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標志城成政治博弈標志

　　●王則楚(廣東省政府參事)

　　●李公明(第九屆廣東省政協委員)

　　●鄒嘯鳴(鉛筆經濟學社理事)

　　●話題事由：300億元打造中華文化標志城引發全國熱議。昨天，針對108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在山東濟寧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表示，允許有爭論，但是標志城肯定要建。

　　“文化副都”是史無前例文化忽悠

　　蘇少鑫：該項目復旦大學課題組首席專家葛劍雄稱，建這個城的一個重要設想是建成中國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減輕北京的壓力。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則楚：北京的功能和壓力從來就不只是在文化上,而是在目前的由行政主導的高度集中的利益分配制度上,比較中央和省級財政預算的規模即可知。在民間文化方面，北京和濟寧相去甚遠，談不上什么可替代性。因此，想建中國的“文化副都”，分散北京一部分功能，減輕北京的壓力，純粹是空想。

　　李公明：我不認為這里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文化副都”。一座真正的都城首先是人們的生活之城，不是光在每年唱幾臺戲的什么廟呀堂呀可以充當的；真正的文化之城更必須是由文化的歷史積淀而成，絕非什么領導大筆一揮就可以無中生有的——這些本來都是生活的常識、文化的常識啊！

　　退一萬步來說，既然說是為了減輕北京的壓力，那就承諾把上至文化部下至各種全國性的文化部門、藝術機構統統都搬遷到山東濟寧吧，讓文化官員和他們的太太們都成為這座都城的常住居民吧，否則如何減輕北京的壓力呢？如果不是這樣，所謂的“文化副都”不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忽悠嗎？

　　鄒嘯鳴：北京之所以成為“首都”，與中國歷史上其他城市成為“首都”的原因一致——那就是“權力集中權利”的結果。包括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經濟資源都是由政府所集中管理和使用。所謂建設一個“文化副都”的思維，其實仍然是這種制度架構的延伸。有區別的是從北京延伸到其他城市。其實，減輕北京壓力的另一種方式是分權。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解決“錢流”的方向。因為現代經濟是貨幣經濟。貨幣是“調動資源的資源”。

　　而目前的稅收制度能量太強，很容易就可以將全國產出的很大部分集中到首都，然后由首都來“分配”。所以全國各地都不得不“跑部錢進”。濟寧之所以熱衷于將該項目建設到本地，就是這種制度架構下的“分蛋糕”行為。而其他地區的代表之所以反對的潛在原因，在于希望自己的地區也能加入這個分蛋糕的隊伍。

　　一城之地“標志”中華文化荒唐之至

　　蘇少鑫：有反對意見稱，沒有一座城市能夠“標志”或者“代表”中華文化。這是否有道理？而從文化的要義來看，動用公共財政去宣傳、推廣比如是孔孟這一文化符號、文化觀念，是否意味著對孔孟之外同屬中華文化的另外文化符號文化觀念的不平等？比如說，政府需要做的只是創造一個法治、寬松自由的文化發展環境，讓文化在多元競爭中得到發展。

　　王則楚：專制社會當然要獨尊儒術，有利于思想控制嘛。百家爭鳴、思想解放當然更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但對君為臣綱或一句頂一萬句的作用則多少有點負面影響。張市長尊孔不過是從地方出發，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傳統套路，無可厚非，福建南安尚有建洪承疇紀念館者，大家大可一笑過之。

　　李公明：其實，從研究中華文化的角度來看，選址的對錯也許根本不重要，關鍵的錯誤是它試圖以一地一城為整個中華文化的“標志”，已是大謬。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對于“中國文化”這一流行概念的質疑是最有啟發的：他認為必須正視民族差異、時代差異和地域差異，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共同的文化。在日常語言中泛用“中國文化”、“中華文化”概念可以接受，進到學術語言中則應盡量避免泛泛而論“中華文化”，而在大規模的工程規劃中則更不可以隨意拉扯“中華文化標志”這樣的旗號作虎皮，否則將是極不嚴肅、極為荒唐的。

而所謂的把這一“標志城”建設成為中華“文化名城”、成為全世界華人的“精神圣地”則更是荒唐之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哪種宗教的文化名城、圣地是靠在今天立項目、招商引資而建造起來的？

　　必須警惕借復興傳統文化之名而推行政績工程，導致勞民傷財、弄虛作假、生態破壞、腐敗叢生——這樣的政績工程難道我們還少見嗎？

　　濟寧地方政府關心文化事業，是天大的好事。據說現已查明的濟寧地區有各類文物點7000多處，古建筑3000多間，收藏文物15萬件，這些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展覽陳列工作是否已經做得比較好？在孔子先師的故鄉從事教育工作的每一位中小學老師是否都能按時領到工資？貧困村莊的學校還有“三無現象”嗎？更從社會環境而論，本地區的民生如何、吏治怎樣？

　　凡此等等俱是為官一方者的基本職責，更是以復達前賢禮儀文明為己任的濟寧地方官員所極需回答的問題。這些才是真正的政績，弄好了再來想“標志城”的事也未遲。

　　鄒嘯鳴：信息經濟學認為，文化是一種共同信息。所謂“相同的文化”意味著這些信息“我知道，你也知道，我還知道你知道”的公共信息。它的意義在于降低交往和交易的成本。這種共同信息的形成，依賴于歷史過程中的傳承和積淀。

　　但是，一個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文化，取決于該文化在傳承過程中的壟斷或競爭程度。還取決于文化的接受者是否擁有自由選擇的余地。實際上，哪些文化可以被傳承，決定權基本上是歷朝歷代的官府。儒文化與奴文化相輔相成，所以獲得了歷朝歷代官府的選擇。所以諸子百家中，它可以一枝獨秀幾千年。

　　在現代社會，什么樣的文化會被繼續傳承，這個選擇權應該是公民的權利范疇。政府與其花巨資建設一個“文化符號”，還不如將這些錢發給每個公民，由他們去自由選擇，哪種知識或文化可以改善他自己的處境，哪種文化就會被他所選擇。也許還有人會喜歡那種與奴文化形影相隨的儒文化，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也要允許其他人選擇自由平等的文化。

　　濟寧市長志在必得氣勢從何而來

　　蘇少鑫：葛劍雄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稱“花多少錢也論證”。對一個需要投資300億元之巨的工程，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人大。我們已經感受到地方領導志在必得的氣勢了。有輿論所擔心的，人大從來就抵擋不住領導的雄心壯志，對輿論的這種擔心，您怎么看？

　　王則楚：市長花的錢從哪里來？此類建設的一般套路是由持有批地權的一級政府牽頭成立房地產企業，通過招標拿地，然后資本運作融資，得到資金進行開發。這些資金根本就不在政府的財政預算內，人大和政協根本無法從預算上了解，更不用說施加影響了。但是它的失敗所造成的損失到時卻要地方的財政用納稅人的錢來還的。因此，這個漏洞必須被堵住，否則這些志在必得的氣勢是無從制止的，而人民的利益正從中流走。

　　李公明：目前輿論的擔心是太有道理了。濟寧市市長張振川居然敢說允許有爭論，但是標志城肯定要建，這實在是欺全國的民情民意太甚。近年來不少官員說話學乖了，但這位官員口氣敢如此橫蠻，無非就是有現在“挺建派”人人口中不離的那柄“尚方寶劍”。

　　看來，這一“標志城”有可能發展成為中國政治博弈的一個“標志”——也是對人大、對全國民情民意的嚴峻考驗。

　　鄒嘯鳴：其實，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重要的是要解決三個問題：其一是要降低將私有財力轉化為公有財力的比例和能力。其二是公共財政的支出方向必須充分體現公民的意志。其三是官員的“氣勢”只能反映公民的意志，而不能成為官員個人的意志。

　　當然，我并不反對官員的雄心壯志。我建議這類文化建筑可以通過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式來建設。比如通過股票市場來籌集資金。官員們如果真的熱衷于“傳承文化”，那么請他們掏自己的腰包，購買該公司的股票。

　　在這種情形下，到底這種建筑要“花多少錢，占多少地，選擇哪些標志，傳播哪些文化”的問題，就無須我等去操心。他們的雄心壯志就會受到理性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