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城市規劃是全民參與的社會改良運動

　　◆城市規劃的不好，單純的指責規劃師是不對的，單純的罵書記、市長是不對的，單純指責某一個開發商、建造商也是不對的。

　　◆從五四運動開始，認為中國傳統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思潮長期占主流，全盤否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這種主流觀念影響了我們幾十年，變成了普遍的國民意識，形成了普遍的價值觀念。現在回過頭來說保護這些東西，扭轉這種現象，可能還得需要幾十年時間。

　　◆我國整體的綜合國力上還沒有富裕到這個程度，我們需要在民生領域投入的太多了，實在沒必要在技術炫耀上無休止的投錢，沒必要在藝術炫耀上無休止的投錢。

　　◆西方在其20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一直是沿著兩條主線走。一條是技術路線，即從專業技術層面來講，怎樣科學、民主地做出城市建設的決策。另外一條線就是城市規劃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社會改良運動。

　　◆為什么中國人移民，很少有道德上的內疚或者自責，很隨便就走了。因為他的文化價值已經沒了，記錄中國人歷史的舊城沒有了，農村基本被拆光了，除了語言和方塊字之外，沒有故鄉可以回，沒有共同的文化可以認同，對本民族文化也少有自豪感，他當然就沒什么可留戀的。

　　◆城市規劃通常不是政治權威定，就是技術權威定。整個決策過程，公民沒有太多發言權，沒有渠道可以表達正常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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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稚，清華大學博士，歷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現任清控人居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北京清華同衡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兼綠色建筑與節能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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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市舊城開發投資集團稱將投資15億元修建濟南火車站北廣場，其中包括復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車站以及行包房。圖為被拆除的濟南老火車站，始建于1908年，19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德國建筑大師赫爾曼·菲舍爾設計。它曾被認為是濟南的地標式建筑。?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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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規劃不是1+1=2

　　規劃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

　　記者：在您曾主持和參與過的規劃項目中，您個人最滿意的是哪一件？

　　尹稚：規劃永遠不會有最滿意的。首先，城市規劃的成果與藝術家或者建筑師的作品是不一樣的概念，它不能被視為個人或者團隊的作品。一個城市規劃方案從圖紙到現實，需要經歷很復雜的利益協調和利益變通過程。規劃本身第一需要業主有一個很好的意愿。比如，規劃師想做地下管廊，想做規范化的一、二級市場管理，如果業主不想做，規劃師的想法就只能停留在教科書上。

　　第二，業主有了一個好的游戲規則以后，規劃師要發揮充分的創意才能和工程素養。規劃不僅僅是藝術，而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是最終可以落地建造的東西。畫一張畫，藝術評估上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東西，但如果沒有工程技術來落實，或者說有技術落實，但代價太昂貴，都很難說這是一個好的設想。近幾年國內這樣的案例比較多，以藝術為優先，建造一個城市，最后雖然努把力把它建出來了，但巨額投入的代價根本不值得。這類案例比較多，主要是因為中國公共財政支出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監控。

　　第三，規劃需要很好的建造方，能真正按照規劃師要求的品質建設。在這一過程當中，幾平方公里一塊地，里面可能有幾十個業主，這些業主有想要更高容積率的，有想要更好舒適度的，眾口難調，所以如何協調很重要。比如我們主持過的中關村西區規劃項目，從當年的規劃到建成，差不多用了10年時間。這10年當中各種類型的、來自于幾百家單位的協調會開過幾百次，參加人數上萬人次。

　　這一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規劃結果和當時的初衷可能就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如果城市規劃得不好，單純的指責規劃師是不對的，單純的罵書記、市長是不對的，單純指責某一個開發商、建造商也是不對的。城市規劃從數學上來講，不是簡單的1+1=2的結果，是復雜的宏觀集成以后的產物，這里面的所有變量彼此交織，彼此相關，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某一個方面、很小的一個因素出現了不和諧的東西，整體結果可能就面目全非。

　　決策機制科學性不足

　　記者：城市化過程的同時帶來了很多問題，類似于強拆等一些激烈的沖突也時有發生，產生這些的問題的根源是什么？

　　尹稚：中國的城市建造到今天，如果說誰負有更大的責任，應該是目前的決策機制和體制負有更大的責任。首先，目前的體制科學性不足，即決策程序中科學所占的成份比較弱，而行政首長的意志在其中占的份額比較大。比如說一個市委書記喜歡某一個樹種，就可以不顧生態群落的基本要求，全城就種一個樹種。某個市長喜歡一個顏色，也可以不顧一般的美學通則，把一個城市蓋成某一個面貌。

　　另外，就是我們真正生活在里面的市民對城市建設的發言權不足。我們修條路、蓋個房子，什么時候征求過使用者的意見？通常不是政治權威定，就是技術權威定。市民肯定要說“我天天住在這房子里，憑什么我沒有發言權”。整個決策過程，公民沒有太多發言權，沒有渠道可以表達正常的訴求。到最后，散步、拉橫幅，或者一些更極端的行為反而成為唯一的選擇。

　　這些情況在舊城規劃中尤其明顯。舊城的產權都是定案的，市民的既得利益怎么保護？如果出于所謂的公共利益可能損害個人利益的時候，怎么補償？這是一個很復雜的談判進程。如果明明沒有這種實力，采用強拆或者資產掠奪的方式，只能積累更深刻的社會矛盾。本來舊城改造只是一個好不好用的矛盾，后來直接上升到意識形態的矛盾，一個政治級別的矛盾，最糟糕的結果是把問題升級到對制度不認同、不滿意這一層面，這完全是這套體制人為造成的。

　　城市化既是人改變環境的過程，也是環境反過來改造人的過程

　　記者：城市化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那么城市規劃好了是否就能盡量避免這些社會問題？

　　尹稚：好的物質環境能夠創造好的生活，這曾經是城市規劃行業的一個信仰。但是一兩百年實踐后，我們發現，有時候這句話是對的，有時候不那么靠譜。簡單舉個例子，中國城市化發展初期，在長三角、珠三角有個普遍現象就是“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這就是城市化初期人們對個人生活的認識已經到位了，但是對城市生活沒有基本認識的表現。

　　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說人的視野是不斷放大的。大家現在對“齊家”有了概念，對于什么樣的家更好過日子已經有了普遍的認同。但對于什么樣的城市更好過日子？為了建造一個好過日子的城市需要遵守什么樣的行為規范？需要為這個城市貢獻什么？這些是需要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養成的。等大家普遍有了這個認識后，就會意識到亂排水、亂丟垃圾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最終還會損害自己的利益。然后就知道要集資修路、集資建安全的供水系統、集資建垃圾轉運場，政府開始投資做各種垃圾處理系統。這是一個人類從個體化生存到集群化生存，再到高強度集群化生存的過程。這一過程既是人改變環境的過程，也是環境反過來改造人的過程。

　　城市規劃的國民教育是軟肋

　　記者：那您是否認為城市發展的不好是全民責任？

　　尹稚：是這樣的。但首先是中國城市規劃教育與規劃職業的責任。過去我們總是關起門來看城市規劃，總認為這是一個專業領域，是一個專業學科。其實城市規劃有專業化的一面，還有大眾化的一面。大眾化就是要人人理解城市，人人理解在現代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行為準則，提高全民對城市的鑒賞能力。讓市民理解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與人為善的，什么錢是值得花的，什么錢是不值得花的。

　　西方在其20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規劃一直是沿著兩條主線走。一條是技術路線，即從專業技術層面來講，怎樣科學、民主化的做出城市建設的決策。另外一條線就是城市規劃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社會改良運動。國民在城市建設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好的作品、好的場所去理解城市，另外一方面也從各種各樣的城市問題的克服和抗爭當中，來推動城市科學的發展。他們會表達出很多合理的意愿、合理的需求，這些需求和意愿反過來也促進了城市規劃與城市學科的進步，進而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是管理模式的變化。

　　所以，不是有錢往里砸就能推進城市化，也不是政府有極強的權威決策力就能推動城市化，更不是掌握了最前沿的科學技術就能推進城市化。西方城市化經歷了200年，公眾參與也有接近100年的歷史。現在的城市規劃已經相當成熟，公眾已經知道該從哪個角度表達需求，工程師也知道應用哪些科技的進步去滿足這些需求，政府也知道應該管什么，哪些應該放手讓市場或者民間團體去做。我們現在還遠沒有做到這一步。

　　記者：那能否說城市規劃是公民素養養成的過程？

　　尹稚：這是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即公民教育，我們國家很少做這塊工作。美國的城市規劃部門，除了做技術上的工作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編制市民手冊。圍繞規劃的各個環節，都會有專項的市民手冊。這些市民手冊會告訴市民，我們為什么要立這些規矩，不立這些規矩的后果是什么，立了這些規矩后希望市民行為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比如，現在大家都在講綠色建筑，節能減排。一個房子從技術上講完全可以設計得很節能。但如果用戶一天到晚不關燈，洗個臉能放一浴缸的水，按這種方式生活，節能建筑的耗能也可能是正常建筑的好幾倍。這完全是個人習慣問題，與節能建筑本身沒關系。

　　城市規劃的國民教育目前在國內已經有少量的局部性試驗，比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我們為新農村編制過各種手冊。我們去災區救災，也把怎么修房子，怎么維護房子，編制成各種手冊，這都是公民教育的過程。有時候，派無數專家、無數施工隊去，還不如把公民教育好，很多事情他們自己就能完成。

　　城市規劃的好壞取決于全民的價值觀

　　記者：那城市能否規劃得好的本質原因是什么？

　　尹稚：城市能否規劃好，能否建設好，本質上取決于全體國民意識。它既和全民的文化素養、文化價值取向有關，也和綜合國力有關。

　　城市規劃有三個面孔，任何一個面孔都很重要。第一個就是價值，為什么中國這些年歷史文化名城破壞很嚴重？因為全民的價值觀就是這樣塑造的。長期以來，我們追求美國夢，追求歐洲夢，覺得把中國都蓋成曼哈頓就實現現代化了。從五四運動開始，認為中國傳統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思潮長期占主流，全盤否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這種主流觀念影響了我們幾十年，變成了普遍的國民意識，形成了普遍的價值觀念。現在回過頭來說保護這些東西，扭轉這種現象，可能還得需要幾十年時間。

　　第二張面孔是這個規劃可不可行。這是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相關的。目前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擺在這兒，如果一定要超越目前的科技水平怎么可能？比如現在的超高層，我都不確定所采用的鋼材合不合格，可能絕大多數特種鋼材都需要進口。城市發展要受到整體的科技進步的制約，不可能超越科技去看問題。

　　第三，要從經濟上分析合不合算，能不能用最佳的性價比干成一件事。我們應該避免采用一種公共資本無限度投入的方式去規劃城市。因為城市規劃不是個人行為，是全民行為。為了少數人的政績，為了少數人的審美觀，花好幾倍的錢去實現一個在經濟上并不合算的規劃，這是不是正常，都應該打問號。我國整體的綜合國力上還沒有富裕到這個程度，我們需要在民生領域投入的太多了，實在沒必要在技術炫耀上無休止的投錢，沒必要在藝術炫耀上無休止的投錢。

　　記者：我們對舊城改造應該持什么態度？

　　尹稚：現在舊城改造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價值觀問題。你怎么看這樣一片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個臟、亂、差的、落后的這么一個象征，怎么在保留文化印記的同時，實實在在改造舊城居民的生活。

　　對于舊城，現在很多政府有兩個傾向，一個是把文化做過度的商業化消費，拆了真古董蓋假古董，然后加大它的所謂商業價值，抹去一個城市真實的歷史印記。還有一種類型是放任舊城衰敗。中國古建筑大多是木結構的，十年八年不維護，基本上就很殘破了，幾十年不維護，基本也就塌了。有些地方認為，塌了正好方便把舊的拆了蓋新的，實現某些人心目中的城市現代化。

　　其實，這兩種傾向都涉及到一個很本質的東西，就是中國人之所以稱之為中國人的文化的根在哪兒？還要不要這個根？為什么中國人移民，很少有道德上的內疚或者自責，很隨便就走了。因為他的文化價值已經沒了，記錄中國人歷史的舊城沒有了，農村基本被拆光了，除了語言和方塊字之外，沒有故鄉可以回，沒有共同的文化可以認同，對本民族文化也少有自豪感，他當然就沒什么可留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