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緒珂：植物種植設計以環境效益為本

　　程緒珂：1922年出生，中國著名園林專家，原上海園林局首任局長，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生態園林的倡導者。

　　LAC：請您評價一下現階段園林、景觀設計行業的現狀？

　　程緒珂：園林、景觀設計這是一項綜合性科學。這個綜合性的科學不單純是需要構圖，我們還需要生態、自然、土木、建筑、藝術、文化。解放前上海造園科只有十幾人，各類人才都有。那時我們首先要搞上海市的綠地系統規劃，與同濟大學的專家學者們一起調查研究，制定的規劃到現在都有參考價值。所以上海搞綠地系統規劃，不是在解放以后，而是在解放以前，而且是多學科交叉。

　　風景園林是改善城鄉環境面貌，維護城鄉生態安全、社會生產和人類生活的要素。全球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是當今世界關注的潮流，風景園林已上升到生態文明的高度。

　　我們提出的綠地系統要城鄉一體化，農村是城市的一部分。要把生態融合于整個市域。要把握正確的方向。把單純的講究觀賞式植物給扭轉過來，應該因地制宜，園林的方向要有一定的調整，那就是要向生態化、實用化、經濟化、人本化的方向發展，在有限的土地上，產生多功能的綜合效益。我們還要有自然資本儲備概念。自然資本由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構成，目前則不斷衰敗。風景園林所能創造的生態效益是自然資源的儲備。

　　LAC：您是如何實踐生態園林這一理念的？

　　程緒珂：這有一個小故事，文化大革命以前，鄧小平到上海，看到西郊賓館，那時的負責人因為怕叢林里的蚊蟲滋生，就把賓館周圍雪松下面的地被植物統統拔掉。鄧小平在參觀院子的時候，就批評搞園林的同事，說大樹下面本來是很好的東西，比如麥冬啊，都是開花的，為什么都拔掉呢？這對我們是一個啟發。后來有一批人專門研究地被植物的生態功能。當我們編著《生態園林的理論與實踐》那本書時，就提出不是以觀賞為主，而是以植物為主體、以環境效益為目標。

　　人有人類社會，植物也有植物社會，所以我們主張規劃的時候，要按照群落來組織，不能單一的只種一種植物，而是要三代同堂。我們過去就只認可觀賞效果，忽略了生態功能。后來上海植物園和華中農業大學等對生態功能進行評價，為對降溫增濕的群落都有喬木層建群種，冠大蔭濃，灌木層和地被層豐富，降溫在4℃以上。降溫效果顯著的植物群落，增濕效果也較強。設計師在設計的時候就可以參考這些研究的成果。

　　我們跟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做過兩個課題，受到很多的啟發。中國和埃及等國家上千年以前就懂葉子里面能揮發出來對人有好處的氣體。所以我們先后作了100多種藥用植物的課題。利用課題的結果，我們就在小區里面搞五行園，東邊的是肝，西邊的是肺，北邊的是腎，南邊的是心，中間是脾胃。如果居民有心臟不適，他就去東邊打太極拳或體操，那些植物特別對心臟有利。其他的植物也是這樣，很受老百姓歡迎。我們在20世紀70年代對油料植物做過實驗，如果油茶和茶花能夠雜交起來，可以既好看又有生產性，這些木本油，好多都可以做能源植物，所以植物跟人的關系太密切了。

　　我們對景觀的理論，我贊成的是百花齊放、百家齊鳴，真理越爭越明。我們尊重在世界各地的園林設計師的新觀點，也包括舊觀點，因為舊觀點里面也有新東西。我提倡百家爭鳴，我們很多的東西都是在爭論中來的。我們也犯過錯，像大樹移植死亡率高。我承認犯錯，但要吸取教訓，勇于改正。所以我覺得咱們的心胸要開闊要吸收外國的文化，但不能照搬。臺北植物園潘國俊博士將《詩經》中提到的植物展于園內“詩經植物區”中，自然可以與古典文學融為一體，游人既能學詩又能學植物，一舉多得。英國有個莎士比亞公園，集合了所有莎士比亞提到的植物。

　　我喜歡年輕的設計師，但是我也尊重老一輩。我們在研究生態園林建設時，不是自然的復制，而是要建立植物種群和群落。我的老師（曾經）批評我，又不是搞森林，弄什么群落？我就把批評變成是提醒，我不能把群落弄成和森林一樣，而是要把植物看成一個社會，建立人與自然的新秩序。所以行業中要有不同的年齡，要廣泛的聽意見，尤其是反對的意見。

　　我年紀大了，沒有時間去讀很多的書，以書會友，不能成為園林綠化盲，這樣我就不會有寂寞，我以書為友。我只有一個要求，能聽懂你們年輕人口中的園林，希望園林能跟的上整個世界的形勢，不要落后。我們中國人口多，土地少，園林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搞觀賞展覽，我總覺得心里對不住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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