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時齡：丑陋的建筑在訴說什么

　　某市“東方之門”還未戴上“世界第一門”的桂冠，卻先因形似“秋褲”而遭網民集體“吐槽”；自比鳥巢，卻落雞窩之諷的某市美術館，近日也因入選“中國十大丑陋建筑”候選名單而“名噪一時”。

　　近年來，全國各地不斷出現造型怪異、庸俗不堪的“著名”建筑，粗暴考驗著人們的視覺。這些建筑大多在設計、建造之初，不為公眾所知，即使公眾知情并反對，也難以阻擋其“丑陋”進程。假如，屬于一座城市的地標建筑，遠離了這座城市所向往的精神氣質，游離于生活在城市時空中的公眾的文化心理，那無疑是城市公共建筑在美學和文化上的敗筆。

　　建筑的丑陋，不僅僅是一種表象。日前，接受筆者獨家專訪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教授，深度剖析了丑陋建筑背后的文化生態，倡導一種可以優雅傳遞城市精神的建筑與建筑文化。

　　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異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氣比造價重要，形式比內容重要。

　　最近有網站開展第三屆“中國十大丑陋建筑”評選，關注和參與投票的人眾多。類似的評選還有不少，這些評選雖然不一定權威、客觀，但卻是公眾情緒的一種表達，因為人們對丑陋建筑忍無可忍。

　　鄭時齡：說實話，我們所處的這個城市也有這類建筑，雖不至于列入丑陋建筑排行榜，但它們和環境顯然是不協調的。比如徐家匯天主堂旁邊的一座大樓，它的屋頂與建筑的主體關系就很不協調，而且，周邊是教堂、修道院、藏書樓等教會建筑，突然冒出一個中國古典的大屋頂，破壞了整體環境。再比如浦東陸家嘴中央商務區代表了面向未來的國際大都市的形象，而一幢170米高的金融大廈采用了仿18世紀新古典主義的風格，基座就像古希臘的神廟，顯得很突兀。身處城市空間之中，各個建筑間要彼此能夠對話，像大合唱一樣，各個聲部都要和諧

　　這個“大合唱”里，是否時不時會冒出不和諧的音符？

　　鄭時齡：是的。不和諧的音符，有很多是照搬國外的山寨建筑，美國的國會大廈、法國的凱旋門、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等建筑，都可以在國內各大城市找到粗陋的仿制品。上海一所大學的新校區，行政樓是法國式的，學生活動中心“拼貼”了意大利兩幢風格完全不同的建筑……整個校園的建筑風格似乎是一個脫離了現實文化環境的“洋雜燴”。

　　也有一些自稱使用中國元素的建筑，卻更像一種異化的民族印象。北京一家酒店，整幢樓就是“福祿壽”三星造型，把民間對金錢、權勢的迷戀表現得淋漓盡致。還有沈陽的一座大廈，顯示了設計者對“孔方兄”的尊崇和熱愛。從建筑美學的角度來講，這些建筑只是一些簡陋的相似性的聯想，甚至連聯想都沒有。

　　還有一類建筑，就是一味追求高大宏偉。

　　鄭時齡：這是當下的一種風氣，盲目貪大，一味攀高。全世界20幢最高建筑，其中11幢在亞洲，而11幢中就有9幢在中國。據說，到2016年，全國不少二三線城市都將出現超高層建筑，某地甚至還有兩個月建成一幢比迪拜哈利法塔還高10米的大樓的計劃。這些過分高大的建筑，在其所處的環境中顯得突兀而缺乏美感，但它們卻很可能滿足了某些人對政績和榮耀的追求，在有些人的眼里，建筑早已被異化了——高度比功能重要，名氣比造價重要，形式比內容重要。事實上，足球場那么大的浮雕和摩天大樓那么高的門，也僅僅是大和高的丑陋而已，公眾不會喜歡，這樣的建筑注定是悲哀的。

　　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學試驗，不是搭積木，不能為一個結果而做無數次的試錯性試驗

　　去年，財政部和住建部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公共建筑節能工作的通知》，要求避免建筑外形片面追求“新、奇、特”，但為什么丑陋建筑還是不斷在出現？

　　鄭時齡：通知、條例往往只能規定數據，無法規定藝術創作的水準。更關鍵的是，有些公共建筑并沒有代表公眾審美，往往是某些利益集團、甚至個人的審美。我們知道，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是目前政府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標，而城市建設相對經濟發展來說往往見效更快，長期以來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工作的重點。“短平快”的建設節奏，加上某些領導“特殊”的審美需求，難免出現一批“非正常建筑”——它們開工快，建設快，忽略公共的美丑標準，成為權力在建筑領域的“圖騰”。要知道，審美雖然帶有主觀性，但在任何一個時代，美丑都有相對明確的公共標準，建筑也是這樣。尤其是標志性的公共建筑，必須在公共審美體系的框架內進行創作。更深層次地說，如果將丑陋作為主動策略，讓相關企業獲得額外的品牌效應，這更是對文化和審美的漠視。

　　當這樣的沒有代表公眾審美、拒絕與周圍環境對話的建筑，以強勢的姿態在城市中出現時，公眾的心理可能產生抗拒。

　　鄭時齡：抗拒的產生，根源在于現在我們的一些建筑話語其實已被代表權力或資本的威勢話語所取代。舉個例子，有個房地產開發商在招標的時候，根本還沒有看到美國公司的設計方案，他就堅決地說，一定要采用美國的。后來的事實證明，在所有競標方案中，美國的設計是最糟糕的。

　　這恰恰又證實了今天中國建筑領域的一個微妙心態與現實，很多項目青睞、采用外國設計師的方案，乃至出現了一種較為極端的說法——中國成了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對此您如何看待？

　　鄭時齡：這話雖然極端，卻也道出了某種傾向。比如，英國建筑師扎哈·哈迪德的設計與文脈、環境很少有呼應關系，因此很少能變成現實，而在中國她卻大展身手。上海曾有一個歷史建筑保護項目請她做設計，遺憾的是結果并不理想。畢竟，即使是國際上最優秀的建筑師，他也有擅長和不擅長的東西，我們不能只看國籍和名氣。

　　其實，我對試驗本身并不反對。建筑需要試驗，就根本而言，建筑史上的每次創造都是在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都是一種試驗，建筑師永遠會面對新問題、新技術、新材料、新環境等。但建筑試驗分為物質試驗和思想試驗，思想試驗應當先于物質試驗，在以實際行動運行一種程序以前，必須在頭腦中先具有這種“程序”。建筑不像物理或化學試驗，不是搭積木，不能為一個結果而做無數次的試錯性試驗。

　　說到底，試驗場的問題，不在外國建筑師，而在我們自己的選擇。現在不少大規模建設項目，邀請遠離項目所在環境和背景的外國建筑師來設計，他們對我們的城市和文脈缺乏理解，由此導致了在一張白紙上規劃歷史城市的怪象。設計者這種不受約束的“自由”，很可能傷害屬于城市自身的文化認同。

　　建筑師自身人文素養的缺失，制造了建筑“怪獸”，也制造了建筑的輕率

　　您如何看待建筑師自身人文素養不足與丑陋建筑的出現之間的關系？

　　鄭時齡：這個問題我可以借用別人的話來回答。?1985年，美國弗吉尼亞建筑學院召開了一場關于高層建筑的討論會，眾多國際建筑明星參與了討論。會議上，奧地利建筑師羅伯·克里爾說：“身為一個藝術家或建筑師，你們是唯一可以下判斷的人，也是負全責的人。在替業主設計了很多高層建筑后，你們卻說：‘這不是我的錯，我只是替別人做事。’我想把你們丟到煉獄里去，因為你們很清楚自己在做錯的事！你們不只在建造建筑‘巨獸’，也制造了現代建筑的輕率。?”現在有些建筑師就是在制造建筑“巨獸”和“怪獸”。

　　對自己設計的建筑來說，建筑師永遠不能逃避的是社會責任。

　　鄭時齡：如果建筑師對自己的作品所要落實的這片地區、這座城市，大而言之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缺乏應有的理解，甚至缺乏去理解這些元素的基本的真誠，缺乏敬畏心和責任心，就很容易簡單地以西方的某些概念和話語來抽象地看待建筑美的標準，發展到極致，就是美與丑的顛倒。

　　責任之外，現在有些建筑師缺乏審美能力也是個不爭的事實。有一次看到電視上采訪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他說：“我用東方的哲學來理解西方的音樂。”但是我們建筑界現在就缺少這種理解，過去像梁思成這樣的大家學貫中西，現在我們中也不通，西就更不用說了。

　　我讀書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建筑師是樂隊的指揮，建筑的學問是廣泛的，應該熟悉現代科學、工程技術，也要學習歷史，深諳哲學，理解音樂，對天文、醫學、法律等也并非茫然無知。而現在人才培養上的實用主義，卻越來越明顯。為了適應高考制度，中學階段忽視科學教育和審美教育，使得大學建筑學專業的學生缺乏人文素養；大學的教育又傾向于工具理性，忽視人文理性。我曾對自己教的本科四年級學生做了一個有關課程比例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小學時期，語文課與外語課的課時平均比例為1.33：1，到高中階段，這個比例就倒過來了，大學階段則只學外語，不學語文，外語課時遠超專業課。雖然語文課不一定就是學生學習語文的全部時間，但仍可從一個側面反映今天學生人文素質培養的某種不足。

　　這和整個社會的氛圍也密切相關。

　　鄭時齡：我們現在經濟的步子走得很快，但骨子里面的東西沒有好好面對。據統計，西班牙平均每1800個人中就有一個建筑師，美國每3000人里有一個建筑師，而中國每3萬人才有一個建筑師。荷蘭建筑師庫爾哈斯調侃中國建筑師說：“中國建筑師的數量是美國建筑師的1/10，他們在1/5的時間內設計了數量5倍于美國建筑師的建筑，只收取了1/10的設計費。這就是說，中國建筑師的效率是美國同行的2500倍。”我認為，要創造當代中國的優秀建筑，必須拋棄求多求快的作風，避免非理性的規劃。倫敦、巴黎、紐約、巴塞羅那等城市并不是因為大型硬件建設、大規模開發而享有盛譽，而是因為這些城市擁有特色鮮明的文化和不斷推進新觀念的氛圍。

　　現在有很多建筑師喜歡像上帝那樣，從天上往下看。而真正的建筑大師始終關注的是建筑的內在，“上帝在細部之中”

　　人們用“坍塌的柴火”、“垃圾雜物堆”等詞語來形容某市美術館。面對質疑，建筑師以“創新”作為回應，“我的靈感來源于兒童的游戲棒，它的造型正是將游戲棒自然散落后的狀態進行固化，以形成一種‘自然狀態下鳥巢形狀’的自然美感。”很明顯，“創新”已成了很多丑陋建筑的設計者的一個“擋箭牌”。

　　鄭時齡：不是跟人家不一樣就是創新。創新不是表面的東西，而在于發現并解決問題，必須適應現實，在尊重環境、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創新。創新在變成一種口號以后，很容易走向標新立異，僅把“新”作為目標，而忽略了“創”。

　　所以，現在一些純粹追求外形新奇、并將其定位為“現代性”的建筑，其實是對創新有意或無意的誤讀？

　　鄭時齡：是的。現代性是當代建筑的核心問題，決定著中國當代建筑的理性現實和理想未來，決定著中國建筑的實驗性和先鋒性。建筑領域既需要引進并學習西方的建筑文化理論，也迫切需要建立中國的建筑文化理論，要處理好建筑現代化與傳統建筑文化、中國建筑文化與世界建筑文化的關系。

　　梳理了種種建筑的丑與丑的原因之后，回到采訪的原點，您認為怎樣的建筑才是美的？

　　鄭時齡：西班牙建筑師莫奈歐在大西洋畔的圣塞巴斯蒂安海邊設計了一座庫爾薩爾文化中心，建筑與環境融合得很完美，就像是從沙灘上生長出來的。挪威奧斯陸歌劇院，仿佛是挪威冬天白雪皚皚的山脈。這些經典案例都在告訴我們，美的建筑是從地里“長”出來的，而不是“天外來客”。

　　更重要的是，再美的建筑首先要安全、實用。我國有明確的建筑規范：安全、實用、經濟、美觀，首要是安全和實用，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標準。但現在很多建筑設計一味追求“新、奇、特”，安全系數下降，造價飆升。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地可以做一些漂亮的建筑，但要有限度，跟風山寨“鳥巢”、國家大劇院這樣的標志性建筑，除了浪費納稅人的錢外，不過是落得東施效顰的下場。

　　建筑有自身的規律，好的形式不一定是好的建筑。現在有很多建筑師喜歡像上帝那樣，從天上往下看。而真正的建筑大師始終關注的是建筑的內在，“上帝在細部之中”。

　　人類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個性的具體的城市構成的。一旦城市不再是藝術和秩序的象征物時，城市就會發揮一種完全相反的作用

　　今天我們在這里討論建筑的美丑，本身就有一定意義，代表了公眾意見的介入。

　　鄭時齡：當公眾逐漸培養起對公共建筑的審美能力，積極主動地參與公共事務的建設和輿論監督后，就能形成合力抵制丑陋建筑帶來的視覺公害。像“酒瓶樓”、“大褲衩”、“秋褲”等詞匯，正是建筑“形象”疊加“評價”的特殊符號語匯，證明建筑具有人文和美學的雙重屬性。當然，關于建筑審美的分歧會一直存在，恰恰是這種分歧，會構成推動與完善建筑生產的力量。丑陋建筑是一種視覺公害，要改變這個局面，必須在大眾傳播上做更多的努力，讓建筑話題成為媒體的重要話題，成為美術館、博物館的活動主題，以推動全社會對美好建筑的集體追求。

　　丘吉爾曾經說過：“人塑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城市也同樣如此。我們塑造城市的過程，實際也是在塑造我們自己和未來。

　　鄭時齡：建筑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們去別的國家旅游，必定會去看城市，拍照時也往往把那里的標志性建筑作為背景。建筑集中表現了城市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追求，而城市又是人類文明的象征和標志，人類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個性的具體的城市構成的。一旦城市不再是藝術和秩序的象征物時，城市就會發揮一種完全相反的作用。

　　好的建筑，對城市意味著什么？

　　鄭時齡：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畢爾巴鄂曾是西班牙北部重要的鋼鐵與航運城市，1975年以后，伴隨著制造業危機，這座城市進入衰落期。城市管理者試圖調整結構，從重工業轉向服務業、通訊業和旅游產業，但怎樣吸引游客成了最大的難題。1997年，他們造了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館，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建筑之一，就是這幢建筑每年吸引了200萬游客，為這座城市每年帶來0.7%的GDP收入。

　　可以說，建筑與城市是互為表達的。

　　鄭時齡：建筑和城市空間是意識形態的物化。美國建筑師伊利爾·沙里寧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凝聚了人的創造力和智慧，同人一樣，會思想，會進化，會與自然對話。城市中的那些空間構形、建筑物的布局設計，本身恰恰是文化的具體符號。優秀的建筑需要全民的扶植和培育，需要全民善待我們所身處的經歷發展演變而來的城市，尊重歷史，尊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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