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遺產保護中的“運動化”苗頭

　　若說20世紀中國是個“文化極端主義時代”，那么，去年年底由學者推動、由國家頒布的“文化遺產日”，其意義便不可小視。20世紀是一個“漫長的年代”，在那一百年中，國人為摸索民族復興的道路，頻繁付出巨大代價，我們在短短的光陰里遭遇太多事件，恨不得時間過得再快點。在戰爭與饑餓中犧牲，無疑是代價中最沉重的；而為了獲得文化的現代性而不惜破壞自己的傳統，犧牲自己的文化，這一代價，一樣的沉重。“文化遺產日”的頒布，使保衛傳統的民間呼喚，被官方認可和接受（甚至可能被推為新口號）。保衛傳統的呼喚，過去往往被主流的“去傳統政治”所淹沒。“文化遺產日”的頒布，改變了這一局面。國家頒布“文化遺產日”，是糾正“文化極端主義”錯誤、還遺產應有歷史地位的重要舉措。

　　有次我跟幾位學界朋友閑聊，談起我對于“文化遺產日”的態度。他們中有幾位跟我意見大致相同，而有一位卻認為，文化遺產的保護，一旦蜂擁而上，便可能淪為企圖從政府獲得“資源”的各色人等的牟利手段。他列舉出了一些學者姓名，接著說：“哎呀，他們都忙乎得很啊，到處搞所謂的遺產調查，到處參加各級政府在五星賓館召開的所謂文化遺產學術討論會，學問都不做了……什么文化遺產啊？這些所謂學者，招搖撞騙而已。”

　　如此批評，先使我想起遺產旅游（及其文化破壞作用），之后使我回想起些許相關觀察。我曾作為局內人從某個富裕地區政府部門了解到，幾年以前，這個地區已投入幾億元來申請進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有錢了是好事，這下省、市、縣各級的有關部門和學者都來參與其中，申報項目的有，申報研究課題的也有。項目與研究中，有的確是與申報工作的主題直接相關，可是，有的卻只有間接或次要關系，甚至許多與之毫不相干……這些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幾年間，整個地區鬧成一團，報紙、電視不斷報道，政府為了增加當地遺產的知名度，每年耗費錢財舉辦“文化節”，邀請各方神圣來宴會與旅游。整個地區，多年來宣傳費用居高不下，文化活動極度頻繁；本來許多也該保護的遺產沒保護，為了突出被選擇的遺產在當地景觀中的地位，政府強行拆除了不少本來也具有同等遺產價值的建筑。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給的名額特別有限，幾年后，本來可以用來建設一所高等院校的數億元花光了，“遺產”申報工作卻沒了下文。對于如此“申遺”，平時被傳媒“轟炸”得天天盼望好消息的老百姓，沒有意見是不可能的——他們終究是納稅人。

　　我對于“文化遺產日”的意義，有充分認識；另外，我也景仰那些為了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奔走呼號的前輩。如今政府財政收入大增，動用重金來營造我們生活的文化氛圍，沒什么錯。然而，我那個朋友所發的牢騷，卻也非毫無道理。

　　近些年來西方“遺產”觀念“東征”（觀點是英國歷史學家David Lowenthal提出的），我們的“文化自覺”與此相關（一如現代性的追求，這樣一種“事后諸葛亮式的自覺”，有步西人之后塵的嫌疑）。作為研究者，我懷疑這種“自覺”的獨創性，但為了理解，我還是相信它源于一個值得肯定的觀念轉變：在此之前，國人都誤以為，凡是現代人都應反對以至破壞傳統；如今人們才意識到，作為一個現代民族，我們也需要珍惜自己的過去。然而，難道中國的事情，都得通過“運動化”才能落實？

　　對于遺產保護，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欣喜地看到這有助于國人摒棄“文化極端主義”；另一方面，我覺察到遺產保護已有“運動化”苗頭。我以為，文化遺產源于歷史的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再創造”。遺產保護是好事；好事無疑永遠是事兒，但要留住這個詞匯中的“好”字，我們就需要小心謹慎，防止好事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