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我國應該成立遺產部

　　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從哈佛大學歸來的景觀設計師，一個曾為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主席的裁決提供專業意見的專家，一個出色的社會活動家，一個激烈的批判者和城市戰士……俞孔堅，就這樣以多面的形象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五千年未有之破壞，中國目前正面臨民族身份的喪失，中國的世界遺產是中華民族的身份證。

　　作為國內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的學子，俞孔堅之前學的是園林專業。盡管在美國發展非常順利，但他始終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在中國大地上設計出園林般的美好人居。1997年，俞孔堅回到北京，幾年間，他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好大喜功的城建場面，讓他焦慮難耐，痛心不已——

　　我曾從100米高空拍下杭州，只見毫無規劃、雜亂的建筑，水泥叢林，到處都是覆蓋物，看不到一塊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還像人間天堂，簡直像地獄！
　　從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對比來看，城市無節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設區。看未來北京和上海CBD的電腦模擬圖，它們對紐約與香港的認同程度，昭示了未來國人的身份和處境。
　　高速城市化擴張，使原來的農田、林地、草地變成了單一的建設區。在無知與無畏的態度下，我們任意地虐待、糟蹋著有限的土地，大地景觀正發生著“五千年未有”的變化，這種變化帶來的民族生存空間的危機、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目前正面臨一個民族身份喪失的問題，走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大街上，我們卻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而屬于中國的世界遺產，是中國區別于其他文化國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價值所在，是屬于中華民族的身份證，是治療當前中國文化認同危機的一劑良藥。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能評為世界遺產嗎？未來中國應該申報什么樣的遺產？是開展遺產“白話文運動”的時候了！

　　從小與山水為伴的俞孔堅，帶著母親放進行囊里的一包村前的泥土，走遍了天涯海角。對自然、對土地那種無法形容的熱愛和眷戀，使他堅守“天地－人－神”的和諧與平民化的審美情趣——

　　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把自然遺產理解為風景名勝，可事實上，在評選中，美學標準越來越弱化，一種瀕危的物種，價值可能遠遠超過一道壯麗的風景，而我們從前忽視的恰恰是對生態、地質演進和生物多樣性這三種價值的認識。
　　文化遺產的價值觀也發生了改變，人們更為關注近代和二十世紀的文化遺產，以及能夠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活的文化景觀上來。而我們已經擁有的31項遺產里，絕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將相和封建意識形態的遺產，只把這些展示給世界，中國給人留下的還是封建帝王國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卻不知道在哪里。這是我們對待遺產認識的一種偏差。
　　未來中國遺產的申報，應該挖掘代表人民大眾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與土地更深層次的關系，完成向平民化的轉化，而不是永遠讓人抬起頭來看帝王型的建筑。中國要有活的城市、活的景觀、活的遺產，也就必須用“白話文”，這個“白話文”就是尋常景觀，它體現的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追求野草的美，白話的美；善待腳下的自然，鄉土的自然；珍惜平常的文化，曾經被忽視而將逝去的文化。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重要的遺產廊道，它的價值甚至超過長城，應該將它申報世界遺產。

　　2004年7月5日，由國家文物局立項的“京杭大運河遺產廊道研究”項目正式啟動，作為這個項目的標志內容，俞孔堅帶領學生，騎著自行車沿大運河進行考察。這不但是一個重新認識大運河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我們現有遺產的過程——

　　目前我們對世界遺產的認識還停留于孤立的點。而事實上，近年來遺產保護運動從對單體文物的保護，已經發展到保護成片的城鎮和村落景觀乃至包含獨特文化資源的線形景觀，出現了“文化線路”或“遺產廊道”的概念。
　　遺產廊道首先是一種線性的遺產區域或文化景觀，在這些區域或景觀中，人和自然共存，長期發展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共同作品”，這幅作品可以是河流、峽谷、運河、道路以及鐵路線，也可以指能夠把單個的遺產點串聯起來的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線性廊道。美國就有這種“遺產廊道”，而且計劃由來已久，它的目標就是達到包括遺產保護、休閑、教育、生態等各種功能在內的多贏效果。
　　現在看來，對京杭大運河的考察研究非常重要。作為中國惟一一條溝通南北的水系，它聯系著各個水系、碼頭和城市，在中國的文明進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甚至比長城更有價值：長城像個觀賞性盆景，而大運河不僅連綴了各地城市，還有豐富的民俗、飲食等文化的傳播；長城是用來防止北方少數民族的進入而建立的防御性工程，可以說是消極的，而大運河卻顯示了我們文化中積極進取的一面。它實際上就是一條極為重要的遺產廊道，如果沿這條遺產廊道從南走到北，人們就能夠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了解國家兩千年的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將大運河研究清楚了，也就把中華民族的“身份”搞清楚了。因此，我們應該盡快將它申報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應該由國家直接管理，美國有國家公園管理局，德國有遺產部，我國也應該成立國家遺產部。

　　去年在蘇州召開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時，作為大會主席章新勝副部長的專家組成員，俞孔堅負責有關自然遺產和文化景觀類遺產專業方面的咨詢工作，除了向主席介紹各國申報遺產的詳細情況，他還要為主席的裁決提供專業意見，這使他對于中國世界遺產的思考，達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

　　前段時間因為圓明園“防滲工程”事件，我在不少地方都曾經說過，我國的遺產保護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多頭管理，利益主體與所有權分離。我們的遺產由各個部門進行管理，建設部管自然遺產，文物局管文物資源，森林歸林業局管，地質公園歸地礦部、國土局管，環境歸環保局管，國家擁有這塊地方，但管理權卻下到區、縣一級去管理，就容易出現遺產保護的悲劇。
　　另外，在遺產申報中也存在很多問題，我們的申報還沒有完全站在國家的角度去履行國際公約，一些風景名勝區的積極性大多來自對經濟利益的渴求，而經濟落后的地區，即使擁有良好的世界級遺產，卻沒有能力進行申報。大運河申報的困難，就在于它跨越多個省市，沒有牽頭人進行地方聯合。
　　要改變這種情況非常難，必須由國務院牽頭，成立國家遺產部，由這個部門進行整體統籌。這樣，就可以由國家出面組織大量的專家，出臺遺產申報的戰略指導，把握遺產價值的高低，自上而下地告訴人們應該申報什么。當清楚了什么是最有價值的遺產，優先申報什么項目后，國家才能形成關于遺產保護的國家戰略，更科學、更全面地建立起遺產保護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