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燮：將文物保護進行到底

　　從河南、陜西的文物調查到承德避暑山莊的景觀恢復，從平遙古城申報世界遺產到對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我們總會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我國著名的文物保護專家鄭孝燮。

　　在鄭老家中見到他時，他的健談、他的睿智,他縝密的思維、他爽朗的笑聲，讓人很難將他與近90歲的高齡聯系起來。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文物界有這么一個堅定、執著、身體力行的老人，實乃國家與民族之幸事。

　　因緣際會?城市規劃幾度春秋

　　鄭孝燮，字揆甫，1916年2月2日出生于奉天(今遼寧省沈陽市)。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淪陷。鄭孝燮離開沈陽，輾轉經北平到上海求學。1935年，鄭孝燮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上海中學，并考取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土木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鄭孝燮南下武漢，在武漢大學借讀；次年又西去重慶，考入中央大學建筑系。大學期間，他刻苦攻讀，成績優異，先后獲得“中國營造學社桂莘獎學金”和“基泰工程司”獎學金。

　　1945年抗戰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準備實施戰后恢復規劃。時任中央大學建筑系主任的鮑鼎在業界久負盛名，與梁思成共享“北梁南鮑”之美譽。原籍湖北的鮑鼎被湖北省政府請去協助主持武漢區域規劃委員會，鄭孝燮隨鮑鼎到該委員會任職，參加“大武漢”規劃的資料整理和城市布局研究。這是鄭孝燮從事城市規劃工作的開始。

　　萬事開頭難。如何進行武漢的城市規劃？當時既無實踐經驗，也沒有理論積累。二次世界大戰后倫敦重建的規劃方案吸引了這師生二人的目光。參考大倫敦規劃的指導思想和衛星城鎮等理論，他們在武漢的區域規劃中，提出了開辟青山等衛星城鎮及在龜山、蛇山間架設長江大橋和加固漢口外圍防洪堤等規劃設想。雖然這些設想和規劃在當時只能是紙上談兵，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設想是有價值的。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五”期間，許多重點城市和新城鎮開始編制城市總體規劃。這期間，鄭孝燮參與編制和審查了多個城市的規劃方案。1959年，他作為建筑工程部上海城市規劃組的主要成員赴上海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城市規劃工作。當時上海的城市規劃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英、法租界所殘留的地下管線各不相同；鐵路線分隔了城區，南北交通只靠一座橋梁跨越鐵路，交通擁擠；“馬路工廠”、“馬路倉庫”與居民住宅混雜在一起；建筑密度高，并遺存了大量的棚戶區，對環境保護、交通安全及城市風貌都十分不利。面對這些困難，鄭孝燮與其他專家一道，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總體規劃方案的編制過程中，他從建筑角度出發，研究了房屋改造、規劃用地、居住區規劃等方面的問題。正是1959年的這個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提出了逐步改造舊市區、嚴格控制近郊工業區規模、有計劃地建設遠郊衛星城鎮的想法，為上海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規劃基礎。

　　鄭老認為，歷史是根，文化是魂。中國的城市規劃已有4000年的歷史，文獻記載“夏有城郭”，從事城市規劃研究，決不能忽視城市的歷史與文化。1985年，他在《中國古都規劃的“紅線”——從隋唐長安和明清北京說起》一文中指出：商周時期，奴隸制國家所需的禮法典制已日趨完備，國都和侯都的城市規劃與建筑的等級差別及布局形制，均被列為國家禮法典制，都城的建置規劃是欽定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謂“體國經野，都鄙有章”，一直沿傳了2000多年，被列為皇家的正典。它規定得很嚴，必須遵守：包括布局形制、用地區劃、建筑選址、用途、高度、形式，以及用料、裝修等，均有主次，有秩序。以《周禮》為“紅線”，逐漸發展成中國式都城的棋盤式布局、嚴格分區、中軸對稱、重點突出的一整套城市規劃的理論與形制。這條“紅線”貫穿中國古代都城的規劃建設，影響后世達2000年之久。他還進一步論述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風格和特點，指出中國古代中小城市的“形制”具有很大的共同性，那就是“方正端莊”。這種共同性的“形制”表現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歷史文化風格。他又把這種風格歸納為“方型根基”(或稱“方根”)，指出：“從民居、商店、作坊、廟宇到衙署，或到王府、宮禁，從里坊到內城、外廓，不論北方南方，沿海內地，都喜歡環境方正……這種到處可見的‘方型根基’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由于場合、用處、組織、用材的不同，或者由于地區、民族等的差異，塑造出的城市與建筑環境則是千變萬化的，中國氣味的。”
　　任重道遠?古建保護匹夫有責

　　鄭孝燮出身書香門第，童年喪母，父親是律師。祖父在軍閥混戰時期做過奉天省議會參議員，能詩善文，尤愛中國歷史與文化。受家庭環境的熏陶，小小年紀的鄭孝燮就喜愛詩詞，并對京劇很是著迷。

　　他回憶說，報考大學時，家里人主張他學工礦，搞實業救國，但他從小就喜歡蓋房子，執意要搞建筑。在他眼里，建筑是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的具體體現。

　　1949年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鄭孝燮受梁思成先生之邀到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主要講授“建筑設計”和“房屋建筑學”等課程，同時給梁思成當助手。梁思成是一位學術巨人，特別重視建筑歷史和建筑藝術。這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鄭孝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每當梁思成主講中國建筑史和中國雕塑史的課，他就坐到后排去旁聽。正是從那時起，他更加沉醉于中國的古建筑文化。半個多世紀以來，他走遍了神州大地，訪古探幽，多次為捍衛文物挺身而出。特別是“文革”后，鄭老先后任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在15年政協委員的生涯中，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歷史名城和文物保護的調查研究之中。從1978年開始，全國政協連年組織文物調查，并寫出調查報告上報黨中央、國務院或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門。鄭孝燮一直是這項專題調查的骨干。他先是任城建組副組長，后來又相繼擔任經濟組副主任和提案委員會副主任。學建筑出身的他認為這既屬于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責任，又能結合自己的專業研究，為社會多做貢獻。

　　1979年初，北京為了修建立交橋，準備拆除德勝門箭樓。當時德勝門箭樓還未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鄭孝燮深知其價值，他立即給時任中央副主席的陳云寫信，提出了迅速制止拆除德勝門箭樓的“緊急建議”。他在信中說：“北京是歷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風景名勝較多，特別是古建筑更是獨具風格。目前除加強保護好城區和郊區的風景名勝外，還需要考慮在整個城區或郊區也能適當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風景文物。這些中小景物應同北京的主體風格取得協調或有所呼應。德勝門箭樓是現在除前門箭樓外，沿新環路剩下的惟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除它而是加以修整，那就會為新環路及北城一帶增添風光景色。而且德勝門箭樓位于來自十三陵等風景區的公路的盡端，是這條瀏覽路上惟一的、重要的對景。同時它又是南面什剎海的借景，并且是與東南面的鼓樓和鐘樓遙相呼應的重要景點。不論是在新環路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映入人們的眼簾。在新建的住宅叢中，加入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間環境規劃得好，就能夠錦上添花。從整個北京城的風景效果來看，保留它與拆掉它大不一樣。拆除這座箭樓，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設上的需要，但巴黎的凱旋門并沒有因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這很值得我們參考。風景文物是‘資源’，發展旅游事業又非常需要這種資源，因此是不宜輕易拆毀的。”

　　他的信言辭懇切，說理鮮明，很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國家建委和北京市的重視，并立即予以采納。如今，德勝門箭樓巍然屹立的雄姿，成了首都一道美麗的風景。每每立于箭樓附近，遙望斜陽下箭樓那綽約的風姿，鄭老的心情都會極為復雜。

　　“文革”結束后，拔亂反正，很多問題急待調查。中央提出讓全國政協了解各地古建筑和園林等的破壞情況。全國政協的第一次大調查選在了承德。那是1980年，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帶隊，繆云臺、趙樸初、程思遠、薩空了、魏傳統、錢偉長、沈其震、單士元、鄭孝燮等委員一道開始了對承德避暑山莊的調查工作。

　　承德是清朝“綏服遠藩”、完成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第二政治中心。康熙及乾隆年間對少數民族實行過不少有特殊政治意義的影響深遠的政策。如“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的祖國統一強盛的大計，“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民族團結政策，以及堅決抗擊沙俄入侵“修一廟，勝用十萬兵”等政策，托物寄史，均記錄在承德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等古建筑之中。或者說，承德的山水、園林和寺廟，正是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實物見證。在建筑藝術上，避暑山莊融合了塞北風光和江南景色，集南北古典園林的精華于一體；因山就水，盡其自然，意在得其野趣，故名山莊。它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園林“以人為之美融入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傳統思想。

　　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內外環境本來是很協調的，但因為有些地方不斷遭到“建設性破壞”，文物古跡的內外環境失控，出現了亂占、亂拆、亂堆、亂砍的現象。鄭老回憶道，“文革”結束后，承德避暑山莊的古建筑仍被軍隊和地方占用著。藏四庫全書的文津閣被用作老干部療養所，為保證冬季供暖，居然在假山前修了又高又粗的磚砌大煙囪；乾隆宴請蒙古王公的萬樹園被北京軍區266傳染病醫院占用。這些地方，“文革”前即由國家建委調查和交涉，直到“文革”后全國政協介入調查，才逐步騰退出來。經過多位文物專家的努力，1994年12月，承德避暑山莊與周圍的廟宇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此外，北京盧溝橋、大鐘寺、十三陵、八達嶺長城、頤和園和天壇等文物古跡的保護，也都有鄭老的功勞。

　　盧溝橋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始建于金代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1192年），初名廣利橋，在國外也有人稱之為馬可·波羅橋，它是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一座聯拱石橋。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盧溝橋是北京往南去的惟一交通橋，古橋不堪重負。政協委員們在經過詳實的調查后，提出要將它保護起來。可是管道路交通的人又拒絕修新橋，并一再強調橋就是用來過往交通，走人走車的。鄭孝燮聽了這種論調，很是憤慨，反詰道：“飯碗本來是吃飯用的，但是故宮里展覽的那些古代瓷器，如宋代瑪瑙輪花碗、琺瑯彩雉雞牡丹紋碗等，就不是用來吃飯的，是供人欣賞的。盧溝橋這座古橋，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了，為什么還讓它走車呢？現在它就是用來參觀的。為了節約資金，少修一座橋，這不是保護的概念。”功夫不負苦心人，盧溝橋現在已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中國，文物保護之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文物保護專家很多時候并不為人們所理解。北京的大鐘寺，“文革”后政協去調查時，它已被改作工廠。工人對文物專家的工作很是反感。當時鄭老已是花甲之年，其他專家的年歲也已不小，面對這群老者，工人們很不客氣：“你們都快進棺材的人了，還來多管閑事干嘛？”但是，面對嘲諷和謾罵，專家們沒有退縮，沒有氣餒，他們抱定心思，要將文物保護工作進行到底。

　　鄭孝燮不僅積極投身于文物古跡的保護工作，而且還對我國的文物保護體制提出了自己的創見。針對我國文物體制的單一級別，鄭孝燮指出，隨著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應當研究改進這一體制，即按照文物古跡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不同，及所處城市分區環境的特點，使之改革充實為三級(保護級、保留級和重整級)保護的體制。鄭老認為，文物保護不是單純對文物本身的保護，也不僅是保護文物周圍的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將文物及其周圍的保護納入城市規劃加以全面考慮。他倡導“城市文態環境”保護和“城市文化風貌”保護的概念，認為城市整體屬于四度空間形象，最能反映歷史文化風貌的因素就是建筑藝術的表現力。北京現存的傳統街道格局，如果沒有中國傳統風格的建筑和文物古跡，恐怕也就失去了中國味兒、北京味兒。北京、華盛頓、紐約，同為棋盤街系格局，但是城市風貌迥異，根本原因在于建筑藝術風格不同，情調不同。北京的古都風貌保護有如京劇中的傳統保留劇、新編歷史劇，以及現代京劇，雖然形式不同，但都是京劇，而不是話劇加演唱。

　　文物薈萃?名城風貌形神兼備

　　長期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護工作的實踐，使鄭孝燮深刻地認識到：城市作為一個綜合體，一定要同時體現一個地方、乃至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城市，一定要同時將城市規劃與文物保護有機地聯系起來。在《保護文物古跡與城市規劃》一文中，鄭老指出：離開城市規劃的安排，孤立地保護文物古跡，或者在城市規劃工作中不把保護文物當作一回事兒，對有文物古跡的地方不做出應有的保護規劃，結果都會導致文物古跡本身及其附近環境和空間比例的失調與城市風貌的雜亂。

　　1981年5月，鄭老參加了全國政協赴河南、陜西、山西進行的文物保護調查。根據全國政協對中原三省進行文物調查后的“建議”，經專家論證，國家建委提出了需著眼于城市全局，加強文物的綜合保護的意見，即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進行保護。1982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了關于確定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公布了我國第一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的名單。這標志著我國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986年，在醞釀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的名單時，鄭老在會議上首薦上海。當時有些同志不主張把上海等近現代著名城市納入歷史文化名城的行列。針對這種認識，鄭孝燮始終堅持以史實為根據、以理服人，提出歷史文化名城要有重點地反映不同歷史階段的城市社會性質和環境風貌，并首先提出歷史文化名城也要包括近代和現代史上有過重要影響的城市。鄭孝燮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專家的贊同和響應。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向國務院上報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的預定方案時，上海被從名單中取消了。當時，素有文物保護“三駕馬車”之稱的鄭孝燮、單士元、羅哲文正在合肥出差，得到消息后，他們聯名給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寫了一封緊急信，并委托安徽省委作十萬火急件送交萬里。在信中他們提出，上海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縮影，既是帝國主義侵略者依靠炮艦從政治、軍事和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入侵我國的最大缺口和基地，又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抗擊外國侵略的英雄城市。鴉片戰爭期間，70多歲的民族英雄陳化成浴血抗戰，在吳淞口炮臺為國捐軀；上海還是孫中山辛亥革命的主要活動地點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在“一·二八”、“八·一三”事變中，上海軍民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華章；上海既保存有重要的古代建筑等文物遺存，更有大量具有特殊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反映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風貌的市區環境與建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理應被定為歷史文化名城。同時，鄭孝燮又利用自己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四處奔走呼吁。最后，他們的建議終于被國務院采納，并且還使天津、武漢等同類性質的城市被納入歷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鄭老不僅經常深入到很多歷史文化名城進行調查研究和評議工作，還時刻關注著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和規劃建設情況。他認為，保護名城，除必須提高思想認識和貫徹國家有關方針、政策、法令外，還需要加強研究四個問題：一是突出重要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是保護名城的核心。二是保護名城的文物，要存其形、遺其神，得其益。名城的文物古跡是一部歷史實物及現場見證的史冊。由于文物古跡不能再生，所以這種史冊非常珍貴。因此，保護它們，存其景物形體及其內外環境，應當是第一位的。這樣，我們才能身臨其境，或欣賞、或研究、或受教育，“化景物為情思”，引起聯想。三是名城的文物保護要內外結合，環境協調。我國的傳統藝術，一般均講究境界氣氛，所謂境界氣氛并不是空曠無物、不可捉摸的幻覺，而是藝術品自身與外界的一種有機聯系，也可以說是某一情景主題與它所產生的余韻的結合。四是保護名城要講全局景系，即大觀和小觀。鄭老說，名城景系是城市環境藝術的綜合表現，名城景觀的全局是大觀，文物古跡，風景名勝，不論城區郊區、地上地下，都盡在其中。他認為，北京舊城內的文物風景，郊區的長城，西山的勝景和名園、古寺、遺跡等，均為“大觀”，具有不同性質和程度的歷史、藝術及科學價值。這種大范圍的景觀，有的可成為城內一些文物古跡的“借景”。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互為因借，承德避暑山莊的環借與湖區的東借西隔等，都足以說明中國城市環境藝術中“景系”的哲理——既有“大觀”，又有“小觀”，“大觀”、“小觀”共存共榮，一起為歷史文化名城增添光彩。

　　整體和諧?世遺不能獨善其身

　　在全國政協的檔案館里，存放著一份珍貴的文件，其編號為663號。1985年春天，在世界遺產公約簽署13年后，全國政協委員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聯名向政協遞交提案，建議中國申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組織。這一提案拉開了中國申報世界遺產的序幕。1985年11月22日，中國政府決定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迄今為止，我國已經有30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繼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的第三遺產大國。

　　山西的平遙古城是明清時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更是中國票號的發祥地，在中外金融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997年，平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項目后，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大量的中外游人慕名紛紛前來。但當年平遙的入選卻頗費了一番周折。

　　1995年6月15日，國家文物局開會“審議推薦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項目”，其中包括：蘇州園林、遼寧牛河梁遺址、麗江古城及其他推薦項目的建議及總結。專家會上，平遙古城沒有被列入書面推薦名單，主持人只安排了同濟大學的阮儀三教授做口頭簡介。鄭老當時就拍案而起：“為什么平遙不能進入名單？它體現的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漢族文化，貫穿著封建禮制的規范，形成了講求方正、對稱、中軸、主次及等級關系的城市布局形制，并特別突出了晉中地方民居的建筑特色。不是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們中國這樣有特色的古城已經不多了。”會后，鄭老立即給建設部侯捷部長寫信，闡明自己的觀點，對平遙古城形制的基本歷史價值及其文化品位作了介紹。同時他指出，平遙雖是縣城，卻擁有四處全國重點文物和多處省級重點文物，不僅文化品位很高，且絕大多數保護得很好。平遙的古建筑中，五代、宋、金、元時期的就有八處，明清時代的就更多。鄭老重點介紹了清代的日升昌票號，它始建于1824年，“直到本世紀初……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里的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大名鼎鼎的日升昌……是金融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摘自1994年10月18日《北京廣播電視報》）。鄭老認為，平遙日升昌票號保存至今的前店后院式的三進四合院的建筑，雖貌不驚人，卻是原汁原味。尤其是它蘊藏著如此非凡的歷史內涵，應該引起調查研究人員的重視。鄭老還引用了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保持古城特色的平遙縣城規劃》一文中的題言：“妥保斯城，務使舊城新貌，兩不干擾。”鄭孝燮的這些觀點得到了侯捷的贊同，最終平遙得以申報，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長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鄭老自然對北京皇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投入了極大的關注。他認為，歷史上，皇城與紫禁城從來是不可分割的。明清由大太監掌管的專為皇帝管家、提供保衛和供應的內務府就設在里面。皇城的紅墻也稱蕭墻，紅墻加黃琉璃瓦，本身就是皇家的標志。皇城占地6.8?平方公里，對故宮進行維護烘托，使雄峙都城中央的紫禁城的氣勢更加巍峨壯麗。皇城之內布置有左祖右社、三海官苑、皇家寺觀和景山，還有內務府系統的衙門及府宅。現在，皇城仍保存著較多的這類低緩、平和、虛實互補的建筑格局，雖然歷經滄桑，但整體文態環境仍然能夠明確反映出“封建禮制”下森嚴的等級，有著主體突出、中軸對稱、高低錯落、內外有別、完美有序的歷史文化烙印。皇城保護區從來都具有與故宮密切相連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可以說，皇城是紫禁城的外花園和外院。鄭老說，紫禁城是世界文化遺產，皇城也應該是。但鄭老也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惜目前我們對皇城的保護很不理想。

　　年紀步耄耋，理想無止疆。鄭老人老心不老，至今猶不懈地為文物保護、歷史名城保護及世界遺產保護而執著地堅守著，傾情地付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