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皋：我的跋涉人生

　　采訪形式：書面采訪

　　采訪時間：2010年6月

　　被采訪人：張良皋（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采訪記者：盧繼賢（景觀中國網　高級編輯）

　　簡介：張良皋教授，湖北漢陽人，1923年5月16日出生。1947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建筑系，工學學士。先后在上海范文照先生的建筑事務所及上海市工務局工作，后因參與左翼政治活動一度被迫回鄉教書。新中國成立后，進入武漢市建筑設計院工作。1982年為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初創的建筑系禮聘為教授。曾兩次獲國家自然基金資助從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護與利用及中國干欄建筑綜合研究。在《武陵土家》、《老房子——土家吊腳樓》、《匠學七說》、《巴史別觀》等著作中，他對土家建筑和土家文化進行了精妙的詮釋，指出土家的巴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曾與李玉祥合作，出版專著《老房子——土家吊腳樓》，曾主編《中國民族建筑——湖北卷》，參編《中國建筑藝術全集•23•宅第建筑•四•南方少數民族卷》。

　　跋涉人生

　　原題“寫意人生”，“寫意”本義為畫家之“寫意”，但易被誤解為“愜意”——上海話尤其如此。我的人生并不全然愜意。此題似可“鉤乙”成《人生寫意》，或更明確為《跋涉人生》。

　　盧繼賢：看過您的訪談，也聽過您的講座，感覺語音言末都流露出一種飽經滄桑后的智慧與幽默，您能否簡單講述下過往那些讓您特別難忘的經歷？?

　　張良皋：抗日戰爭是一段特別難忘的經歷。1937年，我14歲，抗戰開始，剛會看報，預感大風暴之即將降臨。我曾目送大批中國軍隊在漢口江漢關前登輪開赴上海，接著大批難民從上海和華北涌向“抗戰首都”的武漢，當然還有傷兵和淪陷地區轉運到武漢的物資和車輛，大風暴真的降臨了。

　　第二年，1938年秋，湖北省當局決策，號召即將成為戰場地區的中等以上學生隨學校西遷，從此開始了我漂泊西南的歷程。從15歲少小離家，到1946我22歲，足足八年，才一度返回武漢家鄉，隨即到南京讀畢大學的第四年。這一段艱苦人生，受到鍛煉的是整整一代青年。

　　我于1944年10月參加軍隊。先入中國駐印遠征軍重慶教導第三團，后因駐印軍員額已滿，我改入軍事委員會外事局重慶譯員訓練班，接受短期訓練后被派往昆明炮兵訓練中心（FATC）擔任“三級翻譯官”，有“同少校”文職軍銜。到1945年8月日本乞降：“我幸戎裝聽奏凱，芒鞋踏碎日章旗”。這是我人生的亮點，我總算以“抗戰軍人”身份熬到勝利，足以對列祖列宗，子孫后代，勉強塞責。

　　第二段特別難忘的經歷應該是1946年的國內糾紛乃至內戰時期，我站到了進步學生運動的一邊。1947年畢業后到上海，我參加了以中央大學同學為主體的一個青年社團“長松團契”，1948年參加了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新青年聯合社”。到該年末，蔣介石屢戰屢敗，氣急敗壞，對上海的地下組織痛下殺手。我們長松團契有六人被捕，我們無策營救。我是團契第三屆“常務理事”（主席）。考慮到我處境險惡，有張境清命我迅速隱蔽，直至1998年我訪問日本歸經上海會見境清，才知他是團契中唯一的地下黨員。六位被捕者有三位犧牲（趙壽先、鄭顯芝、焦伯榮）,另三位在上海解放后得救。這一段歷史最后雖經上海市委查清，并由組織部出具證明，但未得武漢市委承認，所以我的這一段革命經歷只能“自我怡悅”——我為我的“無產階級家庭”盡了綿薄之力。

　　第三段難忘的經歷是解放后的前三十年。起初我還認為初期的一些運動在所難免，直到我淪為“右派”，才知道這些運動的起因十分費解。由于我曾應邀到武漢市委“鳴放”，隱隱中我似乎是“市委級右派”，比一些“支部級右派”的“級別”要高，所以可能在市委的視界之內，只過三年就摘了“帽子”。當然正如大家所知，我不過是個“摘帽右派”，?以后每一次運動，包括“文革”，我照例逃不過劫難。我雖只能認命，但我的“無產階級家庭”卻淪為“右派家庭”，這令我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姐妹都無端受累。恍兮惚兮，我這無產階級家庭被冒牌無產階級整了。

　　第四段難忘的經歷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我終于被華中科技大學及其前身聘為教授，幫他們創辦建筑系，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為自己亡羊補牢。在這一段期間，我多次應邀到國外講學，我當翻譯官練就的一口洋涇浜英語幫我走遍五洲，幾乎未費國家分文外匯，在將近20所大學和建筑師事務所介紹中國建筑。我也幾乎走遍全國（除西北），在眾多大學講過學。除寫出文章和參編大書之外，稱得上“專著”的有《土家吊腳樓》、《武陵土家》、《老門樓》（此三種與攝影師合作）和《匠學七說》、《巴史前觀》、《曹雪芹佚詩辨》。這些書多數在我“80后”出版，所以我在進入“米壽”之日撰聯自況：

　　未解養生先得壽
　　無求名世晚成書

武漢市委宣傳部頒發的“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章”

　　盧繼賢：您是怎樣與建筑結緣的？?

　　張良皋：1942年高中畢業會考取得全省第二名，被保送到中央大學水利系。到校已遲，學校拒收，后經交涉，允收，但已遲一個月，再大本事也跟不上，而且資斧已罄，只好放棄。有高中老學長建議我學建筑。后來在展覽會上見到戴念慈先生的建筑畫，欣羨無似，于是下定決心學建筑。在重慶打工一年，次年考中央大學建筑系被錄取，戴先生成了我的開蒙老師。中央大學建筑系名師薈萃，夠我學的。我知一代人很不容易學好建筑。無論中西，都大量出現?“建筑世家”，我深愿我的子孫，只要興趣和才能許可，都學建筑。我深信：

　　班門無捷徑
　　大匠貴通才

　　建筑師這一行會令任何稟賦不凡的“才子”感到他自己渺小。

　　盧繼賢：簡介中顯示，您幾乎是半生執業（做設計），半生治學（教書育人），這兩段看似不相關的經歷中有何共通之處嗎？

　　張良皋：正因“大匠貴通才”，所以建筑師理當(不是必須)是學者。也有并不具備學者氣質的建筑師，能作出優秀的設計，但難超越流俗，進入“傳統”——或曰“不被傳統接納”，曇花一現，瞬息“過時”。建筑師通過設計實踐成為學者是正道，我的老師們多數如此，所以他們都能享譽后世。不有傳世之作的建筑師未免遺憾，不經實踐而遽取“學者”之名未免空頭。在建筑界，設計與治學本屬一體，不求“共通”而共通自存。

　　通達學術
　　
　　盧繼賢：您秉承怎樣的建筑學理念？

　　張良皋：如果我有“建筑學理念”，那就著重一個“理”字。我服膺業師童雋先生的一句口號：“Architecture?must?be?reason！——建筑必須講理:物理、生理、心理、倫理，講這四理。”我缺乏浪漫才華，較樂于邏輯推理，所以我著重點在于我樂于從事的方向。

　　如果建筑算得一門藝術，它應該是一門理性的藝術，必須在理性層面上說話，追求必然性、永恒性、和諧性。這應該是建筑的本性，這樣的建筑才能取得共識，進入傳統。照我看，偶然性、臨時性、雜亂性無須追求。

　　盧繼賢：對于近代中國建筑的發展您是怎樣看待的，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又有哪些教訓應該吸取呢？

　　張良皋：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十余年時間里，我們的老師——第一代中國現代建筑師從國外學成歸來，接受了西方傳統主流的Beaux?Arts教育，也接受了西方現代建筑的健康理念。在中國的發展不但健康，而且迅猛。很遺憾，這個進程被一場抗日戰爭后來更擴大成為一場世界大戰所終止，此后國事蜩螗，迄無寧日。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大好時機不但未能善加利用，反而演出一場文化大革命。這場“文革”目的是要扼殺一切文化，當然包括建筑文化。幸而終于降臨改革開放，建筑也出現生機。不過照我看，長期的思想混亂難于一舉澄清，建筑界很大程度上處于“六神無主”狀態。

　　幸而西方建筑界也長期處于“六神無主”狀態，我們無須過分著急。以理性起家的四位大師：Wright、Mies、Cropius、Corbusier都江郎才盡，表失理性，走向反面。芝加哥建筑師安排了一次Wright與Mies的“峰會”，結果不歡而散。主持者怪罪于場上譯員搞Floundering（這是英國人為挖苦蹩腳譯員制造的“專用字”?）。我就不信在芝加哥找不到一位德英雙語精通的譯員。他二老，誰服誰？根本不可能形成共識。若不是那位譯員譯得委婉，這二老豈止不歡而散？恐怕早已痛揮老拳，進行了一場巔峰對決的斗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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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繼賢：您曾經提過“中為洋用”的口號，姑且不說是否能為洋用，若能將其很好地傳承于現代中國的建筑中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您覺得為什么會形成現在這種局面？?

　　張良皋：也許有人會對這個口號驚詫：“能提這個口號嗎”？我會照我的習慣反問：“Why?not?——為啥不能？”。我看誰要回答我的反問，也并非易事。誠如君言：“若能將其（中國匠學）很好地傳承于現代中國的建筑中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您追問為什么會形成現在這種局面？真正的問題答案也一言難盡。最簡單也得從明朝說起。明朝從“洪武爺”登基到“崇禎爺”斷氣，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國，第一強國，對全世界科學技術所貢獻份額也最大，然而不幸亡國，導致清朝入關。一個三億人的大國，亡給了一個充其量不足200萬人的小國（現在叫做中華民族的“少數民族”是后話），成了滿人的殖民地。在皇權壓迫之上，加了一層民族壓迫，而且嚴厲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到1840年后，來了帝國主義，在皇權和民族壓迫之上，又加了一層帝國主義壓迫，淪為“次殖民地”。在這種重重壓迫之下，中國再也出不了一個像樣的人。當然更別談什么技術、科學……說到這里，我已差不多說出了我對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所作的答案。產生李約瑟難題的歷史條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也未必全然消失，幾乎普遍存在的民族自卑感便是明證。當然也不乏有意或無意的民族敗類，他們煽揚這些自卑感沒完沒了，他們將鄙薄中國傳統“炒”成了“時尚”、“潮流”，中國甚至不敢提“中為中用”了，中國建筑師也羞于說中國人應該作中國建筑了。

　　中國匠學包括建筑、園林、規劃……，究竟有無貨色足供“洋用”呢？我看是大大地有！中國古代工官（司空、少府、工部、將作監……）講究“六材——土、石、木、金、獸、草——并用”，先天的包容度就遠遠大于西洋。中國自古生態良好，“六材”俱全，不像西洋人。只能在幾塊石頭上打主意——他們取得了光輝成就，我無意貶低他們。不過中國人的運氣好，應該被他們羨慕，“中為洋用”的口號本當由他們先提出。

　　明朝的建筑實際已達高峰，約略相當于西洋的文藝復興時代，南北兩京、中都鳳陽和太岳武當的建設，堪稱舉世無匹！民間建筑更早已達到“無建筑師的建筑——Architecture?without?architect”的最高境界。夠格當建筑師的人很多都跑到園林里去施展拳腳了。清朝之入關斬斷了中國文藝復興的進程，指顧之間即將出現的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內閣政治……都胎死腹中，整整開了三百零一年（1644入關——1945康德皇帝退位）歷史倒車。然而，建筑以其物質上的實用性幸而不被認為“上層建筑”，得以享受明朝余蔭，雖創新無多，但生機暢旺。臨到清朝末路，還能拿得出頤和園這樣的奇珍。中國園林早為“洋用”，在英國、德國、法國都出現了中國園林，盡管洋用不廣，那是洋人的狹隘，不像中國人在漢朝就開始搞“洋為中用”罷了。中國在漢朝曾派甘英使大秦，到達羅馬，順便對羅馬建筑進行了考察，作了堪稱翔實的描述，載在《漢書》。作為羅馬人后代的利瑪竇，到明末才到中國“還禮”，請試比：誰更開放？

　　作為東亞文化圈的源頭和主體的中華文明，共覆蓋面積決不亞于地中海文化圈。中華文明之“中為洋用”從“有史以前”就已開始。東亞文化圈中處處可見中國建筑身影。我們在建筑言建筑，提出“中為洋用”口號，無非承認歷史，不必為此吃驚。

　　盧繼賢：您認為古建筑中最應該被傳承下來的元素有哪些，難道僅僅是形式嗎？?

　　張良皋：西洋古典建筑應該被傳承下來的元素肯定有比例、尺度、節奏、肌理……這些形體美的元素是歷史形成的，是共識。現在也有某些流派的掌門人宣稱要廢掉這些元素，足見其淺薄無知。不論古今中外，建筑都該講究這些元素。中國不能也不必例外，不過術語不同，或者尚未下出確切定義。其中最重要的“比例”（proportion）經梁思成先生改譯為“權衡”，其實也未必專屬建筑。梁先生大概未及發現宋人已專稱建筑中的proportion為“停份”，局部之于全部占多少“停”，此部之于彼部各居多少“份”。其余的中國對應說法尚有待我們努力發掘。

　　西洋建筑之美自古受益于雕塑家，所以形體美之講究成了他們的強項。中國建筑之美自古受益于畫家，同樣講究形體美，但不止于形體美。我冒昧列出“匠學七美”，即：群體之美、空間之美、色彩之美、虛白之美、層次之美、呼應之美、和諧之美。見拙作《匠學七說》P．205～207，可能不確切，更可能不止于此。

　　現代建筑師的先驅者提出了許多口號，其中有一句“建筑師不僅應該為人們設計建筑，更應該為人們設計生活方式”似乎動人，但最不可取。建筑當然該講點辯證法：事物是互相影響的。但總該別白“主導面”。幾乎無須證明：生活決定建筑，而建筑未必能決定生活。生活是“自變”因素，建筑是“因變”因素，這個主次之分不能倒過來。每個人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妨礙別人，是基本人權。由建筑師來決定別人的生活方式，未免太霸道了些，太狂妄了些。
建筑形式該承認歷史形成，建筑功能該接受社會約束。中國建筑史上不曾出現狂悖的理論家，是中國建筑的幸運，也是優長，其基本原因是中國很早進入理性社會。當今建筑師們推崇“沒有建筑師的建筑”，也該在本行推崇“沒有理論家的理論Theory?without?theorist”，大家講理：物理、生理、心理、倫理，互相“服善”，一拍即合,還要“理論家”來指手畫腳干嘛呀？

　　盧繼賢：您又是如何看待中國大地上出現的國外建筑師作品的？?
?
　　張良皋：外國建筑師的作品在中國之出現已屬司空見慣。稍遠的，例如元代初年從尼泊爾請來的阿尼哥，他名垂中國史冊，其代表作如北京白塔，為我們熟知。降及近代，中國淪為次殖民地，大量外國建筑師的作品出現在中國，中國人不肯接受也不得不接受。我在開羅見到整片“英租界”建筑，其精美決不亞于上海公共租界。后來我到倫敦，見到英國人為自家搞的“英國建筑”之平均水平甚至不如在開羅或上海的“英國建筑”。我有點恍然——帝國主義為了向殖民地人民抖威風，他們情不自禁選派了最好的建筑師來作最好的設計。這一點幾乎形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共性”，日本“鬼子建筑師”為“滿洲國”首都長春所作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就會令日本東京自嘆不如。殖民地身不由己地為“宗主國”建筑師提出了展才的良好條件。殖民者的建筑師由于職業本能，也樂得作出最好的建筑，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良性示威”，讓殖民地人民開了眼界。

　　民國初年，不少外國建筑師以他們的建筑技術在中國開始另一番洋為中用，北京出現了北京圖書館、協和醫院、燕京大學校園……等洋人設計的中國建筑，到武漢大學校園而達到了頂峰。我曾涉足五洲，就我眼界所及，還沒見過一座大學校園之美麗祥和超過武大。這現象也暗含了“中為洋用”。洋人對中國從營造法式到匠學理念作出了他們自己的解讀，成就了一段金玉良緣，這有何不好？到我們的老師輩呂彥直、楊廷寶先生等留學歸來，他們的作品立即后來居上。他們不但能作“洋為中用”的努力，還以中國人的先天優勢混融“中為洋用”“中為中用”于一體。這一段中國建筑的發展，其實天與人歸，理所當然。若有小疵，不掩大醇。也有蚍蜉，欲撼大樹。對這段歷史，橫挑鼻子豎挑眼，足見其自不量力而已！

　　我懂得記者問我如何看待外國建筑師的作品出現在中國，主要指的是當前的、今天的現象。由于這些現象是“現在進行時”，并未成為歷史，所以要下“歷史結論”還為時過早。不過就“現象”而言，來的外國建筑師人品良莠不齊，藝品百味雜陳，似乎可以大致概括。這使我想起《孟子》首頁的故事：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作為一國之主，這位惠王當然該提這個問題。我們對外國建筑師之接納或辭謝，也該秉持此條。外國建筑師之來到中國，恐怕罕有國際主義的白求恩醫生。他們大多是為自己的利益來到中國，即使有“高尚”的動機，也不外把中國當作一張白紙，任他們來畫他們心中“最新最美的圖畫”。吳良鏞學兄有言，中國老早就不是一張白紙，而是一張傳世古畫。要在這張古畫上動手動腳，我們先得要掂量掂量這些建筑師的動機和能耐。我們必須檢驗一下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如何？他們有無尊重中國文化的誠意？同時也檢驗一下中國建筑文化對外國建筑師的影響如何？不如此，請外國建筑師來中國就不免盲目。在廬山的一次建筑國際會議上，有美國建筑師協會（AIA）前主席史超越（Tony?Stewart）出席，吳良鏞先生事忙，怕冷落了史先生，命我陪史先生談論一下。史先生出示一張上海金茂大樓方案照片，他說這個方案只能擺在中國，所以他樂于推介。我也相信設計人對中國建筑文化是持尊重態度的。這種態度不僅對設計人有利，對中國也有利，我們應該接受他。不過更多的外國建筑師似乎并不如此，他們謀求進入中國幾乎純為攫取利益，占領市場。他們有些先生甚至在他們本國和中國以外的國家根本無法混飯吃。他們帶來的大量作品，也許可以被吹捧到擺在全世界都不失為“杰作”，但不可能專屬于中國，中國有啥理由必須接納他們？他們手中的這類寶貝如果在外國有市場，他們何苦巴巴地鉆營到中國來？他們對真正的建筑學一竅不通，他們的“絕活”無非叫建筑物傾斜、扭曲、旋轉……以病態為美，以畸形、非標準為高、以高耗能、高排放、高造價為夸耀的“憑據”，乃至以下流無聊的“性暗示”作為取彩的“高招”，這樣的“建筑師”實在是對建筑師的侮辱。這類“建筑師”搶先玩穿了幫的要算庫哈斯和奧雷舍人二位了——他們制造了一場不亞于9.11的央視大火。他們成功地搶到了中國人的眼球，讓中國人領略到他們的“性器官組合”的建筑杰作。庫哈斯在他的大著Content中展示了他祖國荷蘭“性工作者”的春宮照片，還以毛澤東、小布什、薩達姆的“雄姿”作為背景，似乎這三位頂尖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爾虞我詐……都可以在“性”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尋得結合點，不論其為生榮死哀、或上絞刑架、或下總統臺，都可望有朝一日，在庫哈斯先生為他們布置的“性樂園”中共聚一堂，暢敘平生，共享極樂。是耶非耶？這大概就是庫哈斯這位“學者型的建筑師”引人入勝的“哲學”吧？奇怪的是這位庫先生竟鄭重聲明的那些畫不是他的意思。不是他的意思？總要他點頭才能進入他的大作吧？還有那些“性工作者”，若不是庫先生付出可觀的報酬，她們肯脫的一絲不掛，聽任庫先生拍照，乃至不計較版權、肖像權、隱私權之類攸關利益的問題嗎？

　　盡管庫哈斯之流在中國玩穿了幫，但我們決不能小看他們搞“性建筑”的魔力。“性”是人類永遠話題。性變態的人永遠在人群中占有一定份額，所以庫先生不愁“群眾基礎”；他擁有粉絲群，對他的邪說诐辭產生“毒品依賴癥”。這些粉絲一旦混到高層，例如“評委”之類，庫先生就不怕沒有贊成票。央視大火發生之后，在一片對庫哈斯譴責聲中，也能聽到別調。有網文發出悲天憫人的嘆息聲音，說是：在一個沒有性自由的國家是可哀的……仿佛中國一旦有了性自由，中國就會立刻飛升到極樂世界。這無異鼓吹我們不妨趕快開倒車回到野蠻時代，那個時代享有無上的性自由。誰都知道，是人類對“性”實行了一定的約束，建立了社會倫理，才促進了人類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庫哈斯以其本行新聞記者的敏感，深知開倒車的行為早已不成新聞，而是與歷史同其古老的“舊聞”，所以他不惜行險僥幸，“一脫成名”，成了建筑藝術的“脫星”，他的“成功”引發了一些人向他學樣，他的中國追隨者——一家中國建筑師事務所去年在加拿大競標中選，令當地一位高官驚嘆：他從來不曾見過如此“性感”的建筑。建筑而具“性感”，是何等前無古人的“創新”！這使庫哈斯的追隨者感到飄飄然。所以庫哈斯今年四月殺回中國，登上清華大學建筑講壇，依然粉絲成群，前呼后擁，風光不減。庫氏的“性建筑”儼然不失為一個“流派” ，仿佛在全世界都站穩了腳跟，不容我們忽視。

　　對其他一些在中國展才的外國建筑師，我在拙作《建筑辭謝玩家》（《華中建筑》2009—3，P.283）和《建筑必須講理》（《建筑倫理與城市文化》第一輯P.7）二文中有所論列，不必贅述。但我也該再度強調，他們中間有些人帶來了新技術。例如“參數化數碼成形”技術，能使看上去雜亂無章的畸形構造取得幾何學上的可表達性，其是非成敗，前景如何，尚待歷史證明，但也不容我們忽視。我們應該加緊學習，熟練運用，深諳其可能與局限，才有發言權，否則將被慣用花拳繡腿的人輕易唬倒。

　　盧繼賢：對于當下的狀況，您覺得教育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能否為我們分享一下您幾十年教學生涯中所做的那些探索和實踐？

　　張良皋：問到建筑教育問題，真問到點子上。中國建筑教育問題不小。盡管中國領先于全世界，宋代就已出現相當正規而且體制化的建筑教育——畫院十三科的屋木科，但不測之禍踵接，轉瞬間中國亡于蒙古。明朝趕走元朝，文藝復興氣象一度如日中天。但陰錯陽差，不曾“亡”給自家人“李自成同志”，卻亡給了滿洲人。三百年的歷史倒車置中國幾于萬劫不復。我們的老師在中國開創建筑教育，百端待理，很多事顧不上。我們現在許多“補課”任務難于一朝完成。我們現在很多高才捷足的青年建筑師不會搞中國建筑，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老師不會。他們的老師不會倒該怪我們這一代老師沒教好，我們這一代只能怪我們沒學好，我們沒學好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們師從的第一代老師太忙，他們也不曾為我們把一切事都辦完。劉敦楨先生有一次在課堂上曾嘆息：“我積累的資料足夠寫十本書，但我至今還不曾寫成一本書”。解放初期條件稍舒，劉先生才得機出了幾種書，但接踵而來的“運動”使他難于招架，竟在文革中抱憾終身。其余老師輩自童雋、楊廷寶、梁思成先生以次，處境都跟劉先生相若，他們來不及留下足夠的成本大套的遺產。可以說，整個中國建筑界，上對祖宗，下對后代，欠賬太多！為了急起直追，關鍵在于教育。

　　我以為從事中國建筑教育的老師，首先得要樹立或曰恢復對整體中華文化的信心，當然就包括對中華建筑文化的信心。中華建筑文化不忝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建筑文化之一。魯迅先生一直猛批中華文化，我們這代人大多懂得他的內心獨白——他是在指桑罵槐：他批的是蔣介石政權的法西斯統治。也有一些人拉大旗為虎皮，故意以歪就歪，販賣自己的私貨。到文革中，魯迅思想更遭惡搞，把魯迅抬舉成四人幫之倒行逆施的祖師爺。此后積習難移，理論家們開口不批中華文化就似乎不入流，誰為中華文化說一兩句公道話就難免遭“遺老”“遺少”之譏。建筑界的老師們即使明知中國建筑之優秀，似乎也羞于啟齒。自己信心不足，怎能侃侃而談！

　　其次，大學課堂是學術前沿，不宜僅僅照本宣科。照本宣科是宣講教科書，介紹“定論”，必不可少。但既已成書，學生可自己閱讀，老師的介紹就該有自己的心得。更重要的，也更受學生歡迎的是老師自己的創見。既在學術前沿活動，就難免出現不成熟的見解，乃至被人認為奇談怪論。那也不可怕，無須回避，即使引起學生當堂質疑，那至少也引起課堂活躍，何況那正是教學相長，師生兩利。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受到學生歡迎，正因為他的《論語》全書都是“子曰”，是孔子自己的話。我遵孔子之教：“見賢思齊”，步趨先圣，不回避“張子曰”，乃至不怕發出奇談怪論。

　　比如，我發現中國四合院起源于黃土平原的“井院式窯洞”，就引起學生興趣。至今未見更新更好的見解足以駁倒我。我在?美國伊利諾理工大學（IIT）介紹這一點，有曾陪老教授訪華的教授夫人當場贊嘆：“So?logical!——多么合乎邏輯！”。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建筑系講井院式窯洞，美國學生真不“賴”，問我那井院地下如何排水？在國內不曾遭逢此問。虧我福至心靈，當場答出我國黃土地帶都是干旱地帶，雨量稀少，在井院一角挖個濾水坑（Cesspool）就足夠了。自家中國學生可能問得更“刁”。有學生問我：全世界的古典建筑都從山墻面進門，為何中國古典建筑從檐口面進門？這問題由我們華中科技大學建筑系第一屆學生羅亮在二年級時提出，足足考了我二十多年。到他們畢業后舉行二十年返校活動時我當羅君之面作出似乎令他滿意的回答。他的問題有一半是“偽命題”，因為中國最古老而至傳承至今的西南少數民族的居室也都是從山面進門的，像侗族木樓的排山構造就不僅獨立成為侗族的寨門，也更被內地官式建筑提升為“牌（排）樓”。至于檐口進門，那是“靠山窯”的必須。靠山窯一般一間嫌少，三間正好，五間（三明兩暗）滿貫，那門面必須有“檐排”（南語）或曰“雨搭”（北語）保護，防止山水傾瀉沖毀門面，所以形成中國古典建筑的檐口進門。中國建筑處處“有問題”,處處待發掘，處處有學問。我們的老師不曾聽說這些問題，無從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留下巨大的做學問的空間給我們，這種?“學問空間”其實也是遺產。

　　第三，老師上講臺，必須全神貫注，一氣呵成，隨時注意學生面部反映，若有人打哈欠露倦容，必定是自己講得不好，應該改變節奏，或趁此提個問題，或來點輕松的。有一次溽暑熏蒸，我看全班都累，有的人甚至“前仰后合”，我突然喊出：“現在我宣布，放假一分鐘”，全班立即大笑，倦意全消。我利用那一分鐘解釋，我聽課時也曾有累得不行，多么希望老師和我們學生一道休息一分鐘啊！這“將心比心”，就與學生貼近了，共同興奮起來。特別要注意臨近下課時，作結論要警策精采，帶動學生也全神貫注一氣到底，巴不得再聽下段。此時即使“拖堂”一兩分鐘，學生也不計較。我的課常常在學生的掌聲中下課。有的老師識破，說我不過暗用了民間說書藝人的技巧。正是呀！講課與說書同樣是一門藝術，何妨借鑒于說書藝人。我小時就愛聽四川民間藝人說書，碰巧我的外祖父劉雪堂是漢陽南鄉著名說書藝人，漂泊天（門）漢（川）沔（陽）一帶，不知所終。我也許得他隔代遺傳的稟賦？這有點唯心，說來話長，就此打住。

　　第四，要完成教學任務，達到理想效果。當然必須充分準備，備足“干貨”，厚積薄發。語言要簡練、準確、忌羅嗦重復，更要戒除垃圾言語惡癖，什么“然后哇”“這個這個呀”“那么那么呀”……說多了就會毀掉自己的講課。我們講中國建筑，必須對這門課充滿熱情，對中華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充滿信心，理直氣壯地侃侃而談。切忌畏畏崽崽，吞吞吐吐，生怕把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夸大了會淪為“沙文主義”。須知讓海盜國家接踵而來，最后落定由英國成為人類的領頭羊是上帝的錯誤，說的科學一點，是“歷史的偶然性”使然，我們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的偶然和必然有精辟論述，無煩具引。上帝若讓明朝繼續充當人類領頭羊，或讓“李自成同志”接過棒來繼續前奔，這世界必比如今公道的多，祥和的多。

　　教師必須全身心投入，博覽群書，匯通中外，勤于思考。敢提創見，務求左右逢源，頭頭是道，底氣十足——腹有詩書氣自華嘛！達到這等境界不容易，但別無捷徑。要對國外建筑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別擇、優選、吸收，更必須知己知彼。越下足功夫，越能說內行話，就越有說服力。當然這不是要求我們都先得超凡入圣，才有發言權。建筑是公共行為，人人有權評論其是非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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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繼賢：作為一名建筑師，您因何對人類文明溯源產生興趣呢？

　　張良皋：我未入大學之前，就知中國有過席居制度，與當代日本的榻榻米制度幾乎一樣，抗日戰爭促進了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的了解。但對中國席居制度之原委，無從請益。我懷疑這個制度能否出于當時公認的民族故鄉黃土高原。這種生活方式分明出于南方，出于熱帶，中國人是否認錯了故鄉？入大學觀中國營造學社考察過的干欄建筑，深感其奇妙美麗，但無法探究其來歷。迄今我已了然，席居與干欄真還頗有瓜葛，互相依存。黃土高原越來越不像是民族故鄉，至多只能是第二故鄉，真正的故鄉必在西南，在元謀猿人和巫山猿人這一“猿人帶”。古代的中原本是大片沼澤的無人區，來的人都是外來戶。太史公司馬遷主中國文化來自東南，西洋考古學家發現中國彩陶文化，其代表遺址為仰韶，主張中國文化來自西北，寖假成為定論。后來龍山文化即黑陶文化被發現，自成系列，時間并不晚于仰韶文化，所以中國文化東南源說有所抬頭。種種跡象表明在仰韶、龍山兩種文化到達中原之前，中原早有一種土著文化。我現在覺察，這種“土著文化”其實也是外來戶——它來自西南巴域，主體是祝融氏族的“祝融八姓”或曰“陸終六子”。他們具族徽性質的陶器是有“袋足”的鬲。若按中國學術界所主張的三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劃分，祝融氏應歸百濮。祝融氏是彌漫式滲入中原沼澤地帶最早的“殖民者”。他們帶來了干欄，成為形成定居聚落、開發沼澤邊緣的利器；他們也在沼澤沿岸篙排上發明“薦居”進而成席居，成為中國文化形態重要的物質基石。

　　傳統建筑有頑固保存上古文化基因的特性。我試用建筑師的視角觀察中國文化淵源，覺得能更合理地解釋許多疑團，覺得境界別開，每獲意外欣悅，從而樂此不疲，甚至以己例彼，樂于幫西方人尋根。1995年，我72，得到往蘇丹教書一年的機會，我不辭垂老投荒，欣然“命駕”。機遇不凡，我有幸在蘇丹理工大學結識蘇丹畫家、藝術史學家Ahmed?Eltayib?Zien-Elabdin先生。交談之下，我道出對“努比亞文化”的仰慕，使他即刻感到這來自中國的人是“蘇丹的朋友”，馬上接受了我，從此他的辦公室成了我倆課間交談的場所。他以不同流俗的見識向我介紹了蘇丹努比亞文化如何成為埃及的前驅文化，而我恰在構想：巴文化是不是中原文化的前驅文化？得到蘇丹先例，使我增強了信心。中國與蘇丹這兩個民族，不但“文運”相似，“國運”也神秘相似——都曾淪為次殖民地。中國事實上一度可以名之為“列強的滿洲的中國”,蘇丹曾淪為”英國的埃及的蘇丹“（Anglo—Egyptian?Sudan簡譯為“英埃蘇丹”）。Ahmed先生的友情鼓舞我完成了第二本個人專著《巴史別觀》，其內容不僅討論巴史，實已涉及世界上古文化的淵源。

　　盧繼賢：又是什么機緣讓您開始研究《紅樓夢》，并產生如此獨到的見解呢？

　　張良皋：文革中，區區四百多本“藏書”被“勒令上交”，只有一部《紅樓夢》被我死不老實隱藏下來，從十年惡夢中逃入《紅樓夢》稍尋慰藉。那時毛澤東和江青都提倡讀《紅樓夢》，一時成了眾多知識分子的藏心之所。被海外學者稱為“逃紅”，以代替早年讀書人之“逃禪”——文革拆廟打神，無禪可逃。逃紅幾乎成了一種“時代現象”，我非特例。那時號召“紅專并舉”，我白天搞專業，夜間搞《紅樓》，也算切題。十年時間，足夠一個學生從本科讀到博士。我至今未取得“紅學博士”學位，愧也何如！但我總算利用了這畢生難逢的機緣，略窺紅學門徑，看出《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超前性”。我逐漸悟到這“超前”是本當自然出現的文藝復興現象。滿洲朝廷對中國人的壓抑只落了個“男降女不降”。曹雪芹的描寫深刻揭示了這一“時代現象”，令很多《紅樓》愛好者難于思議，眾說紛紜，為他的小說平添魅力，正是曹雪芹的偉大之處。對這一部人類杰作，我不能不頂禮膜拜。這一以文藝復興現象解釋“紅樓”的見解，我在北大學生社團“紅學會”講壇上初次冒昧提出（2010.4.10），不知以思想活躍著稱的北大將有何反應。

　　盧繼賢：對您來說，建筑研究、人類文明探源及紅學研究這三者之間是否有相互促進的作用？?

　　張良皋：建筑研究與文明探源的關聯非常強固，以往的建筑史學家不曾強調這一點，但實際上做了很多開天啟圣的工作，值得我們繼承發揚。前文已讀到不少，不必重復。紅學研究之于文明探源不過芥豆之微，連這“紅學”之稱，起初也出于調侃，但“納須彌于芥子”，紅學幾乎是中國全部“國學”的縮影。

　　說到國學，漢代被稱為“漢學”，是對先秦經典作文字訓詁的基礎工作，當然必不可少。到宋朝，發展為“理學”，這是進步，是飛躍，學者們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在漢學的基礎上建立國學的大廈。到明朝，理學的發展大潮峰涌，知識界的風氣非常活躍，中國文藝復興烈火實際已經點燃。清朝入關，為了滿族統治的利益，迅速撲滅了這陣烈火，逼迫學者“自宮”，先把自己改造成“無害化”，再由清朝賞個頂戴，分點殘羹冷炙，于是清朝學者只能搞些文字訓詁的學問而回到漢學，分明是開歷史倒車。清朝的學者群中，很難找到一個大寫的“人”。

　　《紅樓夢》不過是一部小說，當然應該讓人看懂。曹雪芹寫的真實，也寫的含蓄，卻叫很多讀者，包括有學問的讀者，看不懂，乃至出現“猜謎派”紅學，越猜越離譜。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三百年的文化禁錮讓人們從“不敢思索”到“不愿思索”，終于“不會思索”。連一部小說都無人真正全部看懂，中國人怎能看懂世界，從而推動世界前進呢？四人幫在文革時期也搞紅學，請看那些紅學歪倒哪兒去了？我搞紅學委實鍛煉了我的思索能力，學會一些邏輯推理，大大有助于我從理解建筑到探索人類文明淵源。“紅學小天地，天地大紅學”。紅學現象反映了中國整個文化現象，“其揆一也”。

　　盧繼賢：不知道您對生態環境方面是否有所關注，但是聽完您講座中的“蒿排世界”一節很有感觸，覺得所謂蒿排其實就是濕地，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確，能否請您解釋一下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張良皋：蒿排不能與濕地畫等號。蒿排是濕地的一種生態現象。蒿排在濕地中可以自然形成。濕地科學是一種很晚近、很復雜的科學。我相信濕地科學家會對蒿排之生成過程予以精當表述，不必我勉強代勞。

　　自然形成的蒿排一經人們發現，予以打理整治，可以變成宜居場所，迅速形成聚落。聚落激發人類智慧，產生文明。所以我稱蒿排是中華文明的“水上溫床”。這水上溫床以其邊界之分明，自然食物之豐富，采集經濟之高效，促成聚落生活之穩定，造成聚落意識之強固。其文明之產生甚至不比黃土高原更晚。我就甲骨文?氏、氐、底、民……一系列字形之生成緣由看，中國氏族制必在蒿排上首先形成。

　　中國古代的工官，職司甚廣，號稱“百工”，只要將原材料加工制成器用之物，就歸之工官，甚至在樂器上“制造”出音樂的人也被稱為”樂工”。《禮記曲禮下第二》記有：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漢代儒者對六工中的“六材”之一“草工”就不免茫然。注《禮記》時作了猜測的“蓋然”之詞：

　　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

　　他們猜的還算正確。那時去古未遠，蒿排聚落在江淮之間仍然盛行，但已不足入高土之眼。這也不奇：蒿排之流傳，甚至直到當代。直到進入《洪湖赤衛隊》韓英的歌聲中，又有誰予以深切關注呢？我不能不感謝前湖北省博物館館長老友林奇先生，以他的身歷目睹，向我介紹洪湖蒿排，引起我的注意。為此，我特地央煩我的學生萬敏教授開車陪我到洪湖去“考察”，結果失望。洪湖的蒿排被發展“網箱養魚”而破壞殆盡。人們無從上蒿排去撿拾鳥蛋。鳥到洪湖無處下蛋，鳥們也就不來了。以前武漢人必能享受一季野鴨雁鵝的美餐再也莫談。我得知這一危險信息，洪湖蒿排不保，全國蒿排也未必能幸存，上網搜索，得知僅存云南騰沖一處，供旅游者驚嘆。人們不信那似乎浮在水面的“草坪”竟能讓人登上去踩踏，一試方知。因此那景區居然得了個“踩、踩、踩”的美名。我為此著急，我們即將全部失去足以媲美南美秘魯的喀喀湖上的“浮島”（Floating?island就是蒿排）奇觀，而是湮滅考證人類文明淵源的活化石。趕快寫了一篇《保護蒿排》的論文，分別攜往楊鴻勛先生主持的中國建筑學會建筑史分會的年會，和由高介華先生主持的建筑與文化2008國際學術討論會（文章就發表在該會論文集P.25）。兩會時日相銜，距離比鄰（一在開封，一在西安），我就樂得一稿兩投。我的課件加講詞，引起會場活躍。特別是一名出版社的編輯十分興奮。她說：“您該寫一本書，我連書名都幫您想好了，《一蒿排，一世界》”。她的話鼓舞了我。蒿排確屬世界現象。我不知世界有無賢哲之士，先我而作出“蒿排是世界文明的水上溫床”的判斷。我慚寡陋，也未見中國鴻儒碩學作過類似判斷。隱隱之中，我似乎把自己放大了，居然肩負起一項“世界責任”，發愿有生之年，必寫《蒿排世界》一書，我若不能得到上帝批準，也深望中國的青年俊彥，肩負起中國人對世界義不容辭的責任，代我寫成這本也許費力不討好的書。

　　笑傲江湖

　　盧繼賢：據說您在學術界有“鬼才”之稱，這是因何而來？

　　張良皋：我不知記者從何渠道得悉我有“鬼才”之號。我初聞此號是在一對老學長八秩慶典的熱鬧場合。黃康宇、蔡德莊老梁孟都是我的學長，在武漢市建筑設計院都是我的上司，我們退休后同時應華中工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前身）之聘，幫同創立建筑系。當他倆八秩雙壽之日，武漢市院老同事起哄，到華工來舉行慶典，一定要我當司儀——今曰“節目主持人”，我推不脫，只好胡亂上陣。我宣布開會之后，將到場賓客分為三撥，向壽星公婆敬禮。第一撥：老中央大學校友一鞠躬，實際在場的只有左濬源教授和我，立即讓大家樂了。第二撥：南京工學院（中大后身）學弟學妹一鞠躬。第三撥：武漢市建筑設計院門徒和華中工學院弟子一鞠躬，這一撥人就更多了。這不知如何想到的賓朋金字塔構成把壽星推上了頂峰，大家一齊開懷大樂。接著我致祝辭，那倒現成，我早已為他倆寫了一副壽聯裱好了，掛在會場，道是：

　　松柏沙龍添鶴算
　　康莊大道燦燈傳

　　我不過對這副壽聯作一番解釋，容易。但我卻信口胡謅，這副壽聯有“三層意義”。第一層：“松柏沙龍”就是“長壽俱樂部”，祝賀二老已成這俱樂部的成員。到場嘉賓有高層人士：前武漢市老宣傳部長、后曾任廣東和河北省委書記的李爾重，和湖北省文聯主席駱文，暨他們的夫人，等等。他們都已年過八十，年紀長于受賀壽星，同登壽域，共享康莊，一齊都被我納入恭維圈，大家受用，笑而頷之。第二層：松柏是建筑材料，沙是結構材料，水龍頭是供水元件，燈是照明元件，康莊大道是城市規劃成果……這些工種都是他倆領導下的行當，頌揚他倆的工作業績。第三層:“松”林坡、“柏”溪、“柏”樹林、“沙”坪壩、小“龍”坎，都有重慶中央大學的校區，被當年校友戲稱為“松柏沙龍”。南京的六朝松也是中大校區的標志；“康莊”是二位學長的“共名”，他倆曾刻成此二字的藏書印。上聯稱贊他倆足以對得起中大師友，下聯頌揚他們的教導足以傳諸后世門生弟子。這第三層才真是我撰聯之意，前兩層不過是即興發揮，大家也都樂意聽我胡說。辭畢，以口才便捷，得“油嘴”雅號的王友明建筑師跑來緊緊擁抱，口稱“我服了你！”。黃康宇學長也當場嘉獎：“你真是個鬼才呀”。“鬼才”之號，我遵記者之命，坦白交代如此。不知君所聞，是否同一來源？

　　其實我還有更顯赫的、“級別”比“鬼才”更高的諢名。“反右”告成，對我宣讀結論。結論屬制式化的“雖然——但是”體。“雖然”一段，說我出身貧寒，生活樸素，工作積極，學習勤奮，知識廣博，技藝精煉……甚至提到我解放前曾思想進步，參加學運青運之類，至末句竟綴以“外號人稱張天師”，令我覺得句句屬實，心服口服……到“但是”一段，那就作惡多端、罪不容誅矣！“張天師”之號，乃朋友所賜。天師法力高超，專業趕鬼捉鬼，也算一個正人，所以我不以為忤。如今我若在武漢重新執行“天師”業務，資格早已記錄在案，毋庸再作申報。不過在我挨斗當時，朋友們私下就難免開涮：“你張天師啊，這一趟可是丟了令牌被鬼迷啦！”。
訪談而問到諢名，未免稍離正經，容我胡說八道，那就大家輕松一刻吧。

　　盧繼賢：您現在依然穿行于祖國的大江南北、致力于許多方面的研究，您把這看作是一種使命，還是僅僅是您的樂趣所在？?

　　張良皋：承問，我出外涉足，在家埋頭，當然既感使命，又享樂趣。我寫《曹雪芹佚詩辨》，首先是為周汝昌先生搶時間；我正開筆寫《蒿排世界》，就輪到為我自己搶時間了。我在這個久已隱沒，卻又近在身邊的蒿排世界中漫游，我相信我是一個孤獨者，我不得不勉力肩負起我的“世界責任”，或曰“世界使命”。在這片廣闊的蒿排世界中，老惑冰釋，新知泉涌，俯拾即是，令我應接不暇，常令我樂不可支，比我搞“紅學”還快活。紅學無門檻，人人敢自詡為雪芹知音，不必我去趕熱鬧；但只要上帝批準，我還想寫一本《紅樓內外》，爭取在余年交個“全卷”。我在《曹雪芹佚詩辨》引言之末，綴拙作《八十自壽四首之四》以明志，至今此志猶存。詩曰：
　　
　　八十老翁有所思??棲遑末路欲何之
　　回春藥餌靈無補??向晚文章辣已遲
　　赤幟寧抒三閭憤??紅樓豈止雪芹癡
　　同歸大化羞同器??認取薰蕕辨素緇

　　詩中“向晚”二字，原作“垂老”，本來是順手從雪芹祖父曹寅詩句“垂老文章恐懼成”摳下四個字，不料與“老翁”之“老”相犯，被老友劉德川建筑師指出，使我費了一番苦功，找到“向晚”二字取代，不知能愜讀者諸君之意否，聊當一份勘誤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