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希爾：保護、恢復與重組——氣候變化的影響

克里斯蒂娜•希爾于2007年開始擔任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景觀設計項目的主任，主要研究城市水系方面的創新，以應對氣候變化、提倡社會公平等課題。

A S LA：在最近的野生動物棲息地設計會議上，您提到由于城市熱島效應，城市總是比其周邊地區氣溫更高。于是城市就成了氣候變化的預警。事實上，“氣候變化的影響在城市中體現得最為突出”。那么能否結合城市應對溫度升高方面的經驗教訓，為我們提供一些減輕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建議呢？

克里斯蒂娜·希爾（以下簡稱希爾）：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現在知道了解的“教訓”還真的太少—也許除非我們想要打一場無準備之仗！在美國，我們生活在我稱之為“美國媒體泡沫”的時代—與加拿大和歐洲的媒體同行不一樣，美國媒體不靠刊登有關氣候變化的東西來增加銷量。由于他們并不在乎世界其他地方刊載了什么頭條新聞，以至于普通的美國民眾也不知道什么是岌岌可危。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他們選出的官員也不積極采取行動。然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已經開始準備。我們的經濟前景、健康、安全以及我們許多公民的福利，都要靠從美國以外的其他地方的優秀實踐中學習經驗。

我倒可以談談經驗有哪些。我知道的最佳方式可以簡單描述為通過3類行動，即保護、恢復和重組來實現。這是指，保護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區，特別是那些在未來將會具有最豐富的多樣性和最大靈活度的地方；恢復我們的基礎資源，比如土壤肥力、水質和水量、空氣質量，以及人類健康；重組是指改變城市系統—建筑物、交通、景觀—使之耗用較少的能源（因為能源的消耗仍然是以CO2排放量為指標，除非你只使用清潔能源），并且在當地產生較少的不可回收廢棄物。我將會提供一些案例，因為這所有的3類行動都需要空間戰略規劃，并可以為那些引導城市改造的景觀設計師起到重要作用。大多數美國城市還都只停留在觀察、估算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上，但歐洲城市已經采取了行動，并成為了我們參照的對象。

A S L A: 紐約、倫敦等主要城市已制定了詳細的氣候變化適應行動計劃。您認為在發展這些計劃時，城市最需要關注的是什么？那么如何以非常有限的資源來對較小的社區進行規劃呢？

希爾：我可以就這個問題談談恢復和重組行動的案例。在美國，芝加哥擁有最詳盡也是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氣候適應計劃。理查德·戴利（Ri c h a r d D a l ey）市長將環境問題列為他優先考慮的事項之一，并且他和他的同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非常出色了。即便如此，他們大多可以很好地指出問題是什么—但是無法提出解決方案。這主要是因為問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而在我們的氣候政治中，在某個問題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前，你很難花費眾多的公共財產去提前預防。過去的一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冬季，像華盛頓之類的城市都遭遇了不同尋常的大暴雪，還有人說“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而到夏天，我們則發現我們仿佛經歷了地球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它甚至超過了2005年的那場高溫。人們很難理解真正的問題不是一個逐漸變暖的趨勢；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正面臨著極端氣候事件的增加—從暴雪到高溫，從洪水到干旱。今年巴西、巴基斯坦的洪水已經侵害了千百萬人的健康和安全，其中大多數都是兒童。城市必須認識到這并不是針對夏季溫度平均高出2~10℃而做的規劃；降雨、洪水、干旱，以及熱浪持續時間各方面都出現了新的極端現象，這才將是真正挑戰基礎設施且影響我們生活的事情。城市需要把重點放在這些極端事件上，從而在這些極端環境的持續時間和規模面前，使我們的投入變得更加有彈性。

這就是我說的“重組”的意思。城市系統意味著龐大的公眾投入，一旦建成，在這些昂貴的系統在獲得顯著改變之前，由于建設而造成的債務增長將會產生一個長時間的滯后期。景觀設計師必須介入這些圍繞公眾投入的政策和規劃的討論中去。如果我們為自己和那些我們關心、在乎的每一個人去設計房子和景觀，從現在開始的30年后，我們并不會以我們今天的收入和需求為基礎而進行考量。在城市建設基礎設施，或發展/重新發展大面積的土地時，這些項目都意味需要具備價值或功能，需要為其后至少30年的運行而做籌備；許多項目還打算運作50年或70年，也許更長時間。在極端氣候不斷增加的時代，我們需要對這些城市空間和體系能否真正按照設計目標運行進行質疑，因為在世界各地，我們和幾乎我們關心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其中。我們需要知道關系著未來的債務與其運營的投入決策。如果不能增加我們未來的適應能力，那么我們就不應該令那些會使社會背負30~40年的公共債務的項通過；如果這些項目無法增加我們的應變力，那我們將僅支付其今天的費用，或者說，這樣的項目根本就不該建設。

A S L A：城市雨洪也為周邊地區的天然魚類棲息地帶來了嚴重問題。您提到的在西雅圖的項目，如S E A S t r e e t項目（S t r e e t E d g eAlternatives Project），可以有助于確保魚卵不會在暴雨期間被沖走。那么如何設計對野生生物友好型的基礎設施呢？

希爾：今天為人類和野生動物設計的基礎設施項目，都可以比我們過去100年里所做的更好。一旦我們當選的領導人和他們的智囊團將審視基礎設施的投資是否會增加我們的適應力作為其首要任務，規劃師和設計師就有必要同土木工程師一起參與到這些項目中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提倡對公共資金的投資優先次序進行改變的一個額外的、利己性的原因。

當設計師正致力于基礎設施項目，旨在幫助城市適應新的極端氣候（也包括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趨勢），涉及到社會公平和支持生物多樣性的問題時應該會更容易整合。然而，從功能的角度看，相較于物種多樣性，性狀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性能的關聯更為重要。性狀多樣性與我們的利益直接相關，人類對性狀多樣性進行保護和促進，從而提高我們周圍生態系統的能力，使之為我們提供基本服務—如通過生物過程來凈化空氣和水。在我們看到政府 “瀕危性征法案”出臺之前，其立法過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這也正是生態系統的運作問題。

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基礎設施項目是否保護的是那些脆弱的人—特別是貧困家庭—和一些特別的地方，如北坡、或水域的源頭、或魚類和貝類所在的河口“魚圃”。第二個問題是這些項目應有助于基礎資源的重建（土壤肥力、空氣質量、水質量等），而不是減少它們的供給。最后，第三個問題是它們應該有助于我們改變我們的應對方式，使我們更能適應極端環境事件和燃料成本的上升。

交通、公園，以及新海岸線結構在提供新棲息地的同時也保護了資產，看來使用我上面提到的標準而建的公共事業都是很好的投入。對我來說，“野生動物友好型”還不是重點—它的意義在于支持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使公眾意識到這些生態系統所組成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經驗觀察和模型使我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即無論設計師現在做什么，許多物種將在未來幾個世紀內因氣候的干擾和城市化的加劇而消失殆盡，或瀕臨滅絕。真正的法寶是這些大趨勢中的人的道德行為：提倡保護我們可以保護的，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增加我們生態系統的應變能力。

A S L A: 最后，在近來《To p os》雜志中的一篇文章指出，景觀設計師實際上可能對氣候具有負面影響，因為他們設計了不可持續的作品。部分問題在于，在許多情況下，使作品可持續的方案都是無法實現。那么景觀設計師和其他設計師可以為幫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做些什么呢？

希爾：關鍵是設計師要注意對材料的研究，并選擇使用那些在其區域內最適宜的可用組件。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或景觀設計基金會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許多信息。整體而言，我認為建筑和運輸導致的能源使用和CO2排放完全使能源的使用在景觀設計中陷入困境。我寧愿看到設計者專注于政策和空間戰略的創新，而不是參與到“更神圣”的關于材料的辯論當中。顯然，我們可以給客戶提供很多常識性的意見并應用在我們的設計中—我會最優先考慮與水使用的相關事宜。我們可以在很多干旱愈演愈烈的城市中使用需水量少的植物，并在那些之前不需要灌溉的地方考慮使用滴灌系統（例如美國東南部地區）。我們可以將綠色垃圾回收計劃應用于護根的措施當中，甚至倡導將建筑產生的廢水和我們設計的景觀相聯系。幾年到幾十年之后，這可能是城市灌溉用水的最佳來源，如果景觀灌溉能維持夏季的基本徑流，這則可以改變城市的河流運作方式。

最近的研究具有廣泛影響，對于景觀設計師來說，可能最驚訝的新聞之一就是對較少的樹木進行培育，使之更加茁壯，將會比栽種許多新的小樹苗提供更多的碳儲備量。根據這項研究，城市地區及其所在區域植滿了早期演替的樹木，如果對它們進行剪枝，將有助于使更多的個體產生最大的生物量。也許我們的“百萬育樹計劃”是不明智的，如果城市中只種胸徑很小的植物，那么則需要很多氣力維護人員和設備。除了政策和基礎設施的策略創新外，幫助個體樹木長得更大比景觀設計師所做的其他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減少碳的排放量。我對景觀設計師現在可以做什么的首選意見是，我們要參與到當地政治中，從而決定公共資金的主要流向。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和景觀基金會也可以通過地方和國家機構幫忙解決這一問題。但這條路上的領軍者可能會是年輕一代的在政治上活躍的設計師們，西雅圖就是這方面的例子。政策紛爭混亂而無常，但我們所看到的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景觀設計這種職業。我們需要勇敢大膽地和公眾分享我們的想法—每一天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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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自《景觀設計學》2010，（14）：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