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晨報》：西方建筑師應該檢討它們對中國城市建設的作為

　　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曾講述過桃花源的神話，如今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專家俞孔堅教授給與其新解：漁夫穿過漆黑狹窄的洞穴，發現一片與世隔絕的田園樂土，那里的人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后代的帝王們垂涎美景，派人另造了假桃花源。但這些帝王把美景視作純粹的裝飾品，忽視了景觀與生活的密切聯系，最終無法實現桃花源神境。所以，作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藝術的園林變得空洞而毫無生機。

　　同時，在悉尼，你所遇見的每兩個建筑師中，就有一個去中國為擁有百萬人口的城市做過設計。這些建筑師多年的勞動，幫助中國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和34％的鋼材。迄今為止，這些設計項目吸引了4000萬的農民工，消耗了6700萬公頃的土地。但奇怪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令人欣喜的成果，能看到的只是諸如扎哈•哈迪德、雷•庫哈斯、貝聿銘等大牌建筑師作品的仿制。

　　大部分建筑師們實際上在采取消怠的策略，結果使現實變得更糟糕。盡管，他們也對此感到慚愧。過去十年，中國的建筑作品就像是紅色天鵝絨窗簾后面的一堆垃圾，不為世人認同。而當你詢問這些建筑師是否有文化的差異時，他們卻輕快的否定了。

　　這樣，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建筑師們知道什么更好，因而他們羞愧！他們清楚中國的城市和環境正搭乘泰坦尼克走向災難，自身卻無法抵擋利益的誘惑。正像俞所說的：“西方建筑師來中國，本來應該帶來真正的建筑理念，但他們急切地想要呈現作品，就對中國政府隱藏了‘美國模式是錯誤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是“黑五類”子弟，俞兩次被拒于校門之外。無法上學，只能去放牛。在去北京讀大學之前，他從沒有離開過家鄉，也從沒聽說過景觀設計。

　　1980年的時候村里還沒有電話。俞的中學老師用一個小時的時間騎自行車來到俞的家里，講述什么是作為帝王藝術的“園林”，亭臺樓閣、流水和假山美景。現在作為哈佛畢業生的俞解釋說，老師當時沒有意識到，古代帝王的藝術是對景觀設計本質的褻瀆，不是真正的藝術。

　　90年代從哈佛畢業回國，俞痛心的發現，自行車道都讓路給了汽車，河流、溪水被改造成溝渠，田里的谷稻被鏟平鋪路。“有兩年的時間我騎自行車上下班，但太難了，于是我放棄了。”盡管如此，他還是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景觀作為真正的藝術，是未來的藝術！

　　在中國的660多個城市中，三分之二缺水。北京的地下水位已低于80米，每年還要下降1米。沒有人知道能有多少剩余。政府為此正在修建一個1700公里的引水渠，稱為“南水北調”。

　　俞在中國推動生態基礎設施建設，勸說當局保留濕地和滯洪區，建立了一條類似于中醫里的經絡的大地生態網絡。

　　當然，實現這些理念更多的要依賴于市長們的決策。如果660多位市長能夠不再用帝王的思維建設城市，我們的居住環境就有希望得到改變。2003年，俞寫了“城市景觀之路”一書，闡述了什么是錯誤的城市規劃，送給660多位市長參閱。迄今為止，這本書已重印9次；俞還完成了多項生態防洪和類似沈陽稻田校園等生態景觀示范工程的建設。

　　政府方面，必需正確面對！針對市民們就日漸惡化的居住環境的投訴，國家環保局副局長潘岳聲稱：“中國未來將建成綠色、生態、人文的社會。”但是，現狀著實令人擔憂：污染的河流和土壤、猖獗的沙漠化和沙塵暴以及13億人口糧食的短缺。想想看，澳大利亞是否也是這樣的境況！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是澳大利亞的65倍。中國政府是有能力改變這場生態災難的，它應該選擇怎樣的道路不言而喻！

　　中國政府將作怎樣的選擇？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跡象！ 20年前，中國只有10％的人口為城市居民，現在已經達到了40％。20年后，更將達到70％，每個城市的人口都翻了三倍。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最富有的100人中，有50人是開發商。

　　同時，政府還在拆毀具有濃郁京味特色的胡同和早在紫禁城之前就已建立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以高樓大廈和數以公里長的、由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師Albert Speer的兒子設計的禮儀大道。同樣的，為迎奧運發行了上百萬冊的“文明禮儀基本手冊”中，甚至規定了吐痰、內衣和眼神等。

　　世界歷史上所謂的“現代化”，往往帶有反自然，反土地，反歷史的特點。從拿破侖到后現代的古典主義復蘇，那些一堆堆建筑和城市的錯誤，卻在不斷上演，教訓并沒有被吸取。

　　俞對此的批判更為犀利！那些錯誤的城市、建筑和景觀設計，使得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卻讓一堆帝國主義的劣質品取代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連舊時代的帝王都想不到他們的紀念性景觀怎么會和當代中國的文化身份和美景牢牢結合在一起的，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俞說，“在尋找身份的同時，我們卻喪失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