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高樓和古都相得益彰 南京科學規劃高層布局

　　由于盲目建設、一味“攀高”，高層建筑給城市空間景觀、環境和交通帶來的負面影響，正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警惕。然而古城南京新出臺的老城保護更新規劃中，卻不是簡單限建高層建筑，相反在新街口、中山南路、山西路、湖南路等節點和主干道，劃出一片片“高層適度發展區”。這是為什么呢？ 專家為高層建筑“正名” 南京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童本勤認為，南京人文山水資源豐富，限制高層建筑帶來的副作用，比其他平原城市和新興城市都要重要。但限建高層不能因噎廢食，忽視其對緩解城市用地緊張、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的積極意義。南京的城市定位是古都特色與現代文明相統一。城墻內40多平方公里，是蘇州古城的好幾倍，腹地寬，需要高層整合空間資源，凝聚城市視線，和山水風貌相映襯。 東南大學建筑系系主任王建國在其調研中也為高層建筑“正名”：高層建筑有較好的地標性、可識別性和象征意義，改變并豐富了城市的天際線和空間尺度，給人自信心和心理上的滿足。世界上著名城市以高層作為城市形象的不在少數，如紐約的上城和下城，悉尼的中心區。連一向不鼓勵高層的歐洲，作為柏林重建標志的波茲坦廣場、亞歷山大廣場，也新建了許多高樓大廈。研究表明，人口越集中，人均能耗越少，南京主城內聚居133萬常住人口，高層建筑適應了現代城市要求的緊湊性和高運轉效率，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有限土地容納更多人口的壓力。 老城內高層需要引導和控制 童本勤介紹，南京老城內現有8層以上的小高層、高層建筑956幢，其中30層以上的超高層41幢，高層建筑占到城市建筑的18％以上，呈現“近墻（城墻）低，遠墻高，市中心高”的特征，大體沿中山路、中山北路、鼓樓、大方巷、山西路帶狀分布，與土地級差和人口聚集呈正比例關系。一些高層組團已成為古城的亮麗風景。從新莊立交遠眺玄武湖西南方向鼓樓和中央路的高層連綿帶，或是從總統府、朝天宮的開闊地帶遠望新街口，不難看到高層帶來的生動豐富、氣象不凡的都市風光帶，和山水風貌、文物建筑珠聯璧合。 但總體而言，南京高層分布較散，隨意性強，缺乏有效引導和控制。業主往往只以自己的喜好“自閉”設計，各自都想標新立異，在形態、風格、色彩上千差萬別。一些主干道兩側高層寫字樓界面“犬牙交錯”。為避免減少日照引起補償，中山東路上高層均建在路南，造成“墻”的景觀單調性和大片陰影區。丹鳳街等地的高層住宅又抱成團，顯得擁擠局促，缺乏美感。一些高層還對南京的山水資源造成破壞。如玄武湖東南岸3座18層以上的高層，完全堵塞了紫金山與主城的空間視廊。北京東路北折拐點兩座高層，破壞了雞鳴寺和臺城親切宜人的空間。 高層建筑布局要做加減法 童本勤認為，對城市發展來說，不是建不建高層，而是在哪兒建，如何建，建多高。像河西新區、下關濱江和市中心商業區，就要做高層建筑的加法，形成新的CBD和空際輪廓線；在歷史街區、自然山體、秦淮河、明城墻等處做減法，避免對城市文脈和山水資源造成破壞。因此南京老城更新規劃中，在明城墻周邊、夫子廟、門東門西、明故宮的太廟、社稷壇、午朝門、東華門，以及朝天宮、頤和路公館區、甘熙故居等地區，劃定高層建筑禁建區，嚴格禁止建設24米以上高層。在高層“禁建區”和“適度發展區”之間過渡地帶，是高層“一般控制區”，建高層要經過專家的景觀環境和交通影響論證，一般不新增高層建筑。 在新街口、中山南路三元巷、白下路、大行宮、山西路、珠江路、湖南路沿線等地區設立高層“適度發展區”，引導高層“成塊成團，跳躍發展”，使之有規律、成組地分布。尤其在新街口、山西路形成高層組團，通過拆建、“補種”優化空間結構，增強城市中心的輻射力、場所感，形成“老城第一現代化標志區”。主干道兩側的高層調整不良立面，形成刀劈斧削式的街面，增強街區美感。 高層建筑不僅不能“圈山占水”，還要為古城歷史建筑和自然山水讓開一條條景觀廊道。如中央路通過新模范馬路口、湖南路口等節點高層“適度”跳躍性集聚，而不是建成一路到底的連綿“墻”，既在玄武湖西形成疏密相間、參差起伏的天際輪廓線，又能橫向將紫金山“引”入城中。鼓樓西北角擬建的高層退后，既將九華山、北極閣這條綠楔向市中心延伸，又避免鼓樓成為高樓圍合的“井底之蛙”。在高層“一般控制區”內，這些須讓開的綠色廊道，還有明故宮—御道街、夫子廟—中華門—內秦淮、獅子山—小桃園等十幾條，使古都風貌和現代建筑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