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東:建筑師話語權突破的路徑之一　鄉村城市化的嘗試

聚源規劃方案鳥瞰圖


?

　　雖然李曉東教授在鄉村持續操作了多次建筑嘗試，但是他一直堅持認為自己與慈善事業沒有任何關系，他的嘗試僅是為了實現個人設計理想和對建筑師話語權的突破。這次，李曉東教授提出在更大范圍內可實現的鄉村實驗，改變城市化進程以城市為主的思路，試圖從另一個路徑以鄉村與城市平衡化協合為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其對于中國城鄉發展而言的價值與否依然有賴于社會和歷史的驗證。在新農村建設發展尚存有政策分歧時，有一定積極意義。

　　記者：您一直在中國鄉村做田野調查和設計實踐，在城市化進程中，大批鄉村人口遷移到城市，農民面臨“回不去的故土，離不開的城市”的尷尬局面，其后代教育、身份認知和社會融入等問題都值得學者思考。您如何看待鄉村現狀？

　　李曉東：我在兩個層面上做出嘗試：一是在建筑設計層面，對弱勢群體提供可能性和幫助；二是在城市設計層面，思考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的發展可行性。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忽略了農村的城市化過程，而將思路都集中于城市。城市發展掌握了更多社會資源，人才和物質一邊倒，農村自然發展不平衡。試問，我們可否在農村城市化過程中兼顧兩者，在農村也占有一些社會資源的同時又不破壞農村的已有資源？如果我們更平衡地分配資源，在城市化中，保留農村的優勢，完善農村自身的不足，就能在城市化中找到一個城鄉平衡點，縮小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如果農村發展得好，鄉村優勢明顯化后，甚至城市人口可以向農村流動。

　　誠然，從建筑設計上難以達成這一想法，但從體系上提升基礎設施建設規模，改變經濟管理模式，同時確保農田保持不變，在城市形態上做一些新的嘗試，可以實現這些。

　　記者：您的這一思路的立足點是什么？主要以解決哪些問題為主？

　　李曉東：中國的可利用土地相對較少，只有三分之一土地可種植糧食和定居生活，其他面積均是沙漠和山巒。“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內的糧食不夠、“鬧革命”引起經濟發展遲滯，大量年輕人被要求到農村去生活，減少當時的城市壓力。

　　農村城市化與城市城市化不同，基礎設施要實現高效的、全面的共享的前提是在政策上確定能否保證現有土地資源不被消減，甚至有所增加。我們通過這一建議為修正已有的農業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提供設計層面的方案。如果對農用土地的流轉不加限制，農業人口進入城市不加節制，未來的糧食問題就會成為隱患。目前，有4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農村用地變為城市，如果經濟在未來某一個階段增長放緩，這些留駐城市的鄉村人口沒有退路，就業和吃飯就成為問題。

　　記者：您的這一想法已經在實踐中實現了嗎？在與哪些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在機制框架下合作？農民逐漸減少糧食種植的主要原因是當下農業比較效益過低，因為自然和技術等原因，難以獲得相應的回報。您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李曉東：我們現在實施的實際項目位于成都附近的林盤地區，我們團隊和政府正在合作中推進這一計劃。我們團隊本身是一個交叉學科的組合，包括經濟學、景觀學、植物學和農業學等學科內學者，這一計劃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

　　我們實施的具體項目所在地的原有土地面積為20平方公里，居住有近3000家住戶，每戶人家擁有1畝宅基地。我們將其3000畝宅基地總體重新規劃，通過組團化建造集合住宅，省出來的面積就可以建造公共設施和公路。土地整體面積不減，人均占有土地資源減少，但基礎設施建設所占土地增加，提升了生活質量。我們將農村作為一個大型企業進行管理，資金易于到位。除耕種農民外，剩余人口可以從事農業深加工、旅游和服務業工作。這些集合住宅可以部分地租給城市市民。市民租賃或買賣住宅后，可以租賃土地自種有機蔬菜花果。農民可以以收費為前提幫其打理，并繼續對種植作物成果進行深加工，這樣農民收入可以提高很多倍。

　　該計劃可在理論層面獲得推廣，但是具體形態要根據具體環境實踐。

　　記者：東南大學的周武忠教授曾經提出“新鄉村主義”的理論，認為鄉村應該保存鄉村風貌，在形式上應順應鄉村生活方式變化而發展，他的建議主要圍繞鄉村建造的問題提出意見，您怎么看？

　　李曉東：農村的審美層面的問題并不重要，農村面臨的更多是經濟和運作問題，中國農業的最主要問題是小農經濟不可持續。單一小農經濟的土地價值難以提升，歐美地區在農村發展中將城市化納入其中，農村資源可以掌握更多可能性。經過深加工后的土地價值可以提高2到30倍。例如，在荷蘭，農民對乳制品的深加工可將原農業價值提升30倍。

　　美國土地廣袤，不存在土地節約問題，學者對社會問題的切入點不同，我們方案的目的在于最大化實現土地價值。中國最需要做的是推進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因此農村要實現本地化，保持地域性。農民不能依賴外來經濟，但可以為城市提供糧食和生活用品，即改變小農經濟的模式，但是依然以自給自足作為基點。目前的農用地使用權流轉政策是錯誤的，政府將部分農民變為城市人口，大部分農民沒有競爭力適應城市生活，也沒有城市認同感。這些人未來會產生社會問題，提高社會成本。農民一直是弱勢群體，其群體組織結構是松散的，不掌握任何資源（土地也是國家的）。農民并不是主觀上認同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如果政府組織新的運營形式提升農民的收入和生活質量，農民就不必全部進入城市務工。我們在宏觀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拉動內需從提高農民收入開始。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大量土地被流轉。中國政府的管理架構中，土地規劃和城市規劃由兩個部門分別管理，其也會有利益沖突，爭執點在于：土地減少，人的吃飯問題如何解決？最近幾年，政府已經明確限制耕種土地流轉使用權。針對城市化規模，立法機構要明確法規，未來建成的城市面積是有限制的，不能發展超過限定范圍，不可侵占耕地。農業應該是國家統一管理的環節，要整治有關耕地面積和糧食供應的分布現狀，國家應加大農業補貼的政策力度。如果所有農民都種高經濟回報率的農作物，那糧食儲備總量就會下降。高效農業和低效農業要搭配得當，我們在進行鄉村規劃后要跟進農業規劃，進行種植作物和種植周期流轉的分析和規劃。

　　記者：一方面，一些地區和城鎮的產業結構和歷史現狀決定了其發展需要納入農村人口；另一方面，在農村一些地區，糧食種植業主要以老人和女性勞動力為主，這對于務實糧食大國的根基而言是危險的，此中關系如何平衡？您如何通過這種模式來提高青壯年農民務農的積極性？

　　李曉東：經濟發展有瓶頸，城市沒有無限增長的就業需求，城市人口本身已經完全可以支撐服務行業的工作需求，城市也就難以消化那么多農業人口。城市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思維上要轉換思路，可以從做簡單的工作起步。（這是否會帶來腦體倒掛的問題？）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過度，目前社會最需要的是技術培訓人才，社會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和市場供求沒有形成有效關系。中國現在有兩千多所大學，供大于求，高端培養人才過多。農業本土化后，公司化經營能消耗這么多勞動力，也就相當于解決就業問題。在農業發展方面，個體能力、技術都不如群體的整合經營產生的價值大。當人的認同感、自尊和收入沒有獲得認可的時候，是沒有幸福感可言的。農業產業化必然比個人務農的效率要高。如果務農經濟回報高，年輕人自然會回到鄉村。而針對具體的土地和社會資源利用途徑和方式，年輕人可以在利益驅動下有自己的創造性的發揮空間，我們提倡年輕人在農業公司化運營模式中自主創新。

　　記者：這樣做是否會限制鄉村人口向城市轉變的路徑，而成為階層間流動和社會資源轉化的限制因素？

　　李曉東：可持續發展的一條重要原因是交通產生的碳排放量過大，而中國人的流動性太快，碳排放值相應也很高，所以我建議鄉村人口盡量在本地解決就業問題，以減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全球化已經帶來過度的資源消耗和浪費，如果所有人都就近解決交通和就業問題，那至少這方面的資源利用就會下降。這是重新談本土化和地域化的意義所在。

　　社會平衡最重要的方面是達到各要素之間的制衡，也就是中庸的意思。現在人們已經不大談GDP，因為對GDP的追求帶來的結果就是人們都向著發展方向走，對其他方面的關注缺失已造成失衡。地球能不能可持續發展取決于每個人怎么做，國家政策也要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做出取舍。經濟發展直接等同于資源消耗，中國的發展必然不能和美國、新加坡一樣，中國不可能14億人每人都過和美國人一樣的生活，中國不能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經濟。我們在國內指出“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問題，利益分配不均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高端和奢侈的生活方式。

　　記者：但是目前我國政府在農業方面堅持倡導的方向是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您借由土地種植來提高農民就業的設計是否與農業發展方向有差異？

　　李曉東：東北地區適合農業規模化，但是江南和華南地區并不適合。中國的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不能用一種政策解決所有問題，要因地制宜。

　　記者：可否將您的設想理解為是將鄉村生產“公社化”？這種做法是否會滋生腐敗？

　　李曉東：任何組織模式都有可能滋生腐敗，這取決于機制設置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健全管理體系，把握管理和農民自主性之間的尺度，實現農民對其的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