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痛心長城保護現狀 呼吁對長城進行全面普查

北京境內629公里的長城，有600公里為自然狀態下的“野長城”！ 　　中國長城學會最新調查報告稱，從抽查100多個長城點、結合以往中國長城學會掌握的情況來看，(明代)萬里長城有較好墻體的部分不到20%，有明顯可見遺址的部分不到30%，墻體和遺址總長度不超過2500公里。而據明代歷史記載，明長城有6300多公里。 　　中國長城學會秘書長董耀會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疾呼：“再也不能讓一段段無名長城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一天天減少下去了！”長城學者認為，對長城進行一次全面普查已經十分迫切。 　　長城保護甚至不如小廟 　　“在保護范圍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但長城連統一明確的保護范圍都沒有，沿線農民采石、取土等行為屢禁不止就不足為奇了。 　　當前，因經濟開發而損壞長城的事件頻頻發生。一些開發者將短期的經濟利益放在首位，往往置長城的文物價值于不顧，使長城遭受新的破壞。 　　對于這些經濟開發毀壞長城的事件，中國長城學會秘書長董耀會認為，長城的保護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 　　“我們對長城的保護工作甚至還不如一些小廟。”董耀會說，早在1961年國務院發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中就提出了文物保護單位的“四有”原則：即有保護范圍，有保護標志和說明，有科學的記錄檔案，有專人或專門機構負責日常具體保護工作。可是長城作為最大體量最特殊的文物，除了個別著名關隘外，“四有”一條也沒做到。 　　董耀會舉例說，如長城的保護范圍問題，法律規定不同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有不同的保護范圍，那么長城屬于哪種級別的文物？“考察時我們發現，在整個萬里長城的標志牌上，既有國家級保護單位，也有省級保護單位，甚至還有縣級保護單位，更多地段根本沒有定為保護單位。”《文物保護法》規定，“在保護范圍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但長城連統一明確的保護范圍都沒有，沿線農民采石、取土等行為屢禁不止就不足為奇了。 　　“不久前在八達嶺水關長城附近，一家開發商建起了一個由11幢別墅組成的建筑群。據我所知，這個建筑群根本沒有經過文物部門批準，可是文物部門就是管不著，因為人家可以說我沒有建在長城的保護范圍之內。”對這種現象，董耀會表示無奈。 　　部分檔案只有兩三頁 　　由于長城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文物，如果離開國家有組織的、沿線各地積極配合的全面系統考察，僅憑幾名學者的力量難以摸清底數。底數不清，長城保護管理工作勢必處于盲目和無序狀態。 　　現存長城準確里程究竟是多少？有多少個烽火臺、敵樓、城堡，其建筑材料、建筑技術逐段有何特點？每一段的保護現狀如何？這些目前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數據。 　　由于長城是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文物，如果離開國家有組織的、沿線各地積極配合的全面系統考察，僅憑幾名學者的力量難以摸清底數。底數不清，長城保護管理工作勢必長期處于盲目和無序狀態。 　　董耀會提到，建立完整的科學的長城檔案資料，是長城保護管理的需要。資料內容應該包括長城的現存狀況，長城修建的歷史文獻，長城維修設計、施工資料，長城的研究成果等。但目前除個別主要關隘有一些檔案資料外，絕大多數地方沒有檔案資料，國家更沒有完整的長城檔案資料。而有些地方的所謂“檔案”只有兩三頁紙。這樣的話，長城一旦遭到損毀，想恢復原貌幾乎不可能。因此他說，首要的原因是對長城文物特殊性不夠重視，導致基礎工作不到位，無法為長城立法提供依據。 　　罰款不具震懾力 　　僅處以8萬元罰款，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客觀上甚至鼓勵了破壞行為。下一次這類事件發生之前，破壞者就會想，不就是8萬元嗎，先拆了，文物部門來查處時給他8萬元就是了。不論從社會影響還是從經濟成本上講，這種畸輕處罰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根據中國長城學會2002年所作明長城保護情況的調查，人為破壞比自然破壞對長城更具威脅力。董耀會說，目前來看，對長城的人為破壞，主要是取材性破壞、建設性破壞、旅游性破壞和修復性破壞。 　　這四種破壞形式中，取材性破壞、建設性破壞是傳統的破壞形式，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今天仍在繼續。旅游性破壞和修復性破壞，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并且愈演愈烈，它們打著發展地方經濟的旗號，有很強的隱蔽性，社會對后兩種破壞形式還缺乏足夠的警覺。 　　由于長城保護管理工作跟不上經濟形勢的發展，一些地方黨政領導為了“政績”，故意拆除“影響”他們大上建設項目的長城及其附屬建筑。而這類事件發生之后，極少有法人及法人代表被追究刑事責任，一般只是給予行政處罰，或附帶賠償文物損失的罰款。“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行政處罰和罰款隨意性很大，基層文物部門實際上處于無所依循的狀態，處理時想輕就輕，想重就重”。 　　董耀會舉例說，包頭市戰國趙長城遺址的毀損事件，僅處以8萬元罰款，根本起不到震懾作用，客觀上甚至鼓勵了破壞行為。“下一個這類事件發生之前，破壞者就會想，不就是8萬元嗎，先拆了，文物部門來查處時給他8萬元就是了。不論從社會影響還是從經濟成本上講，這種畸輕處罰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我國刑法對妨害文物管理的犯罪規定有故意損毀文物罪、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過失損毀文物罪，雖可以對長城破壞行為予以制裁，但是對長城這一特殊的文物，卻很不適用。因為破壞長城的犯罪行為方式主要是局部損毀，一次破壞行為毀滅不了萬里長城，因此很難量刑。 　　沒有原則的修復也是破壞 　　這樣的復建行為，應該如何去規范，使復建過程中不對長城造成破壞，這是必須通過立法解決的問題。 　　目前有許多地方熱心出資修復長城，但修復后的長城又往往受到文物部門的非議。對于這種現象，董耀會認為問題出在長城的復建工程該如何做。 　　他說，關于長城的修復工程，目前法律上沒有統一的原則。拿遼寧丹東虎山長城復建工程來說，復建前雖然對長城基址進行了周密的考古發掘，但并沒有按考古所獲得的長城式樣、結構、材料進行設計。考古發掘時，除一號臺址發現很少的殘磚外，其他地方均無磚的發現，附近村莊也沒有找到長城磚，這說明原有虎山長城用磚是極少的，但是今天出現在游人面前的虎山長城卻大量地使用城磚。而且，虎山長城基本上是在原址上進行復建，這樣一來，將所有的考古遺址幾乎破壞掉了。類似這樣的復建行為，應該如何去規范，使復建過程中不對長城造成破壞，這是必須通過立法解決的問題。 　　現在，長城學界正在呼吁制訂長城保護的專門法規，使法律充分涵蓋長城的特殊性，真正解決長城保護管理機構設置、管理職責和權限，長城主體建筑及相關設施的保護管理，長城旅游及相關項目的開發管理，長城維修及復建原則，長城保護經費的籌集、使用和管理，對違法破壞行為的懲處等一系列現實難題。 　　開發與保護間亟須協調 　　對于那些至今保存較完好的長城地段，不拆就是保護；對于已經毀壞或瀕臨毀壞的地段，一切工程必須在文物專家的指導下進行。做到這兩條，歷盡風霜的長城至少在我們這一代手中還能挺下去。 　　利用文物謀取經濟利益，與保護文物的理想狀態之間，總是存在矛盾，其中的平衡點在哪里？ 　　董耀會認為，首先是管理體制問題。他說，國家文物局三令五申，不允許將長城經營權出讓給企業，但在我國相當著名的長城景區，也有旅游公司企業化經營長城，且都是以營利為目的。他認為文物管理部門該面對這個現實，以積極的態度找到在這種形勢下保護長城的有效辦法，找到文物保護與企業經濟收益的平衡點，防止經營者“竭澤而漁”。 　　“平心而論，現有批準開發的長城旅游景點，對長城建筑實體還是起到了很好保護作用的，既傳播了長城文化又獲得了經濟收益，這也是我不反對適度開發長城旅游的原因。”董耀會說，必須同時看到，長城的長度決定了僅靠旅游開發來保護，是遠遠不夠的。 　　對此，董耀會建議國家統籌考慮，建立旅游、文物兩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如采取征收文物資源使用補償費的辦法，明確從長城旅游收入中提取用于長城整體保護的資金。 　　如果要在保護和利用之間找到一個尺度，該是什么？董耀會認為，以保護為前提，是底限，“沒有保護這個前提，開發不能稱之為開發，只能是破壞”。董耀會的觀點是，對于那些至今保存較完好的長城地段，不拆就是保護；對于已經毀壞或瀕臨毀壞的地段，一切工程必須在文物專家的指導下進行。“做到這兩條，歷盡風霜的長城至少在我們這一代手中還能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