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快速城市化時期 如何規劃出讓市民滿意的好城市

　　“我曾經那么接近底層的上海，也深刻地了解，飛速發展的光鮮，已經將底層人群越隔越遠。但是，以平衡社會利益為職能的規劃師，做了多少？又應該做什么呢？”“當這些激動人心的課題以工程項目的形式擺在規劃師面前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挑戰史無前例。”剛剛踏入而立之年的陳雨作為城市規劃設計師已經參與了許多城市的規劃項目，并將自己的工作小結在《規劃筆記》一書中，邊實踐，邊反思。適逢中國城市化進程高速發展階段，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將有機會長期參與諸多城市格局、形態的塑造。陳雨先后在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就讀，他自小學習美術，曾任同濟大學學校文學社社長，對自己職業路向的構想頗為清晰--出于城市規劃設計人的責任，也可能是童年時底層生活經驗為他的思考提供了相關背景，他說自己更傾向“往小里做”，不貪圖大項目，力求做出更多好的城市設計，而且是“市民的好城市”。?

　　自主選擇“規劃設計”道路

　　《設計家》：在您的《規劃筆記》里，有一篇《上海一家人》，通過家庭故事的講述，對上海這些年來的住宅改造作了一個剪影，對城市底層人民生活空間有比較多的關注，您的自身經歷如何影響到這一視角？

　　陳雨：我的經歷在同齡人里算是有點坎坷的。我父母是上海到內蒙古寧城插隊并在當地落戶的知青，很清貧，我生下來的時候，奶奶就力主小孩要在上海培養。那時候我是借讀生，父母離得又遠，加之經濟上壓力大，奶奶還得貼補著養我。我學畫多年，上初中時就學做推銷員，掙錢去學。因為機會來之不易，自己也畫的比較認真，比較花心思。這樣的成長經歷雖然跟別人不一樣，但也沒什么不好。在童年和少年時期，我住在南市區，就在城隍廟旁邊，對底層上海人的生活體會很深。越是經歷過上海的底層生活，越有這樣的感覺--上海這個輝煌城市，是否和窮人有關系？所以我覺得將來在我的職業（城市設計）生涯里還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也希望可以做好。

　　《設計家》：您在少年時期里，有沒有過對將來的設想，或者說理想？

　　陳雨：自打學美術后，我就想做設計了。我的語文成績也不錯，在上海市中學生作文競賽（后來的“新概念”作文大賽），我參加四屆都拿了獎，大家都覺得我應該去讀復旦新聞系或中文系。但我物理也很好，在市里比賽拿過幾次獎。我想文理都好的話，那就不要讀中文，也不要讀純理科。加上美術又很好，那就考同濟。高考志愿，我從清華建筑系開始填起，一直填到上海鐵道大學建筑系，從頭到尾都沒出建筑這個圈子。當時我上了清華的最低錄取線，但離清華建筑系還差一點。我不愿意讀沒有興趣的專業，填了不服從調劑。進入同濟大學是我人生的一道分水嶺，社會給了自己比較明確的定位--你就是這個行業里的專業人士，也給了這個定位應有的尊重和待遇。在上海，社會上層和下層之間的距離拉得很開。進了同濟，等于從最下面的生活圈子里走了出來。[NextPage]

　　《設計家》：進同濟之后，您的發展道路是怎樣的？

　　陳雨：在同濟念書有個優點，有比較多的機會去做實際的項目，像我讀本科畢業設計就是一個真題，跟著我們院長吳志強在做上海世紀大道的城市設計。后來，吳院長把我推薦到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院讀碩士，他認為那邊實踐的機會更好一些。在同濟，做大項目的機會沒有我現在的總院多，所以不妨到總院去。在總院讀研的那幾年里，我到美國EDSA景觀規劃設計研究院工作過將近一年，去學一些外國事務所做事的方法。有段時間自己還開過一個很小的工作室，但又要兼顧學業，又要開公司，就沒有做下去。畢業的時候想，究竟是自己開公司，還是留院工作？當時我們總院院長李曉江給我一句話，他說：“我當年留院的時候，老院長跟我講過一句話，‘想做規劃的話，應該就在中規院’，現在我把這句話送給你。”聽了他的話，我就留下來了。

　　《設計家》：這句話的潛臺詞是不是說，留在這樣的大院里，做規劃的機會更多？

　　陳雨：做大項目的機會多。坦白講，我自己也做過小公司，覺得體制外的公司的生存其實很艱難，首先要滿足生存需要，其次才談發展。隨著市場越來越規范，體制外公司的生存可能越來越艱難。我選擇在體制內增加自己的實踐機會，再接著發展。用我們院長的話說，“你要盡快的成長起來”，將來的話，我會選擇出國再學習一下，然后再回到國內，多做點好東西出來，也就可以了。

　　《設計家》：在規劃這個領域里可能更明顯一些，但對于一些建筑項目來說，個人事務所還是很有競爭力和生存空間。特別是一些要求個性的建筑項目，大設計院不愿意做，一般的公司又做不好。

　　陳雨：一般來說，我們規劃領域，小項目也做不出太多成果，可能出了體制，要更艱難一些。因為規劃本身是需要體制來決策的。

　　在“大院”尋找成長空間

　　《設計家》：您在《規劃筆記》里紀錄了一些自己參與過的規劃設計項目并引發了一些思考，這背后有什么考慮？作為一個剛剛30歲的規劃設計師，您現在的工作狀態怎樣？

　　陳雨：本身我的興趣都集中在城市設計這方面。“城市設計”這個語匯在圈內經常出現，很多人到國外去學這個專業。在國內，通過城市設計做出來的作品也有一些，但成功的極少。比如陸家嘴這種規劃，當時做出來人們覺得很興奮，現在也被很多人認為是失敗的。我們肯定希望自己的新作品會超越前人，不要去重復他們的失敗。所以我覺得接下來要“兩條腿走路”，不斷去做出好作品，同時在有了思考和反思之后，隔幾年自我總結一下，出一本書，讓大家娛樂也好、罵罵也好，都無所謂。《規劃筆記》出了，看的人也還不少，我覺得可能這是不錯的途徑。

　　作為在體制內工作的人，某種程度上來說，可能不太會出現像前衛建筑師馬巖松做的那些作品，我們工作的體制不允許你來實驗，必須按照計劃來進行。體制內設計院本身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些方法院里已經推導了幾十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我們覺得也有好處，有一個完善的系統，這讓你有更多精力去完善和創新。我們這樣的設計院內部機制還不錯，你做好了，自然會有人來承認你，給你機會。我在我們院讀研究生、工作，一共也沒幾年，就做了很多比較大型的項目，包括像博鰲亞洲論壇相關項目，長沙的中央商務區（CBD）競標，深圳申請2008年“大運會”體育新城這些，都拿到頭一名。[NextPage]?

　　《設計家》：這是因為許多大院的內部也在變化，體制沒變，機制在變。?

　　陳雨：對，機制在變，外面的環境也在變。許多外國事務所到中國來，他們有很多理念。不過后來我們發現，外國事務所的優勢逐漸縮小，在規劃設計界是這樣。可能在建筑設計這個領域，還沒有那么明顯？?

　　《設計家》：境外事務所在建筑領域的優勢現在也慢慢在縮小，現在大家從以前盲目的崇拜慢慢的朝理性回歸。從你們的工作實務出發，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陳雨：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現在很多境外設計院里的骨干都是從中國招的，我們也有很多同學在外國事務所工作。如果要說他們所和我們設計院的區別，可能是在于老總不同。但現在外國城市建設的速度那么慢，他們的經驗未必比我們好。尤其是，跟建筑、景觀設計相比，城市規劃太特殊，前者可能比較強調它造出來是什么樣子，但城市規劃更多地是通過城市規劃管理的一套體制將規劃方案落實下去，如果你對那套管理體制不太清楚，做出來的設計很難有操作性。正因如此，很多境外事務所剛進來的時候，理念很新，我們可能都沒聽說過，一下子能把很多人抓住。但當設計往下落的時候，就碰到很多問題--第一，他不熟悉中國的文化；第二，他們不熟悉我們中國的體制和行為方式。我們曾經有一個項目，需要直接跟當地的市長匯報。當時一個外國事務所也在那里，兩塊地我們各做一塊。我看過一些資料，他們做得還不錯，但后來向領導一匯報，馬上被否定了。我們匯報的效果就很好，因為我們是先研究了市長的思路，再往下去做。這可能就是中國的一個特殊性，權力的意志在那。?

　　現在，中國一些本土設計院，特別是比較頂尖的設計院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大。外國事務所不但沒有壓縮我們的空間，反而幫我們把收費標準抬高了--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沒有我們的好，我們的收費肯定要比他們的高。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功利的說法，無關于職業理想。但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的機會也不錯。中規院（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就不用說了，我們院去年在上海新成立分院，分院院長和總工兩位都沒有滿40，是行業內比較新銳的一些中生代骨干力量。我屬于我們領導下一層的技術骨干，幾個骨干也都和我年齡相仿。我剛到上海分院一年，做的項目都在各地大城市，像長沙、南昌，福州、寧波，株洲……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小城市的項目都還沒有碰，上海分院將來的成長空間很大。?

　　做出“市民的好城市”：規劃設計師重任在肩?

　　《設計家》：城市規劃設計的流程是怎樣的，規劃設計中都有哪些執行的階段？?

　　陳雨：規劃分很多層。一個城市規劃的最高層面就是“總體規劃”（總規），起統領作用。接下來，每塊地可能會做一些詳細的設計--也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國際投標競賽，或通過這樣的方式吸收很多思想進來，為外國事務所和年輕的設計師提供了創作的空間。等詳細的城市設計確定下來，會有一個控制性城市規劃（控規），把城市設計的思想往下落。做完具體的控規之后，地就批出去了。控規的標準會提供給開發商，它不限制具體的建筑過程，但要給出具體的控制思路，比如房子不能做成什么樣，地標在哪里，綠地總體的輪廓線等。這個出來之后，才去做單體建筑。[NextPage]

　　《設計家》：你們的規劃進行到哪一個層面？是物理形態的，還是社會形態的？

　　陳雨：全都有，既要規劃物理的形態，也要規劃社會的形態。物理形態，是指對空間做出一些限制和引導；所謂社會形態，就是對開發者（主要是領導）明確這個土地開發的總思路和行動綱領。我們的圈子里有句話，叫“向權力講述真理”。規劃是籠統的，人們可能不能直觀看到。在直觀能看到的規劃設計里，陸家嘴可以算一個，靜安寺這邊也可以算一個，還有世紀大道--當然這個設計比較失敗。再往小里去，還有更詳細的規劃，比如說一個公園的規劃，小區的規劃。簡而言之，越往小做，越傾向于物理形態；越往大做，越傾向于社會形態。

　　有的設計師興趣是往上做，從一個城市的總規到全國的城鎮幾級分化。我的興趣點是偏向于物理的層面，往下做，做城市設計、做一條街、做個公園規劃設計，我希望我做的東西人們能看到。我們這一代人正好處在城市規劃的黃金期。當城市化超過30%的時候，規劃會飛速發展。中國正好在這個檻上--我們現在城市化水平是40%，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再有30年就到70%。我從30歲做到60歲，正好在這一代里把它全部做完。我只希望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能真正出一些好的作品，不要有城市毀在我手上。城市規劃一旦確定下來，以后再改就很難，所以我們責任很大，每個項目做下來都殫精竭慮。

　　《設計家》：做規劃設計的話，所在地塊的社會形態有一些不確定性。比如我們采訪過商業策劃的公司，他們的工作是為一些失敗的規劃做一些糾正，比如說張江的一些園區，原來做了規劃，但后來產業形態發生了改變。您怎么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陳雨：我現在做規劃，不太主張破壞原來的原生態的東西。包括在城市里做規劃也是，看起來那些房子破破爛爛的，很不怎么樣，但這是人家建了幾十年的結果，有很多社會形態充實在里面。如果把它全拆平，像陸家嘴、浦東那樣，你會發現在里面買東西很難、找吃飯的地方很難。晚上下班后，那邊就很荒涼，像一個死城一樣。而且因為它造死了，很難去造新的東西，可能永遠就這樣下去了。在浦西，基本很少有平地起來的區域。設計界有一個說法，叫“精明增長”--城市這邊破敗了，推倒這一片，每建一片都要研究周邊的形態。現在浦東的房價起伏最大，就是這個道理，它是新區，原來的形態沒有了。你可以把它的規劃說得很好，但如果成不了，這邊原本就是一片農田，憑什么現在賣到這個價？我們有很多錯誤的教訓可以吸取，包括在上海。現在我們有很多項目往內陸推，我們也希望把上海的經驗和世界的經驗移植到內陸城市去。有個典型的例子，長沙要做CBD，我們經過論證，決定不要平地起，就在原來的城市里改造，相當于在上海的南京路和外灘進行內部的翻修整治。[NextPage]

　　《設計家》：你們的工作方式是以團隊為主，還是個人形式？

　　陳雨：主要取決于項目大小。項目越大，對團隊的要求越高；項目越小，團隊就可以越小。我這個長沙CBD的項目，一共兩個半人做。我們拿到了頭一名。大的項目，比如福州總規，如果沒有大的團隊，做出來的東西就會很糟糕。

　　《設計家》：您剛才談到，現在你們上海分院在做很多內陸城市的項目。城市規劃設計的工作，地域性還是很強的，你們在外地的工作怎樣進行？

　　陳雨：這里有一些項目上的分工。其他城市會選擇性的把項目給我們做，這跟上海把一部分項目拿出來給境外事務所做，是一個道理。有些地比較重要，當地設計院有技術局限性的話就要借外腦。當然有些項目他們自己做起來比我們更有優勢，比如現狀特別復雜的情況下，我們的了解就沒有那么深。

　　《設計家》：那么是否能這樣理解：做規劃就是一種交流？

　　陳雨：對，而且我們現在的交流還不夠，設計師更多是在跟領導交流，在國外更多的牽涉到跟民眾交流的問題。這跟社會體制有關。在外國，相關社團、黨派可以出來挑問題，但在國內，領導的思路很容易貫通下去。為了追求效率，民眾的想法暫時看起來就不那么重要了。這其實也不對，至少要給民眾知情權和表達的機會。不過，現在城市發展得太快，民眾的意識跟不上，現在我們這方面的交流做得還不夠，將來可能會好一些。

　　《設計家》：在您從事城市設計以來這段時間，政府的決策機制，以及民眾參與意識有沒有發生一些變化？

　　陳雨：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民眾聽不懂。可能需要一個良好的交互界面，讓民眾可以理解規劃的成果，一看就知道你想干啥。上海做了一個城市規劃館，但民眾去那里，主要還是去看我家的房子在哪里，除此之外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像國外有社區規劃師，受聘于社區，懂得規劃，會作為社區的代表去呼吁社區需要什么。在中國沒有這種機制，像NGO這樣的組織很不發達。不過這對我們做設計的人來說，這可能會更好一點--如果反對的意見太多，設計方案會改得面目全非，本身方案已經很理性了，再改會更沒有特點。 [NextPage]

　　《設計家》：越是在這樣，設計師的責任就越大，所以設計師要注意自己的底線，素養和自覺性都要更強。時下中國的知識階層，或者說文化階層對城市規劃都有不少批評，您怎么看待？

　　陳雨：基本上，很多地方的規劃局每年都要被輿論批評，因為要替領導背很多黑鍋。其實現在國內很多規劃都是領導的想法貫徹下來，但造完后都說是規劃方面沒做好。作為我們這樣的設計院來說，可能要好一點，因為別人是把你當外腦的性質請來的，有一定的話語權。最糟糕的是有些基層的規劃設計院，基本上都是政府領導的一支筆，最后黑鍋還得規劃方面來背。其實在規劃方面，應該加大宣傳，讓大家有渠道把不滿反饋上來。現在做規劃的程序里，不存在“老百姓反饋”這一項資料收集，不是我們不想要，是根本拿不到。現有能參考的只有左右兩邊，一是現狀資料、相關的規劃，一是領導的想法。這也沒辦法--規劃設計的社會性太強，所以只能是我們力圖做得完美一些。但受制于現有的很多條件，常常實際做出來和初衷不一樣。

　　《設計家》：站在規劃設計師的立場上，如果您的思路與決策方（政府領導）的發生沖突，怎么處理這個問題？

　　陳雨：我個人很少碰到這個問題。我主要做城市設計，人家就是想要你的創意和開發思路。當然我們很多思路也是作為參考的性質。但我們有些同事碰到過這些問題，特別像做總體規劃的時候，有的領導希望做完規劃之后能拿到更多的土地，這時候矛盾就來了--因為我們院的另外一個職能是作為建設部的智囊團，部里對于全國城市的控制是要通過我們院來實現的，土地的使用突破了要求，就很要命。在這方面，如果我們設計師確實有道理，院里也會支持。基本上，還是通過協調解決，我們要理解他們，他們也要知道有些事并不合適做。

　　《設計家》：如果一個您覺得很好的思路被改掉，換成一個明顯是錯的，怎么解決？

　　陳雨：如果項目已經結掉了，那就沒辦法了，但如果沒結掉，還是要反復磋商。我們作為國家級的大院，包括外國事務所，別人請你來，還是有期待的，你沒必要都聽對方的，但也要了解他的宏觀思路，別南轅北轍。作為專家，第一水平要高，第二要有自己的立場。一味唯設計費是不對的，有悖于自己的職業理想。因為設計師的職業理想不在于掙多少錢，而是幾十年里能做出多少好的城市設計，而且是市民的好城市，不一定是領導的好城市。領導眼中的“好城市”未必是可持續發展的，因為任期就幾年，常常導致后面有很多遺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