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等待拯救的運河文化

　　2004年12月20日，北京大學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間里，除了幾臺電腦外，就是滿屋的地方縣志、市志和其他運河研究資料，將近30位博士碩士擠在這里，這是一個京杭大運河保護研究的全國智囊中心，由41歲的北大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教授牽頭，他們做的京杭大運河生存狀態調查，需要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案上交國家文物局。和7月初費時一個月騎自行車沿大運河做實地調查的辛勞相比，后期的資料分析同樣苦不堪言。
　　這是對1700多公里大運河全程文化遺產、水利、生態的一次摸底調查，將給國家文物局制定大運河文物保護提供直接的政策參考依據。

　　斷流的運河

　　雖然大運河大部分河段依然承載著水系滋養、運輸的責任，但大運河很多河道狹窄難行或已干涸，“濟寧以北已經廢棄，”國家文物局考古處李培松處長說。

　　走完全程的課題組成員之一、博士朱強對沿途景觀印象深刻:“河岸兩邊列入保護點的文物情況還算好，但許多保護級別低的文物點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幾塊爛石碑堆在那里，河道被填平，上面修了房子。農民大都忙于生活問題。”一些夠不上文物級別的民居、龍王廟、古船塢等文化遺跡則處于自我存亡中。

　　運河部分區段因為斷流、斷航、河道治理改造等原因，正成為城市化和農田的蠶食對象，如聊城、臨清、德州、滄州等地的運河近30多年來因淤塞、水源等問題，經過改造，運河故道便成為了城市建設或其他用地。

　　南水北調工程給大運河帶來的一個隱憂是河道拓寬的后遺癥。由于東線工程主要利用古運河故道整修后調水，部分河道涉及拓寬、開挖，可能會對運河及其兩岸的文物與環境造成破壞。李培松總結了專家們的意見提出，在有重要文物點的地方繞開文物點，在旁邊加建新河道，但這一方法沒有得到最后論證。沿岸河道和文物都處于“改過待察，以觀后效”的岌岌自危中。

　　有多少遺產可以遺失

　　對文物點的勘查是保護工作的第一步。

　　從大力開鑿大運河的隋煬帝始，之后的歷代帝王，尤其是乾隆多次下江南，一路留下了數不清的行宮、驛館、碼頭碑塔，現在這些東西都成了大運河價值的重要部分。但時隔多年，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確鑿數字表明留下了多少文物遺存。據《江南時報》采自江蘇省水利廳的一份資料顯示，今年文物保護部門對江蘇段工程沿線的文物進行全面復查、補查，僅江蘇沿線共發現文物點151處，其中還包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兩處，分別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代驛站——揚州的盂城驛、東臨洪澤湖的“明代第一陵”——淮安的明祖陵。這151處文物的年代，從幾十萬年的遠古到五六千年的新石器，從夏商周秦漢到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古跡。從朱強的調查材料看，僅揚州一地，沿運河分布的文物點已經不可計數，略略數來，盂城驛(我國目前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古代驛站遺址，國保)、文游臺(建于北宋，原為東岳行宮，省保)、界首鎮護國寺大殿(建于南宋)、普哈丁墓(建于南宋，阿拉伯人墓葬，清真寺等建筑)、天主教堂(建于清，天主教最早的活動場所之一，省保)、東關古渡(自唐代起成為揚州城市最繁華的渡口)、文峰塔(建于明代，鑒真和尚與此起航東渡日本)等等，作為鹽商的重要活動地，還有為數眾多的鹽商宅邸、鹽運使官衙等。

　　對文物點的統計也有過一些官方數據。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南水北調工程的文物保護工作(文化遺產)》，目前初步統計的文物點已達919處，但這個數字是及其保守的。由于地下文物的不可預見性，已知文物點不等于工程涉及的全部文物。三峽工程在開工之初所知的文物點僅有100多處，詳細調查后批準立項的竟達到1087處。

　　俞教授的課題組在沿岸人群中做過一個運河認同感的調查問卷，雖然參與的百姓積極填寫，并且還主動做向導，帶課題組同學去找文物，但結果讓人感傷——這些住在運河邊上的人們，運河存在與否對他們已經不很重要了，他們與運河的關系在逐漸斷裂，人與土地關系的疏離勢必導致相關文化的喪失。

　　作為導師的俞教授把原因歸結為城市化進程、運河本身功能的逐漸削弱和運河自身的存在狀況，而以第三點最突出。他認為運河已不能提供美、休閑和生態的功能，在很多地方它就變成負擔了，變成了排污溝，倒垃圾的場所，散發臭氣。古閘埋在垃圾堆里，龍王廟倒塌了。從人群觀念上，從物質上，運河都正在消失。

　　分段管理的制約

　　大運河的管理歷來由各段水利部門分段管理，沒有全線統籌。“最大的問題是行政分割問題，各自為政，應該進行統一管理，經費雖重要但不是最大的問題。”俞孔堅如此認為。在他將要發表的一篇論文里提到:限于行政部門的條塊管理模式，我國的遺產保護缺乏對文化景觀資源的全面掌握和統籌安排。由于大運河尺度巨大，加之在行政上主要歸航運和水利部門管理，在客觀上限制了文化遺產研究的深入開展。難以形成從管理到保護利用的整體性思路。

　　借南水北調的契機，國家文物局專門組成了“南水北調工程文物保護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組織、協調工程中的文物保護，但由文物部門形成的調查報告要上交至水利部門，成為其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一部分，需要耐心等待審批。“時間緊，留給文物部門的時間不夠，有的地方已經開工，但我們遞交的可研報告還沒有批下來，所有的保護經費也就沒有批下來。中間環節多，耗費時間很長。”李培松由此很是焦急，“對專題報告的審批按計劃要在2005年第一季度完成，2006年所有的文物保護工作必須結束，目前都在等，前期的調查工作都在墊錢做”。揚州市文物局的樊處長給記者算了一下時間——國家級文保單位，從圖紙、調查、出方案、報批上級，整個程序下來最快也得3年，縣市級的快一點也得一年，“我們地方文物部門先做調查，然后省里下來復查，出了規劃上交文物局，再由文物局交到水利局”。

　　從國家文物局看到，地方上交上來的《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省文物調查報告》是今年工作的一個重點成果，李培松說，目前已有江蘇、山東兩省的報告，其他各省也馬上交來。也就是說，為水利部門提供參考的、列入東線工程整體可行性研究報告中的文物前期勘探調查工作已經結束。奇怪的是，記者電話采訪揚州市文物局的樊處長，樊處長告知目前還沒有啟動大運河文物的勘查，只做日常指定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

　　遺產廊道的理想

　　針對大運河的保護，俞孔堅提出一個保護概念:遺產廊道。哈佛歸來的俞孔堅質疑國內僅有的三個層次上的文物保護，即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保護區、歷史文化名城，他認為對獨特的線路型文化遺產缺乏考慮，使大運河作為1700公里整體的保護處于空白。所謂遺產廊道，是從保護單體文物發展到保護含獨特文化資源的線形景觀，可以是河流、峽谷、運河、道路以及鐵路線，是能夠把各個遺產點串連起來的線形廊道，即大運河不僅是一個個散落在它沿線上的會館、清真寺、船閘，還包括大運河本身及兩岸的民俗文化，“我們以前的保護方式只是保護了一個文物，沒有保護一種想法、概念和文化傳播的途徑，人類活動是連續的，沿著路徑、河流、鐵路進行的，遺產廊道可以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同樣情況的還有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劍門蜀道等。國家文物局已將長城作為整體文物保護單位上報呼應了俞孔堅的這種整體保護思維。俞孔堅把遺產廊道納入其建設生態基礎設施的理念之中，力圖把大運河建成有水、林帶、自行車道、解說系統和明確邊界的游憩廊道，給人提供休閑、教育。他的理想是讓大運河回到它的完全價值里，不僅是遺產，更是能和人友好共存的生存環境，重新獲得人們的認同，其理念帶有經濟和生態意義。

　　然而對俞孔堅的理念，李培松卻認為這只是一種美好的想法，在目前情況下，只能保證物質文化遺產首先得到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還顧不上。作為最高級別的文物保護機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的顧司長非常有信心，“運河問題多，但東線工程不會給運河帶來滅頂之災，有的說法是矯枉過正了，工程與文物發生沖突時，文物優先”。剛從國外開完遺產會議回來的顧司長表示，國家文物局將要把大運河作為一個整體列入申請世界遺產的預備清單里。他和俞孔堅有一個相同的看法，即保護大運河永遠不嫌為時已晚，只要開始就會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