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中國的景觀規劃——雨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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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堅，攝影：NLA/Lone?Kjers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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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分布不均的資源，受到城市化、森林砍伐、氣候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現代開發活動使我們的環境變得脆弱了，但是中國在水資源管理方面的傳統是很謹慎的。

　　我們應當順應雨洪和自然過程去進行工作而非對抗它們，即使是在城市中，俞孔堅教授如是說。

　　2005-2015被指定為聯合國“生命之水”行動的十年。2013年是聯合國國際水合作年。3月22日同時也是世界水日。這提醒世界各地的景觀設計師們，要通過景觀規劃來滿足水資源保護的需求。水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必不可少的資源，同時我們未來環境的改善和全球范圍內的貧困減少完全依賴于明智的水資源管理。

　　水——變化的資源

　　良好的水資源管理極具挑戰性，因為水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水文循環也非常復雜，難以對不同景觀干預的結果進行概觀。快速的城市化、污染和氣候變化威脅著水資源，同時人們對潔凈水的需求也逐漸增加，以滿足人口增長、家庭、糧食生產、能源和工業的需要。但每個人都有享有干凈水的權利，水資源管理必須考慮大量的利益沖突。這就為用戶之間的協作努力提供了機會。水資源管理的合作涉及到多學科的方法，不僅涉及文化、教育、科學，同時宗教、倫理、社會、政治、法律、體制和經濟等各個維度都非常重要。這一圖景的中心即是景觀設計師，應對著各種專業的挑戰，例如對更為頻繁和更為嚴峻的雨洪進行利用、防御和管理。

　　中國的水

　　中國的水資源管理有著悠久的歷史。當卡爾•斯坦尼茲——哈佛大學景觀設計學教授——在2008年發表了一系列最具有影響力的景觀規劃觀點時，他的第一個例子就來源于中國：杭州的西湖修建于公元8世紀，長期用于供水、水產養殖和農業生產。之后在宋朝，這一景觀在詩人和杭州地方官蘇軾（1037-1101）的指導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湖已經被認為是“自然的湖”，是具有偉大文化意義的一個美麗的地方。

　　今天中國的景觀設計學仍受到世界的珍視，當俞孔堅——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教授及中國最大的景觀設計公司土人設計首席設計師——于2011年訪問UMB（挪威生命科學大學）景觀設計學院時，我們就景觀規劃和水資源管理對他進行了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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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橋園濕地公園，天津，2008。土人設計將之前廢棄的射擊場和垃圾堆積場進行了再生，變成了一座低維護的城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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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B/KJ:您的許多項目，無論是管理還是規劃，都關注雨洪和環境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處理水已經成為了您的“品牌”。您在這方面也發表了很多文章，同時很多處理水的項目也獲得了各種獎項。您經常使用的一句話是“我們必須與洪水為友。”在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不斷顯現的類似的危機中，您是如何同洪水成為朋友的呢？

　　俞孔堅：洪水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有著5000年洪水管理的歷史。環境危機和不斷增長的城市化將這一主題變得前沿化了。這同時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每一種文明都不得不適應洪水。在中國，多個朝代的繁盛程度都取決于他們如何能適應、應對并與洪水共存。中國中部大理王國的第一個國王——段思平，他在937年能夠稱王就是由于他對如何處理洪水有獨特的理解。他選擇在人們可以和洪水共存的地方修建城區，不用再建造堤壩御洪。他并不想阻止洪水，而是想順應其進行工作而非對抗它。我認為他是中國景觀規劃之父。他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這也說明了洪水在中華文明中有多么重要。

　　“洪水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有著5000年洪水管理的歷史。但這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中國是季風氣候。夏季雨水充沛，秋季、冬季和春季則非常干燥。因此，河流往往在夏天泛濫。長江是中國的母親河；中國中部的泛洪平原同埃及尼羅河景觀頗為相似。這兩個地區的農業和城市都已經適應了洪水并對其進行開發利用。然而在其他地方，城鎮的建立都采取了最低限度的保護措施，采用了城市周邊環繞著堤壩而不是疏導河流的方法。他們不控制河流，而是抵御洪水來保護自己。在中國，水域中的城市或者被水環繞的城市就像一個島嶼，所以當洪水來臨的時候，水被吸收，就像城市中有個海綿一樣。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在水中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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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沖擊平原適應洪水的城市形態類型。每個方格為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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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其中的建筑，這些建筑通常在平臺或者立柱上拔地而起，高出水面。這是當地的一種建筑傳統。這些鄉村、城市和建筑都已適應了當地的水環境。

　　農業也適應了洪水。有超過10種不同類型的稻田在梯田上建成，包括浮動的草地。在中國，我們已經開發出一種人為的鄉村景觀。渠道形成了一個網絡，在該網絡中，水是被吸收而不是被抵御的。我們有一種適應洪水的傳統，可以同威尼斯相媲美。在地方層面形成了一個水上公園系統。
　　但在過去百年的現代都市生活中，我們幾乎忘記了這個優良傳統。而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的城市已經建立在西方思想對于美的認知上，建立在管道、泵和水壩這些工程解決方案的基礎上，使用這些已經忽視了自然承載力的基礎設施。在中國有25000座高壩，幾乎是世界上所有高水壩數目的一半。美國僅有8000座。我們試圖通過渠化河流和使用水泥及其它現代技術修建輸水管道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免受洪水侵襲，而不是保持河流自然的形態。黃河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利用水庫蓄水并保護城鎮免受洪水的侵襲。其后果是，我們已經破壞了自然界固有的能力。古老的、適應于水的農業景觀被破壞了。

　　其結果是，我們已經變得完全依賴于技術性的基礎設施。盡管我們試圖保護城市，但是我們仍然有洪水：現在它們出現在城市內部。80％的降水集中在夏季，其中高達年降水量20％的降水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這種情況下，規律的街道排水是遠遠不夠的，其后果是災難性的。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它可能會變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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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后灘公園，2010年上海世博會。公園建在一塊棕地上，將濕地，雨水處理和都市農業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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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洪水和干旱的新解決方案

　　俞孔堅：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頭看看我們的傳統，并且同時使用新的方法。我們必須制定新的戰略和解決方案以應對洪水。這就是我們土人設計試圖做的工作。我們回顧我們的傳統并尊重它，這并非懷舊，而是表明我們是如何利用景觀作為生態基礎設施來緩解洪水問題。對景觀設計師而言，接納這些新的解決方案是一個挑戰。

　　在中國，同一區域可能同時面臨洪水和干旱的問題。中國有三分之二的大城市面臨水資源短缺問題。中國有著世界人口的20％，但我們的淡水資源僅占世界的10％，其中75％的水還被污染了。所以我們正在努力，看看采取何種方式通過應對洪水，同時解決干旱的問題。傳統的解決方式是修建水庫。但這帶來了新問題，因為它毀壞了河流。在華北地區有非常高的蒸發量，是降水量的5-6倍。北京年降水量是500毫米，但蒸發量卻是1700毫米——幾乎是降水量的四倍多。因此，任何暴露在外的水都是一種浪費。所以，我們應盡量讓雨水成為地下水。洪水可以為濕地地區提供水源，將其恢復為植物和動物的棲息地。洪水必須采用多種方法被加以利用：洪水是一種資源，它應當是一個朋友。

　　“洪水必須采用多種方法被加以利用：洪水是一種資源，它應當是一個朋友。”

　　在中國，地下水位的下降——受降雨模式和人口密度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一些城市，例如北京，完全依賴地下水進行飲用、灌溉和工業生產。在北京地區，地下水位一直在急劇下降，在30年內下降了2500毫米。這同時也帶來了其它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沙塵暴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我們必須利用雨洪水以減少干旱問題并提高地下水位。我們可以將水作為一種全年的資源，而不是將其轉移到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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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寧河公園，浙江臺州，2004。通過自然和人工要素的結合，為雨洪管理策略提供了一種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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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體系

　　TEB/KJ: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但各國文化、政治和經濟體系卻是不同的。同西方的體系相比，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在水利發展方面是特別有利還是不利呢？我們需要新的體系嗎？在不同的體系中，景觀設計學如何能夠做出貢獻并制定各種解決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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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岐江公園，廣東省中山市，2002年。該設計基于場地原有的船塢元素和鄉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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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經變得更為接近西方。我們現在的中國同樣是一個消費社會。這是一場孕育著危機的災難。我們正在犧牲環境和破壞我們賴以為生的生態資源。

　　傳統的中國模式是基于對有限資源的認識。在1950年之前，在中國只有10％的人口是城市居民。這10％過著奢侈的生活。其余的人口采用著傳統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為節約資源做著貢獻。今天，中國采用著西方的消費模式，產生了重大的環境問題。由于缺乏良好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在中國比在其他許多國家更為嚴重。我們接受了這種模式，它破壞我們的自然遺產，同時對生態系統有著重大的影響。生態系統非常脆弱，而且往往那些有著一小塊土地的農民個體對這些后果的感受最明顯。

　　然而在中國，我們有一個國家級的自上而下的系統。通過將景觀政策作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預防許多破壞生態基礎設施的問題。土人設計的部分工作已經開始影響政治家了。我曾親自寫信給總理，促使其聯系并影響了環境部長。這就是我們如何開始運作這個國家生態基礎設施規劃項目的案例——這是一個國家級的棲息地系統，整合了一個國家遺產系統，也就是著名的“大運河”。它被提名為一個國家遺產項目，也應該達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級遺產的標準。它不僅僅是一個交通網絡，更是一個文化和生態系統。景觀不僅是可視的，而且是一個水文調節、農業生產、民生和文化的系統。這個概念對景觀設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過程是國家級的。我們有國家土地資源局，它具有極大的權威，已經在國家規劃體系中應用我們對生態基礎設施的規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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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建筑大學校園，遼寧沈陽，土人設計，2004.?校園坐落在耕地上，園區被設計成一處具有生產功能的稻田，在這里學生和老師可以重新審視城市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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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B/KJ:關于使用者的參與呢？在如此大規模的規劃項目中為此預留了空間嗎？

　　俞孔堅：在當今的中國社會中，城市市區的富人數量一直在增加，但仍有許多農村貧困人口。今天，一個區域發展進程導致變化的發生，需要對人們的需求給予更大的重視。整個村莊也不再像它們幾年前經歷的那樣被整體移除。對那些仍需要搬遷的人而言，人們有了更多的參與機會，并得到更好的補償。從前，修建一個大壩、啟用一座采石場或者建立礦山需要向國家支付費用。但是現在一項新的法律已經通過了，這意味著在任何開發之前，開發商必須繳納資源稅以回饋當地人民。這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景觀是屬于公眾的，也應造福人民。20年前，公園一般都封閉在柵欄后面。人們不得不買票參觀公園。今天，它們是開放的或將逐步面向公眾開放。我們獲得了打造第一個沒有圍欄的公園的機會。港口和碼頭則是另一回事，它們經常被工業和其他設施所占據，從而限制了人們的可達性。我們盡力在我們的項目中讓濱水區具有可達性。景觀基礎設施的規劃有助于生物、文化、社會和生態各個方面的整合，也有助于長期的資源管理（如水資源管理）。

　　規劃vs.設計？

　　TEB/KJ:您寫了很多關于“大腳革命”、生存的藝術和從屬于當地文化的生產性景觀的文章，同時反對觀賞性園林和屬于上層社會的“小腳景觀”。然而，您的很多設計方案都表現出了對細節的關注，例如紅飄帶項目。很多人甚至都把這個項目看做是您的商標。您如何看待設計方面和生態規劃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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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島紅飄帶公園，秦皇島市，河北，2008.?一條500米長的“紅飄帶”整合了照明和其他服務，并保留了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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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島紅飄帶公園，秦皇島市，河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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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孔堅：每個文明都有兩種平行的主要文化：一種是精英文化，另外一種是生存文化。在中國，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僅有上層的精英文化得到了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可——紫禁城、繪畫、頤和園、中國的古典園林等等。這些被視為中國的文明。然而，這僅僅是中國文明的一小部分，這種皇家文化的維持極為昂貴，也造成了其自身的消亡和苦難。

　　我們幾乎忘記了另外一種文化：生存的藝術、可持續的農業、農業藝術，如稻田、谷物梯田、灌溉和循環系統、果園和森林等等。作為景觀設計師，我們從來沒有學習過使用這些元素進行設計。我們已經忽略了它們所蘊含的智慧和美麗，現在必須將這些放到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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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有上層的精英文化得到了西方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可。這些被視為中國的文明。我們幾乎忘記了另外一種文化：生存的藝術。”

　　景觀設計學是一門必須基于生存的藝術。我們必須發現“生存的藝術”，這一定是裝飾元素的基礎。如果使用了裝飾元素，它們就必須具有一定的功能。紅飄帶實際上是一個長凳——現代的環境美學。藝術應該被整合到生態系統、社會空間、農業中去，并為經濟和文化權利做出貢獻——而不是僅僅為了藝術的目的而存在。我們需要一定意義上的平衡。長凳可以使用木頭或者鋼鐵材料制作，使其更加激動人心。藝術不應該被忽略，而是應該被轉化成為一種生態的藝術。

　　TEB/KJ：在審美中應該有一個倫理核心嗎？

　　俞孔堅：倫理是新美學的核心。這也是我使用“大腳”這個比喻的原因，我會為了生態功能而犧牲美麗這一單一方面。“大腳”可能是丑陋的，但是它也可能變得美麗？在景觀設計中，一個小小的姿態通常已經足夠了，就像在濃密的頭發之中你可以只使用一個小橡皮圈——而它是美麗的。

　　TEB/KJ：有什么東西是我們能夠從造園藝術或者“小腳”審美中學到的嗎，比方說可以用來創造“大腳”審美的獨創性和創造力？

　　俞孔堅：上層文化是基于人類直覺的——例如維度、空間和色彩。我們從中發現了一些可以學習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使用它們。

　　TEB/KJ：人們樂于接受這種新的審美嗎？

　　俞孔堅：人們喜歡修剪得很整齊的低矮草坪——“小腳”審美，但是也有一種自然的本能去欣賞滾動的草浪——我的一些學生曾進行過一項研究，表明人們喜歡這些。高草很美麗，然而為什么我們在今天的景觀里面沒有見到更多？紅飄帶公園的開放，使人們能夠進入這樣的自然區域，但仍感到很安全。這是一種我們都有的需要——感到安全的需要。

　　TEB/KJ：您希望對我們的同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俞孔堅：寫一封信或一本書！你們能夠影響媒體和政治家們。讓人們聽取你的意見，放大你的聲音！


　　原文地址：http://www.architecturenorway.no//questions/cities-sustainability/kongjian-yu/
　　翻譯/蘇博?校對/吳巧?楊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