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康：建有情感的城市 住有記憶的城市(圖)

齊康


齊康參與設計的建筑

　　在建筑學家齊康的眼中，他的建筑首先是要有生命的，他會把他的人生經歷、他對生命的感悟和他對生活的理解，通過他的建筑鮮明地表現在我們的面前。?

　　齊康，1993年12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當代15位國家級建筑大師之一，1997年被選為法國建筑科學院外籍通訊院士，2000年獲得中國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名列榜首。2004年獲中國建筑學會舉行的首屆建筑教育獎。他設計的武夷山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作品，曾獲得國家建筑設計金質獎并名列我國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藝術作品第二、三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南京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的建筑設計于1992年，獲國家優秀建筑設計金質獎。

　　最廣為人知的設計作品

　　在齊康已經參與設計的近兩百座建筑里，有一件作品他前后花了20年的時間，這也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曾有1000多萬人到這里參觀，這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85年8月15日，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決定建設紀念館。地點設在南京當年大屠殺尸骨集中掩埋死難者的13個場地之一——江東門。

　　1984年秋一個細雨的日子，在紀念館籌備組同志的陪同下，齊康第一次來到這里。它北臨茶亭街東街，北面向著惲代英烈士就義處(原國民黨陸軍監獄)，東南西三面皆為農田和農舍。場地為邊長百余米的近似正方形，由北向南緩慢傾斜，由東向西變陡，高差三米。空曠的場地上，孤零零地立著一塊紀念館奠基石碑，旁邊放著日本友人敬獻的花圈，左側是剛開挖了的淺淺土坑，雨水沖去了表層的浮土，露出了催人淚下的累累白骨。當地同志告訴齊康，在整個場地下，到處都是僅有薄土覆蓋的白骨。悲憤的波瀾激蕩著齊康：“我仿佛看到在這覆土之下的無以計數、無以考證姓氏的死難同胞在掙扎，讓前來憑調的生者隨之悲痛，為之控訴。”?

　　抗日戰爭時期，齊康的父親曾為拉貝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時，剛剛六歲的齊康也混雜在逃難的人群中，隨母親逃往祖籍浙江省的天臺。?

　　齊康曾在一本書里回憶說：1984年秋，當我來到工地時，挖掘出的堆堆白骨刺得我眼睛發痛。兒時的回憶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小的時候逃難，跑到田埂里頭，半夜里往外逃，我現在的腳踝頭上還有疤。我逃到外地去了，先是鄉里頭，后來逃到浙江天臺，日本人每年的春天，都要對小小的縣城進行轟炸。我們小的時候六點鐘上課，八點鐘放學，避開轟炸的時間。有一次日本人提前轟炸了，我沒地方逃，就逃到家里頭祖宗牌位佛龕的底下。轟炸的時候，我哥哥的一個老師沒有逃走，大家回來的時候，發現地下都是血跡，他被彈片打死了。?

　　在齊康逃出后，南京城里發生了那場震驚世界的血腥大屠殺，他父親當年也在南京，目睹了這場慘案，30萬人變成了累累白骨，父親的描述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齊康的父親是工程師，南京淪陷后，他冒著生命危險留守在南京，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組織下到街頭收集難民。3年后，齊康為了與父親會合，登上了一條由浙江返回南京的日本輪船。每每回憶起這段刻骨銘心的遭遇，齊康都是情不能已：“在船上，親眼看到過日本兵用皮鞭子抽我們的同胞，我們在船艙上看到有一個中年婦女，她身上被皮鞭抽得，傷口里面都是紅腫的，皮鞭把汗衫都打破了。下船的時候，我跟我哥哥兩個人，我才十歲吧，他比我大四歲，我們把小鋪蓋一個一個往下扔，扔了以后，找接我們的父親，不停地喊“爸爸、爸爸”，同時聽到日本皮鞭的聲音也是啪啪的這種聲音，所以我對日本人有一種深深的一種痛恨。”

　　四十多年前的這個恥辱的日子，那些慘痛的殺戮事件，30萬慘死的南京同胞，一種民族責任感以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痛恨，觸發了齊康藝術創作的激情。正是懷著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感，齊康主筆設計了遇難同胞紀念館。

　　回憶當時的設計思路，齊康提到了一個小插曲：“當時南京市長叫張耀華，我記得他在醫院的時候，突然打個電話給我，他說齊康同志，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場景上用紅顏色，鮮血的顏色，刷上30萬，他這個提議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得到他的一個啟示吧，我用建筑的語言刻上中文、日文和英文，因為場地上不可能用血紅的顏色寫字，所以我就把它刻了在墻上。”?

　　紀念墻鐫刻著醒目的中英日三國文字“遇難者3000000”觸目驚心，轉過墻后，由上而下，俯覽全景，所見是凄涼一片的卵石廣場。卵石廣場象征死亡，與田邊的青草構成一種生與死的對比。沿著環繞的參觀路線，布置了13塊紀念石，每塊代表一處在南京的掩埋地。紀念館的正面刻著鄧小平同志手書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十六個字。

　　站在紀念館這高高的屋頂上，憑吊者看到院墻外一望無際的碧綠田野，勃勃生機，現已建成道路和沿街建筑。在一片鵝卵石鋪地，寸草不長，幾棵一動不動的枯樹后面是一座母親的塑像，她悲痛無力地伸著手，找尋她失去的親兒；在她后面，是半地下的遺骸陳列室，造型像一具巨大的棺廓，強烈的死亡氣氛，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沿邊的常青樹和石砌小徑，卵石鋪地和片片碧草，使人感到生氣和生命，一種“野草燒不盡”的無限生命力和頑強不屈的斗爭精神緊緊地扣住了“生”與“死”的主題。當人們走進如同墓穴的陳列館，那一幅幅地獄般的畫面讓人震撼，仿佛能感覺有嘶裂人心的哭聲在空間和時間中不斷地回蕩。?

　　這是全國第一座抗戰史系列的紀念館。先后獲得“中國八十年代十大優秀建筑設計獎”和“中國九十年代環境藝術設計十佳”等殊榮。

　　1996年8月，全國政協委員齊康先生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議，紀念館應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人、日本人，乃至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1999年，齊康院士提出了紀念館的擴建問題。在“擴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東側用地等的建議”提案中，他明確提出：“按申報世界文化保護遺產規定擴建紀念館的用地范圍：即西至經四路，南至緯六路，東、北至原茶亭東街，面積共111畝。”?

　　紀念館建成之后的18年里，但凡有事或活動需要，齊老幾乎隨叫隨到。?從1984年到2002年總共三期紀念館的設計費，齊康是分文未取，他認為這是自己的義務。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館至今，先后接待中外觀眾1000多萬人次。胡錦濤、李長春、李鵬、朱镕基、喬石、李瑞環、楊尚昆等2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樹等外國友人都曾經來這里參觀。

　　1989年楊振寧博士來南京，到了機場，他提出要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當齊康陪同他沿著紀念館的卵石鋪面的廣場繞場一周，將出門口時，楊振寧突然深沉地對齊康說：“這座建筑設計作品是成功的，它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事件，我在青年時代，經歷過那種壓迫的苦難……”他又說：“你能給我一套紀念館的幻燈片嗎？我要帶回去給我的學生，了解中國曾有這一段過去。現在的一些學生們，總認為世界已那么平和了，大同了，但他們還應當懂得歷史，這是事實”。

　　而今，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終于要擴建了。作為紀念館的設計者和首個提出擴建建議的人，齊康教授有著太多的感慨：只要人類歷史在不斷發展，為了和平、自由、尊嚴，人們總要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感情，并將感情轉化為紀念物，追思歷史，期望美好的未來。

　　當然，建筑創作常常會有遺憾，施工的質量，石料的拼逢，都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加上施工期短，帶來了質量上的種種缺點，如屋頂漏水和地基下沉，特別是尸骨陳列室場地地面排水的最低處，每逢雨季需用水泵抽水，修改也難，這是十分令齊康遺憾之事。

　　拜在名師門下啟蒙學藝

　　筆者在采訪齊康先生的時候，很希望聆聽他一生致力于建筑工作的不平凡經歷。而他講得更多的是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楊廷寶、劉敦楨和童寯先生，他追隨多年、久蒙恩澤的先師。

　　齊康1931年10月28日生于江蘇南京市，籍貫浙江杭州。祖籍浙江天臺。他自幼酷愛繪畫，7歲時得到姨母的悉心關懷，她是一位中學美術老師，虔誠的基督教徒，她常從教堂里帶回畫片，小齊康照著臨摹、繪畫。這些圖片深深地吸引了他，是齊康沉醉在這小小的藝術世界里，也激發了他對繪畫的熱愛。

　　因家學淵源，齊康的父親齊兆昌成為中國20世紀初為數不多的建筑師之一。他先就讀之江大學，后赴美半工半讀，學的就是土木工程。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回國后長期在教會學校金陵大學任工程部主任，馮玉祥曾請他棄教從政，他婉言推辭了。當時，齊兆昌相當于南京地區教會的總建筑設計師，除金陵大學的基建工程外，金陵女子大學、中華女中、金陵神學院，以及教會的其它一些建筑都是由他主持建筑和管理大。現在南京大學的教學樓西大樓，以及甲、乙、丙、丁一片宿舍區，都是當年他設計的。解放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學工務科工作，一生以建筑為伴。

　　齊康幼時，常看到父親下工地，在腳手架上爬上爬下，最喜歡看父親畫建筑設計圖。在南京上小學時，他就開始學畫畫了。父親豐富的藏書和訂閱了20多年的國外的各類建筑雜志，精美漂亮的建筑物圖片令齊康癡迷不已，潛移默化地在小齊康的心里，埋下了藝術的種子。父親的鼓勵和家庭、環境的熏陶，使齊康和他的哥哥們都先后走上了工程技術之路，有的學機械，有的學土木工程。

　　1949年，18歲的齊康考入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筑系(東南大學建筑系前身)，齊康是幸運的，在大學生活中，他碰到了不少良師，其中不乏中國建筑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現代建筑史上的“建筑四杰”——劉敦楨、童寯、楊廷寶、梁思成，有3位就生活在南京東南大學。在中山陵音樂臺閑逛的游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建筑大師楊廷寶設計的。一代建筑宗師楊廷寶，學至中國科學院院士，官至江蘇省副省長，南京紫金山天文臺、中山陵園音樂臺、民國外交部大樓等建筑的設計都出自他手。他在中央大學建筑系(現東南大學建筑系)從教40多年，培養了吳良鏞、齊康、戴念慈等一批建筑精英。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決定留下來，與一批年輕建筑師擔當起開拓新中國建筑設計教學和科研的重任。新中國成立后的代表工程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火車站、首都人民大會堂、王府井百貨大樓、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堡、毛主席紀念堂等。

　　楊廷寶、劉敦楨與童寯，他們之間不僅沒有“文人相輕”，反倒是很好的朋友。劉敦楨以學術研究為主，童寯既能設計，又會著書，楊廷寶設計很強，但沒寫過書。楊廷寶常常對子女們說，自己很羨慕劉先生和童先生會寫書，可惜自己只會搞設計，書寫不好。?

　　三位大師之間感情好，常在一起走動，在學生們眼里，劉敦楨是個老學究，總是不茍言笑，童寯也有大師的派頭，不熟悉的人會覺得他很難接近。楊廷寶最不像大師，一點架子都沒有。無論接到一個什么工程，楊廷寶總是從設計到施工到驗收全程負責。他常與工人一起在腳手架上爬上爬下，不僅要指點工人怎么干，時不時地還自己動動手，常常弄得一身灰土，卻還總是樂呵呵的。?

　　進入大學時，齊康得到我國著名建筑大師楊廷寶先生、童寯先生的指點。楊老師是系主任，學生們私下里稱他為“楊老板”。“老板”是出了名的嚴厲，給學生“刮胡子”(批評訓斥)是家常便飯，在這一點上，齊康恐怕算是“得寵者”。齊康一年級的素描課是楊老師親自教授的，他每次都帶了教具來一年級的所在地丁家橋上課，有的教具還是沉重的磚雕。

　　一進入大學建筑系門坎，清規戒律接踵而來，老師竟像對待幼兒園小朋友和小學生似的叫大一學生如何削鉛筆，如何裱紙、寫字、用筆、使用工具等等。

　　楊老師教學生畫的是單調的幾何體和殘破的磚瓦石刻，當齊康得知，先生那嫻熟功深、趣味盎然的作品竟也是源于這種根基，不禁感到萬分驚異。

　　楊老師經常當著全系同學的面對心態浮躁的學生嚴加訓斥：“如果你們馬馬虎虎，不想認真學習，就趁早轉系。想偷懶就不必學建筑了。”后來一年級的學生面對繪圖作業都很盡心盡力，態度特別認真，在接近完成時，楊老師居然喜形于色，興奮地請來童、劉等老先生，巡視一遍后說：“我看這一班將來大有希望。”久“刮”之后好不容易得來這么一句贊許的話，對學生們來說無疑是一次極大的鼓勵。

　　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回想起恩師對自己教誨的點點滴滴，齊康的眼睛似乎有些濕潤了：記得大學二年級時，楊廷寶老師給我們上設計課改圖，他總是先講述出題的內容，分析設計改造的環境，然后順著學生的設計意圖一筆筆的畫出修改草圖，十分耐心，直至改完。他的圖是一張很好的建筑草圖畫，同學們常常保留它，同時也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訓練思維的出發點，捕獲自己的設計靈感，這是源泉，又是靈魂，求得設計的完成。?

　　1952年，教會家庭長大的他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工學院建筑系(現東南大學建筑系)并留校任教。關于為學治學，楊老師曾告誡齊康五句話：一是做學始終，二是能者為師，做平民學者。三是善于總結，培養事半功倍的能力。第四是刻苦學習，第五是自我啟迪。

　　齊康當助教時，幫教師做一些具體的教學輔助工作，同時也看老師們怎樣改圖。楊老師改草圖時常用透明紙，收集起來就是一本草圖的畫集，可惜經過“文革”，今已蕩然無存，但是老師的教風、態度卻留在了齊康的腦海中。?

　　記得楊廷寶老師曾說過，“即使沒有設計任務，你若參與一些工程討論也可以使你獲取知識。”在1963年到1964年時，全國的基建處于低谷，楊老師說“若你能將一座廁所設計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齊康尤其對紀念性建筑更是情有獨鐘。楊廷寶老師說過：“設計紀念性建筑，可以是古典的比例(中、西方)，現代的手法”，齊康說他主持的設計都遵循了這種原則。

　　1976年齊康隨楊老師參加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設計。1980年齊康跟著老師楊廷寶主持設計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碑，齊康很謙虛地說道：“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碑首先是我的老師楊廷寶先生生前做了前階段的主持和確定方案的構思工作，這為往后具體設計奠定了基礎。他也是我在紀念建筑設計中諄諄教誨的啟蒙老師和具體指導的導師。”

　　劉敦楨教授長于中國古代建筑，他先帶齊康研究蘇州園林，畫中國古代建筑的書籍插圖。1963—1964年國家經濟困難的時候，教學之余，空暇時間較多，齊康認為必須為今后的建筑高潮做充分的準備。齊康盡了最大可能從圖書館收集了歐洲著名廣場實例，當時不可能有條件翻拍，也沒有現在已經很普及的復印機、掃描儀，看到心儀的設計圖，惟一的辦法就是自己一筆一畫將其描下。他就臨摹繪制了許多平、立、剖面、透視圖的照片，齊康以忘我的狂熱全心投入，可惜又在“文革”期間被抄了個干干凈凈。但齊康卻認為，這種“手工業”方式的抄描令他在今后的創作實踐中得益匪淺，如今的復印機雖然省時省事，在記憶庫中則淡薄得多。

　　當齊康初見童寯老師時，他雖然只有47歲，頭頂卻已是童山濯濯，僅留下耳際一圈稀疏的“防護林”。童老師從不涉足世俗的名利場，似乎已四大皆空、與人無爭、純凈到幾乎排除了塵世的雜念。如果說還有什么欲念的話，那就是對學問無休止的探求，好學成癮。

　　童老幾乎沒有什么體育鍛煉，唯一的體育活動是穿著大皮鞋，大步流星，從家里步行三十幾分鐘到學校。出于人道主義觀點，他從不乘三輪車、黃包車等人力車。一到了系里，除了教學活動，就一頭扎進圖書館，就這樣不分寒暑、幾十年如一日。童老師看書必作筆記和寫心得或隨感、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地記在卡片上，他的記憶力也特強。所以日積月累，知識極其淵博，堪稱活字典，小到各種典故軼事，幾乎無所不知。

　　文革后期，齊康讀到了童寯老師的書稿《西方建筑流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老師竟寫出了這本分析現代建筑的書籍，讓齊康深感敬意。特別是書中關于地方文化與建筑的關系的精辟論述，讓齊康受益匪淺。

　　大學期間，齊康還得到了著名畫家李汝驊先生的教育、引導，并養成了習畫、寫生的習慣，幾十年來，繪畫、速寫成為齊康的伴侶，從不分離。繪畫給齊康的建筑設計創作提供了許多幫助，齊康說：“我經常利用出差(國內和國外)寫生。大自然是我繪畫的對象，大自然的美常使我感動。我認為建筑要適配于自然，要和諧，要進入畫境，要有一種驚奇之感。畫是我最最親密的朋友。”

　　而今，身為建筑大師的齊康，仍然感到自己的創作實踐還是那么的貧乏：“如果在我設計構思時老師還能象做學生時改圖指導該多好！學無止境，我常常在創作中懷念過去教導我的老師！”

　　“平民建筑師”

　　齊康非常喜歡別人稱他為“平民建筑師”。無論是他設計的高樓大廈、園林小景還是各種各樣的紀念碑、紀念館，他都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走進去，去領會、去感受，他通過這些建筑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在他看來建筑的最大意義，也正在于此。?

　　在福建武夷山莊的建筑設計中，齊康大膽地從傳統中傳承出新，把福建地區的鄉土建筑融入時代的氣息，探索出了一條新的地方主義風格，使福建武夷山成為全國風景建筑中第一個鄉土建筑時代化的作品。?

　　齊康說起自己的這些作品很是動情：“我記得火車快到福州的時候，看到了閩江的溪流、沙灘、樹木，特別是民居，非常向往，都有那種跳出火車窗子到當地去看一看的心情。當時選址已經定了，就在它那個主要的山峰底下，所以楊老提出來，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這是建筑師非常重要的一點：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這個一方水的基礎上，去體驗了，去感受，做出自己的作品來。我們做了一些民居的調查，我爬到梯子上去量斗拱的榫頭，不到4厘米，高20厘米。古代的工匠已經做得非常科學了。因為楊老師要求我們做出來的要有地方特點，當時我們去了四五個人，我就帶著大家做，我們做的時候非常艱苦，在這個山里頭，晚上身上爬的都是蟲子，我們一面唱著歌，一面畫圖，探索武夷山的風格。我們幾個老人前些日子在武夷山聚了一下，這個建筑二十年了，又在那里聚了一次。?我總覺得我們當時做的比例、色彩比較樸實，接近民風，有一種親和感。”

　　實際上這個工程體現了一句話——看到這個建筑就像是這個環境里長出來的。“就像我們皖南民居，老百姓都能自己蓋嘛，蓋得比你建筑師還好呢。”齊康自語道。?

　　齊康認為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真正的知識許多來自下層，我住在南京鼓樓醫院時，曾經問擦窗的工人：你對窗臺設計有什么看法？他說，我站在花崗石的表面上太滑了，窗臺沒有滴水，窗沿太窄，鋁合金的窗軌不好站。我聽后用尺子一量，果然只有10公分。這時我深深體會到，他就是我的老師，我們的建筑不僅是為業主設計，還是為擦窗工人設計。”

　　齊康經常隨身帶一個小本子，不管到哪里出差、參觀，見到有特點的建筑馬上畫下來，有好的聯想馬上記下來，成為自己的創作素材。“建筑師要善于抓住隨時的思維靈感，積少成多，才能增長自己的才干。”有時睡到深更半夜，突然冒出一個想法，他馬上爬起來記下來。許多優秀的構思就是這樣從日積月累中誕生出來的。

　　位于淮海平原東南部、京杭大運河河畔的江蘇古城淮安，是偉人周恩來的誕生地。它既是文化名城，也是蘇北地區重鎮之一。受江蘇省委、省政府的委托，齊康于1988—1998年分兩期設計了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淮安周恩來遺物陳列館。

　　對于自己多年前的建筑設計，齊康對筆者說：“記得在周恩來紀念館的落成典禮的前一天，來了許多記者、講解員。領導要我對他們講一講，我只是靜靜地、默默地沒有多的想法，我只是懷念和崇敬偉人，‘樸實、渾厚、明朗、大方’是我的出發點，這幾個字概括了我過去所研究和設計的歷史性的紀念建筑。建筑一座紀念工程是艱辛的，要付出巨大的勞動和血汗，這種貢獻是無私的，建筑工人忘我的辛勤勞動我一直牢記在心，建筑師的心靈與之結合才能創造出現實與奇跡。雨花臺紀念館、紀念碑建設的日日夜夜，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建設中的寒冬挑挖河泥的民工們，每當我回憶起他們，就仿佛又聽到那叮鐺的打石聲和挖河泥挑擔子的打號聲。”

　　曾設計了百余座紀念館建筑的齊老，除了武夷山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梅園新村周恩來紀念館等，他還設計了蘇州絲綢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福建省歷史博物院、哈爾濱阿城金上京歷史博物館和江澤民總書記親自題寫在引墻上的沈陽“九、一八”?紀念館擴建工程等等，……這些建筑設計杰作無不體現了齊康身體力行的“和諧、入境、出新”的原則。

　　建有情感的城市，住有記憶的城市

　　在中科院南京分院2005年6月14日前舉行的中科院學部成立50周年院士座談會上，齊康院士指出我國現代建筑的“三宗罪”，并直言現在中國的建筑正逐漸“淪”為外國建筑師的實驗品。第一宗：沒有經典?。目前我國各地都在大興土木，形形色色的建筑群就好像雨后春筍一樣，但是真正稱得上是經典的卻是鳳毛麟角。南京的夫子廟、雨花臺、總統府個個都稱得上是經典，花費的錢也不是很多；但是縱觀現在蓋起的棟棟高樓，真正能流傳下來，并能真正代表南京城市特色和歷史的微乎其微，而且花費的金額都不在少數。第二宗：崇洋媚外。隨著外來產品與觀念在我國的大行其道，目前國內在建筑設計方面有股新的崇洋媚外的風氣。目前我國每年的建筑總量非常巨大，而很多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往往都落入外國建筑師的手中，自己的建筑人才并沒有真正起到作用，這都是非常可怕的現象。可以說，中國已成了外國建筑設計師的實驗場所。第三宗：規劃無序。目前，城市建設中各自為政的現象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總規劃設計師往往就是這個市的書記、市長，沒有充分發揮專家的作用。他指出，建筑設計對于專業的要求相當高，沒有專業知識做依托，根本設計不出一個像樣的作品。所以他強調，在城市建設規劃上要花大力氣去研究，而在一些技術上執行把關應該交由技術專家來做。

　　當我走進東南大學建筑研究所所長齊康的工作室時，他正在電話上與人“爭執”。一邊講著，一邊還翻查著桌上的設計圖紙，滿頭白發隨著他激動的話語而顫動。聽了一會兒，才聽明白，是關于某建筑群的修繕、改建問題。他認為，一座建筑已經過幾代人的肯定是不容易的，本身也已構成歷史的標志、歷史的記錄，表示不同意改變原設計風格。對方好說歹說，他似乎紋絲不動，他說：“……我們要對歷史負責。”?

　　齊老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建有情感的城市，住有記憶的城市，盡早完成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擴建設計，也為自己的建筑生涯畫上最濃重的一筆。

　　齊康教授說，每一個城市都是有記憶、有坐標的。比如說一個游子回到故鄉，他能依著某個建筑找到以前的記憶。南京如果不是因為有中山陵、夫子廟等一些特色建筑，也就不能區別于其他城市。而現在的城市建設就顯得太突飛猛進了，人在其中感覺很孤獨。他說，建筑必須為人服務，以人為本，這一觀念必須貫徹到規劃和建設的每一步中，因為一個建筑萬一建起來了，想把它拆除或炸掉就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了。因而，建筑師或者說城市建設者必須研究一個城市的自然特點和人文特點，建設有情感的城市。當筆者問道“您對南京的感情想必很深吧！”齊康先生突兀言道：“現在的南京太嘈雜了！上海的中心城區需要整合，偌大的上海沒有一個好的、真正適合人活動的市民廣場，列寧格勒有、布拉格有、華盛頓有，而中國卻缺少。北京也是這樣，長安街應當稱為長安大道，不是街，過街要靠天橋。我從京西賓館到機場，大約要經過42座橋，浦東世紀大道更是有道無街，幾乎見不到人。”?

　　作為“平民建筑師”的齊先生還是有許多苦惱的：“現在我們非常艱苦啊，要堅持自己的觀點，又要融合進去，又要能夠得到領導的認可。但是我感到，勇敢地面臨挑戰，迎著風浪上，這才是一個平民建筑師的任務。我們天天喊以人為本，許多事情卻往往想不到以人為本。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建筑師的地位不是很高。也有的同事說建筑師就像理發師一樣，比如說大屠殺紀念館建成的時候，許多省市領導都來了，我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個。”

　　2005年9月，齊康先生被哈工大聘為名譽教授，他發表演講說：“我70多歲了，為什么還這么拼命呢？很多人不理解。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奮斗的人生，而這種奮斗是建立在強烈的民族使命感之上的。我覺得只有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奮斗才是有意義的。創作探索兮——我孜孜以求；環境遭合兮——我刻意求精。我常這樣想，建筑師需要不斷分析和吸取歷史上眾多優秀的紀念建筑的藝術作品，取其精華，化為營養，并融匯于現實作品的創作之中。”

　　如今，年逾古稀的齊老雖然已經退休，但仍然每天按時上班下班，從事著教書育人的工作，閑時畫上幾筆鋼筆畫打發時間。盡管他非常渴望能夠放下一切，拿起畫筆，自由地表達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