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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學(LA):能否就您的研究領域談談對“生態”概念的理解?
阮昕(以下簡稱阮):我僅能在我的學科領域,即建筑領域內討論這個問題。在前現代時期,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建筑的根基是宇宙和凡世生活之間的聯系。17世紀有關太陽系的科學發現將理想代數學及其令人嘆為觀止的美呈現于世人面前。我們人類沒有臣服于這一神圣的秩序,而是變得更加貪婪:我們看不到自身認知的局限,我們想要了解一切,而生態正是這其中一項。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最近一段時間里開始流行將建筑比擬為生態。但時間會證明更適合建筑的比擬是什么。
景觀設計學(LA):您認為生態能否被設計?人工的生態和自然的生態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是什么?
阮:我們當然能夠修復和改善自然。對于自然生態的人工干預也不都是負面意義的;好的農業就是一個正面的范例。我不知道人工的生態與自然的生態之間的區別。作為一名建筑師,我認為我們更需要一種謙虛的態度,來更敏銳地觀察自然生態,從而做到所謂的“緊隨生態之脈絡”。
景觀設計學(LA):您認為當代社會提倡生態設計的出發點有哪些?除了積極的環境意義之外,生態設計還能滿足人類的哪些訴求?
阮:當然,我們這一時代對于生態設計的提倡是由自然環境的惡化引起的,其中可能也包括了對于有限的化石燃料快速消耗的恐慌。因此,除了積極的環境意義之外(我認為在建筑中至少應該要追求減少污染和能源消耗),建筑中的“生態設計”應該使人們對于季節變換的意識更加強烈。比如說,春天的時候必須打開窗戶,讓我們能夠聆聽到小鳥的歌唱,感受到清新的微風,觀看到如畫的風景。在我粗淺的想象中,這是擁有“神圣意義”的,是我們人類不可欠缺的。
景觀設計學(LA):當前,“建設生態城市”的口號越來越響亮,中國城市的生態卻在不斷惡化,這成為了中國城市設計中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當代詮釋。生態設計不是趕時髦、追時尚,而是應該真正解決人地之間的根本問題,請您談談什么樣的設計才是真正生態的?
阮:對于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我也沒有什么“靈丹妙藥”。但我很認同一個觀點,即設計行業(比如建筑師和景觀師)并非能以一己之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這一點應取決于意識形態(而不僅是生態環境本身),或換而言之,取決于我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如果我們繼續迷信經濟和認知能力的增長沒有上限,過度貪婪—比如說向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只會加劇生態退化的問題,尤其針對于中國過于龐大的人口規模,這種問題將會尤為凸顯。如上所述,設計界不應該追求時髦的“環境裝飾”或“高科技裝飾”,而是要從應對氣候和季節變化的被動式的設計中吸取古老的經驗。
景觀設計學(LA):縱觀中外建筑歷史,您認為哪些作品仍在生態方面有著典范的作用,并可供當代設計從中借鑒?
阮:我認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城市尺度。無論是在古代歐洲還是中東以及中國的悠久歷史長河中的高密度和低層的內向院落式的城市肌理,在我們這個時代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景觀設計學(LA):要解決生態問題,往往需要從尺度較大的、較完整的生態系統的角度著手,建筑從尺度與體量上來說通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您如何看待建筑生態設計在解決大尺度生態問題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阮:好的法規是城市規劃和設計的關鍵,但這一點在社會民主制的國家里變得很難,因為需要在眾多力量之間協商和博弈。很多東西實際上是由所謂的市場來決定的。但在“市場”背后,也有群體心理的因素以及少數強大個體的操縱。但在中國仍是有希望的:只要少數當權的智者是這樣認為的,事情就擁有實現的可能。
景觀設計學(LA):在美國的部分地區和一些國家,LEED(Leadership?in?Energy?and?Environmental?Design)綠色建筑認證已經成為法定強制標準;在全球的范圍內,LEED認證也越來越得到推崇,您認為這能否為推動建筑生態設計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阮:澳大利亞也有非常詳細的居住和復合住宅設計的綠色法規。如前所述,我認為好的法規是關鍵。
景觀設計學(LA):在實際的設計、實施過程中,您認為阻礙生態設想實現的因素有哪些??
阮:這個問題很大。需要進行案例研究才能給出理性的答案。我只想說一點,就是我認為建筑師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的選擇要能盡可能地降低維護成本,延長建筑使用壽命。
景觀設計學(LA):我們在很多設計競賽中,看到很大膽、很新奇的設計想象,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很難實現,這時,設計師往往會認為是技術條件的限制阻礙了設計的實現,您如何看待設計理念和技術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阮:我不認為好的生態設計必須要樣式新奇。就技術而言,我的態度是先進的建造技術已經給予了我們太多的自由度,但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原文摘自《景觀設計學》2011,(04):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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