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愷：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維與思考

　　崔愷，現今中國當代建筑設計界的領軍人物，他是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與總建筑師，并有著自己的工作室（崔愷工作室，是一個由數十位青年建筑師組成的團隊，由崔愷主持），并于201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崔愷是天津大學建筑系培養出來的學生，讀研時，師承彭一剛先生，畢業后直接進入到部院（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集團））工作，曾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外派至深圳與香港兩地工作，后又調回北京本部。至今，崔愷的實踐工作積累近30年，擁有著豐厚與扎實的設計與實務的經驗。如今，他也逐漸梳理與塑造出代表個人的建筑哲學觀與中心思想，讓世人更加清晰的來審視與認識他。

　　流動空間、現代主義

第二屆全國大學生建筑設計競賽一等獎

　　早年在天津大學求學時，崔愷曾參加第二屆全國大學生建筑設計競賽，獲得了一等獎。當時崔愷與同學（張萍丶戴月丶徐苂）合作所提的方案，是一個表述“流動空間”的設計布局，通過自由平面與材料變化的內外組合，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墻與墻之間，墻與住之間所制造出的縫隙，帶來了空間上的滲透與流動，設計強調的是開放而不是封閉。可以觀察出崔愷當時受到“現代主義”中密斯（Ludwig?Mies?van?der?Rohe）所強調的“流動空間”的影響，企圖將空間介于退隱與自由之間，反應出一種不受拘束性，體現出一種精簡，壓抑出一種沉寂與寧靜。

　　體量關系、符號與隱喻、本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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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阿房宮凱悅酒店

北京豐澤園飯店

　　

　　1984年天大畢業后，崔愷進入到部院（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集團））工作，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進入部院的學生，之后被派往深圳華森公司（華森建筑與工程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是1980年由建設部建筑設計院（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集團））和香港森洋國際有限公司，聯合創辦的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設計企業）工作，之后他就有機會參與到西安阿房宮凱悅酒店（圖2）的設計工作，這也是20世紀90年代初崔愷代表性的作品。當時崔愷提出形式造型的觀念與手法，將建筑視為是“體量關系”的產物，用一個具象卻又抽象的手法來表述設計，在那時的時空背景下是非常地罕見的設計，此類手法貼近于那個時期盛行的后現代主義建筑思潮中的“符號”與“隱喻”的設計語匯，建筑成為是多樣化的象征物體，此后，“體量關系”成為是崔愷思考設計的主軸之一。另外，崔愷在設計中也運用了些許本土文化的裝飾元素，北京豐澤園飯店就是一例。崔愷在立面的形象語言上采用本土民居的門窗元素，這樣的設計，其實帶出在那個年代中以“香山飯店（位于北京香山公園內的酒店，由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主持設計，1982年建成）”建成后所引起的設計命題與討論——“何謂中國的現代建筑？”，而崔愷在豐澤園飯店設計時，也參著于這股思考大潮中，重新去解讀江南民居符號與元素在建筑中的體現，他是這樣思考著。

　　建筑與城市

　　而從外研社的設計中，崔愷也開始思考到“建筑與城市”的關系。項目中巨大開口與開敞立面是面向城市而開放，仿佛特意與城市進行對話，建筑企圖以一種敞開胸懷的姿態，讓城市看到內部空間層次的延伸與變化。但是真正讓崔愷更深入思考城市問題，是在日后通過國際交往與旅行時，他在城市中能停留較長的時間，而去慢慢的觀察城市，細細品味，以致后來他對城市空間的興趣，并體現在日后的設計中。

　　泛指的功能性

　　從崔愷的設計中，可以觀察到他首重“功能性”的考量，通過對空間單元之間動態的排列組合后，展現出設計者所欲表述的設計行為與架構，探討平面布局中物件與物件、單元與單元、列與列之間的前后組織相連的簇群關系。于此同時，崔愷認為功能是“泛指”的，除了建筑內部使用的功能外，還包括環境本身所提供的功能，室外功能對于人活動的導引與創造，城市功能與建筑功能之間的聯系和對話等等，這是偏向于“廣義”的功能定性，而在功能考量后產生出神似的形體則是一個相對的結果，非設計意向上的目標。

　　園林的空間關系、景點制作的多樣化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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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研社大興會議中心

　　

　　在“功能性”的思考基礎上，于20世紀90年代末崔愷的設計姿態慢慢在轉變。從阿房宮到豐澤園再到外研社，崔愷的設計處于是一個形體的隱喻與展現，著重于單體建筑的構成；到了北京外研社大興會議中心，他有了改變，從思考傳統園林中的空間關系，與后現代主義建筑的景點制作的多樣化鏈接的想法出發，讓設計稍稍產生一種局部的“開放性”，回歸到功能與理性的思考范疇，同時注重“群體功能”的合理配置，即平面布局依功能的增加而擴增，體現出單體與單體之間構成的群體前后組織相連的排列組合關系。此項目非但看不到任何符號、隱喻與象征的語言，但是“體量關系”還是存在著，并朝向水平方向的延伸發展。

　　不管設計姿態上的轉變，思考建筑與城市的關系仍是崔愷主要關注的方向。他始終認為建筑是渺小的，建筑只是城市中的某個片段，覺得傳統城市空間比現代城市空間更有味道，更讓他感到興趣。所以，在德勝尚城辦公小區的設計中，崔愷關注到當地傳統城市中文脈的歷史延續，他將原有基地上的胡同與院落的脈絡，用現代的方式予以重現，考慮場地上傳統城市遺留下的肌理與環境、與新建構造物之間的融合關系，并在“功能性”的基礎上，用肌理中的場景與線索將傳統與現代混合與并置在一起。而這樣的場景與線索全來自崔愷兒時生活在胡同里的回憶，就是在北京一定先從大街進胡同、進門樓后進院子，然后再進家里面，胡同空間的秩序變化是界定北京的一個很重要原則，而門是朝里開，也是胡同中重要的一點。經由這次的設計，崔愷重新對文化的載體有了新的認識，重新去思考胡同——一個在北京很重要的建立社區文化的場所。

　　

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

北京韓美林藝術館

山東廣電中心

北京西山藝術工坊

　　

從北京外研社大興會議中心到德勝尚城辦公小區，到之后的一些項目，不管是從場地、從園林、從城市、從文化的不同思考方向切入，在姿態開放后，崔愷的形式語言漸趨于干凈與簡單，逐漸體現出一種“幾何體量關系”的單純化，去除繁雜的元素，這種去除也是一種“減?”與“簡?”的態度，由于在形式與形體上減去后，能量不但不減，反而更強大，也使他的設計常常悠游于收放之間：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從一個“洹?”字，衍生出建筑形態，并結合國家對遺址保護，對地域景觀的考慮，建筑低調隱沒于土地之中，挖去的幾何體與土地合一，而土地之上的建筑則歸于零。北京韓美林藝術館，建筑幾何體退隱到巨大框架之內，低調且不張揚，是一種收的狀態，然后才是清水混凝土肌理的表述，整體上內斂與質樸之美油然而生。山東廣電中心（圖9），幾何體量的語言更是明顯，在基地狹長的限制下，東邊以幾何體與玻璃體相互穿插組成，與西邊的高聳體量形成強烈的對比，夸張懸挑的體量，給人一種巨大的震撼力，建筑非常直接與開放。北京西山藝術工坊（圖10），在外立面上以不同進深凸凹的幾何方塊面與不同開窗面搭配，處理得更為干凈與純粹。

　　本土設計

　　20世紀90年代后期，崔愷國際交流開始變得頻繁。由于他作為一名中國的本土建筑師代表，自然受到更多的期待與質疑，進而也刺激到他自己的進一步思考。于是，他認識到中國與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都在進行“現代化”建設，在追向歐洲，且價值觀趨于一致，可是，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亞洲建筑師的關注點卻又在另外一個方向上，他們拿出的作品是非常“鄉土化”的，都在闡述他們的私人住宅、小會所，與舊建筑改造等等，這些都偏向于“小”范圍與規模的“地域”建筑，很少講他們“大”的“現代”建筑，這樣的發現讓崔愷思考到，雖然中國建筑師表面操作的面向很“國際化”、“現代化”，但是思想上是不是落伍了？另外他也反思到，作為一個生長在北京的建筑師，自己該對這個城市負起一些責任，并該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所以，崔愷將自己的反思并同他多年來的實踐過程與成果歸納與梳理后，總結出他的建筑哲學觀。他認為建筑是一項綜合性服務事業，不像可以主觀表達個人情感的純藝術，建筑有它客觀的因子，于是，他提出“本土設計”的理念。所謂“本土設計”的理念，就是在廣義與泛指的“功能性”的基礎上，有著對城市歷史與自然環境尊重的含義與態度，且需多加考慮建筑的各種影響因子，本土設計”也是一種“地域性”與“場所精神”的追求，反應現狀，滿足功能，以一種“持中性”的思考與態度，體現出作品多元、多面貌的形態。

　　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維

　　之后，崔愷又深化了“本土設計”的理念。崔愷在設計中講究設計的理性主義的思考，而這個思考面向又是現代建筑發展中重要的學派與原則，所以，設計的理性主義是一種思考與思維模式，講道理，述邏輯，而更多的是關心環境、關心人文方面，所以，“本土設計”是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維。另外，“本土設計”在今天大規模建設環境中，也包括原則、立場與使用的策略的擬定，崔愷認為設計是在這個基礎上的一個更精致化、更高的藝術追求。總結的說，崔愷對于“本土設計”的態度是從容且客觀的，而“本土設計”就是立足于土地的理性思維，表述的姿態趨近于優雅與自在。這樣的設計邏輯，是崔愷自己的建筑哲學觀與中心思想；而這樣的設計思考，崔愷還一直持續著，值得世人細加的來審視與認識這樣一位中國建筑師。

　　作者簡介：

　　黃元炤，北京大學建筑學研究中心。中國（近、當代）建筑研究與觀察者。建筑專欄作家。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與當代建筑史論的整合、研究、系譜與綱要"。曾于《城市·環境·設計》、《ABITARE·住》、《藝術與設計》、《世界建筑導報》、《建筑中國周刊》、《中華建筑報》、《新京報》、《WAVE》等建筑、藝術與時尚專業雜志、報紙發表關于“中國近代與當代建筑”的研究論文，共計二十余篇。

　　主要著作：《20中國當代青年建筑師》、《流向：中國當代建筑20年觀察與解析（1991-2011）（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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