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片危改解凍：“整體保護規劃”遭遇困惑

　　去年1月國務院通過新修編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之后，兩院院士吳良鏞在接受《了望新聞周刊》專訪時坦言：“我認為北京的總規修編才完成一半。” 

　　總體規劃確定整體保護北京舊城、推動新城建設的原則，是吳良鏞多年的愿望，但他擔心如不能跟進有效對策，“這個城市會像整個一張‘大餅’，攤到行政范圍內全是”。 

　　半個多世紀在老城上面蓋新城，已使62.5平方公里的北京舊城在2003年僅留下不足15平方公里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以舊城為中心的城區因承載過多的城市功能，交通與環境壓力持續加重。 

　　吳良鏞多次呼吁舊城內的建筑量不能繼續增長，與這一思路吻合的總體規劃剛獲批準，卻面對數量可觀的成片危改項目正在或等待實施。 

　　成片危改解凍 

　　數位學者去年2月聯名建議，“對過去已經批準的危改項目或其他建設項目目前尚未實施的，一律暫停實施”，“凡不宜再在舊城區內建設的項目，建議政府可采取用地連動、易地賠償的辦法解決，向新城區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資者的經濟損失”。 

　　兩個月后，北京市政府對131片危改項目作出調整，決定35片撤銷立項，66片直接組織實施，30片組織論證后實施。 

　　這些項目集中在舊城之內，仍沿用“拆平建高”的高強度開發模式，對歷史文化保護區形成包圍之勢。 

　　北京舊城占1085平方公里規劃市區面積的5.76%，這次總體規劃修編使舊城內的歷史文化保護區增至33片，占舊城面積的29%。 

　　2004年北京市文物局的文件稱，“在北京的市區內，胡同至今占據著1/3的面積，居住著北京舊城近半數的人口”。 

　　2005年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完成的《胡同保護規劃研究》顯示，2003年北京老城區的胡同有1571條，其中保護區之內660多條，保護區之外900多條。 

　　旨在5年內完成全市危舊房改造的計劃已使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為平地。2000年啟動的這項工程在兩年內拆除危舊房443萬平方米，相當于前十年的總和。 

　　在這次大規模改造運行之前，北京市劃定第一批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范圍，占舊城面積的17%。 

　　保護線劃到了哪里，拆除線也劃到了哪里。愈演愈烈的拆除激起25位學者聯名上書，改造計劃終于在2002年9月被迫暫停。 

　　2002年6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元大都研究權威學者徐蘋芳，對在經過完整規劃設計的舊城之內，分片劃定保護區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這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保護規劃之惑 

　　“進一步擴大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的范圍”被寫入新的總體規劃，但眼下再度啟動的成片危改工程又將推土機引入舊城。 

　　保護區外的成片拆除已在進行，金寶街、霞公府、米市胡同、察院胡同、文昌胡同、文華胡同、麻線胡同等地的拆遷現場，繼續上演著拆與保的遭遇戰。 

　　保護區內的情形同樣可嘆。大面積推倒重來的南池子工程被數位知名學者聯名指責為“一大敗筆”，緊接著南長街被成片拆除，大柵欄、鮮魚口又引發爭論。 

　　保護規劃的一些模糊表達或對此負有部分責任。《北京舊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顯示，保護區內仍有一個可拆范圍，保護區由重點保護區和建設控制區組成，其中建設控制區可“新建或改建”，占保護區面積的37%。 

　　保護規劃中的道路擴建方案隨處可見，南北縱穿鮮魚口和大柵欄的兩條25米寬的道路工程正在大規模拆遷，它們和這里其他新建和擴建的道路一樣，是對保護規劃的執行。 

　　2004年什剎海保護區內的舊鼓樓大街被大規模拆除擴建，引發19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遺產大會，呼吁停止在北京舊城內的這類活動。 

　　舊城里越拆越寬的道路并未使交通擁堵改觀，它只是將周圍交通的堵點迅速移入城內。在高密度的城市里發展小汽車鮮有成功的先例，為其支付的巨大成本還使街道的商氣盡失。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去年承諾在新的舊城規劃編制中，對傳統格局保持較好的街道進行整治時降低其城市道路網密度，減少紅線寬度，原則上不再新建紅線寬度在40米以上的道路，而以15米到25米寬的道路為主。 

　　今年4月，位于舊城中心區域的西絨線胡同、油坊胡同、大方胡同的道路擴建展開，西絨線胡同的寬度由現狀25米增至35米，油坊胡同、大方胡同的寬度由現狀10米增至25米。 

　　在公交優先戰略未獲明確之時，這些道路工程盡管被控制在“瘦身”尺度之內，仍將繼續吸引小汽車的涌入。 

　　高密度城市的交通以“步行+公交”為國際通行的天則，如以鼓勵小汽車的發展為基本交通政策，縱使將城市拆成了郊區也難以滿足交通增長之需。

　　拆遷經濟與城市命脈 

　　連續不斷的拆遷被認為拉動了房地產發展，房地產開發投資已超過全市全社會投資比重的一半。 

　　被拆遷居民對商品住房的需求約占全市全年住宅銷售總面積的1/3，被認為是“重要而且比較穩定的有效需求量”。其背后眾多居民被迫負債買房的現實，卻暗示了社會財富的轉移。  

　　層層分稅的體制加上財權與事權的倒掛，使基層財政約束變硬。僅占地方財政收入1/4的區級財政，承擔著行政開支、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以及資金需求量巨大的危舊房改造。 

　　易于推進區域水平分工的不動產稅尚未開征，地方稅收以營業稅為主體，做大經濟規模成為多方一致的方向，不但助長各城區經濟同構惡性競爭，還使對“土地財政”的欲望高溫難降。 
　　
　　“祈年大街受天壇世界文化遺產規劃限制，發展受阻，”這是一位區干部去年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的表述。 

　　在全市行政區域之內，北京舊城乃彈丸之地，卻擁擠著4個飽含發展激情的區級政府。 

　　雖然新的總體規劃提出“打破舊城行政界限，調整與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不協調的行政管理體制”，但近年來被寄予厚望的將舊城四區合一的設想未有下文。 

　　總體規劃已明確提出調整城市結構的目標，但大規模的建設還是在中心城內發生，外移城市功能尚無具體動作，因拆遷而被驅至郊區的低收入人群，正在加入城郊之間更為洶涌的交通大潮，生活與就業成本加大，城市運行成本高筑。 

　　在這個意義上，北京舊城內每一個四合院的留存，都是落實城市結構調整的行動。 

　　形勢仍不明朗。較之以往，北京市近年來在舊城保護方面也傾入了更多的力量，出臺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鼓勵單位和個人購買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四合院的規定、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房屋保護與修繕的規定等。 

　　在一些地方推行的四合院“微循環式”改造，采取居民以院落為單位自愿申請和房管部門推薦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也頗受好評。 

　　可推土機又蓄足了馬力。吳良鏞4月20日在他的恩師梁思成誕辰105周年的座談會上感言，“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的，我們總不能給后人只留下一個故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