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最大的國家，所以更要謹慎”

　　今天的建筑設計師不但是城市的建設者，也是規劃者。他的方案決定建筑的命運也影響了城市的未來。從這點看，英國及許多歐美國家的建筑師比中國早走了很多。 　　泰瑞·法瑞爾爵士(Terry Farrell)：英國著名建筑設計師，其風格是以比較輕松的方 式對古典風格的建筑進行模仿和創新。他為倫敦、曼徹斯特、愛丁堡、香港等世界不同城市完成個性鮮明的建筑設計和總體規劃方案。也曾多次參與中國內地的建筑設計與城市改造。 　　在采訪法瑞爾的過程中，能感受到他的嚴謹和對古老建筑的熱愛。 　　中國新聞周刊：像愛丁堡這樣有著豐厚歷史積淀的城市，新建筑的修建如何進行？ 　　法瑞爾：在愛丁堡，市中心有許多人住在喬治亞時代的居民樓里，這些老樓屬于保護行列，是不能推倒的。要建新住宅的機會非常少，都是在周邊，那里的建筑沒有任何保留價值。 　　現在，中國有不少開發商都喜歡最新穎的西方派作品，這樣對城市建設并不好。我倒建議在城市發展的時候，更應該稍微帶一點保守的思想。 　　中國新聞周刊：英國的“城市復興”在歐洲國家處于什么位置？ 　　法瑞爾：英國只在某些領域處于領先。它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復興方面做的不錯，但是在建筑實施方面沒有像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德國、法國做得那么好。 　　英國做得好的就是充分運用了公私合作伙伴的制度，還發明了很多改造的新方法。 　　中國新聞周刊：北京和倫敦相比，在建筑修建上作法有哪些不同？ 　　法瑞爾：北京和上海與倫敦及英國的任何一個城市相比，規模都大得多。倫敦和北京相比就像一個村落。 　　不過，倫敦的建筑在2000年前就開始建成，從羅馬人的遺跡開始，每一個時代都有遺留下來的建筑物。而北京直到20世紀中葉都一直是傳統的建筑風格，之后突然間都是非常現代派的。對北京而言，它遭遇的是一種建筑上突發的革命，新舊之間形成了很大的沖突。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中國的城市規劃中，哪些是最需要注意的？ 　　法瑞爾：中國的問題就是拆的太多。其實中國的很多傳統建筑都非常好，像北京的故宮是世界上人類最偉大的建筑成就。在東南亞，都有類似的問題。而歐洲大部分城市古老的部分都保留下來，當然也有建新的建筑。 　　而中國(城市規劃中)最大的難題，就是決策過程。因為中國城市的發展非常迅猛，從一個不太西方化的社會，到與西方快速地融合，在文化、經濟、政治方面都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化。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家認為要進步就要新的，而不是保護舊的；他也不會因為保護古老的建筑而出名，而是建了一個新機場或者一條新公路、新劇院，才受到百姓的好評。 　　而決策之所以重要，是這個城市將在你的決策下存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理查得·羅杰斯勛爵(Richard Rogers)：世界著名建筑設計師，強調建筑的結構和細部特征。代表作品有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和英國千年穹頂等。他還是英國城市復興的決策性人物，并出任大倫敦市長建筑和城市規劃的首席顧問。注重“大眾空間和社區精神”。 　　71歲的羅杰斯衣著隨意、精神矍鑠，思路非常清晰。 　　中國新聞周刊：倫敦已經是一個國際化都市了，為什么還要積極推行“城市復興”？ 　　羅杰斯：倫敦是一個成長的城市，在成長的同時，人們需要更好的居住環境，現在倫敦有很多房屋太陳舊了。我們工作的重點就是從過去的這些建筑中找出值得學習的地方。 　　中國新聞周刊：倫敦在“城市復興”的規劃中重點將做哪些方面的改造？ 　　羅杰斯：主要時針對倫敦市兩個方面進行改造：第一個就是如何使公共空間十分文明，尤其對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歐洲有些城市在城市空間文明建設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意大利的維羅納，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和丹麥的哥本哈根等。 　　我們為此制定了一個8年計劃，8年內將行人和自行車使用的空間還給他們。 　　第二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人們從居住、工作、娛樂幾方面有一個整體性建設，提供高質量的住房。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中國政府在城市建設方面有何建議？ 　　羅杰斯：你們的國家是最令人興奮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快，它在財富方面的增長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比擬的。 　　正因為你們是世界上變化最大的國家，所以更要謹慎。因為一旦出錯，就是一個大錯誤。不像我們，變化緩慢，即使出錯也是小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