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進城 背后的“大樹政治”

　　一連幾日，筆者在長沙市所屬的長沙、望城、瀏陽、寧鄉四縣市農村走訪，所到之處，幾乎沒有見到一棵像樣的樹。筆者在瀏陽河花木產業帶采訪時，從一位從事花木生意的劉老板口中得到證實：“現在，周圍幾個縣市除了掛牌保護的，別說是大樹，就是值錢點的樹蔸也基本上被我們挖光了。”市場的需求加上政府有關職能部門管理的缺位，使得大樹進城幾乎是一路暢通。

　　伴隨著“園林城市”、“生態城市”、“森林型城市”等城市理念的興起，伴隨著“廣場工程”、“綠化工程”以及“道路工程”的輪番上馬，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樹進城運動在百姓的視線之外發起，又在監督的視線之外成為爭相模仿的流行趨勢。

　　大樹進城對那些在鄉村土地上生長了幾十上百年的大樹來說，無疑是一場滅頂之災。經過兩次移栽，能存活下來的已經不足50％；就算萬幸活了下來，也早已成了“斷臂維納斯”，美感不復存在。當然，對大樹周邊環境生態，更是徹底的破壞。

　　大樹被迫為之服務的政治，當然不是著眼于社會共同利益的公共政治，而大多只是著眼于官員私人利益的私人政治。所謂“大樹政治”，如果被簡單地等同為“大樹底下好升官”、“大樹底下好發財”之類，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差池。

　　善變的“城市的形象”前后完全不一——當他熱衷于修寬馬路時，寬馬路就是唯一的“形象”，大樹可以被毫無顧忌地砍掉；當他熱衷于修大廣場時，大樹又成了支撐“形象”的寵兒，非要花大價錢買大樹進城不可。但是，私人政治向來都是“目標專一”而“急功近利”的。

　　除此之外，“大樹政治”的另一個更重要特征在于：施行和問責意義上的雙重零成本。首先，一手決策并施行“大樹政治”者，是不需要預先支付任何成本的。他只要“拍拍腦袋”，然后“大筆一揮”，經費方面則由地方財政照單全付——即便是為一棵樹支付58萬雪花銀，付起款來眼皮也不會眨一下。其次，“大樹政治”的非意圖后果，同樣不需要他賠付任何代價。哪怕種下去的大樹全都死光了，那也只是“自然原因”，“非人力所能干預”也，大樹被挪死了，人卻挪活了——這個意義上，搞“大樹政治”永遠沒有失敗的可能。

　　財政軟約束造成公共資源為私人利益服務，監督懸空化造成權利被排斥成一無所知的局外人，問責虛無化造成脫韁的權力在公共領域內撒野，這就是“大樹政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