是一個改變生活歷程的日子，是一個永遠需要有歷史記住的日子。在“5·12”一周年即將到來之時，地震災區，全國各地，以及各大媒體圍繞見證災難、抗震救災、災后重建將紛紛開展一系列紀念活動，有的已經在實施中。

　　別把“512”搞成“周年慶”

　　一句災區工作人員和我交談時的無心之語，點破了玄機。他說：“等512周年慶后……”這句隨口而出的話，讓他自己都感到震顫和驚慌，趕緊更正，并一臉沉重地檢討了自己的失言。我也相信他本非惡意。但從這句失言中，我似乎察覺到，也許是環境和氛圍中，確實有一種無意識的力量挾持了他的舌頭——這里面，似乎確有與“紀念”不協調的東西。

　　這畢竟是一場奪去了數萬人的生命，令數百萬人失去了財產和家園的災難。巨大創傷不是一兩年可以修復的。過去三百多個日日夜夜，每天每夜都是既漫長又激動人心的。無論是地震之初震天撼地的營救，還是此后舉國上下眾志成城的支援重建；無論是各級官員、子弟兵、志愿者，還是從大震撼的懵懂中清醒過來、重新投入新生活的災區群眾，需要感念、銘記和追憶的都很多。當然要正視他們的需求和愿望，提供合適的紀念方式。但這種方式，既不能過于悲情地讓大家重拾悲傷；也不該浮華到讓人感覺是在消費悲傷；更不能以做政績的心態，將悲傷變色變味。(南方周末)

　　什么才是對地震遇難同胞的最好紀念？

　　備受各界關注的北川國家地震遺址博物館整體設計方案已經出爐，最快將于今年下半年開工建設，初步預算總投資為23億元左右。設計方案一出臺，其巨額的投入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3月27日新華網)

　　“北川地震遺址博物館”顧名思義主要是為了展示汶川地震給災區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讓人們永遠記住與緬懷在地震中遇難的數萬同胞。而能讓人們更為刻骨銘心地體驗到汶川大地震帶來的巨大災難，體味到失去生命的巨大創痛的，莫過于是包括北川中學遺址在內的地震遺址，而且這些遺址保存得越“原生態”越能起到這樣的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北川地震遺址博物館應當將包括北川中學遺址在內的地震遺址作為主體，只需將這些遺址原貌保護起來供人們體驗與憑吊即可，而用不著過多地建設其他的附屬建筑物。這樣簡樸的設計方案既可更好地起到增加人們的親身體驗感、感受地震帶來的巨大沖擊及更為深切地緬懷遇難同胞的效果，同時又可控制建設預算支出，節約不少的資金。

　　盡管國家為災區重建投入了巨資，全國人民與社會各界也給予了大力援助，但是災區重建依然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在這種情形下，有限的資金顯然應當更多地被用于恢復災區群眾的生產，提高災區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災區的教育與醫療衛生事業，重建災區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等。在汶川大地震發生過程中有不少中小學校房舍倒塌，造成大批中小學生遇難與殘疾，如果當地有關方面能夠節約建設北川地震遺址博物館的資金用于提高學校的抗震級別與質量，無疑將能給災區廣大中小學生以更為有力有效的生命護佑，也是對遇難同胞的最好紀念。

　　在地震災區的重建資金當中，有部分是全國各地民眾的捐款，其中有些還是經濟困難人士節衣縮食擠出的資金。如果北川縣有關方面不將全國民眾捐助的資金更多地用于災區群眾生活改善，而是不必要地建設形象工程與購買豪華車輛，則不但違背廣大奉獻愛心民眾的心愿，而且還可能一定程度地挫傷民眾的捐助積極性，并進而影響到其他需要捐助的地方與領域得到民眾更大的支持，影響與妨礙各項慈善事業獲得更大發展。(珠江晚報)

　　以人權的名義，公開汶川大地震震亡者大名單

　　以國家人權計劃為衡量標準，任何將遇難者和失蹤者名單作為秘密的舉動都是不可理喻的，更違背這一人權行動計劃所象征的民眾要求。人權計劃出臺后，為了減少重復勞動，震區的地方政府，應公開已經掌握的名單，并徹查遺漏的姓名。而這些人權名單屬于所有民眾，可以被自由查閱、獲取和傳播，也同樣可以被自由地查漏補缺。

　　盡管目前仍然殘缺不全，但震亡者與失蹤者名錄是四川地震留給全體國民的遺產。政府部門曾經強調要對遇難人員進行詳細核實核查，收集姓名、籍貫、遇難地點等基本信息，因此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程序，必須分期分批公布，核實一批公布一批。應該承認，核實遇難者名單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甚至會涉及遇難經驗教訓總結問題，因此在四川地震一周年祭將至之時，公眾對于盡快公布遇難者包括遇難學生名單懷有熱切的期待，因為這也是災區重建工程的一部分，是我們公民社會自我治愈的一個程序。

　　強調建立并公開震亡者名單，詳實登記他們的性別、年齡、籍貫、身份等，并非為了爭取什么權利，只是為了抵制無時不在的遺忘，實現更莊重的紀念。名字體現人權，名字就是悲歡離合，展現往昔的生活片斷。由此，呈現他們生前的笑臉，察見那些已然破碎在五月的夢想，撫慰那些永遠不能愈合的傷痛。在名單的幫助下，地震就不可能真的奪走那些同胞，因為他們留下了一世為人的憑據。(南方都市報)

　　汶川地震一周年，怎樣紀念我們的遇難同胞？

　　不是對于殘酷的災難背景下的真情和榮譽的宣傳，因為人們的心理或許依舊還不能承受這份負擔；不是對于災后重建項目的展示，因為這本該就是工作者的職責，如此展示，難免有邀功的嫌疑；更不是聚堆的舉行這樣的研討會，那樣的招商會，因為這也應該是災后重建過程中的系列工作，而不是在5月12日前后的“紀念形象項目”……

　　既然是紀念活動，筆者倒是覺得一味的宣傳民族精神有失偏頗，雖然地震災難已經過去一年了，但是人們依舊沒有忘記在災難中所暴露出來的生產質量安全問題；沒有忘記那些孩子的死是因為學校教學樓質量的問題；更沒有忘記對于存在著建筑質量安全企業問題的企業的核查、公布、懲戒、問責一直都沒有良好的執行。借著紀念活動大張旗鼓之際，與其過多的宣傳好人好事，不如好好的打擊一下違法犯罪分子。

　　災后重建和汶川的紀念，不是任人表演的“星光大道”，人們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災后重建，而不是在這幾天里的“應景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