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B]近年來，建筑在中國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B] 　　從4年前保羅·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到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的“鳥巢”（國家體育館），再到庫哈斯設計的央視新大樓，世界頂級建筑大師給了國人一次又一次顛覆性的視覺沖擊，也引發了一系列爭論，這些爭論在最近達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體上書總理，對目前的奧運場館建設中存在的崇洋奢華、片面追求視覺沖擊等問題進行了抨擊，接著，戴高樂機場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發了高層對“鳥巢”的關注，而7月30日鳥巢的停工則引發了一場對國內建筑和城市規劃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風格不協調，城市形象雜亂；舊城改造中，珍貴的歷史文化風貌受到破壞…… 　　[B]一個建筑問題最終演變為社會問題。[/B] 　　[B]“失憶之城”[/B] 　　中國古代有大氣張揚、紅墻琉璃瓦的故宮，結構嚴謹、淳樸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樓，有“方正端莊”的棋盤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關系的風水理論，有先進的消防、排水、綠化和道路系統……而今，經過千百年時光的淘洗，這些國粹已經湮滅在歷史的深處。中國城市已經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回到從前。 　　然而，中國城市將迎來什么樣的時代，卻似乎從來沒有人給出過確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為了北京能夠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筑，多次據理抗爭。一位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對梁先生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么文物鑒賞價值可言！” 　　這位副市長的話反映出了中國幾十年來在城市建設和規劃上的中心思想：將高樓大廈當作現代化的標志，“變化”成為唯一重要的東西。只要“變”，就足以令人欣悅，“變”成什么樣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輕視過去，迷信將來，相信新的一定勝過老的，變化的一定勝過不變的。“時代精神”成為拆毀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說辭。 　　而這樣一種不顧一切求新求變的心理慣性所帶來的危害，在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里得到了無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無比強大，強大到私人望塵莫及的程度，已經沒有任何民間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沖動了，而官員對政績的追求則使這種沖動加倍膨脹起來。 　　于是，在中國城市的基建中，甲領導在位時，提出甲氏定位，乙領導上臺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遭殃的是城市，浪費的是財富，喪失的是機遇，受益的是一個個流水般登臺下臺的官員。現階段我國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務的決策機制民主化、科學化程度很低，雖然不少地方搞城市規劃也成立了專家組、開了論證會，形成了洋洋數萬字的可行性報告，但是其結論是長官欽定的，其論證是長官意志的注腳和說明。 　　目前很多城市選擇委托洋機構進行總體規劃編制，并標榜規劃是由某國的規劃大師完成的。其實這些大師往往連語言關還沒有過，更談不上對城市自然、歷史、文化、社會、經濟和資源的充分了解和升華，而更多的是從自身文化的思維方式去理解中國的大氣和深沉。這樣一來，結合中國國情和民族審美情趣的建筑設計，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使這些建筑在設計和統籌規劃上都顯得力不從心，洋不洋、中不中。 　　于是，樓不厭其高、路不厭其寬、車不厭其快、草不厭其綠等等“城市建設高消費”現象，像霉菌一樣附著在很多城市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這些密切關系市民利益的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則被冷落。飽含歷史記憶的舊建筑被無情推倒，城市的歷史文化資源成為中性的“地皮”，跟具體的城市性格沒有關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點中去的地標式建筑拔地而起，中國的城市成了“失憶之城”。 　　[B]“明星建筑”的時代似乎已經來臨[/B] 　　這種片面求新求變的心理慣性，其登峰造極之作就是大量標志性建筑的出現：還有什么能比那些鶴立雞群的建筑更能代表官員們擁抱現代化的熱忱呢？而這類建筑最受詬病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顧及四周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氛圍，相反，它們使自己成為“明星”，成為公眾關心的焦點，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變了城市的面貌。流風所及，建筑師勢必挖空心思地創造“奇跡”，想方設法使公眾“震驚”。每個新建筑的造型出來都必須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必須是“明星”一般的。一個“明星建筑”的時代似乎已經來臨。 　　而事實上，這種強調視覺沖擊的建筑風格，并非中國獨有。著名建筑師弗蘭克·蓋里的名作——坐落于西班牙小城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美術館就是著名的例子。 　　上世紀90年代以前，畢爾巴鄂是一座靠海的工業小市鎮，隨著鋼鐵、造船業的衰退而沒落，殘舊的港口和工業區以及失業的人潮，搭建起“夕陽城鎮”的街景。然而，這一幅破敗的景象隨著一座令人驚艷的美術館的進駐而完全改觀。由閃閃發亮的鈦金屬覆蓋、有著透明玻璃墻幕和厚重質感的石灰巖，坐落在城市中心旁2.4萬平方米的土地上，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成為這個小城的重心。 　　籌備4年、建造3年，請來國際建筑大師蓋里精心打造，造價9000萬美元的美術館，吸引著歐洲龐大的藝術愛好者群體。1997年底，美術館開幕，一年之內就吸引130萬參觀人潮：到第三年時，帶來的經濟效益已超過4.5億美元、共吸引400多萬游客，上繳政府1億美元的稅收。隨著美術館啟用，城市的活力也跟著蘇醒了，畢爾巴鄂市建起了機場、地下鐵路、新的碼頭。短短幾年之間，一個沒落的小城市來了個奇跡般的大翻身，晉升成歐洲新的藝術文化中心。這一成就，也為建筑界和城市規劃領域創造了一個新名詞——“畢爾巴鄂效應”，專門用來指此類前衛建筑成為城鎮救星的現象。 　　“畢爾巴鄂效應”作為一個榜樣，鼓勵了普通人對奇形怪狀的前衛建筑的向往。現在，就連浙江金華這樣的中等城市，也請來了“鳥巢”設計者赫爾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東新區的設計規劃。過分強調形式感的結果是出現了《格調》的作者保羅·福塞爾所說的“建筑貧民化趨勢”：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人們忘記了，畢爾巴鄂的成功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成功，更應歸功于古根海姆基金會素負盛名的藝術品收藏；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建造費用是由民間機構支付的，而在中國，官員們對巍峨、龐大、炫耀型建筑的喜好卻只能由納稅人來買單。 　　當精神價值被擱置而政治和商業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時，藝術成了偽劣建筑的外包裝。 　　[B]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建筑[/B] 　　我們不知道，作為最忠誠的古都守望者，已故的梁先生如果看到長安街邊上的“巨蛋”，會不會痛哭失聲。但我們知道，當時那位副市長的預言已經完全應驗了：北京“到處建起的高樓大廈”的確映襯著老房子成了“雞籠、鳥舍”。 　　而今，許多人陶醉在國內城市的“起吊機”經濟里，似乎世界上其它現代化都市里有的，中國已經一個都不缺了。如今的中國城市也當仁不讓地變成了鋼筋水泥的叢林了，但用了幾百年上千年積累的那種曾經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古老莊嚴的底蘊也消失殆盡了。而城市，與過去相比，確實不再是千篇一律了，但是她卻滿身是法國的影子、瑞士的影子、德國的影子…… 　　對外國建筑師在中國的試驗，人們應該有更為理性的態度：他們盡可以去創造，但作為使用方，還有一個選擇權，是我們自己選擇了這個方案，所有的問題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對我們而言，需要的不是對外來者的謾罵和責難，而是反求諸己，對這些年來貪大求快、缺乏人文精神的建筑和城市規劃理念進行反思。 　　好的建筑應該和城市的歷史、環境、居民和社會追求的文化息息相關，與人的生活經驗、審美體驗產生共鳴，它是生活和交流的地方，應該激發人們交流、交換的愿望，而不是一堆鋼筋水泥的叢林，不是為了給外人看。尊重傳統不是一句空話，它要求我們保留對過去生活的敬畏，因為時間的流逝或許增加了我們的知識，卻不一定增加我們的智慧。 　　一個城市，它最迷人的地方，恐怕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彌漫于城市中的文化氣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破壞性的建設和建設性的破壞使城市的記憶喪失，把城市中人們生活習慣和社會關系賴以維持的整個組織結構的基礎清除掉了。當推土機把舊城區變成空蕩蕩的平地，開始新的建設的時候，常常意味著把原來城市中人們幾個時代的合作及其對城市的忠誠也一筆勾銷。而這些城市文明的恢復遠不像重建一片房子和一條街道那樣容易。 　　美國著名的人本主義城市規劃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認為：“我們城市的存在不是為了汽車通行的方便，而是為了人的安全與文明。”今天，當我們開始檢視幾十年來城市規劃的利弊得失時，這句話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