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申遺”背后的文化焦慮

　　自從山西平遙古城、北京頤和園、龍門石窟等一系列遺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后，一些名勝古跡等紛紛踏上了“申遺”之路。6月28日，廣東開平碉樓申遺成功，使中國的“申遺”熱情再一次高漲，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使出渾身解數向“申遺”沖刺。 
　　
　　據報道，目前全國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愿， 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60多個。根據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一個項目。照這樣計算，中國完成所有項目的申報至少需要一個世紀。 

　　然而，中國的“申遺”熱潮并未因此而消退，各地“申遺”呼聲仍十分強烈。這種特有的現象，在西方人眼里可謂荒誕不經，所以被解讀為“中國式申遺”。其特征有兩方面：一方面不遺余力大造聲勢，不計成本地將申報項目進行包裝；另一方面卻是對申遺成功的項目漫不經心，人為破壞現象日趨嚴重。在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的頤和園、三江并流等6處文化遺產被黃牌警告，如果一年內仍沒有明顯改善，將可能被列入“瀕危名錄”，吊銷“世界遺產”的稱號。(《東方早報》6月28日) 

　　實在不愿意解讀這種“中國式”內涵，獨立于其他常識性的形態之外，無非是想為自己留下一個詭辯的空間。 

　　當然，誰都可以說“申遺”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類遺產。如果能通過“申遺”把祖先傳承下來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加以保護，那無疑是功德無量的好事。而事實上，“申遺”在許多國家非常慎重的事，他們不但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資金來維護環境、修繕古跡，對游人也進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埃及文物管理委員會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說：“我們沒有理由把祖先的遺產當商品對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承人類文明。”大概這是“埃及特色”吧，現代的中國人可沒有這樣的想法，雖然遺產的文化價值可以被吹得天花亂墜，但說歸說，做歸做，官員始終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過，沒有人覺得這樣的言行不一有多么可恥，倒是那些不充分利用資源賺錢的人顯得不可理喻了。 

　　中國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目前已有29處世界遺產，規模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世界遺產大國。但熱衷“申遺”并不意味著熱衷保護，雖然手段花樣百出，一個項目花費上億資金都在所不惜，卻沒有聽說過某地像“申遺”那樣用巨資保護文物。充其量人們想的是中國又多了一項“世界之最”。在這樣的心態下，那些應受到關注的世界遺產卻成了陪襯。 

　　只要翻開各地有關“申遺”的報道，就不難看到對文化遺產如何保護等內容，盡管沒有人將帶來的經濟利益公開寫在紙上，但在各地分析會、動員會上卻少不了算經濟賬。以平遙古城為例，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后，當年門票收入從申報前的18萬元一次性躍而至500多萬元。 

　　有如此豐厚的回報，人們當然趨之若鶩。于是便出現了這樣一條并行不悖的“申遺”規律：只要打上世界文化遺產的標簽，隨之而來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躋身于“國際旅游熱點”。至于花費多少錢，會不會導致文物快速毀滅，根本不在考慮范圍內。說穿了，這樣的做法就是把世界遺產當成了“搖錢樹”，如此而已，所謂的“‘申遺’成功之日，便是遺產遭到嚴重破壞之時”并非危言聳聽。 

　　卓別林曾經在《摩登時代》中質疑工業化，他所擔心的環境污染、金錢罪惡等已經成為今天不能回避的現實。在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同樣需要這樣的質疑。至少應該肯定，忽視科學發展觀，片面牟取任何一種利益，最終只能使社會步入歧途。就像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越是標榜某種目標至高無上，越會導致更多的人喪失理性。貌似進步的社會文化，事實上卻是在逆向發展。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無疑又踏入了另一個災難的怪圈。 

　　不可否認，世界遺產的知名度給一些地方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然而更應該看到，在一浪高過一浪的“申遺熱”的背后，涌動的是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事實證明，對世界遺產的功利性利用，已經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精髓。眾所周知，如今的“國學”正在被弘揚，傳統節日正在被保護，古文物正在被搶救……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成了一個懷舊的民族。換個角度說，渴望富有恰恰是因為貧窮，熱衷于“申遺”也無非是擔心文明的失傳。但“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短視邏輯，直接導致了文化的邊緣化，在無節制的利欲面前，即便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運。如若任其發展下去，不要說需要保護的文化遺產會越來越多，就是中華文明整體“申遺”也不會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