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馮驥才：搶救中國民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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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天津大學，馮驥才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學藝術研究院接受《外灘畫報》記者專訪。只要在天津，每天他都會來研究院，直到晚上六七點才離開。研究院主體是現代主義風格，具有典型的工業化色彩，與院內的水池、奇石，以及馮驥才民間收藏物相輝映。“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放進去我的人文理想，特合適。”馮驥才告訴本報記者。

　　2003?年，?馮驥才去了趟巴黎。回來后，他開始做一件事——中國民間文化搶救。

　　那年，他?61?歲。到這個年紀，大多數中國人已經退休了。他則風雨兼程、爬山涉水，跑遍中國。一跑，十年過去。他覺得，“這件事，我也做得差不多了。”

　　2013?年，馮驥才又去了趟巴黎。回來后，他開始做另外一件事——中國傳統村落認定。

　　6?月初，他主持成立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他決心在260?萬個中國自然村中，篩選出有歷史文化價值、值得保護的村落，建立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十年歲月，一不小心，他發現自己滑入了“70?后”隊伍了。

　　6?月中旬，馮驥才得了一個獎——萬寶龍國際藝術贊助大獎，拿了一筆錢——1.5?萬歐元。可是，當場，他將獎金轉贈給了攝影師鄭云峰。

　　馮驥才，1942?年出生，天津人，著名作家、書畫家、民間文藝家。作為“文革”后第一批作家，巴金、冰心叫他“大馮”。任全國文聯副主席時，大家也叫他“大馮”。高中打籃球，他身高?1.92?米，雙手可以灌籃，球友們開始叫他大馮。1985?年，繼代表作《神鞭》系列揚名后，他接連寫了《三寸金蓮》《俗世奇人》等“?怪世奇談”系列，將中國民俗文化付諸筆墨，構建出一個源自傳統和致力于獨創的津門。此外，他還是書畫家，在他個人畫館——大樹畫館中，收藏的?260?幅作品，幾乎一半關于民間文化保護。

　　7?月底，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偉岸的“70?后”馮驥才疾步向記者走來。只要在天津，每天他都會來研究院，直到晚上六七點才離開。

　　文學藝術研究院于?2005?年建成，成為以理工科聞名的天津大學內一方獨特的人文天地。建筑設計師為周愷，也是北京奧林匹克公園總體規劃中方總建筑師。據說他主動請纓，擔任研究院的設計。研究院主體是現代主義風格，具有典型的工業化色彩，與院內的水池、奇石，以及馮驥才民間收藏物相輝映。?步行研究院，隨處可見馮驥才十幾年田野工作的所得：一座明代木結構門楣立在庭院一隅，來自冀南黃河邊民間，木質斗拱飛檐，歷經歲月原本彩繪圖案已幾乎全被風雨洗去，只依稀留下點點綠色；散落的幾處纖夫石，來自巴東巫峽香爐灘，為三峽蓄水前所取，石上清晰刻劃著纖夫以繩拉船，經年累月摩擦留下的深溝……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放進我的人文理想，特合適。”馮驥才曾如是說。

　　馮驥才自稱“行動知識分子”—用行動來實現思想，或把思想變成充滿活力的行動。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的行動力更是驚人。用他助理小高的話來說：“來了就忙得找不到人，不是在見客，就是在處理各種事情。每天，只能見機逮住?5?分鐘的時間向他匯報事務。”

　　和他談話時，也能感受到這位“行動知識分子”的高度緊張。馮驥才談話密度相當大，他曾說這是因為他在尋找最恰當的詞匯來表達最準確的含義，追求思考的嚴謹性、邏輯性、準確性。他說，自己身上有好幾個口袋，每個口袋里都裝著一件事，需做哪件事時，就翻哪個口袋。現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口袋行將翻完，馮驥才迅速將自己的手伸向了“中國傳統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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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天津，還沒滿月的馮驥才與姥姥、父母和姐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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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出來的知識分子

　　寧波慈溪石神橋村，有一尊石刻像。所刻之人，為東漢二十八宿將之一馮異。馮氏后裔歷來將馮異尊為精神領袖。

　　1994?年，馮驥才建立了個人畫館，他將其命名為“大樹畫館”。東漢時，馮異為劉秀平定關中有功，但為人謙讓，每逢別人爭功邀賞，就躲到一棵大樹下獨坐，人稱“大樹將軍”。

　　正是這年，作家、畫家馮驥才的人生道路走“偏”。他從個人呼吁、搶救民間文化，轉向了群體行為，也從個人隨意賣畫搶救文化，轉向了系統、科學的文化保護行為。

　　此前，馮驥才憑一己之力，賣掉自己的?5?幅畫，捐修了寧波賀知章祠堂——賀秘監祠，拯救了祠堂被拆遷的命運。

　　天津老城是永樂二年建的，至今有?600?多年歷史。1994?年，天津政府與香港一家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合作，要對老城進行徹底的現代化改造。

　　“那時，我也沒可能拿賣畫的錢把整個老城給買下來，沒有那么大力量。”

　　于是，他邀請了近?30?位攝影家，還有民俗、歷史、建筑專家，對天津老城進行了地毯式考察，俗稱“?舊城文化采風”。采風行動耗時1?年半，其后，精選出的照片編成大型畫集《舊城遺韻》。后來，馮驥才找到了當時主管城市建設的王德惠副市長，對他說：“天津人世世代代用了六百年，在老城里凝聚和營造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不能叫他散了，應該建一座博物館，把這些東西都搬進去！”?此后，中國第一座捐贈博物館誕生了。

　　1999?年，天津最古老的商業街估衣街搶救，是“?舊城文化采風”的翻版，則進一步成為文化搶救保護的范本。

　　當時形勢緊急——從?12?月?8?日估衣街拆遷令發布到?12?月?12?日開始拆遷，中間只有四天。馮驥才從在《今晚報》、《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給時任市長李盛霖寫信，演變到召集攝影師進行影像留存，搜集相關文物的同時，又訪問估衣街的居民，記錄口頭記憶，保留口述史。其間，他還召集了許多志愿者策劃明信片簽售活動。

　　最終，天津市政府召開了專家論證會，老街的命運，起死回生。這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民間力量保護文化的案例。

　　“這次行動，讓我深切認識到歷史文化的當代危機，以及人民與它精神情感之密切，但是歷史文物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與何去何從，它需要守護者和代言人。我要去承擔這一不能拒絕的使命。”

　　這一轉身，作家、書畫家馮驥才進入了一個全新境界。

　　好友、民間文化學者劉鐵梁評價說：“馮驥才在天津做的事，是后來進行全國性搶救行動的準備和預演。”

　　“知識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壇，然后從高處慷慨陳詞。知識分子顯然是要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過程。”薩義德如是說。

　　文學批評家周立民曾引用這段話來闡釋對馮驥才的理解：“他所強調的自己的文化保護行為和寫小說同樣都是一個作家的眼光和文化情懷，都是在全球化形勢下的一種思考，是知識分子主動的自我調整，也是時勢逼迫下的一種應對。”

　　馮驥才自己看來，行動力來自他這代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對本報記者說：“在這個時代，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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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在“文革”期間拍攝的一張抄家照片。作為“文革”后第一批作家，巴金、冰心叫他“大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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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民間文化搶救戰

　　今年，法國演講會上，很多人都驚異于馮驥才的年輕，“怎么也不像?70?歲的老頭嘛。”

　　馮驥才對老外慣常的回答是，“常忘了自己的歲數。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我們這代人如果不做的話，我們子子孫孫都沒有了。?因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下簡稱：非遺）這一塊兒并沒有完全做完，現在還要做很多。”

　　馮驥才向記者舉了個例。中國的口頭文學，包括民族史詩、敘事詩、神話故事、歌謠和諺語等。最近，他們跟漢王合作，將中國口頭文學做一個數據庫，錄入的文字就有?8.4?億字，?出書要?5000?部。“但是，我估計做完了恐怕要到?15?億字以上。?現在做的是?1400?多個縣的口頭文學。當然不是每個縣都很全，現在再不做，就沒了。”

　　2012?年，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第一部出版。這期間，經過了三年申報和整理。“如果我們不做的話，苗族的歷史就湮沒了。現在，還有?1000?多個歌師唱這部史詩，還有記憶，要是這批歌師沒有了，這些文化記憶也就沒有了。”

　　2001?年，馮驥才當選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其后十幾年，他一直在全國忙碌于“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2002?年，這一搶救工程開始實施，計劃十年完成。主要有三個對象，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和民俗。馮驥才的身份是搶救工程的發起人。這年，他剛好?60?歲。

　　“960?萬平方公里的非遺就是民間文化，我們要做一個全面的調查，然后把它進行整理。”?這成為馮驥才其后十年最大的野心和任務。

　　木版年畫，則成為民間藝術的龍頭與開端。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美術界開始對年畫調查和收集。1990?年代后，全球化、城市化對于農耕社會的影響，對木版年畫構成了終結式沖擊。

　　2001?年，馮驥才發起了全國年畫普查搶救工作：一、進行自上而下的普查和搶救。比如，“臨終搶救”楊柳青著名畫鄉——南鄉三十六村；二、補完全國年畫版圖。河南古畫鄉滑縣探訪和河北武強賈氏屋頂秘藏年畫古版發掘是其著名的例子。

　　豫北滑縣年畫產地的發現尤其重要。2006?年，河南民協秘書長夏挽群向馮驥才透露信息，馮并不相信。因為滑縣在地理位置上處于著名的年畫產地朱仙鎮的正北方向，相距不過百里，如果滑縣的木版年畫在風格上是朱仙鎮的近親和分支，同屬一個文化體系，其價值就不高。存有這樣的疑問，馮驥才并沒有立即去滑縣。

　　2006?年是民間文化普查搶救工程最緊迫的階段，馮驥才稱自己當時身上壓著“超大型的事”：一邊在政府高層官員中游說，尋找切實方案，一邊他所提案的“文化遺產日”尚待確定。

　　這期間，只要一想起這個畫鄉，他就會幻覺出一個叢草遮蔽，寧靜又安詳的畫一般的古村落。一天晚上，他按捺不住想象，畫了一幅《夢中的古村落》。

　　當年?7?月，一個短消息突然發到馮驥才手機上。當時，滑縣文化局負責人魏慶選說要帶木版年畫給他看。“我忽然想到自己為‘緣分’下的定義，就是：你在找它時，它也在找你。”

　　魏慶選帶來的年畫中充斥著大量神仙面孔，許多是陌生的，風格前所未見，顯然找不到朱仙鎮的痕跡。有了這個判斷，馮驥才急不可待要去跑一趟豫北了。

　　入冬之后，趁著中國民協在鄭州開會，馮驥才和普查搶救工程的骨干，驅車來到滑縣。又是一個雨雪天，同?2?年前去武強探訪老宅屋頂秘藏年畫時情形相似。巧的是，當地人也給馮驥才送來一雙?43?碼的長筒黑色雨鞋，對他說：“這是最大號的。”?身高1?米92?的他，同樣穿不下。最后，他用塑膠袋套在腳上，走在爛泥地上，形如“乞丐”。

　　王坤是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老師。2006?年，她考到馮驥才門下，跟他參與了滑縣年畫的普查搶救工作，她告訴記者：“跟著馮先生就是身體力行，?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把書齋搬到田野中去。”

　　在滑縣普查搶救時，王坤的工作是按照普查標準去對傳統藝人、商販等進行口述記錄，錄影拍照。之前，她也曾自費做過田野調查，只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是詩意散文式的調查。跟著馮驥才做卻不同，馮驥才對年畫普查搶救做了科學、詳細的標準，每一個年畫產地都需要按照標準去執行。

　　比如，口述采訪不僅僅是對傳統藝人，馮驥才還要她去對年畫商販進行采訪，來了解年畫銷售量、渠道、方式、范圍，以摸清當地年畫整體的面貌。比如，年畫和年份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采訪傳統藝人的同時，還需要了解藝人生活的村落環境和民俗民風。按著馮驥才的指示，春節時，王坤在凌晨?5?點就跟著當地小孩去拍攝一家一戶拜年磕頭的景象，磕頭時邊上的老人念念有詞，就得去問他們念的是什么。?晚上，回到住處，再整理筆記做調查報告。普查搶救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將記錄的資料匯編整理時又總會發現缺漏，這就需要再次進行補采。

　　王坤還清晰記得，在滑縣時她將年畫上田祖形象和滿族文字記錄下時，并沒有特別留意。馮驥才告訴她，滿族文字顯示出滑縣的年畫遠銷關外，這就是地緣性，標志年畫產地輻射力度有多大。

　　而年畫上田祖神農的形象是一個“人畫牛首”、披著樹葉的老者，在其他地方是罕見的，它說明了農耕文明在中原大地上一直源遠流長，有活化石的意義。這些發現也證明了，滑縣是一個獨立于朱仙鎮的年畫產地。“馮先生還告訴我，許多年畫都有明代遺風，說明這個產地很有歷史。”

　　摸著那些木版年畫時，王坤覺得熱血沸騰：“能觸摸到中國古老傳統的藝術，有神圣感；而且見到當地老百姓還在制作使用年畫，見到活態的民間藝術，你能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根基，就是馮先生說的真正屬于中國的文化藝術，而不是受西方影響，沒有自己藝術特色。”

　　《滑縣卷》于?2009?年出版，隸屬于?22?卷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編注：2011?年完成），集成覆蓋了中國年畫的所有產地，還包括臺南米街年畫、澳門紙馬年畫，以及俄、日兩國珍藏的木版年畫及研究成果。這套書共包含?300?萬字，1?萬幅圖片，1000?多分鐘的動態影像DVD?光盤。同時，作為該項目的延伸項目《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也完成了?14?本口述史的出版，書中囊括了?19?個重要年畫產地傳承人的詳細記錄。

　　目前，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有兩個項目都跟年畫有關，?其一,“年畫學研究”。年畫組根據前十年的普查搶救所獲得的資料數據，進行學術研究，使年畫能夠成為一個類似“敦煌學”的顯學；其二是“數據化管理”。由電腦工程專業博士和年畫組一同將年畫分門別類，進行數據化管理。數據庫的功能不僅僅在于建檔和保存數據資料，還要附帶檢索查詢等功能，方便日后專業科研需要。

　　十幾年間，與民間打交道的同時，文人馮驥才學會與政府、與官員打交道。

　　最初，“搶救工程”在全國推行異常艱難，“比如，說服村長，你還得說服鄉長和縣長，如果他們不同意，得不到支持還是不行。”馮驥才對本報記者說：“我就像武訓辦學一樣（艱難）。”

　　如今，在馮驥才辦公室的書架上，還擺著《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提案工作的發展和創新》等書。他說，他要做的事，關乎文化命運，必須和“官員”打交道，?他反思，“光呼吁不行，梁思成時期就是呼吁太多，不起作用。”

　　“搶救工程”做大之后，文化部曾請他去給各部門廳局長做講座，講完之后，文化部決定建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邀請他做全國專家委員會主任。

　　“這樣一來，非遺由政府主辦，民間文藝家協會擔當專家協助的角色。”

　　最初，國家給“搶救工程”撥款?30?萬，在全國展開工作，幾乎沒可能。

　　2005?年，經費緊缺，馮驥才又開始賣畫。他在蘇州做了一次畫展，賣了?300?多萬。當場他又捐了，“實際上，我捐的錢根本解救不了中國文化。”

　　“而去年，國家財政部給全國非遺項目支出是?6?億多。”?馮驥才說。

　　目前，非遺名錄有四級，國家一級的非遺有?219?項，省一級的?8500?項，市縣一級的加起來，總計超過了一萬項目。

　　“2012?年以后，中國已進入了‘非遺后時代’了，我們基本上把中國大地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摸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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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和中國民協幾位負責人在鄉村進行全國性田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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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花個十年搶救古村落

　　2011?年，人民大會堂，馮驥才做了一個即興發言。

　　他向溫家寶總理發問：“汶川地震時，你在北川，為大禹的故鄉著急，因為禹里鄉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華民族何止一個大禹的故鄉？”

　　他說，“我們有著五千年農耕的歷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沒有文字史。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書，可是沒等我們認真翻閱，它就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見了。我們在這么短時間里，把中國?600?個原本千姿百態的城市，變成了同一個樣子，這是時代的文化悲劇，是我們這代人的無知。”

　　很多人覺得馮驥才說話太“沖”。然而，總理感動了。不到十天，“建設部的頭頭跑到天津來找我，說國務院讓他們來找我研究村落怎么保護。”

　　連夜，馮驥才寫出方案。第二天，就將方案發給建設部。不久，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四部委開始籌建“中國傳統村落的保護工程”。今年?6?月，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成立。

　　早在?2002?年，馮驥才曾對山西榆次后溝鄉進行普查搶救，想要將其作為一個傳統村落保護的案例樣本。

　　當時，他邀請了從事傳統村落攝影工作數十年的攝影師李玉祥，一同去往后溝鄉，對當地的建筑、民間藝術和民俗文化進行普查。離開后溝鄉時，他曾有所顧慮：“我站在古村里，心想我們走了之后，誰來保護它？文物販子聽到消息，會鉆到這里，買走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村民們富裕起來后，也會自己把它毀掉，蓋小洋樓。怎么辦？”

　　如今，后溝鄉情況良好，形成了村民自治，和開發商有序結合去進行改建，并沒有完全旅游化，讓村落保存了下來。

　　“我覺得最好是，老百姓自己保護。”馮驥才告訴記者去意大利時的見聞。

　　某年，他住在佛羅倫薩。清晨4?點多，上街溜達，見到一個人，拿著樣東西在抬頭看。他凝神細看，那人手里拿著塊墻皮，墻皮上繪著彩色花紋，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老墻皮。那人正在尋思墻皮從哪塊墻上掉下來的。找了半天，他發現是從窗戶底下掉下的，就將墻皮放在這家門口。

　　“這個細節給我印象很深，意大利每個人都拿文化當回事。如果擁有者不知道文化的珍貴，這是文化的悲哀。”馮驥才說。

　　在城市化浪潮中，260?萬個中國自然村，面臨危機，其具體情況又不為人知。

　　馬知遙是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的博士后，他曾參加過非遺普查搶救工程中布老虎的項目，現在被調去傳統村落研究發展組。他告訴記者，相比非遺普查搶救，傳統村落保護更為復雜：“一是因為傳統村落保護是跨學科的。一支考察調研隊伍，需要建筑學、美術學、非遺、軟件工程、考古學、民俗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這與以往傳統村落僅從建筑學上保護是不同的，馮驥才更傾向于傳統村落的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精神內涵保護，這在全球都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二是方法上，非遺是如年畫保護那樣，進行普查和搶救，而保護古村落，馮驥才認為則需要研究保護方法、標準，以及尋找千差萬別的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理論與方法。”

　　“任何一個文化遺產后面都應該有一批專家”，這是馮驥才經常說的一句話，他所做的正是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專家隊伍做支撐。

　　之前，葛村被媒體命名為“鎮江最美的古村落”。有媒體曾以《馮驥才估計又要嘆息“?最美古村”又要拆了》大做文章。

　　但研究院對此有所懷疑。以旅行者的方式，馬知遙和同事去葛村考察了一個星期。他們發現當地的情形和媒體所報道的并不相同，85％以上的村民愿意拆遷，因為大多數老房子都處于坍塌的狀態根本沒辦法居住，村莊里蒼蠅滿天飛，村落結構非常糟糕，環境也并非山清水秀；而磚雕木雕等民間藝術，也沒有媒體所說的那么多。

　　“中國的傳統村落有多少沒有進行過核實，是否存在為了多撈國家投資，出現一些瞞報和謊報的情況。因此，我們要多走些地方，為傳統村落提供標準，另方面，就是發現一些遺漏的傳統村落，盡可能為政府提供一些真實信息。”馬知遙說。

　　因此，傳統村落名錄的認定就尤其重要。“我現在所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先把傳統村落摁下來，”馮驥才告訴記者：“上個禮拜，我剛做完了第二批傳統村落的評定。現在第一批，評了?646?個，第二批，不到?1000?個吧，具體的數我不能說。明年，我們要評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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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驥才堅稱，“搶救不是書齋里的工作”。2001?年，馮驥才當選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其后十幾年，他一直在全國忙碌于“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2002?年，這一搶救工程開始實施，計劃十年完成。主要有三個對象，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和民俗。馮驥才的身份是搶救工程的發起人。這年，他剛好?60?歲。

　　“農耕文化不比城市文化落后”

　　“真正的中國農民，他們比我們更懂得天人合一。農民跟自然的關系比我們真切得多，對自然的感知也真切得多。

　　中國人把自然當做生命來感知，而農耕時代的一個村落里面，村有村規，有村約，有村俗。它有底線的，不能什么都干的。

　　如果你要讓農民，把好的農耕文明全扔掉，進入城市，他也進入不了城市的文明生活。他就變成一個文化的流浪漢，這才是農民最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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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馮驥才在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十幾年來，與民間打交道的同時，文人馮驥才也學會了與政府、與官員打交道。最初，“搶救工程”在全國推行異常艱難。“比如，說服村長，你還得說服鄉長和縣長，如果他們不同意，得不到支持還是不行。”馮驥才對本報記者說，“我就像武訓辦學一樣（艱難）。”

　　B?=?《外灘畫報》

　　F?=?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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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994?年，您在天津做“舊城文化保護”，是否作為您文化遺產保護的起點？

　　F：22?歲時，我也做過。那是“文革”前，城市變化是緩慢的。那時天津城里有很多磚刻，有很多磚刻大師，生活在天津。解放后，并不把這些東西當回事，反而當作舊東西、舊文化。但我覺得非常精美。當時，我自己做過調查，純個人的。我在自行車后面綁了一個凳子，帶著一個破相機，有時看哪塊磚刻好，我就在房前站那凳子上，把它拍攝下來，做記錄——哪條街多少號有什么樣的磚刻，還拜訪了一些磚刻藝人。

　　B：您做天津“舊城文化保護”，也是以影像的方式記錄老城，但作為一個群體性的保護行動，更系統規模也更大？

　　F：當時我是做了三件事：第一、呼吁政府。這事就呼吁，現在老城的中心部分保存下來了。第二，把老城整個拍攝下來，讓后代知道老城是什么樣子。要不然，我們永遠不知道是什么樣子。留下一個文化存錄，對一個民族很重要。所以，聯合國文化遺產里邊，有這個物質文化遺產，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一個記憶文化遺產，他們把文化的記憶看得很重要。第三，我就找市里要房子，做了一個老城博物館。讓老城的老百姓離開老城時，把屬于老城歷史生命的細節，捐到這個博物館里。現在，博物館已經建起來了。

　　B：這三步是怎么想出來的，是不是有什么國外的方法給您參照？

　　F：我覺得是自己想的吧。當然，會有國外的一些理念，然后也經常出國嘛，會有一些理念。

　　B：做文化搶救這些年，對您內心的提升是否有影響？

　　F：它跟我創作是兩碼事，不是大腦的同一個部分。我一部分去想繪畫的事情，另外一部分去想文學的事情。比如，我到法國去了，我事先想好，我在法國去寫點什么吧。忽然，我這次想換一種方式。我從來不用電腦寫字，這次我在iPad寫。我想用隨記、散文、格言警句、對話，就是這樣的一種非常自由的文體，就是綜合文體。我不想寫一般的，比如我看見一個什么東西我從那分析，不是這樣的寫，我是完全寫我的思考。所以我寫了一本西歐思想游記，我已經給了三聯了。
　　B：從作家到行動知識分子，會否因為責任重了，對創作有消極的影響？

　　F：沒有，我覺得作家實際也不是在書齋里，作家要跟各式各樣的人接觸。作為作家，你要跟普通老百姓接觸。我之所以要參與文化搶救，是因為這些跟老百姓密切相關，跟中華民族的歷史，跟民族的集體性格，民族的獨特情感，我們的觀念是密切相關的，所以我想這些是一致的，寫作和行動沒有分離。

　　B：您說您現在要把傳統村落“?摁下來”，是否因為每一個村落都有特性，需要分析，制定方法？

　　F：所謂的“摁下來”，就是先不要動它。如果某個村落要申報，我們專家認為你的村落應該受到保護，那需要村子給我們寫一個承諾書——即絕對要保護好了，不能動它，要是你真正動的話，要拿規劃。規劃的話，需要研究，研究是一對一的，每個村落保護的方法、形式、手段，都不一樣，它可能原則是一樣的。

　　B：您曾在與周立民老師對話時說，站在某個古村里，心想我們走了之后，誰來保護它？當時您不知道該怎么辦，現在想到方法了嗎？

　　F：我覺得最好的方法是，老百姓自己保護。中國城鎮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老認為農耕文化比城市文化落后，其實并不一定是落后啊。我覺得真正的農民，他們比我們更懂得天人合一。農民跟自然的關系比我們真切得多，對自然的感知也真切得多。比如，二十四節氣，農民的感知比我們要強烈得多。二十四節氣里有一個“立”字，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這個“立”字多美。春天還沒有來，只要立春節氣一到，春天立起來了，它推不倒了，它來了。中國人把自然當做生命來感知，而農耕時代的一個村落里面，村有村規，有村約，有村俗。它有底線的，它不能什么都干的。如果你要讓農民，把好的農耕文明全扔掉了，進入城市，他也進入不了城市的文明生活。他就變成一個文化的流浪漢，這才是農民最可悲的。倒不是住了高樓，用抽水馬桶才是幸福的，你給了他幾十萬錢，他可能全打麻將了。我覺得，怎么能讓農民離開的時候，也知道他身上有美好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我們政府只是把城鎮化的百分比數字，當作一種政績來做。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農民本身有很多文化。這些文化，對一個民族來講，是根本性的。但是，農民并不知道這些文化的重要。我們個別知識分子，認識到它的價值，這是遠遠不夠的。

　　B：那您覺得，通過互聯網，能否讓更多中國人知道中國民間文化或古村落保護呢？

　　F：對，我覺得網絡是一種辦法，網絡媒體很重要。最近十幾年，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事，現在，老百姓基本知道“非物質文化遺產”，知道這個詞了，原來這個關鍵詞都沒有，現在起碼有這個詞了，也知道應該保護了，保護概念有了。有和沒有是不同的，有是一個時代的進步。但我覺得，除了互聯網傳播，還需要做教育。

　　現在，我們的教育，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距離太遠。我們的教育太不以人為本了，也可能和現在整個的國家價值觀有很大關系。

　　B：那傳統文化保護如果要可持續發展，除了教育之外，還有什么方式呢？

　　F：我覺得要可持續性，政府應該支持志愿者。在西方社會，文化保護主要靠志愿者，應該支持民間熱愛這件事情，讓人民去做。現在某些地方政府，當官的有問題，他只關心政績，跟他政績掛不上鉤的事情，他沒有興趣，他恨不得把一切事情都變成他的政績。

　　B：還是要有專家在后面，然后大家一起來做？

　　F：對，政府首先應該聽專家的，應該放手支持專家去做，還應該放手支持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