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里程碑

時　　間：2005年12月2日上午

地　　點：北京陜西大廈

主辦單位：國家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府、光明日報社

中國要在落實推廣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童明康（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本次座談會主持人）：今年10月份由我國承辦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第15屆大會暨科學研討會在西安召開。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最為重要的學術成果就是通過了由中國專家參與起草的《西安宣言》。今天，國家文物局、西安市政府和光明日報社在這里共同召開座談會，目的是就如何正確、全面地理解《西安宣言》的內容，并將其理念和方法同我們未來一個時期的工作相結合，使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與國際保持同步發展。同時也希望，作為西安宣言的誕生地，中國能夠在落實推廣方面發揮積極的帶動作用，并在實踐中對其進行發展和完善。

文物保護理念的新拓展

　　吳良鏞（兩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西安宣言》的發表有兩層意義：一，它是第一次從理論上比較完整地闡述和推行保護文化遺產的環境；二，它是環境意義上的發展，過去談環境是指“環境工程”，主要著眼于工程學或是技術層面，后來進一步發展到人居環境，現在ICOMOS提出文化遺產環境的保護，包括文物環境、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等等，這是人類文明對待環境的更高認識。所以我覺得《西安宣言》中遺產環境的保護并不僅僅是對文物周邊，而應該引申到是對文化提出重視，尤其是文化環境，特別對中國這樣一個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文化環境更是我們應該愛惜的。

　　另一方面，《西安宣言》展擴了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和涉及領域，開拓了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過去就文物論文物，把事物本身的面貌弄得比較窄，現在提出來文物保護不能局限在已有的方式、概念，還要拓寬和發展。文化遺產保護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國際理念的發展。這就是動態的，發展的，而不應是教條的。

要保存包括環境在內的所有歷史信息

　　周干峙（兩院院士、建設部高級建筑師）：歷史給我們以智慧，歷史給我們以重要的經驗教訓，沒有經驗和歷史人類就沒有文明。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不可能重復，從科學意義上來講，歷史是不會重演的，只有靠遺物等把各種信息傳遞下來，因而要把盡可能多的歷史信息保存下來。很明顯，保存局部和片段不行，很多東西是整體的，整體性越強認識的程度越深，科學性越強，所以現在把文物保護擴大到環境概念上來講是一大突破。

　　第二點，我們國家是高密度發展，城市如此，鄉村如此，自然環境也是如此。由發展造成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破壞，我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避免地來得劇烈，破壞得多，只有懂得了環境和這些遺產的重要性，才有利于保護環境和文物，保護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避免像現在這樣成片成片地拆除歷史街區的現象。

《西安宣言》的出臺恰在好時

　　謝辰生（國家文物局原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西安宣言》的出臺是恰在好時。為什么？因為現在非常需要這么一個宣言，這個理念的出臺正是我們現在客觀需要的。第二，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用這個宣言指導實踐的很好機遇，為什么？因為現在我們正在面臨著城鎮化的現實，最近一再強調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的道路。

　　胡錦濤同志在9月底有一個講話，說堅持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發展道路，一定要堅持保護環境和資源的基本國策，要切實保護好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環境，還強調必須堅持以規劃為依據。這幾句話對我們今天宣傳、應用、實踐《西安宣言》是有利的。過去我們在城市化過程當中千城一面，現在如果城鎮化當中再來個千村一面的話恐怕就更糟糕了。《西安宣言》正好趕上這個坎兒。城鎮化當中怎么樣把我們的理念提出來并且應用，這是很重要的。鄉土建筑文化遺產很豐富，有些地方保留得很好，這里凝聚了我們祖先多少年的智慧，所以特別需要保護。在這么一個城鎮化的大潮面前有宣言作為理論武器實在是太好了！

為遺產搭建起保護屏障

　　單霽翔（國家文物局局長）：《西安宣言》表明了現代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應該從文物本體擴大到對其環境及環境所包含的一切歷史的、社會的、精神的、習俗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活動。當保護的理念和保護范圍得到科學拓寬的時候，對文化遺產本體的保護就將更加有效，這就像在遺產周圍搭建了一個牢固的保護屏障，其作用不僅是更好地保護文物本體，而且有利于保護遺產環境中的動態物質和非物質遺產，從而鞏固和增強遺產本身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近年來無論是文化遺產保護部門還是建設部門都在文化遺產環境保護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比如在文化遺產周圍設立保護區，設立緩沖區，設立建設控制地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今后應該借宣傳和推廣《西安宣言》之機更加重視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性內涵，將環境納入遺產保護的范圍，綜合考慮有效的保護。

　　我有三點初步設想：一是繼續健全文化遺產及其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在“十一五”期間重點安排涉及文化遺產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家標準和技術規范的編制。二是加強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研究編制。三是努力創造條件，確保大遺址等重大文物和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實施，近期爭取通過啟動和實施重點項目，完成一批重要的文化遺產示范工程，通過這些示范工程對《西安宣言》進行宣傳。

　　作為一個擁有眾多文化遺產的文物大國，我們文物環境的保護涉及的地理范圍廣、部門多，環境也極為復雜，經費需求很大，受社會發展、經濟增長、人口膨脹、資源分配等因素的影響也大，因此我覺得貫徹《西安宣揚》應該更加著力于在實際推動方面。

科學的遺產保護是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

　　茍天林（光明日報總編輯）：我們特別注意到在《西安宣言》這份歷史性的國際文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環境”一詞，它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對人類文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這個貢獻就是保護文化遺產的歷史環境、現實環境、文化環境、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等等。我國文物保護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受到國際同仁的關注、贊揚，現在這些經驗用一份帶有重大意義的宣言——《西安宣言》凝聚起來，這是我們的驕傲。

　　發展是當前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主題。我們從“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逐步走入了“科學發展”、“又快又好的發展”這樣一種高層次的境界和道路。作為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的立足知識界、面向全社會的媒體,作為當代中國的文化日記、學術日記,光明日報理所應當對黨和政府就文化遺產保護所作的巨大努力予以宣傳,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所取得的成就予以關注,對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予以報道,這是光明日報的性質、職責和特色所決定的。

《西安宣言》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和實踐性

　　張柏（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主席）：進入21世紀，城市化進程的迅猛發展給古跡遺址及文化景觀的保護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各類新興建筑和工業設施無法遏制的膨脹和擴張使得文化遺產，特別是遺產環境所承擔的壓力和風險日益加大。隨著周圍空間不斷被吞噬和破壞，遺產所代表的歷史價值也日漸剝離。面對這種情況，人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保護遺產周邊環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及以往對遺產環境概念認識的局限性。因此，近些年來，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在研討和實踐文化遺產環境的保護。眾多的經驗教訓使人們深深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在全球范圍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西安宣言》正是這種時代要求的產物。

為世界保存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

　　喬征（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西安宣言》以西安命名，是國際組織對西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充分肯定，是對西安市委市政府和西安人民半個世紀以來所付出巨大代價的高度贊揚，更體現出各方面對西安今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充滿了信心，寄予了厚望。

　　西安是中國的西安，也是世界的西安，保護好西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就是保存中華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歷史記憶，就是保護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物質和文化基礎。西安半個世紀以來的一些成功實踐，基本形成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西安模式,那就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遺產保護和諧相處的模式。這個模式堅持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動保護與發展的和諧統一，文化本體與周邊環境和諧共生，自然景觀與歷史景觀和諧映襯。西安將以《西安宣言》的發布為契機，加大對西安古城的保護。

實現從軀體的保護到靈魂的保護

　　石興邦（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陜西省考古學會會長）：《西安宣言》解決了世界范圍內古跡遺址保護的理念問題。從《威尼斯憲章》發表到今天的《西安宣言》，這一共識的取得經歷了40年，來之不易啊。它是時間成熟、認識成熟、形勢成熟的產物，適應了全世界的需要。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質不僅是對遺產本體的維護、保護、修復，更重要是對文化進行了保護，是對有形的實物的保護擴展到對無形的文化保護，也就是從短期保護延伸到長期保護，只能這樣，才能實現從軀體的保護到靈魂的保護，才能徹底解決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

保護遺產環境中國有傳統和經驗

　　王景慧（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原總規劃師）：《西安宣言》將文物更加完整地定義，除了文物本體的保護之外，還擴大到了它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和一些非物質遺產、社會文化環境方面的關系。在這方面中國有豐富的經驗和體會。比如，中國的歷史建筑都非常注意與環境的結合，而且充分利用環境表達原來建筑的設計功能和設計意圖，像北京的頤和園、天壇，其設計就是和環境一體，頤和園借景西山和玉泉山，顯然是被環境充分吸納，這是中國園林里面借景的重要概念。在天壇街上看到的只是天壇非常雄偉的屋頂，然后就是藍色的瓊樓，表現了人和天之間的關系。而我們保護天壇和頤和園的時候，都對周圍環境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嚴格劃定了緩沖區。

　　在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上，中國有很多歷史建筑都有著名的文章描繪，很多文章是根據樓的存在而繼續流傳，很多樓也恰恰是因文章而名聲大作，這些都是需要保護的。

實施《西安宣言》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郭黛姮（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聽到《西安宣言》這個名字的時候就很振奮，因為過去國際憲章中沒有用中國城市命名的。同時確實覺得這是里程碑式的文件，是對于國際文物保護的一次推進。下一步是我們能不能力爭成為實施《西安宣言》的典范國家，這對我們來說是很嚴峻的問題。因為我在具體工作當中感覺到很多東西聽起來非常莫名其妙，但是它就被寫進了某一個城市的規劃大綱。比如，聽說恭王府北邊規劃要開一條穿過什剎海的大路，因此就要把什剎海填掉一些。簡直不能想象，這個歷史環境就這樣隨便地改變了！這是在北京呀，如果連首都的遺產環境都保護不好的話，還怎么實施《西安宣言》？另外我們應該制定相應的法規，強制性的東西，來制止這種不合理的對于環境破壞的規劃實施。今天到會的人以文物界為主，還有規劃界的，當然在座的在這方面很注意，但是很多實施規劃的人不像他們，應該有針對性地向具體做規劃或者指導規劃的人宣傳，比如辦規劃局長學習班和市長學習班之類。

遺產環境保護理念源于東方哲學

　　韓驥（西安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西安宣言》關于環境保護的理念應該說是源于東方哲學。往近了說，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梁思成先生就提出來北京的保護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立。西安環城工程的建設從1983年開始，一直到現在，也是非常注重文物本身的保護和文物周邊的保護以及文化環境的保護。上世紀80年代的《文物法》的實施細則里明確地規定在建筑控制地帶所要搞的建筑，其性質、規模、高度、風格、色彩都要與文物相協調。就我所見，在國家級的規定里有這樣內容的，世界上并不多。有一些西方國家建筑思想不是強調協調，而是強調沖突。我認為，《西安宣言》是東方哲理對世界文化的一次重大貢獻，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越來越看到它的深遠影響。

　　《西安宣言》在中國需要宣傳，最好第一個實施細則應該在中國誕生，我們在這方面應該說已經有很豐富的經驗，這樣一是對我們自己的宣揚是有力的支撐，另外對國際文物保護也是很好的貢獻。

遺產保護正深化為人類大環境保護

　　郭旃（《西安宣言》起草小組成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對于《西安宣言》的認識，參與起草的人有一個共識——這是自《威尼斯憲章》以來一次重大的發展。《威尼斯憲章》主要涉及的是文物本體，或者更準確地說，不是遺產完整概念的全部，主要是指物質的人工建造物和古遺跡，《西安宣言》主要涉及環境專題，指的是復合體的環境，不是僅指物質存在，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就是有形的和無形的，內在的和外部的，是綜合的環境概念。這里提出了環境是遺產價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起草宣言的過程當中大家反復明確這一點。

　　從環境問題的提出，感到遺產保護正在真正深化為人類大環境保護，而不是簡單狹義的環境保護。曾經有外國專家看到我們的歷史中心區或者遺產地，說過兩句很生動的話，他說看到我們遺產里面美極了，看到遺產和遺產之間丑極了。他的評論還是指外部周邊物理層面，還沒有涉及非物質層面。所以我們想通過進一步宣傳理解和貫徹《宣言》精神，使遺產保護事業進一步深化、擴展，更好地服務于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

加強中國遺產保護的宣傳

　　安家瑤（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在國際遺產保護領域中中國的聲音還是太少，外國專家對中國文化非常感興趣、研究很深入，但是他們研究的其實都是幾十年前的中國，對于現代中國了解的還是不夠。因此不管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的保護，我們都非常有必要在國際舞臺上進行宣傳。遺產保護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來說是非常正面、良好的國際形象。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教訓也有豐富的經驗，應該好好宣傳。所以希望媒體大量宣傳我們國家在遺產保護上的進展，對于《西安宣言》的宣傳就是一個契機。

盡快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和標準

　　李曉東（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國家文物局研究員）：以《西安宣言》所確立的原則和提出的建議來觀察，以我國《文物保護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為準繩來檢查，我國文化遺產及其環境的保護現狀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一些地方由于城鎮和旅游業的迅速發展，在一些遺產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修建了許多新的建筑，包括一些體量大和超高度的建筑，其中有的地方已經城鎮化了。還有一些地方拆除了與遺產的文化內涵和價值融為一體的早期建筑或者是歷史街區，這些行為都破壞了文化遺產的環境和它的歷史風貌，破壞了它的真實性和完整性。我們應以學習、宣傳《西安宣言》為契機，進一步增強文物環境保護意識，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和標準，加強對歷史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地區及其環境保護的監測和執法，使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遺產環境保護相協調，為貫徹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做出我們的貢獻。

《西安宣言》具有里程碑意義

　　陳同濱（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西安宣言》是專門針對遺產環境保護的國際文獻，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品牌上嶄露頭角，在我們國家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結合我們國家的國情來看，在人口眾多、資源緊缺、城鎮化建設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遺產環境的保護遠比遺產保護艱巨得多，《西安宣言》及時提出這個問題，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框架，特別是其中對規劃手段給予了充分重視，這對我國今后的文化遺產環境保護，尤其是大遺址的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我覺得還存在一個問題，比如說對規劃任務的界定還不足，應該強調考慮遺產環境保護和社會和諧發展的關系，因為在規劃下制定遺產環境整體保護目標，策劃綜合性的保護對策，協調遺產保護和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應該說是整個遺產環境保護的關鍵環節。在宣言里對景觀和非物質層面給予了重視，在社會和諧發展，包括與生態環境結合方面的關注還不夠。

《西安宣言》站在了學科發展的前沿

　　呂舟（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副院長、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執委）：《西安宣言》反映了當前文化遺產保護的最新趨勢，也就是學科發展的前沿。比如說其中涉及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這是2003年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公約提出來的并已成為正式的國際行動；另外提到了文化線路的問題，這也是2004年前后剛剛出現的在世界遺產保護領域的新的項目類型。另外還有完整性問題，原來是自然遺產的問題，在我們剛剛拿到的2005年版的《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指南》當中，第一次把完整性作為對世界遺產進行檢驗的標準提出來，《西安宣言》對完整性如何理解、如何解釋做了它自己的陳述，ICOMOS作為世界遺產公約規定的咨詢機構，特別是文化遺產的咨詢機構，這方面的步伐是非常快的，也說明西安會議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非常及時的，它解決了我們怎么評價世界遺產的標準問題。

　　《西安宣言》也對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提出要求。第一，它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平臺——如何考慮環境問題，而這同時也是一個機遇，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同時站在這個平臺上，我們可以一起發展，在理論發展和實踐經驗的積累過程當中發揮我們更積極的作用。原來我們一直覺得和國際文物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發展有一定距離，我們總是在追趕的過程當中。現在大家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可以一起出發，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應該讓中國的經驗被世界更多地了解，更多地認識，使中國的經驗能夠更多的體現在國際準則和原則當中。

持什么樣的價值觀來理解遺產及環境

　　張兵（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名城所所長）：在《西安宣言》以后應當深度加強城鄉規劃和遺產保護規劃。現在城市化的進程在加快，在城市規劃實踐中對于歷史環境破壞程度的感知是比較具體的，可以說很多時候是無視遺產保護的，而且在每一個政府決策里都可以找到借口，把黑的慢慢說成白的，月亮也可以說成是扁的、方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感覺到在遺產保護理論建設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加強對遺產以及遺產環境選擇性的研究，那就是我們持什么樣的價值觀來理解遺產及環境？其中需要保護或一定程度可以舍棄掉的，要進行選擇。完整性不是說全部都保存下來，哪些東西應該篩選或者在規劃中加以體現，我認為這是非常基礎的問題，應當加強研究。

　　另外，在城市建設中對于環境的影響和評估要有法制化的管理。新的發展到底和舊的保護之間是怎么樣的關系，建設過程中怎么對影響進行客觀和科學的評估，這是非常基礎的問題，應該得到重視。

中國遺產保護理念與國際融合的標志

　　趙中樞（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西安宣言》是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實踐與方法與國際潮流融合并得到世界認可的一份文獻。它對于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正處于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影響很大。貧窮是文物保護的最大敵人，經濟富有也可能成為遺產破壞的強大動力。文化遺產的不可再生性要求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從理念和方法上找出對策。拿歷史街區來說，街區的房屋建筑是一個風貌外殼，居住其中的人是歷史街區的靈魂，是繼承者和傳承者，他們與遺產及其環境密不可分。按照《西安宣言》的理念，我們就可以避免拆除遺產周邊建筑而導致喪失歷史環境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