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大劇院設計師與巨蛋建筑背后故事

保羅-安德魯

　　“中國有野心,?所以我們來了”

　　3?月9?日，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保羅·安德魯到達上海為自己的新書《記憶的群島》作宣傳。

　　這位因設計法國戴高樂飛機場出名的法國建筑師，在中國還建造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和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在建造國家大劇院的過程中，他完成了兩本小說，包括此次的新書。在接受采訪時，他對中國當代公眾建筑多由國外建筑大師來完成的現象作了評價，他說：“?我認為有野心的是中國，中國有野心擁有一些偉大的建筑，所以我們來了。”

　　少年時代的保羅·安德魯有過這樣的夢想：在河里抓一條大魚，或給紙飛機裝上發動機，看著它真正飛上藍天??這些愿望多數沒能實現。由于規劃建造戴高樂飛機場，29?歲的安德魯一舉成名，從此走上了成為一名建筑大師的道路。這名法國波爾多人設計的那些充滿未來感的超大型建筑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巴黎新凱旋門、法國戴高樂飛機場、日本大阪海事博物館、阿聯酋迪拜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中國國家大劇院。

　　現在，70?歲的安德魯正試圖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在人們眼前。隨著新書《記憶的群島》的出版，他可以被看作是“建筑師安德魯”，也可以是“作家安德魯”。

　　3?月9?日，他在上海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自己從來不會去刻意設計人生的道路，對他來說生活的一切順境、逆境、贊美、質疑都是轉角處的“小驚喜”，專訪保羅·安德魯“中國有野心,?所以我們來了”3?月9?日，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保羅·安德魯到達上海為自己的新書《記憶的群島》作宣傳。這位因設計法國戴高樂飛機場出名的法國建筑師，在中國還建造了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和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在建造國家大劇院的過程中，他完成了兩本小說，包括此次的新書。在接受采訪時，他對中國當代公眾建筑多由國外建筑大師來完成的現象作了評價，他說：“?我認為有野心的是中國，中國有野心擁有一些偉大的建筑，所以我們來了。”他所需做的不過是以一顆“好奇心”面對一切。

　　孤獨的建筑家

　　3?月9?日，上海書城一樓大廳的兩側各自安放了兩塊同等大小的廣告牌，一塊上寫著“國家大劇院建筑師保羅·安德魯新書《記憶的群島》”的字樣，另一塊上則預告著一本卡通漫畫的出版簽售會。

　　等待卡通漫畫簽名的讀者從大廳排至二樓電梯，書城還不得不出動保安維護秩序。安德魯的見面會則安靜地被安排在大廳一隅的“讀者俱樂部”，主辦方臨時安放了幾排座位，在場的多數為城中媒體。兩個“索要簽名專業戶”占據了第一排中間最有利的位置，大聲大氣地討論著這個外國老頭到底有沒有名氣，后排有人小聲地詢問這個“建筑大師”是不是設計了“鳥巢”。

　　2?點35?分，安德魯出現了。他穿著姜色布風衣，剪裁并不講究的西裝，有點皺了的條紋襯衫，胸前掛著一副眼鏡，看上去風塵仆仆。像所有法國人一樣，安德魯說話時習慣揮舞雙手來表達心情，用英語回答問題講到激動之處嘴里總要蹦出幾個法文單詞。

　　安德魯的中國朋友、《記憶的群島》一書譯者董強評論說，在中國完成了一個耗時8?年的工程后，安德魯的中文程度依然只停留在“你好”、“謝謝”、“再見”的程度，“這雖然很可惜，但對安德魯來說可能也是幸運的，語言的隔閡讓他能心無旁騖地完成國家大劇院的工程。”?董強說。

　　“做國家大劇院這個工程的過程期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由于外界的質疑，他幾乎是被‘孤立’的，”

　　董強說，“那個時候質疑的聲音遠遠高于支持的聲音。”

　　2004?年5?月，國家大劇院工程緊張施工期間，戴高樂機場航站樓發生塌陷事故再次使安德魯處于輿論的中心。

　　安德魯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當年自己第一次聽到關于戴高樂機場發生塌陷事故時的情形。“一個記者直接打電話給我，很嚴肅地質問我知不知道機場出事了，問我怎么看。”他說，流露出一點無奈的神情，“我大吃一驚，為了機場的事，也為了他的無禮。我問他，你知道你要找誰嗎？記者說，我就找你。整個過程實在有點滑稽。”

　　在國內，這種情況也是一樣。人們尚來不及搞清楚戴高樂機場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開始擔心起國家大劇院的工程是否會有問題。章明，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曾在安德魯的巴黎辦公室工作過一年，當時被稱為是安德魯唯一的中國學生。戴高樂機場出現事故后，有一段時間里章明幾乎無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況就是我24?個小時都在接手機，一遍又一遍被要求回答關于戴高樂機場和國家大劇院的問題。”章明無奈地說。
　　“當時戴高樂機場出了事故，不少媒體都把矛頭對準了安德魯其實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點建筑的人都應該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師，他所負責是設計規劃，并不是保證施工質量。”?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潘玉琨這樣評論。他可能是當天為數不多專程前去參加安德魯在書城活動的專業級“粉絲”。

　　安德魯本人則早已對一切評論都非常看得開了：“我其實不太在意人們到底是怎么評論我的。”在同濟大學，他再次主動地向學生們強調了這種心態，“有時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堅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時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則你很快就會迷失”。

　　他終于笑了

　　3?月10?日，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悶熱狹小的報告廳，當安德魯被一大群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領導簇擁出現在會場中時，全場起立鼓掌。他終于露出了上海之行以來最為燦爛的笑容。這恰好與他面對媒體時的狀態截然不同，曾經有記者私下抱怨說他“幾乎不笑，嚴謹得像個德國人”。

　　在同濟，安德魯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了作為法國人奔放的一面：他給隨行的女助理獻花；慷慨激昂地討論藝術將永不向政治妥協。在這里，他將給100?多名建筑專業的學生演講。

　　媒體通常都會為這位建筑大師的寡言而頭痛。媒體對他的評價不是“格外矜持”就是“傲慢無禮”。

　　“怎么會嚴肅，他很浪漫的！”章明顯得很吃驚，“你們知道嗎，每次在完成一個設計時他總會配上一首小詩來表達他設計的理念。”

　　“事實上，你們在同濟看到的那個才更接近于安德魯的真面目。”董強說。他與安德魯的友誼起源于安德魯的前一部小說《國家大劇院》的出版。在董強看來，此前媒體對于安德魯性格上的誤讀都是因為這位建筑大師面對公眾時常感到不適和害羞。私底下的安德魯性格熱情而純粹，“如果一群朋友聊天，大家常常能聽到他爆發出大笑的聲音。”董強說。接受本報采訪的同時，他恰好在赴安德魯晚餐之約的路上，這已經是兩人在兩天時間里第二次見面了。安德魯3月11日晚上剛剛到達北京，興奮的他拿著出版的《記憶的群島》給董強打了電話，堅持當天就要把新書拿給譯者看。他親自將書送到董強家里，在送了書后兩人滔滔不絕談到午夜。

　　“建筑是人類的一種記憶”

　　安德魯在中國最受矚目的建筑，無疑是去年6?月正式亮相的國家大劇院。他曾經有8?年時間無數次地親臨現場，對建筑的每個細部都了如指掌。不過，對他來說第一次作為普通觀眾前往國家大劇院的經歷依然充滿新奇。“那是一場芭蕾舞表演。”安德魯對當時的情況依然歷歷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觀眾中間，也許大多數觀眾并不知道正是這個外國人設計了國家大劇院；他當時左看看、右看看，簡直與普通觀眾沒兩樣，“我感到又高興，又輕松，8?年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如釋重負。我當時唯一的念頭是，現在終于有機會好好享受它了”。

　　這座位于天安門廣場西南的龐然大物似乎從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為“未來感”的設計特色招來不少的爭議。據說，在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招標上，主辦方曾提出三個設計原則：一看就是一個劇院，一看就是中國的大劇院，一看就是天安門附近的大劇院。顯然來自安德魯的設計：一個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鈦合金覆蓋的橢圓形建筑物無一符合主辦方的設計要求。

　　不少人評論說，這個過于現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風格建筑包圍的天安門廣場上尤為突兀。更有人不無嘲諷說這個國家大劇院就好像是安德魯在北京城“煎了個大荷包蛋”。

　　曾參加過國家大劇院設計第一輪招標的潘玉琨清楚地記得安德魯首次提交的設計：一幢黑色的巨大型建筑，一個醒目的金頂，晚上內部的燈光從金頂反射出來，流光溢彩。“我當時一眼看中了那個設計。”?潘玉琨說，“?后來怎么會變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橢圓形的結構？這是我一直想要問他的事情。”

　　在3?月9?日的讀者交流會上，老先生向安德魯提出了這個問題，安德魯表示建成的大劇院與他的初步構想基本一致。潘玉琨對這個答案非常失望。

　　章明教授講了這只“?巨蛋”背后的故事。在安德魯在法國的建筑事務所進修時，他正逢安德魯競標國家大劇院項目的最后階段。章明的回憶與潘玉琨如出一轍。為了與四周的建筑風格相吻合，安德魯最初的國家大劇院設計提出的是一個扁平結構的概念，而這個概念在之后的幾輪設計招標中并沒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過是漸變”，章明告訴我們，國家大劇院的設計方案發生“突變”源于安德魯經歷的一段沮喪期。

　　“他當時幾乎已經想要放棄大劇院這個項目了”，章明永遠也忘不了那段經歷。某一天當事務所的同事準時來到辦公室，大家驚愕地發現老板失蹤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務所里馬上陷入在一種詭異又緊張的氣氛里。后來，在大家的“逼問”下，安德魯的秘書小姐結結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個小島，但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回來。

　　一個月后的某天，安德魯神氣地回到了眾人的視線中，并帶回了“一只蛋”，自此，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出現了“劇變”。

　　這個故事在安德魯的朋友圈里廣為流傳，這些人都認為與其將大劇院的樣子看作一只蛋，他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個島嶼。“在生活中他時常告訴我說，建筑是人類的一種記憶。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劇院能夠成為人們保存美麗記憶的一片島嶼。”董強說。

　　一部作品就像一副眼鏡

　　B=?外灘畫報?

　　A=?保羅·安德魯

　　B：作為一名建筑師，你在建筑領域已經聲名顯赫了，為什么又要開始寫作？

　　A：原因很簡單，我熱愛寫作。當我對任何事物有所感覺時我喜歡將它們記錄下來。之前出版的小說《國家大劇院》記錄了我在建造中國大劇院的一段經歷。對于我來說，無論是建筑設計還是文學創作，藝術是沒有邊界的；文字對設計很重要，音樂對文字也很重要。在中國也是這樣，你們國家有很多出色的詩人，他們同樣也是畫家。

　　B：外界評論說《記憶的群島》是一部小說，但讀過的人很快就能發現這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更像是描述一個人靈魂出殼或在夢游時看到的一些景象。

　　A：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小說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長篇詩歌。對我本人來說，寫這本書的過程像是一樣樣地扔東西。我希望通過這本書激發你們對生活新的挖掘，比如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記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讀者自己的感受，你們認為這本書的主旨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覺得有一種形容很妙：一部作品就像一副眼鏡，你必須不斷地去試才能找到最適合你的那副眼鏡。

　　B：你通常在什么狀態下寫作？

　　A：我喜歡在晚上寫作。我一篇一篇寫，沒有任何計劃，也不知道具體在寫什么，就是寫。這與我在進行建筑設計時的狀態有一點不同，在建筑設計時我總是有很明確的計劃，對整個工程都有很確切的安排。B：對你來說，寫作的意義是什么？

　　A：這是一種很抽象的感覺，當你在沒有方向走的時候你可能又會發現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對我來說，無論是文字還是建筑都是很美的工具，我喜歡為它們去服務，利用它們表達我的思想。

　　B：那《記憶的群島》是在表達你的什么思想呢？據說它創作于你在進行國家大劇院期間，書中有很多諸如“痛苦”、“疲憊”這樣的字眼，能否將這本書理解為你當時心理狀態的一種宣泄？

　　A：這本書所表達的內容與國家大劇院工程沒有多少關系。舉個例子，出版之前我的出版人建議我為中文版增加一些插圖，我創作了一些小圖畫，但這些圖并不是為了建筑而畫的。如果你想了解建造國家大劇院的故事，我建議去看我的《國家大劇院》，那本書寫了在國家大劇院工地上發生的有趣故事，書里所有的圖片都是我當時規劃國家大劇院時畫的草圖。

　　B:?有書評人認為你的作品繼承了追求純粹藝術的法國新小說派風格，不知道你對羅伯-?格里耶、杜拉斯這樣的新小說派代表有什么看法？

　　A:?我不能對新小說派進行評論。在建筑行業我的確經驗豐富，我的一生幾乎都在與建筑打交道；而在文學創作上，與其說我是個作者，不如說我還是個讀者，我寫小說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所以我想我沒有資格發表什么意見。“我比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

　　B：書里描寫不同形態的水，這讓我想到國家大劇院四周一片人工湖的設計，水在你的設計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嗎？

　　A：我后來發現好像是這樣的。我發現水是一樣很奇妙的東西，能以任何形式出現并隨時發生改變。

　　B：西方建筑設計師在諸如大劇院對水的設計和中國傳統建筑美學上對水元素的使用，比如紫禁城的水有什么區別？

　　A：我認為并沒有什么不同。在建筑設計上運用“水元素”的設計目的多為對空間進行區隔。

　　B：據說你最初認為大劇院的造型是個“大水母”，而中國人則管它叫做“巨蛋”，這是理解上的差別嗎？

　　A：我沒有管它叫做“大水母”，是法國媒體給的形容詞。

　　B：那你本人到底認為它是一只“水母”，還是一只“蛋”？

　　A：這取決與每個人的感受。我比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們為什么把它當作蛋，從外觀看劇院的穹頂像個“蛋殼”，而“蛋殼”里面就是“蛋黃”，是進出大劇院的觀眾們，象征著不斷孕育的新生命。

　　B：你在大劇院里用了20?種不同的紅色，是為了暗合中國人的文化嗎？

　　A：這只是一個選擇上的巧合。我在設計上選擇紅色首先是考慮到紅色代表的是一種劇院文化。你去巴黎歌劇院也可以看到紅色元素的運用，世界各地許多劇院也如此。其次，你們也是一個熱愛紅色的民族。

　　B：你曾說過對于大劇院你是99.9%的滿意，能談談0.1%?的不滿意在哪里？

　　A：對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會有遺憾的。我經常會對年輕的學生說，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與你對事物的懷疑能力成正比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有明確的目標，知道自己最終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B：可以將這種遺憾理解為你在設計上不得不進行一些妥協嗎？

　　A：我更愿意認為這是雙方想法的沖突和結合。拿大劇院項目來說，起初主辦方對我的設計進行了諸多限制，最大的就是他們規定了大劇院必須距離長安街有多少米。我并沒有遵守。有人當時就評論說“他需要離長安街遠點”、“這個設計根本進不了長安街”等。

　　于是主辦方找到我說，你必須要改！最初我對于他們的要求非常抵制，我想要造一座我心目中的大劇院。我這樣告訴他們，“這是一座建筑，它不能像你們家的家具那樣被挪來挪去”。其實有段時間我很沮喪，也想過放棄，但最后大家都讓步了，我還是決定在原有的設計上做一些改變，官方也改變了一些想法，由此我得以堅持一些理念。

　　“不在工地上，我就去大街上溜達”

　　B：你在建國家大劇院的八年里，肯定學了不少中國話吧？

　　A：老實說我能講的中文單詞大概不會超過20?個，為此我也覺得挺慚愧。但這并不代表我不懂中國文化。對我來說，了解中國文化并不意味著你必須熟讀中國的每個朝代，我了解中國文化的途徑是盡量多到大街上走走，看看平凡老百姓當下的生活。

　　B:?能說說你都怎么了解普通中國老百姓的生活？

　　A：我幾乎每個月都來中國一次，不在工地上時，我就去大街上溜達，試吃各種美食，我熱愛中國菜，尤其是四川菜。

　　B：據說你在大街上溜達時經常會被人認出，找你拍照，有這事嗎？

　　A：對。剛開始時我對這種情況感到挺奇怪，在法國大街上我可從來沒遇到過這種事。后來我接受了，我想這大概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吧，人們總喜歡跟有名的人拍照。

　　B：你會借機向人詢問是否喜歡你的建筑嗎？

　　A：不會，大多數時候我發現語言是個障礙。

　　B：難道中國對你一點影響都沒有？

　　A：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發生的。至少我的脾氣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發火的人，有時還會大吼大叫，但現在不會了，我從中國人身上懂得了克制，當然我的許多中國朋友有時還會說，你脾氣太壞了。我則對他們說，我已經柔和許多了。

　　B：有人評價大劇院設計暗合中國道教的“陰陽”，你對“陰陽”有了解嗎？

　　A：對我來說，“陰陽”就像是在建筑學上對光線明暗的處理。

　　B：你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文化沖突”是什么？

　　A：我覺得所謂“文化沖突”這件事，你覺得它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你認為不存在就不存在。對于我來說，我一直堅信建筑必須是全球性的，雖然我們有時也不得不考慮諸如經濟、社會等差異。對我這么一個外國建筑師來說，在中國進行項目我最大的考慮是如何與中國的工作團隊合作這樣更切實的問題。“有野心的是中國”

　　B：當今中國的一些重要建筑都由一些外國建筑師來設計，一些中國人總希望重要的中國建筑既要“摩登”又要充滿“中國傳統元素”，你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A：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問這些人，難道你?.穿現代服裝、吃洋快餐，你們就不是中國人嗎。為什么你們就不能試想也許現在大家認為是“超前”的東西就不能成為未來的“傳統”？

　　B：你在中國其他城市也完成過不少建筑作品，你對哪個城市感情最深？

　　A：上海具有特別的意義。上海給了我在中國的第一個大機會，通過完成浦東飛機場我開始在中國漸漸出名，接著就有了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這些設計為我最終贏得了國家大劇院的工程。所以我總是說上海對我格外友好。

　　B：你以設計飛機場聞名，你如何評價剛剛啟用的北京機場三號航站樓？這是英國建筑師諾曼?福斯特的作品，你沒有參加三號航站樓的設計競標嗎？

　　A：我還沒進去過，不知道里面怎么樣。但從外觀來看，我很喜歡這個作品。事實上，我參加了這個項目的競標，但顯然這次福斯特做得更漂亮，于是我輸了。但我還是很高興，很欣賞他的設計，我甚至還專門寫了一封信給他表達了我對他的祝賀，可惜我現在還沒有收到他的任何回應。

　　B：現在許多人都認為三號航站樓就像一條巨龍。

　　A：我知道。我很喜歡這個設計，但我很討厭人們對它的這個形容。這個建筑是一個設計得很好的大型建筑，但我依然不知道它哪里像一條龍。說實話，我知道人們總喜歡給不同的建筑起名字，認為這幢建筑像條龍，那幢像朵花或者是像只蛋，但我完全都看不出來。

　　B：你介意人們給你的建筑取名嗎，比如說他們稱國家大劇院為“巨蛋”？

　　A：不介意，我認為這至少能激發人們對建筑的親切感。

　　B：在中國，目前幾乎所有的重大建筑項目都是由國際建筑大師來完成。荷蘭建筑師庫哈斯為此還評論說，中國現在是一個實現建筑家野心的地方，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A：我的理解與他有點不同。我認為有野心的是中國，中國有野心擁有一些偉大的建筑，所以我們來了。對于建筑師來說講從無到有將一些新的概念付諸實現是一種天性而不是一種野心。比如我，我就是喜歡做一些重要的大型項目，所以我就來中國了。

　　B：有人認為至少在目前的中國，比起本國建筑師，外國建筑師處于一個更有利的競爭位置，你同意嗎？

　　A：事實的確如此。其實這在其他地方也這樣。在巴黎、在柏林，現在幾乎所有的重大項目都不是本國人在做。這很正常，就好像中國馬上要開奧運會了，不但中國選手會參加，也有許多外國選手來參加，得金牌的也不可能全是中國人。

　　我比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們為什么把它當作蛋，從外觀看劇院的穹頂像個‘蛋殼’，而‘蛋殼’里面就是?‘蛋黃’，是進出大劇院的觀眾們，象征著不斷孕育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