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北京胡同的保衛者

　　王彬和妻子年近五十，至今沒要孩子。從1992年起的十多年間，兩人跑遍了北京的每一個角落，把北京有特色的胡同、宅門甚至各個細部都拍了照片并進行研究。 　　他曾對我說，一次在夢里，他確確實實夢見了北京城。 　　在一片清輝之下，那舊時的城墻、宮闕仍在，天安門廣場宏偉壯闊。舊時王榭和尋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宏偉的城墻懷里。而城墻壁上野草瑟瑟，城堞箭樓成了孩子們捉迷藏的好去處。站在城墻上，遙遙可見西邊或北邊的現代化摩天大廈，更遠處則是蜿蜒如脈的萬里長城……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首都，悠悠的氣韻說不盡也理不清，絲毫不遜于巴黎、羅馬、倫敦、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等世界名城……整個北京城宛如一座巨大的博物館。 　　他的這個夢也曾經是很多北京人的夢。 　　可當夢醒來，卻是一片悵然。轟鳴的機器正以飛快的速度把古老的傳統逐一鏟除——王彬說，他從不掉眼淚，只是在走訪那些曾經美麗而現在破敗的建筑時有一種深深的傷感。看著那曾經輝煌而現在斑駁的門楣、雀替和廊柱，想象當初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樣的殷實人家，有何等的功業，而現在卻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車賣漿者的大雜院，即便這些人，也將要馬上流散了，因為此地即將片瓦不存。　 　　我在采訪中國國際建筑藝術雙年展總策劃人羅麗時，她曾說：“這次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敢把世界上40多個國家的領袖請到圣彼得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有敢與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時代的面貌基本沒變，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屬于18世紀的著名建筑群就有十幾處，再加上五十多座在古建筑基礎上形成的博物館，形成了圣彼得堡古樸、雄偉、穩重、寬廣的特征。許多中國人到了這里都說，想象不到的漂亮！中國藝術家到了這里每每會有一種朝圣般的感嘆，到底是歐洲啊！” 　　“與之相比，我們能給世界展示什么？”王彬說，“瘋狂的拆遷，一片片古建被毀，剩下的全是類似東方廣場和西客站那樣的東西！一個偉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體地保存下來，不能僅剩一個個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筑，它需要氛圍，需要環境，需要自己的天際線。” 　　王彬管這叫“城市肌理”的有機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保存。但他知道，北京城的“肌理”已失，他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多地把殘存的一點舊城描摹繪制下來，供后人憑吊。 　　北京古城遭受的兩次劫難 　　王彬對北京的感情是從小在北京舊城間東跑西竄培養出來的。他1949年出生在北京東城區的府學胡同，50年來，親眼目睹了北京城的老建筑一點點消失。 　　“抗美援朝的時候，說是防美國飛機轟炸，把四城都扒了口子，這就是現在的新街口豁口、十條豁口等豁口的由來，由此，城墻的劫難開始了。這時，梁思成等民主人士三番五次進言要保護北京城墻，也曾經起到過一些作用，比如我親眼看到西便門城墻在1956年維修一新，但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剛修好的西便門不到一年就被拆了。后來在1969年修地鐵時，全部城墻都被拆毀。” 　　王彬是魯迅文學院的教授，他的主業是研究小說敘述學。但他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對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著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的變遷。這時，對北京城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壞已經開始。王彬認為，北京古城遭到過兩次劫難，第一次是改革開放前因為各種政治因素進行的破壞，第二次就是正在發生的、已經持續了20年的因為各種經濟因素進行的破壞。 　　王彬的情感在一點點變化，從最初純粹對傳統文物建筑的喜好，慢慢發展到一種搶救的焦急。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過往和各種古建宅院的結構細節，他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書和古代筆記，還盡可能地求教學者方家，并和人品學識皆高的單士元老先生成為忘年交。所謂“溥儀出宮，單士元進宮，從此73年未出宮”，這位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在紫禁城內搞研究73年，不僅傳授給王彬許多古建知識，還傳染給他一種對古文物保護的焦慮。王彬曾親眼目睹了年過九旬的單先生，怎么與大權在握的行政部門“修繕人員”進行辯爭，也親耳聽到了這位故宮學第一大家那“有關部門應廣開言路，察納雅言，咨諏善道，以減少失誤，向人民向歷史交上一張滿意的答卷”的諍言。 　　“但是，單老的話，沒多少人聽，老先生最后是在遺憾中離世的。”王彬每每提此，必定唏噓。 　　一個北京孩子的祭奠 　　王彬就是這樣背負著大師們的遺情，一條胡同一條胡同地走，一個院落一個院落地查。他的課堂，他的實驗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工匠們干活時，我們去看，這些東西你看書是看不到的。另外還向專家學習，跟單先生學，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騎自行車去找典型。”我問他，在走訪中遇到過什么難忘的事情。他說，沒有，只是每次猛然看到塵封中的有價值的門宅時就會有眼睛一亮的感覺。 　　“有兩處建筑給我感觸頗深，一處在交道口，一處在前圓恩寺。前者是金柱，后者是廣亮(金柱和廣亮都是明清宅門的格式，專為官員所用)，兩者都頹敗不堪，仿佛頹垣。但是，代表官員等級的雀替依然完好，昭示著往日的輝煌，就像一個沒落瀕死的貴族，已然賤如泥土，但在最后一刻仍不肯低下頭，高傲著走向毀滅…… 　　“還有一次，位于內務部街西口的蔡元培故居面臨被推掉的危險，后來有關部門澄清，說從來沒有拆除的意思。不久后，我們去那里，看到故居已成孤島，附近至少有三條胡同被推平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在故居東墻角用白灰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圈，內寫一個‘拆’字。我當時的感覺是，在經濟利益面前，歷史與文化是孱弱無助的，可是，無根的經濟列車又能行駛多遠呢？” 　　還有些時候，一些保存完好、被某些單位占用的四合院總是阻止他進行拍攝。有一次，一個衛兵差點要動手。王彬百般解釋說，你大門朝街，什么人都從這過，況且這是在搞文化研究。可終究還是不行。但更多的人對他是贊許的，人們似乎都理解他是對老北京做最后的一拜。一次在新簾子胡同，也是在一個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門前沒人，一陣高興。正拍著，突然里面出來一位軍人，待軍人問清楚情況后，不僅讓他拍，還幫著清理雜物。還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著，一回頭，看見一位軍官站在背后，原來他擋住了門口，軍官卻一直耐心地等著他拍完…… 　　其實這種歷史的滄桑感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婦在實地考察拍照的路上，不止一次遇到過一些百姓自發地拿起相機，為即將不復存在的街巷留影。 　　王彬是一個苦做者，他走街訪巷十余年，做出一本《胡同與門樓》，附圖百幅，和一本《北京老宅門》，附圖近三百幅。正在著手做的《北京老城門》也是厚積多年。他一向這樣執拗和較真，幾年前他寫《紅樓夢敘事》就用了三年。“沒人這么寫書，17萬字寫了三年！”他自己感嘆！ 　　他已經很累了，但種種莫名的沖動時時鼓動著他又打起精神來，騎著車子風里雨里地走出去。“在寒風中，我拿相機的手凍得直哆嗦，但我想我應該這樣，一個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場，好像《茶館》里說的，我們一起來祭奠這個老北京。” 　　我們是不是太忘祖了 　　王彬的記錄和研究是從北京城的緣起 ——“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 開始的。他說，“在中國，凡是地名中有‘林’字的地方都是墳墓。考古學家們曾在董家林村發現了大批燕國貴族墓地和古城遺址，確定了這正是古燕國首都所在地。” 　　武王伐紂后，封弟弟召公于此。召公在這里建立了燕國。經眾多考古學家的考證，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故有北京建城3040年之說。這是上世紀末 一個巨大的考古成就。但是有關千萬北京人祖根的事情，反應卻非常冷淡。王彬在許多場合呼吁，作為一個有文化的北京人，應該關心董家林村。想想建立羅馬城、被母狼奶大的兩兄弟在現代西方國家何等風光！母狼和二嬰的塑像到處都是。 　　北京城還有另一個源頭，就是位于現在宣武區廣安門一帶的薊城。周武王在封召公的同時，還分封了黃帝的后人于薊。百年后，燕勢強，薊勢弱，燕吞并了薊，薊國就此滅亡。后來，燕把董家林的城池棄了，一古腦兒挪到了薊城。所以早先的燕都城就此荒廢，湮沒了，古薊城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近800年。燕亡后，薊地多為少數民族占據，到了唐時，這里又歸為漢人統治，名為幽州。安祿山叛亂后也在此稱帝，國號大燕。他后來被兒子殺了，其子又被史思明殺了，史也在此稱王。五代十國，石敬瑭把北京在內的燕十六州全割讓給遼，從此中原王朝無險可守，北方少數民族每每可以像過自己家庭院一樣，越過北京北面和西面那些險峻的天然屏障，長驅直下，直搗漢朝廷的腹地。遼人獲薊城后，改名為南京，金人驅遼后，建金中都，蒙古滅金后，建元大都，這個城市輾轉三千多年竟然沒有泯滅，地點也沒有太大變化，這在世界城市史中是很少見的。 　　王彬懷著很復雜的情感多次到當時薊城的中心地帶，就是今天的白云觀西墻附近訪查，但已毫無蹤跡可尋。古薊城的惟一遺跡——薊丘，已在“文革”中被徹底鏟平，以致誰也弄不清楚，此地為何叫薊。學者們爭論紛紛。許多人贊同酈道元的說法——因薊丘而名，但王彬遍查史料，卻發現了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說法。 　　話從北宋說起。這個中原王朝幾十年來一直向遼進貢銀絹以使其不南侵，但契丹人屢屢生事，索要土地。宋神宗派去談判的官員往往因對地理不熟而被唬得啞口無言，宋神宗只好派大科學家沈括出使遼國談判。沈括到了遼都薊城后，也尋思薊名的由來。他在白云觀一帶巡游，發現遍長著一種叫薊的草，恍然大悟，薊城原由草名而來。他把這一心得寫到筆記中。王彬遍查古書時讀到這一記述，并在走訪中發現，這種薊草在北京南城一帶尤其茂盛，他小時候在胡同間瘋跑時，還經常把玩這種“薊薊草”。 　　王彬的發現在學術上成為很有說服力的一派。他慣會在歷史中尋找激勵的精神，許多平凡的東西，經他解說，就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他年初去北頂村訪查，這是舊北京城的最北面，因而冠以“頂”。他聽說北頂村被列為2008年奧運會征地，北頂大廟和北頂村將消亡。他開始在有關報章上呼吁，“在歷史上，這一帶只有這么一座大型建筑群落，把它保存下來，是我們宣揚的人文奧運一個極好的載體。”王彬其實更關注北頂之北的兆惠墓。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破敗的、僅剩一座石碑和兩支華表的古墓，但那里面安息著一位國人都應該知道的大英雄，中國反疆獨第一人——兆惠。18世紀50年代西北地區準噶爾的蒙古人和回部貴族反復叛亂，駐防伊犁的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領的清軍在天山南北經歷了無數次殊死鏖戰。一次，回部和卓木在葉爾羌宣布成立巴圖爾汗國，兆惠率兵進攻，400人剛渡過葉爾羌河(黑河)，橋便斷了，兆惠陷入和卓木的包圍之中。和卓木的士兵漫山遍野，兆惠僅幾百人筑壘自守，對峙三個月，直到援兵到達把他救回阿克蘇城。次年，兆惠再次出兵，攻陷葉爾羌城，至此，天山南北約19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復。 　　每每流連在破敗的古墓旁，王彬的內心就像秋水浸過一樣。他有一個宿愿，就是在奧運會工程大動工之前，保住兆惠墓和北頂廟。他為此寫了很多文章，并對有關人士說，那兆惠墓的一對華表上雕刻著輪、鑼、傘、蓋、花、罐、魚、腸——佛教的八種珍寶，其中的腸便是今天的中國結。中國結在申奧過程中作為一種宣傳物，頗為流行，但如果把它的源頭也宣傳一下，豈不可以使中外人士有更大的感動？想想俄羅斯那位拓展遠東的將軍得到了多大紀念，城市以其名冠之，塑像高高聳立在黑龍江邊。對比一下，兆惠墓在垃圾堆邊朝夕不保，我們是不是太忘祖了！ 　　北京這本書已被撕得差不多了！ 　　王彬的目光穿過明清，一直追溯到元。元代是中國人有意無意排斥的朝代，正史少記載，書生少敘說。但王彬認為，元代有一個很大的功績，就是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我們今天二環以內的街道都是元大都時留下來的，像交道口大街、地安門外大街、地安門東大街、鼓樓東大街、安定門內大街、德勝門內大街，西直門內大街，阜成門內大街……都是元大都的遺存，甚至道路的實體都沒變。而且透過元大都的遺存，我們還能窺到唐宋時代北京的面貌。比如廣安門內大街，在唐代就存在，稱檀州街，是幽州最熱鬧的街道，金代，岳飛宿敵名將金兀術就家住此地。 　　“可惜元時的胡同名稱留存至今的幾乎沒有，只有一個除外，西四磚塔胡同。元人李好古寫過一本雜劇《張生煮海》，講述一個叫張生的書生與龍王女兒戀愛，書生的書僮問小龍女的丫環她們住什么地方，丫環說：‘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胡同總鋪門前來尋我。’”這是一個著名的留存，人們從西四北大街路過，都可以看到那個精致的磚塔，那里葬著金元之際一個著名和尚萬松老人的骨殖。 　　“胡同和塔相伴了七百多年，現在要拆胡同僅留塔。這成什么體統？據說西城區主要保護西四北八條到頭條，一共8條胡同，而西四南的胡同全拆。跟塔相依相伴的那些或許誕生在明清，或許根本在唐幽州時代就有的胡同已被夷為平地，有的將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將是那種丑陋的樓房。” 　　對于磚塔附近胡同的消失，許多人都表示了深深的遺憾。另一位有名的胡同保衛者、法籍華人華新民寫道： 　　“我撫摸著劈柴胡同剩下的最后一塊古老的磚石，它被丟在胡同口上，擦去敷在表面的灰塵，可以看到精工細雕的幾只鳳凰和幾朵梅花……從此，古老的京城又將喪失掉一段記憶，誰也不會再停住腳步打聽‘劈柴’兩字的來龍去脈，誰也不會再知道曾經深藏在這條胡同每一座四合院里的故事。石頭沒有了，人沒有了，門鈸沒有了，壁虎沒有了，蝴蝶花兒沒有了，落在地下的柿子也沒有了。四周圍再也沒有一點生命了。 　　“從劈柴胡同出來，看到的不單是一條胡同消失了，毗鄰的一大片都陡然間隱去了痕跡，我憑著印象和對空間的感覺邊走邊回想它們原來的位置:這是榆錢胡同，一進去頭一個門里有棵非常茂盛的棗樹，院里人一打棗，鄰居的孩子們便哄到墻外去撿那些劈哩啪啦掉下來的脆棗。這是鎖鏈胡同，細窄窄的，路過時總聞著一股清香的豆漿味兒。那是沈篦子胡同，路北第四個門里嵌著一塊非常大的木雕，據說是從前皇帝手下的一個工匠專門給一位大官特制的，胡同的名字源于嘉靖初期做工最精致的梳頭篦子，一走到里面便聽得到四百多年前叫賣篦子的聲音。那邊是石虎胡同，入秋以后總有一堆人蹲在那里斗蟋蟀。再走幾步是背蔭胡同，珍妃曾在那里學過女紅……” 　　對于這一片的拆遷，喬冠華夫人章含之幾乎泣淚地寫道：“前兩日，胡同里傳來確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邊大約200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個月內拆除了。這塊地賣給了一家外國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進200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對門。我原來還以為史家胡同這樣一條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胡同是不會拆的。但看來在這個越來越商品化的時代，文化歷史和傳統在金錢面前是蒼白無力的！” 　　“北京這本書已被撕得差不多了！”王彬感嘆！ 　　他很憂傷，但敢與開發商的銀子搏斗 　　王彬后悔他沒有早幾十年做這種工作。那時的北京是大師眼中的杰作。 　　清晨，被柔和的叫賣豆腐腦的聲音吵醒，黃昏，欣賞著院子頂上的藍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睡覺的時候也參與了整個城市的生命演化。 　　法國詩人謝閣蘭在1910年寄給德彪西的信中寫道：“我的行程先是經過香港，英國式的，不是我要找的；然后是上海，美國味的，再就是順著長江到漢口，以為可到了中國，但岸上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國或英國或別的建筑。最后我們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坐了30個小時，才終于真正到了中國。北京才是中國，整個中華大地都凝聚在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這一點。”100年后，謝閣蘭的孫女隨法國前總統德斯坦一行到北京，她心情激動地到天安門附近尋找爺爺的“陶瓷室”，但徒勞無功，這時她才知道，爺爺引以為自豪的故居被拆了，她傷感地離開了中國。 　　幾年來，王彬的心境與她相同。但略有安慰的是，在他和其他“胡同保護者”的呼吁下，北京市有關部門修改了關于“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的計劃，增為40片。 　　“可40片也太少了，你想想，這40片里包括故宮、頤和園、北海，以及恭王府等眾多王府，這樣，北京的3600多條胡同又能包含進去多少？” 　　最理想的是，把整個北京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但這已是不可能了，王彬認為，現在要做的是能搶救多少是多少，他把這形容為“北京的百姓和讀書人在用良知與開發商的銀子搏斗。” 　　王彬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將整個南鑼鼓巷地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如果成功，這將是一個活著的胡同博物館，將打破北京“世界文化遺產”都是皇宮陵園的局面，端出北京民居的典型，也將遏止貪婪的開發商對這一片的野心。 　　他認為申請很有可能成功，因為這里的民居保存了元代甚至唐代坊的形式，這里是人文薈萃之地，洪承疇、僧格林沁、榮祿、婉容、馮國璋、茅盾等人的故居都在此，而且基本保存完好。建國以后，這里的四合院由于等級高，大部分被首長與國家機關宿舍占用，時有修繕，保存得較為完好。 　　他同時在進行的工作是，呼吁“40片要連成一片”，就是說4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要自身膨脹，互相銜接起來，而不是各自龜縮，被分割成支離破碎的東西。 　　這時傳來一個好消息：磚塔胡同附近區域的危改計劃要改變，景觀和歷史被提到重要位置。但王彬的心情依舊是悲涼的。 　　“它們都已不存在了！”王彬摩挲著他的圖冊《胡同與門樓》：東頌年、西頌年、扁擔胡同、蔣家胡同、牛街、南橫東街東段…… [img]http://www.36byz.com/upload/news/200472395125173.jpg[/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