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幾位前輩早在五十年前便已經展現了他們的先見之明、超凡智慧和遠見卓識，但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當年的景觀設計從業者幾乎都是白人男性。

我無意要對這六位起草《宣言》的偉大的行業先導者表示不敬。事實上，他們的訴求——以專業知識排解人類的需求，對環境中的自然過程給予尊重——至今依然有號召力，其程度甚至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也指出景觀設計師應掌握各種與自然資源和過程相關的專業技能，包括地質學、地文學、氣候學和生態學，這點至今也同樣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然而，當我們放眼未來，思考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和貧富差距對我們的意義時，就不難意識到《宣言》當中"人類"是大自然的對手這一說法未免顯得抽象而不完整。為維持《宣言》在未來五十年的相關地位，景觀設計行業應毫不保留地展示對自然系統的專業知識，同時不可忽略人類在這題目上的角色。因此，本文將闡述一系列理由，指出景觀設計行業需要廣納多方人才；作為從業者的我們應了解服務對象，針對他們的需求提升專業技能；而作為合作伙伴的我們應強化溝通與領導能力。

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2015年畢業典禮
©www.gsd.harvard.edu

《宣言》促請景觀設計行業招攬和聘用更多受專業訓練的景觀設計專才，以應對環境危機。然而，若要在未來五十年擴大景觀設計專業對社會的影響，就不得不豐富行業人員的多樣性，聘用從前少有聘用的或已大量流失的各種族群的人。美國的人口正在經歷空前的結構性變化，但景觀設計從業者的構成比例卻沒有反映出這個趨勢。從2000年到2010年之間，西語裔和拉美裔人口增長了43％，非裔美籍人口增長了12.3％，但他們加起來只占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會員總數不足10％。此外，美國最頂尖的景觀設計學院的畢業生雖以女性占大多數（而且情況已持續多年），但在私人機構擔任領導職位的女性卻是少之又少。

事實上，這些不平衡的現象絕非只出現在景觀設計行業，對其他各個界別也構成了社會道德的挑戰，并窒礙著創意工作的發展。一般而言，具有多樣性的商業運營模式，能通過聘用專才而降低成本，如實反映市場面貌，而且借由多種族人員產生有質量的構思；在設計而言，景觀設計行業是否能夠與時俱進，取決于我們是否愿意讓行業反映多樣化的人口構成，容納更多元化的觀點和工作方針。

《宣言》列舉了許多迫在眉睫的環境災害，而且沉痛地指出"全國人民"皆有可能"生活在如此受污染的環境之中"。我曾經與一些受近年自然及人為災害所影響的社區合作，包括中西部的洪災、大西洋沿岸的颶風侵襲和墨西哥灣沿岸的漏油事故。然而，居民每天都只能在這些災情和污染最嚴重的地方過活，而他們大部分又是社會上最弱勢、最少數的群體。再者，受災害影響最深的群眾，往往不曾察覺自己原來一直處于最高危的環境當中，他們不單止缺乏資源重振社區，他們對規劃設計的意見也是最不受重視的。

從紐約市到新奧爾良，當設計師和規劃師集中探討抵御性方案時，他們開始意識到若要回應急劇的環境變化，就得處理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對社會網絡和文化肌理有認識的景觀設計師需要喚起群眾參與討論此重要議題，此外，他們也需要為進行持久、有意義且可持續的改革建立管治系統。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優化設計競賽”重點關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流失問題，并研究這些問題對新奧爾良周邊地區的居民所造成的影響。

《宣言》要求"各方以新型合作模式共同改善美國的環境"。要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我們需要精心協調不同層面的技術知識，并聆聽不同地區和團體的聲音。現時，景觀設計師在許多極其復雜且跨轄區的問題上，都發揮著前所未見的牽頭作用。作為景觀設計師，我們理解自然和人工系統的相互關系，這獨特的理解力使我們在跨專業團隊中擔綱牽頭角色，同時使"設計"本身成為規劃、社會科學和工程學之間的關鍵聯系。要進行跨專業的合作，團隊領導者必須具備超卓的溝通和表達能力，方可將各領域的工作轉化成清晰而富啟發性的材料，容許多方評估和理解。

無論是洛杉磯河造地方案，還是"設計·重建"競賽中因應颶風桑迪而進行的區域性災后工作，景觀設計師無疑都擔綱牽頭角色，帶領人們處理當前最復雜的問題。我們善于溝通、細心聆聽而且具有領導才能，正正就是這些軟技巧讓我們在應付挑戰時能積極投入，帶來豐碩成果。

“設計·重建”競賽為受颶風桑迪影響的社區制定創新而且具環境抵御力的解決方案。

我們的行業前景是光明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我們。我們必須抓緊時機，讓我國最優秀的人才承擔未來。若我們堅守人文主義作為行業的核心價值，就定能克服面前看似艱巨的挑戰。我們必須巨細無遺地了解自然環境中所發生的過程，也要欣然接受人類的多樣性，用心了解我們的服務對象，竭力滿足他們的需求。

在此次“景觀設計與未來”主題峰會上，我嘗試去建立一個在全球化背景下激勵和引導我們協作走向美好平等未來的道路。三十年來我一直與全國乃至全球的同行一起，積極倡導文化景觀和都市景觀的傳承。這讓我明白一個重要的事實：你必須站出來并通過有效的發聲來為這個行業做出貢獻。

1966年，五位我們的行業前輩簽署了關于環境問題和專業未來的“宣言”。時過境遷，今日更加復雜的環境問題帶給了我們更多的挑戰。景觀設計師的技能儲備將為解決這些問題做出貢獻。

可持續發展，這一綜合了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宏偉構想，在1987年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中被首次提出。景觀設計師一方面欣然接納了這個構想，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對其有足夠的重視；他們在作品中努力整合社會、經濟、環境等各個要素，或沉浸在對形態和美的追求——我們強調了其他的價值卻單單忽視了我們自己的影響。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自己如何在20世紀九十年代錯失了這個證明我們的職業與地球、人類密切相關的機會。

回想起在千年之交，因各國領導人就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達成協議，引起了全球范圍的關注和討論。這八個目標囊括了貧窮、饑餓、男女平等、健康、環境和發展等問題，并著重強調了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人權。然而，“千年發展目標”并沒能引起太多景觀設計師的重視。

在2005年的維也納，一場關于明星建筑（Starchitecture）及其傳承的討論逐漸引起了全球性的關注。作為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的美國代表，我在一次演講中定義了城市景觀的性質和特征，指出城市空間的一半是景觀（維也納為52%，華盛頓為56%）。我和我的同仁對這個全球性對話的貢獻促進了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對于歷史城市景觀的建議”（HUL）。該“建議”強調，傳承與發展在本質上是相互依存的，有助于社會凝聚力的培養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該“建議”的工具組（社區參與、知識和規劃、管理監督體系及金融）現已被廣泛應用，而景觀設計師可以通過建立合作關系有效地激活這些工具。

還有另一場類似的運動讓我們意識到了文化與自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2015年，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共同策辦的“聯接實踐”活動上，我們提出必須承認：對人的而生存而言，自然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人類需要自然。人類世界在千禧年所遭遇的騷亂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喧囂，同時也蘊含著更為廣闊的機遇空間。為解決復雜而普遍的難題，通過兩年的公開化議程，由193個主權國家參與通過，聯合國在2015年9月25日頒布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s）。這一主題為“改變我們的世界”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17項目標、169個對象，以指導各國轉向適應地球多樣生物生存的發展模式。這個變革性的議程影響深遠，因為“在此之前世界各國的領導者們從未在如此廣泛和全球性的政治議程上達成過共同的行動和努力”。與此同時，在第二十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的氣候變化論壇，也促成了一項富有前景的國際氣候問題的協議。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s）?

為何景觀設計師應積極參與UN SDGs的達成？景觀設計的專業技能所蘊含的包容性的流程、合作與創新，能夠成為解決這些繁重挑戰的靈丹妙藥。UN SDGs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協議框架，這已成為未來目標與理念發展的綜合性的全球平臺。如果景觀設計師們能夠認真地踐行這個框架，在實現2030議程上協同合作，那么我們將有機會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哪些與景觀設計師有關呢？最開始，景觀設計師可以關注“目標13氣候行動”、“目標14水下生物”，以及“目標15陸地生物”，因為這些都與我們的行業息息相關。隨著對這些目標的更深入的了解，我們會發現自己能夠獨立有所作為的方面還有很多，包括在客戶、團隊、民間領袖、社區伙伴層面，通過專業組織、領導力與社會呼吁去實現。以“目標1消除貧困”為例：世界銀行援引遷居都市的人口數量，指出每個月有500萬人為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遷入城市，這一數量遠遠超出可持續增長的幅度，從而加劇了貧窮、差距和不平等。研究和調查顯示，在條件惡劣的社區，樹木總是非常稀少。我們能為此做些什么？也許就從在貧困居民區植木以構建社會財富、促進社會正義開始。

我們可將“目標2消除饑餓”作為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當前每天仍有8億人口在忍受饑餓。該目標提到了食品安全、營養和可持續農業，以及可通過都市農業、土壤修復和市場空間等舉措來做出貢獻。“目標3良好健康與福祉”中的第3.6分項提到將“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死傷減少一半”。景觀設計師可為此設計更合理的交叉路口、完整街道，以及混合型交通廊道。對于“目標4優質教育”，我們可以作為可持續發展和環境風險抵御的告知者和倡導者。而對于“目標6清潔飲水與衛生設施”，其中第6.3、6.5和6.6分項強調了保護水資源、遏制污染和修復水系統，而這正是我們一直在做的。“目標7廉價和清潔能源”強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景觀設計師可以在對評估的影響和決策等方面做出貢獻。“目標8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力圖策略性地杜絕以環境惡化為代價的經濟增長，例如說，經我們重新塑造和改善的公共環境可以帶來就業率的增長。

“目標11建設包容、安全、有彈性和可持續的城市和社區”涉及住房、交通、規劃、安保措施、文化和自然遺跡、公共空間的供給，以及對自然災害和環境惡化影響的降低等內容。其中11.7分項尋求“提供普遍的安全、包容性和可達性的公共綠地和公共空間”。可達性高的公共空間所創造的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不但是當下的文化資產，也是對后世的饋贈。我們完全有能力提升公共空間的品質和意義。

“目標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制”，以及“目標17目標一致的伙伴關系”，為這個進程提供了重要的架構。在這個屬于城市的世紀，讓我們回味一段來自簡·雅各布斯的富有深意的言論：“城市有為每個人提供需求的能力，但僅是基于、亦僅當每個人都參與對它的創造之時。”景觀設計師必須在制定政策、規劃、建造和設立新標準等過程中積極參與合作。世界城市化運動、聯合國人居署人類住區計劃和2030議程正在等著我們。

“讓我們開始投入工作吧。”
——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于2015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十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的結束致辭

在二十世紀，人類以自己的盲目自負，歷盡環境和生存的困局；在世紀的終點才最終意識到，可持續發展是我們之后發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是否能夠持守這一來之不易的珍貴理念，并用我們對技術的雄心、對自然的謙卑、對文化的敬意以及對生活的赤誠，去塑造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世界？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19世紀，奧姆斯特德設計的公園塑造的綠色都市空間，成為了這個新興的民主國家新的背景色，并且定義了美國城市的輪廓。今天，社區可以直接參與地方環境的決策，公園綠地也可以被重新設想為生產性的景觀，不僅有田園般的環境，同時也積極地承載著社交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孕育過程中，都市景觀已成為新興的關鍵因素。我預想的是一種積極的未來景觀，這種景觀賦予城市居民參與的機會，并孕育出一連串的社交網絡。在這個氣候變化的時代，每個人都是景觀設計師。

《邁向都市生態學》（莫納塞利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一書描繪出我們的設計過程：探索，定義，研究，而后造出這些景觀。書中內容一部分是專題著作，一部分是手冊指南，還有一部分則是宣言。它向人們提出了“景觀設計師的角色是什么”的疑問。為什么我們不僅僅設計景觀、建筑和公共空間，而且還要制造改變的機會？景觀設計學不僅是一門學科，也是一種立場——一種行動主義的立場。

我們需要想象一種全然不同的與地球的關系，因其重要性完全不亞于對人類的規模和我們共同的未來道路的思考。化學污染、能源的攫取、水資源短缺、貧窮、極端主義、物種滅絕和社會分化等的影響，形成了一個會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影響的、纏繞交錯的關聯網^[1]。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景觀設計師專業的數字化、設計和繪圖工具，更需要運用政治、科學、講述、分享和合作等方式，將迥然不同的各個團體凝聚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這將要求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減少能耗；這將要求擺脫石油能源，快速轉向污染較少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占用和影響土地景觀的新能源；這將要求增強人權和男女平等意識；這將要求制定新的土地政策和受法律保護及約束的景觀概念——有別于那些在看不見的碳氫化合物燃燒時代所制定的政策。我們需要摒棄傳統的圖畫式概念，比如現有法律解釋中的視域概念，注定將為水產生殖、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所取代。這會要求做出些犧牲，還要求新的對快樂、休閑、幸福、工作、痛苦、時間和美等的理解。但是景觀設計師可以為現時的改變提供幫助，人類社會將邁向充滿樂趣且高度低碳的群落形態和生活狀態。

我們需要共同對實體和社會環境進行概念化，并改變過去關于常規和非常規、維護和管理的觀念，進而形成一種更為復雜的對景觀和社區的理解。今后，景觀設計師和城市設計師可以積極地、有目的地在人文尺度下，結合科學、政策、人文和藝術進行設計干預。我們需要更多像“生長的防護堤”一樣的項目——一系列作為牡蠣繁殖溫床的防護堤，不僅是適宜有鰭魚類及貝類生物生存的棲息地，而且也是高中生們的科學學習基地。這樣的項目以特定環境出發的整體性的合作為工作方式，產生于一種強調創造力的立場和一腔體驗世界原本面貌的熱血。“生長的防護堤”目前處于建設前期，其對整個項目所有組成部分的提升主要圍繞三重目的：減少災害、優化海洋棲息地和社會參與。這個項目未來將通過不同的過程進行設計，并且基于多重的設計目標，也將呈現出非常不同的形式。

在此，正如在我們所有的項目中一樣，我們旨在將有生命力的基礎設施的再生能力與社區組織的方式重疊在一起。像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龐大議題超出了我們能夠改變的能力范圍，但是通過將大尺度的策略性規劃實踐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積極舉措相結合，我們可以共同有策略地扭轉生態惡化和社會分化等問題。城市景觀的概念作為一個在思維和行動方面都可管理的尺度，無論將這個尺度縮小到個人的行為，還是擴大到區域政策的框架，都具有巨大的潛力。通過這種方式，都市的公園被重新定義為下個世紀的基礎設施將市民的參與和環境特權連接在一起，營造一種共享工作、學習、娛樂和責任的社會思潮。景觀設計正在培養具有參與意識和環境意識的下一代都市管理者。是時候開始行動了！

宣言中的觀點來自于凱特·奧爾夫的《邁向都市生態》一書（由莫納塞利出版社出版）。
[1] 《石化美國》，由理查德·米沙拉奇和凱特?奧爾夫合著，埃珀澈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為何景觀設計師應積極參與UN SDGs的達成？景觀設計的專業技能所蘊含的包容性的流程、合作與創新，能夠成為解決這些繁重挑戰的靈丹妙藥。UN SDGs已經在全球范圍內達成協議框架，這已成為未來目標與理念發展的綜合性的全球平臺。如果景觀設計師們能夠認真地踐行這個框架，在實現2030議程上協同合作，那么我們將有機會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在Kate Orff眼中，何為都市生態？她再次強調了它不僅是“花崗巖花園”中處處無法擺脫人類影響的自然環境，還包括人類社會網絡自身。與19世紀中央公園誕生時的圖景相比較，當代的城市景觀愈來愈依賴自下而上的力量，社區決策、參與建設與維護管理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可能性，使城市景觀成為生產性的、積極承載社交活動的社會網絡。在此愿景之下，景觀設計師的角色定位需要調整，從單純的設計師轉變為策劃者或者社會活動家，去組織、去合作、去創造改變的機會，去營造共享利益與責任的社會思潮，是邊做邊想的行動主義者。而這又意味著景觀設計學專業教育的新挑戰，一方面連接高遠的社會理想，另一方面連接充滿想象與創造性的行動力。

在這個世紀之交，我們人類社會開始重新建立與我們自身、我們的族群、環境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系。在傳統的觀念里，心靈的自由必須通過身體的自由來實現，而公園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場所——一個可以不受拘縛并可反思自己周遭世界的場所；一個探索人們身體極限的休閑之地；一個使人們了解自然和其所育養的動植物群落之地。作為景觀設計師，公園是我們設計的核心。在20世紀末，有著開闊草坪和軸線型交叉路網的田園城市公園逐步讓位于21世紀精心設計的新型都市勝景，這些景觀造價高達5000萬美金一公頃英畝，有著高密度布局，具有公共及私人的雙重屬性。但這僅僅是我們的開始。22世紀的城市公園會是什么樣呢？我們只能對其進行想象。

與此同時，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我們提供了在哪怕在十年前也無法想象的廣博知識，使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加深——與氣候變化和超級風暴相關的大數據，以無人機拍攝技術為基礎、能夠反映復雜地形變遷的3D高清電子地形圖，以及基于優步（Uber）開發的自動電力交通工具等。氣象學家預測，現階段美國西南部的干旱將在未來一直持續，最終的結果將是農業生產、灌溉和飲用水的資源消耗殆盡。隨著我們城市密度的持續增高，我們將制定更為嚴格的自然資源分配制度去平衡不同人群的需求和欲望。來來的景象需要人類更多的想象力。下一代景觀設計師應該將不斷進步的技術與城市公園相結合，發展出一種有趣且獨特的設計。22世紀的公園設計將離不開四個彼此密切聯系的重要元素：機動性、生態、規劃布局和財務管理。作為相互獨立的因素考量時，它們各自只產生單一結果的簡易機制。然而，作為一個與我們的文化共同發展的總和系統，同樣是這些機制卻可能會為22世紀的公園設計帶來真正的突破，并進一步強化景觀設計師在大規模綜合型公共項目中的總顧問角色。

景觀設計師今天的努力，將為未來的創新打下基礎。全球同仁在設計與工程、藝術與科學方面的工作不斷令我鼓舞。同樣鼓舞我的還有那些民間的先行者，他們對景觀設計師的角色的理解，對改善城市的宜居環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凱文·尚利的水牛河流域和休斯頓河濱步道項目，從以區域洪水和開放空間等議題為中心的草根運動，經過20年的漫長過程，逐步發展為全國性的、擁有恢復力景觀的先例，不僅解決了超級風暴雨水的容量和傳輸問題，同時提供了一套靈活開放的社區規劃、區域自行車路網和鳥類及哺乳動物棲息的規劃框架。如今它已是休斯頓地區的頂級勝地，提升了整個城市的形象和地位。

我的鼓舞還源于那些對激活我們偉大的美國城市公共領域源源不斷涌現的想法。在德克薩斯州的厄爾巴索，已衰敗的擁有百年歷史的公共廣場，如今經過重新設計，成為了一個活躍的、充滿生機的文化藝術中心。此次設計的核心，是一組醒目構成強敘事的景觀元素，這種敘事其將城市與公園的過去和未來融為一體，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感覺，它向人們鮮明地傳達著這座城市跨入21世紀的愿望。

還有像賽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這樣的城市。在接下來的4年里，薩瓦河長達兩公里的后工業化河濱地帶，將轉變為一個標志性的公共空間，將其富有歷史感的核心老城與河濱區域重新連接。河濱新區也將利用薩瓦河水面上升產生的動力，結合模塊化洪水防護系統，解決其河面上升的問題。這樣的項目將為高密度的貝爾格萊德市中心帶來急需的公共空間，并為市民和旅游者們提供一個在東歐地區獨一無二的安全勝地。

我感嘆于埃及的開羅——在這里，人們正考慮將當前的首都遷移到市中心以東的地區，這不但可以緩解城市的擁堵問題，還能為數百萬人提供新的城市布局。這個遷徙計劃的理論基礎來自一項獨特的基礎設施策略：利用尼羅河和蘇伊士運河為新區提供新鮮、潔凈、可持續的水資源。而面對歷史悠久的開羅城敢于做出如此提議的，想必是一位富有膽識、想象力與前瞻性的景觀設計師。

最后，我還時常感嘆于在座的及世界各地的年輕一代景觀設計師們。無論我到哪里，都一定會結識到富有前途、胸懷大略的年輕設計師，他們中的許多人總是充滿準備去改變世界的那種自信和魅力。我們需要你們每個人繼續敢于想象，用一種前瞻性的、試驗性的方式探索景觀設計的未來，沖破偏見和規則所帶來的阻礙，敢于一路冒險并失敗，而后自己站起來，變得更強大。景觀設計師是我們的未來——請相信這一點。

只有一事無成的人才不會犯錯。
——英文諺語

中國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二十世紀城市的無度發展，曾給了我們很多沉痛的歷史教訓，重要的是不要讓這些教訓重演。古人亦云“如將不盡，與古為新”，中國古代卻也有無數的例子，教給我們“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古人還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的景觀設計師亦可在他國城市的設計中，尤其在公共空間的活力和歷史人文的傳承上，尋找到智慧和靈感。

我今天來談些自己的觀點（opinions），但這絕對不算是發表宣言（declarations）。為什么這么說呢？雖然以前在被英國占領的殖民時期，美國人的確發表過一些重要的“宣言”，但這些早已是歷史。美國人溫和而保守，我們還是把宣言和革命留給歐洲人吧。通常來說，簽署一份宣言需要有大家共同接受的思想和價值觀，但在今天，這件事已變得非常困難，況且擁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識已屬不易。如果非想在如今的景觀設計師中找到一些“共識”，那一定是“履行設計職責”和“對可持續設計的踐行”。

我們生活在一個差異化和兩極化的世界里，而且可悲的是，這世界被貼上了非此即彼的標簽，比如我們被區分為不同的政黨、宗教、國籍、種族、交戰方和社會階層。不幸的是，分化也存在于景觀設計中：那些追求純粹的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的一派和那些倡導更“美”一派——在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關于“美”這個字眼的爭議非常大——存在著對立。毋庸置疑，可持續生存的框架對我們而言是必需的。假如要針對這個提出宣言，那我一定稱之為“依賴宣言”——人們依賴地球、大氣、資源和自然系統。然而基本生存并不是一切，除了要關注生活品質、舒適性，以及個人和集體愉悅感外，我們還要關注哪些方面？人們喜歡一個地方并不是因為其是可持續性的，卻恰恰是因為這個地方超越基本功能之外的某些特性——否則，情侶們也不會特意飛到巴黎或者葡萄牙，在巴黎圣母院和其他名勝古跡前拍婚紗照了。這和食物若是寡然無味，我們也不會在乎它是否是有機的是一個道理。如果僅僅關注可持續性，而沒有更深層的追求，那么景觀設計師的工作就和環境管道工沒什么區別了。當然，我們生活中需要管道工，但我們同時也需要藝術家。這樣看來，關鍵問題就變成了：對于一個景觀的塑造成功與否，景觀設計師究竟扮演了哪些生物學家、水文工程師或者其他技術工作者所無法勝任的角色？在這個學科中，科學基礎和人文積淀怎樣才能引導我們超越最基本的環境管理層面的工作？

古語說：情人眼里出西施；或者，蘿卜青菜，各有所愛。除了極少數特例外，文化框架影響并決定了個人對美的理解。這也就是為什么，就算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社區中，也沒有設計師能做出人人都覺得美的設計。^[1]對于特定的功能需求或是文化價值我們很容易達成一致。然而藝術口味卻是眾口難調。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令大多數居民認同我們的景觀作品（雖然說大多數情況下，這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通過對社會道德、價值觀以及審美趣味的深入理解，景觀設計業應該能構想出延續傳統或是完全超越當下的各類設計。美不僅僅是單純地涉及形式、空間或顏色，而是一種復雜而綜合的現象。這就和可持續設計并不僅僅是LEED認證清單上所列出的那些選項是一個道理。

幾十年前，費城的建筑師羅伯特·文丘里就發表了他的“溫和宣言”，倡導“有活力且行得通”，以及“包容而非排他”^[2]。我們景觀設計難道還要繼續“排他”么。我們難道還要片面地強調不同的“學術陣營”嗎？繼續片面地強調社會、生態或是美學的重要性嗎？我們應該看到每個項目都有其自身的挑戰性與難點。眾所周知，時間、預算和政策對設計及實施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同時這些是否又會成為我們忽視一些設計關鍵線索的借口？

可持續性不是美的對立面；美也不是可持續性的對立面。我相信環境應該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一個典型的景觀案例是塞維利亞的橘子園，千年以來，這里一直以美麗、智慧和協同合作的責任感著稱。沒有人類的養護，橘子樹不可能在塞維利亞的氣候環境中繁茂生長。橘子園座落在一個清真寺的前院，為了建造橘子園及其庭院，建造者設計了一套渠水系統來澆灌這些樹木。然而他們在設計中并沒有忽略美感，而是把功能和美感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在r視覺焦點處有兩個的大理石噴泉，它們和橘子園共用同一個水源。通過精確地控制供水量與蒸發量，地面磚塊間的涓涓細流令整個庭院變得生機勃勃。

西班牙塞維利亞的橘子園，建于9世紀。

在被天主教征服之后，天主教在清真寺的原址上強行建立了一個巨大的教堂，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將伊斯蘭庭院和橘子園據為己有。然而伊斯蘭人建造的天堂一般精致而美好的橘子園，并沒有因為易主而被毀棄。這不是因為在這里可以收獲橘子，而是因為花園的美感及其象征意義。美戰勝了信仰的變遷。當我們贊嘆水渠或是高速公路的高效能時，我們也會因為一個地方具有美感而欣賞它，這種對于美的認同有時像是一種神秘的共識。景觀設計可以是可持續的、生態的、彈性的、充滿活力的、民主的、帶有爭議的、具有媒介性和臨時性的——或者可以被其他當今流行的詞語來形容——并且同時是具有美感的。

對于我來說，景觀設計今天的挑戰不僅是實現生態性和可持續性，更是要在現實需求的基礎上進行詩意升華——將現實需求比作散文的話，那我們的工作就是將其變為詩歌。雕塑家克拉斯·歐登伯格四十年前曾說道：“我向往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藝術形式”^[3]。比起歐登伯格發表此言論的20世紀60年代來說，我們現在身陷更多的淤泥，面臨著更多讓人頭痛的問題——但是同樣也有更多的將責任與美感相結合的機會，這些機遇絕非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

[1] 關于這個難題的四個觀點，請參見本文作者馬克?特雷布編著的《景觀設計和花園的含義》（2009年出版）一書。
[2] Venturi,R. (1966).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pp. 22-23). New York:Museum of Modern Art.
[3] Oldenburg, C. (1970). I Am for… Claes Oldenburg (p. 13).Amsterdam: Stedelijk Museum.

如同文章中所提到的一樣，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伊恩·麥克哈格代表的“生態可持續派”和馬莎·舒瓦茨代表的“藝術派”便樹立了景觀設計的兩大陣營。同時出現的便是對于景觀非此即彼的討論，既文章中所提到的“自然”與“美”的對立。仿佛對于景觀所有的討論都逃不開這個二元對立的劃分。時至今日，我們時代所面臨的全球變暖、物種消亡、人口過剩等種種方面的危機，讓景觀設計師不得不把解決問題、拯救地球、保護生態作為最根本的“共同訴求”。這種默認的“政治正確”在樹立了行業倫理的同時，也影響了眾多設計師的思考方式和設計思路。

然而在我們注定將變得“不再那么生態”的人居環境中，景觀設計師是不是一定要堅守生態的底線？會不會在相當一部分項目中不再有“自然”的出現？會不會出現越來越多的景觀項目，它們的設計出發點既不是生態又不是美？它們更關注互聯網、種族問題、社會公平、政治影響、居住安全、動物遷徙、生命健康，以及社會、生活、自然中具體而實際的各個方面問題，連和每位設計師對于設計問題最真實、自然和直接的表達。文章中作者用“美”這個詞代替了上述的方方面面，雖然我相信作者所指代的“美”并不是純粹的美麗，但這實在是容易造成誤解，讓人覺得這說的僅僅是視覺上的愉悅。我相信當生態與視覺上的愉悅不再成為景觀設計師一個沉重的負擔時，景觀設計將會變得更精彩，我也期待具有這樣特質的作品與討論給景觀設計帶來更新鮮的空氣。

在我參與策劃的名為“自然都市”的2014鹿特丹國際建筑雙年展上，我們已經意識到，置身21世紀的初期，城鎮化應被認定為景觀設計學領域內的一個議題。我們將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的都市景觀，置于更大的“人類世”這一人類的時代背景中來思考。

2000年，保羅·克魯岑首次提出“人類世”的概念，這對我們的學科帶來了一些有趣的影響。這一概念強調，曾以為的存在于自然和人類社會間的嚴格邊界已經開始分崩離析。人為干預可以被視為與自然力量等同且影響力相當的力量。我們逐漸意識到，人為過程不僅僅影響到了地化循環、生物多樣性、沉積物流動、海洋酸化、土地利用、海洋利用和氣候，并且所有這些干預過程還造就了諸多混合體。

人類世概念指出，人類和自然的過程在一個復雜的整體中相互聯系，這個整體將永遠無法恢復到其初始狀態，也不能依靠于自然平衡，就像我們不能回到上個月的天氣一樣。時間這支無情的箭，一路向前，我們必須要找到最好的方式向前發展，并且學會如何駕馭。都市景觀是規模最大的混合體之一。這件被稱作“城市”的人造物正是我們的棲息地。世界上大多數的環境問題都源于都市景觀。為了解決當前的環境危機，我們必須耐心地重新編織這張蔓延的“都市地毯”，使其結構更加可持續，以此來改進我們的都市景觀。我們必須提高這些都市地區每況愈下的“新陳代謝”能力。對于景觀設計師來說，這意味著將要涉及更多樣的項目，這些項目關注于適應氣候變化、淡水供給、能源轉型、都市生物地理學、災害后的恢復能力、生態重組、工業廢棄地修復，以及所有各種各樣的物質或能量循環流動等。

如果我們想要將景觀設計學基金會的“宣言”再推進到未來的五十年，并且繼續宣稱我們的學科對于解決這些環境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那么都市景觀將既是我們工作的對象，也是背景。景觀設計學只有在正確定位的情況下才能有所貢獻。首先，我們可能是少有的幾個能夠建立工程科學和生命科學交集的專業之一。在這個背景下，對自然的傳統性文化表現演變為了調和自然和社會的矛盾。在我看來，如果沒有這個至關重要的調和，我們將找不到針對都市景觀問題的持久的解決方案，工程師和城市設計師的手段將僅限于不成熟的、片面的技術性解決方案。

另外，景觀設計學在運用“通過設計的研究”解決景觀尺度上的復雜難題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在這些研究過程中，我們學會了與多學科的團隊共同協作，并作為有（空間）設計這一技之長的多面手，充當“粘合劑”的角色。除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之外，設計被認為是第三種、自成一派的知識體系，并綜合了模型構建、模式識別和合成等知識內容。“通過設計的研究”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獨特之處——它可以很好地包容人們的自由意志。未來既非完全確定，也非完全不可預測的，而是具有一定可塑性的。隨之產生的是我們需要思考“我們能可以設想些什么？”等問題。這些規劃也有了新的公共內涵。規劃的目的不是只在于實施，而是更多地去影響公眾的意愿。設計可以協調政治、其他參與者和市民的關系。設計甚至可以對政治意愿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正如你們所看到的，在我身后有些神秘的動態壁紙展示了一個最近有助于塑造政治意愿的例子。這是部名叫《2050：能量充沛的奧塞德》的動畫。我們為鹿特丹國際建筑雙年展構思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展示了25000個10兆瓦的風力渦輪機是如何逐漸覆蓋北海，并且到2050年如何為北海周邊國家提供90%的電力需求。在普遍的自下而上的倡議之外，我們需要拓展到像這個項目一樣的尺度，以達到《巴黎協定》制定的目標——使全球平均氣溫的增長低于2度。當我們提到能源轉型這一尺度時，似乎總有著失敗主義的魔咒和幻想主義的危機。“通過設計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克服這一困難。鹿特丹國際建筑雙年展是一個文化自由的盛會，在這里，擁有不同背景的人們共同協作，脫離了各自的政治背景，以一種如同休假狀態的，反復討論政策上的問題。當遠海風力農場案例陷入僵局時，這種討論方式產生了雪球效應。為了讓整個設計團隊熟悉物流、建設速度、海洋生態、技術層面和金融工程等內容，所有的參與者都成為了項目的合作者。開始的參與者包括大型遠海承包商和鹿特丹的港務局，而不久后，關注自然的非政府組織、其他的海港、能源公司、荷蘭國家部門、渦輪機制造商，甚至是殼牌公司都加入到其中，并為動畫的制作提供了支持。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動畫的制作將核心參與者熔鑄在了一起，使之成為了一個長久的團隊。

圖片來自于動畫《2050：能量充沛的奧塞德》（由H+N+S景觀設計事務所、荷蘭可再生能源咨詢公司、Tungsten公司共同完成，于2016鹿特丹國際建筑雙年展上展出）。這部動畫時長十分鐘，展示了風力渦輪機公園逐漸覆蓋北海，在宏大的尺度上捕捉風能的過程。

左圖：
2015年：展示了現有的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以及第一座風電場，放大圓形區域表示來自該地區陸上工業區的二氧化碳將被注入到采空的天然氣和石油田中。
右圖：
2049年：展示了風電場的分布。綠色表明將要增加禁漁區的區域。這對北海海洋生態系統的高強度捕撈作業來說是一種緩解。放大圓形區域表示，當鳥類雷達監測到一群候鳥臨近時，風電場會暫時關閉。

我們展示的這些早期構思已經受到了不小的關注，“通過設計的研究”這個詞被廣泛傳播，并且在荷蘭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我們受到邀請，通過超大的地面投影向28個歐盟國家的能源部部長進行了展示。就在今年6月6日，英國、愛爾蘭、挪威、瑞典、法國、丹麥、德國、比利時和荷蘭共同簽署了一項合約，計劃通過共同合作將北海發展為我們的核心能源基地。當然這個合約不是設計驅動型的。但根據我們部長的新聞發布內容顯示，在合約達成過程中，他向同僚們展示了這個動畫并講述了這個故事，這個看似不大的舉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該項合作正在尋求其他北海國家成員的參與。

這類工作將要求我們更多地去關注理解自然、社會過程并進行設計。有時候，我們面對的是宏大的跨國界的尺度，因而不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這還是景觀設計學嗎？在如此大范圍、大尺度下，景觀設計還會保持它的學科連貫性嗎？這些“通過設計的研究”中真實客戶的缺失會降低對精準程序的要求嗎？與地方獨特性的聯系會因為過于關注過程而減弱嗎？或者文化要素被極度稀釋以至于審美的命脈，乃至是這個學科自身的命脈，從此中斷？

我認為，所有這些尺度和項目范圍的首要特點是活動、場地和過程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系。如果這個三元素同時存在，我們仍可以稱之為景觀設計學。

我們可能不必再去擔心這些關于定義的問題，而將我們自己投身于務實的結論中，即景觀設計師做了什么，景觀設計學就是什么。我充分意識到，這是來自學科邊緣的信息。但是我相信，這些邊緣將發展成為學科的核心。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吸引著景觀設計師朝著這個方向前進：迎接新的冒險！

面對錯綜復雜的城市問題，景觀設計師是應該依然堅持以設計師的美學追求為主，還是大膽地走出傳統學科的核心呢？西蒙斯選擇了后者。他認為，人與自然已經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沒有絕對的人、絕對的自然，有的是各種混合體，而其中都市景觀是這些混合體中規模最大一個，并且面臨各種環境危機。景觀設計學應該主動應對這些環境危機，這意味著景觀設計將會更多地涉及能源轉型、災害恢復力等一些新的項目類型。在這些項目中，設計師與工程學科、生命學科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西蒙斯堅持認為，景觀設計師有著空間設計的本領，可以采用“通過設計的研究”這種方式，建立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這一思想并非他的首創，但是他實踐的途徑卻是十分有趣和創新的。他作為2014鹿特丹國際建筑雙年展的策展人，利用展覽的契機，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脫開他們的政治背景進行協作，并提出了北海風力發電的能源轉型的方案。然后再利用展覽上方案的影響力去推動實踐。這避免了令設計一開始就陷入政治泥潭和各種僵局之中。從文中可見，這一思路在荷蘭乃至歐洲都取得了一定成績。

文中還有十分值得提及的一點，就是西蒙斯對景觀設計學的重新定義。他提出，只要“活動、場地和過程之間存在明確的聯系，就是景觀設計學的范圍”，“景觀設計師做了什么，景觀設計學就是什么。”這一論述十分大膽、積極、開放和包容。這或許與荷蘭普遍的開放和包容有關，或許還歸因于西蒙斯曾經在荷蘭文化、游憩和社工部、農業漁業部等機構豐富的工作經歷。無論何因，對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或許也可以暫時拋開各種關于學科邊界的顧慮，有一些冒險精神，致力于解決一些實際的社會問題，并在其中自然而然地發揮我們的技能，甚至成為粘合劑和主導者。

在翻譯方面，盡管個別詞語的翻譯有待商榷，但整篇演講邏輯清晰，文字易讀而不晦澀，是了解景觀設計學前沿的佳文。

由景觀設計基金會在1966年發表的“宣言”中明確呼吁，人們應當關注彼時普遍存在于北美各個城市的環境惡劣、社會不平等以及生存質量下降等問題。這份出于當時的景觀設計行業領袖們的吶喊，及時而無畏地為人們敲響了警鐘。

誠然，在過去的50年中，多數美國城市已逐步改善了空氣質量、減少了土壤與水資源污染，并提升了公共開放空間的品質。這些城市大多恢復并更新了其市中心的建設，使得城市更加宜居。

五十年以前，拉丁美洲鮮有景觀設計師，也沒有設立任何有組織的專業學會或專門的院校。而今，拉丁美洲已擁有多所具備授予景觀設計碩士學位資格的學院，以及16個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IFLA）注冊協會。

盡管如此，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人們對于環境的破壞力早已呈現指數級增長——土地荒漠化日益嚴重、生態系統不斷喪失，其中包括大面積的亞馬遜叢林、雨林、濕地及紅樹林沼澤。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影響了當地及區域內社區的發展，更威脅到了全世界的環境狀況。以墨西哥為例，由于水土流失、鹽堿化等土壤退化問題，每年約有30~40萬的人口被迫離開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

拉丁美洲的城市環境已呈現出顯著的擴張傾向。如今，拉丁美洲已有66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和5座人口超過千萬的特大城市（墨西哥城、圣保羅、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利馬）。盡管很多景觀設計師已積極加入政府、私有及社會組織中，但整體從業人員數量仍很有限，與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及城市居民人口的劇烈增長極不相稱。這會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僅僅在墨西哥，建筑師的數量達到了15萬人，而景觀設計師則不足千人。（2015年，拉丁美洲城市發展銀行城市流動觀測站對15座大城市進行了調研。研究發現，城市中的2400萬輛汽車、100萬輛公共汽車及59萬輛出租車造成了這些城市的高度擁擠與嚴重污染，這些城市的居民每天在交通運輸方面就需要耗費超過1.18億小時。）

墨西哥城。圖片來源于網絡，由作者提供。

在未來的五十年中，全球大部分的城市擴張將發生在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根據《經濟學人》雜志的報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已超越了發達國家或所謂的富裕國家——如美國、部分歐洲國家、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主要體現在國民消費、商品進出口、石油、鋼鐵及混凝土產量等方面。2011年，全球移動電話服務的82%業務和機動車購買量的52%來自發展中國家。

新興出現的擁有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亞洲、非洲部分地區和中南美洲。圖中紅色標注的城市為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圖片由作者提供。

因此，我們今天所作出的呼吁或宣言必須放眼全球。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環境沖擊與城市擴張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中，以歐洲或美國為中心的觀念應當轉變，唯有如此，景觀設計師才能實實在在地促進城市的發展，并有效保護世界資源。

1)綠色科技、可持續的社會與城市，以及綠色經濟都是我們實現如上愿景的重要途徑。
2)景觀設計行業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景觀設計，人們可以實現環境正義、社會平等，并避免城市或鄉村的邊緣化。
3)綠色經濟與科技能夠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并利用協同效應帶動新經濟的發展。例如，2015年，墨西哥的農用工業出口總額就已超越石油及旅游產業。
4)為了引導真正的、迫切的綠色革命，促進地球的可持續的、切實可行的合理發展，景觀設計師必須接受教育，不斷充實并調整自我，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5)北美的高等教育資源可以幫助大量希望取得景觀設計相關學位的學生提供教育機會，他們學成后回到各自的國家學以致用。
6)對于景觀設計師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社區改造、環境治理、景觀提升、城市部分更新以及生活品質提高方面所做出的成功貢獻，景觀設計基金會應予以傳播、稱頌與發揚。

在可預見的未來，城鎮化進程仍將在發展中國家繼續推進，屆時仍將有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全球生態狀況惡化看似在熱帶雨林等人跡罕至的地域最為凸顯，根源卻存在于城市中。如何構建真正生態敏感的城市，亟待新的范式，而景觀設計師在這一問題上應該成為主導的推進力量之一。

在我們看到一系列城鎮化、工業化所帶來的環境負面影響的情況下，如何打破傳統的城市總體規劃思路，將生態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提升到結構性層次與高度，而非城市規劃完成后的美化工具，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景觀設計應該擺脫目前尷尬的、無足輕重的角色，而成為組織城市公共空間的框架性元素。在未來，綠色基礎設施（生態基礎設施即水網、綠色廊道系統等）的構建應該得到與灰色基礎設施（路網、電網、給排水等）相當的重視，并應當在城市規劃的流程中先行考慮，這一點極為重要。

同時，生態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并且其收效是立足長遠的，在短期內常常難以看到，如棕地修復、雨洪管理等。若得不到政策和法規的保障，僅憑業主的個人意愿，很難保證項目在必要生態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而景觀設計師在這個問題上的話語權仍然是非常微弱的，在項目面臨時間、資金的緊張狀態時，對“隱形”的生態基礎設施的投入往往首當其沖被舍棄。生態城市觀念的普及宣傳是極為必要的，而對法律法規的完善則是重要的保障。從設計師的角度，如何從形態、空間上體現生態基礎設施的優越性、吸引力，使他們不再是完全隱形的，而成為項目的重要空間特征進而提升公共空間的品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們將為子孫后代留下些什么？成堆的塑料、污染的空氣還是渾濁的水源？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這種由資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惡劣生存環境早已司空見慣。下面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在全世界72億人口中，約有60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每日都在為如何獲取安全的飲用水、清潔的空氣和有效的廢物處理系統而苦苦生存。尤其是水，不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一種對于發展中國家極為重要的競爭性資源。以印度為例，超過1億人缺乏潔凈的飲用水，而每天有超過1600人死于痢疾。在印度的部分地區，非法攫取地下水肆意猖獗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因水資源的短缺而導致的自殺、謀殺及街頭暴力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在另一些地方，人們在往返工作的通勤路上往往需要淌過沒及膝蓋甚至胸口的洪水。印度由水資源管理不當而導致的問題已儼然成為一場危機，而全球氣候變暖和快速的城鎮化更使之雪上加霜。盡管這其中的一些問題超越了景觀設計師的職責范疇，但仍有許多方面是可以通過更為合理的水資源管理景觀來解決的。以此為入手點，社會機構與景觀設計師從整個系統到場地尺度上的實踐和傳播皆變得極為重要——對水資源如此，對其他重要資源亦然。

今天，身處發達國家的我們，往往對發展中國家資源問題的報導感到震驚，卻又無可奈何，如北京惡劣的空氣質量、印度的水資源危機和非洲的饑荒。事實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美洲很多地區的情況與此幾乎并無兩樣——洛杉磯的人們曾頭戴防毒面具，譴責著污穢不堪的河流。彼時，一群景觀設計師聚集在費城起草關于美國日益惡化的水和空氣的“宣言”，其關注的問題與今天人們所面對的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這些危機如今已變得更為全球化、更加嚴峻、涉及范圍更加廣泛。在當前這個資源日益短缺的大背景下，景觀設計師必須挺身而出，盡我們所能地修復和重建人與自然之間健康、和諧的關系。我懇請廣大景觀設計師，跳出常規的討論、地域傾向和行業的安適地帶，去關注和解決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快速城鎮化而帶來的飲用水、空氣、食物、廢棄物、礦產和能源等方面的嚴峻問題。

50年前的那份“宣言”為我們描繪了景觀設計行業所要嘗試擔負的眾多職責。過去的50年見證了一個屬于景觀設計時代的到來。景觀設計師們運用深厚的專業技能，通過在諸多層面的探索研究來剖析問題，并且通過對各種尺度和隨時間變化的復雜景觀系統的可視化表達，向大眾傳達了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許多景觀設計師已經嘗試過修復惡化的生態環境、構建健康的人/自然的生態棲息地。然而，我們所做的尚只是皮毛，資源管理及其相關工作任重道遠，而發展中國家的飲用水、食物和廢棄物處理問題尤甚。

我們能夠從這些發展中國家學到很多關于資源管理的知識與經驗，包括對資源管理的多重定義，以及資源管理的結構、范例、系統以及景觀——所有這些都在我們演講的同時經歷著轉變和惡化，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去理解發展中國家資源管理的多樣百態。這些國家創造了多重功能的資源基礎設施，并踐行了景觀的社區所有制。我們能從他們那里學到哪些有用的知識，以供工業化發達國家在資源管理設計中借鑒？反之，后者又能提供哪些先進理念來幫助前者？在開始設計前，我們就必須對現有系統進行理解和評估。

作為設計師，我們擁有兩種干預性的解決方案來應對資源問題。一是通過設計提升現有的資源景觀，二是通過創建新的建成環境，實現更為合理的資源管理，從而創造更好的范例。至2050年，世界總人口預計將達到90億，而新增人口幾乎將全部出現在發展中國家，這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以印度為例，在未來50年里，其人口將達到16億的峰值，其中包括超過4億的新增城市人口——這相當于當前孟買人口的20倍！城市版圖的持續擴張，迫切需要景觀設計師充分發揮其專業技能，創建更為高效的城市景觀系統，來服務于資源管理。這同時也為設計師們提供了空前的設計實驗機遇。我們應當如何運用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學到的知識和教訓，以應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管理問題？

景觀設計師面臨的挑戰不僅是解決資源管理問題本身，更是如何使發展中國家的公眾——尤其是決策者——意識到我們在資源管理的提升優化中所能做出的重大貢獻。在印度的大多數地方，當我介紹自己是一名景觀設計師（landscape architect）時，人們通常會理解為“造景或園藝”，或者僅一知半解地理解為他們所熟悉的“建筑師”（architect）之意。這并不讓我意外，因為印度的景觀設計師數量非常之少，大約僅有800名景觀設計師——卻要服務于全國12.5億的人口——并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設計師愿意參與解決資源稀缺和分配不合理的問題。作為景觀設計師，我們必須作好充分的準備，提供多種解決方案，加強與公眾的對話，并積極地為公眾參與提供機遇。

當今景觀設計專業的學生身處在一個錯綜復雜而又互為關聯的世界，需要通過更具未來意識的全球化專業實踐，做足職業準備，從而積極地投身于環境塑造——不僅塑造自己生活其中的環境，更要拓展到全然不同于此的建成環境中，并解決涉及水資源、食物和廢棄物等關乎人類生存的資源問題。這些問題不屬于傳統的景觀設計專業范疇，而其如今已成為這門學科教育中的一項缺失，同時也為該學科帶來了機遇。引導未來一代的景觀設計師解決不同尺度的危機，是讓我們的行業順應未來50年發展的唯一途徑。

這是一個值得令景觀設計師興奮的年代，但前提是我們愿意積極面對眼前的機遇與挑戰。要想長久地發掘和實現我們行業的真正潛力，景觀設計師就必須下定改革的決心，直面并解決現實中資源分配與管理的棘手難題。

Alpa Nawre在25名受邀演講者中，是為數不多具體關注發展中國家極端環境問題的發言者。這不僅可貴，更引人深思。她所提到的資源問題，實際上是自然環境問題。她的演講呼吁發達國家的景觀設計師關注和處理發展中國家的極端環境問題，呼吁景觀設計師從城市、規劃、政策的高度來影響決策，自上而下地幫助當地人解決這些問題。然而這種合作是否可以長期有效地實行有待商榷。首先，想要以西方教育和生活經驗理解發展中國家體制、經濟、歷史、文化所形成的綜合現象，本身就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其次，美國本土的景觀設計在大規模開發減慢的過程中趨于精致化。高品質、高效能的景觀設計更加嚴重依賴當地相關市場與技術的成熟。對細節與趣味的追求逐漸開始為早已成熟的環境理念服務，完成品比理念與過程更能推動設計行業的進步。在這種趨勢下，發展中國家相對不成熟的市場變得更難吸引前沿景觀設計事務所的目光。在這種情況下，本土杰出人才對當地問題的積極探索似乎是更加直接可行的出路。

“如果我們想擁有更好的生活，就要確保我們的鄰居也過得更好。”
——奧斯卡·格勞爾

在技術先進的國家中，貧富差別日趨增大；同時，這些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也變得越來越寬。

一些飽受政局動蕩和戰爭摧殘的南半球國家和地區，正在流失大量向發達國家遷移的人口。城市的不公平現象導致社會仇恨和暴力行為持續升級。而這些也許僅僅是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的預示。上述問題將會由于氣候變化，水源和食物短缺，在基礎設施、社會服務、新技術、信息及合理政權等方面逐步拉大的差距等因素而進一步惡化。

如此不容樂觀的未來和逐漸消耗殆盡的地球資源，是與呈指數增長的城鎮化發展密不可分的。這種飛速的城鎮化發展將主要出現在目前已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密集帶的發展中國家中，而其中大部分又將發生在非常規聚居區中。

在20世紀早期，現代城市規劃是全球公認的管理快速城鎮化的工具。規劃強調功能性和量化，卻忽視了文化和環境層面的細微差別。在規劃中引入分區制，并結合流動性基礎設施系統和社會服務來調控土地利用方式，這也導致了原本緊湊的城市加速擴張和碎片化。此外，現代城市規劃也成為了加劇社會隔離問題的“工具”。

在20世紀早期，現代城市規劃是全球公認的管理快速城鎮化的工具。規劃強調功能性和量化，卻忽視了文化和環境層面的細微差別。在規劃中引入分區制，并結合流動性基礎設施系統和社會服務來調控土地利用方式，這也導致了原本緊湊的城市加速擴張和碎片化。此外，現代城市規劃也成為了加劇社會隔離問題的“工具”。

在發展中國家，很大比例的人口無法參與到由房地產驅動的發展模式中來，貧窮人口被迫從被列為城市擴張的區域中遷出，而這并非城市規劃的初衷。居民聚落開始在那些不適合城鎮化發展的邊緣地帶興起，包括那些水土不穩定地塊、河漫灘、垃圾填埋場周邊地區、高壓電線下方區域，以及生態脆弱和需要保護的地區。

在被住房建設規劃忽視、勒令遷出和整改的數十年間，由于非常規已變成了城鎮化的主導形式，為了改善現有非常規地區的發展，一批創新性規劃和設計策略開始涌現。拉丁美洲一直處于這種趨勢的前沿。例如，2014年，世界城市論壇在曾臭名昭著的“世界兇殺之都”的哥倫比亞麥德林召開，此次論壇展示了這些干預在減少暴力、社會不公，以及提升城市的整體效能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這些趨勢現在被許多發展中國家競相效仿，然而，這種城市干預雖取得了成功，卻既耗時費力，又存在諸多局限。雖然這些改變在社區的尺度上非常有效，但卻不能解決更大尺度、更為復雜的城市區域的問題。此外，未來20年預計將有一億人口將生活在新的非常規聚落中，然而，即使在政府主動處理這些非常規性問題的國家，政府官員們對于提前規劃新的非常規地區仍然心存懷疑。既然無法阻止這些非常規地區的發展，政府官員們將任由其出現，等到未來再尋求改善這些非常規聚落的方案計劃。

思維模式的轉變迫在眉睫。在《對未來非常規聚落的規劃和設計：塑造自我建設的城市》（2014年由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就如何解決這些挑戰提出了一些建議。這被我稱為“非常規‘電樞’策略”（IAA，Informal Armatures Approach）的提議并不復雜，但是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新的設計策略和管理標準。

墨西哥城。圖片來源于網絡，由作者提供。

在未來的五十年中，全球大部分的城市擴張將發生在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根據《經濟學人》雜志的報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已超越了發達國家或所謂的富裕國家——如美國、部分歐洲國家、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主要體現在國民消費、商品進出口、石油、鋼鐵及混凝土產量等方面。2011年，全球移動電話服務的82%業務和機動車購買量的52%來自發展中國家。

由作者所著的《對未來非常規聚落的規劃和設計：塑造自我建設的城市》（2014年由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一書。

IAA主張對于那些新興的非常規地區，若加以適當的輔助，可演化成為和諧、有吸引力的都市區域，甚至可能優于常規城市。它提供了一種將城市活力、靈活性、有機形態、地方意識以及非常規的公眾參與和前沿的規劃、設計策略相結合的可能性。這種搶占先機的、不間斷的方式可能衍生出一個常規與非常規相混合的產物，其將在不同尺度上實施（從特定場地尺度到國土尺度），形成豐富的都市生態環境，并通過不斷與時俱進來提升自身彈性。

然而，IAA的成功需要滿足以下幾點條件：
    1)認同“不作為”將會因社會和環境的壓力付出高昂的代價。這種認同要求我們接受非常規作為一種合理的城市產生的模式，我們必須接受它，并用創新的方式來對其加以影響。
    2)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土地投資政策，以降低房地產驅動模式的排他性影響，并隨著時間的流逝，獲得更為平衡的城市組織形態。
    3)關注社區在規劃、設計和管理上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并以實體和非實體性支持系統來應對快速的變化；與此同時，還要解決以下問題：
      a. 公共領域、社會服務的普及，以及如何使它們與時俱進；
      b. 提供適合自我建設的土地區塊；
      c. 逐漸整合那些通常僅出現在常規城市中的都市元素。
    4)增強政府部門、專業性組織、私營部門及社區之間的聯合，培養可以親臨現場與各跨學科團隊、普通居民開展合作的領導者和合格的服務型企業。

與傳統規劃不同的是，IAA加強了生態性、社會性和效能性，其深入研究與每個背景環境相關的各個方面，向人們描繪了一種令人信服的、靈活的、與時俱進的公共領域愿景。

這些輔助性的“電樞”可能會與不同的城市領域相結合：低成本流動、水管理、食物生產、教育機會、當地制造加工技能的利用、減少社會暴力、增強自我管制等。最重要的是，社區將盡其所能地謀求發展：居民們將建設自己的居所，發展穩定的社會關系，并主動融入可增收的經濟活動。

IAA可以被視為一種能夠更好地輔助新興非常規城市建設的景觀都市化策略。盡管這些策略尤其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但其基本標準以及在對效力的追求、創造附加值的能力、與時俱進的管理和對彈性的提升等方面的優勢，都可以被運用到任何背景環境當中。

“環境與社會危機”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重大課題。常規性城市化是在過去幾十年快速城市擴張下的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進行設計的產物。傳統的城市設計實踐不管是在應對社會與環境的危機的規模方面，還是在采用生態實踐方面都有所不足。所以，“現代城市規劃也成為了加劇社會隔離問題的‘工具’”。非常規性城市化削弱了居民對很多城市性方面的使用依賴，生活中也出現很多不定性和短暫性，當然同樣有著一些嚴重問題遺留。但它揭示了居民對于另一種規劃的參與程度，對于問題的解決也是多樣而嶄新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設計產物。

而所謂的“非常規的電樞”策略是這雙重規劃邏輯下的“混合產物”，也是近幾年生態都市主義者們所大力倡導的。非常規城市化的挑戰之一就是需要跨學科專業的輔助，以全球化的視野，運用區域性和全局性的方式思考多層級的環境與社會的特質，從而促成一套適應特定情況下的彈性設計原則。

自1966年“宣言”以來的50年里，景觀設計行業碩果累累。與50年前生態規劃的先驅們所面對的環境形勢相比，引領世界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北美、歐洲各國都有了可觀的改善。景觀設計行業在很多領域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通過運用更多樣的技術方法（諸如設計結合自然、可持續場地管理、生態雨洪管理、綠道和綠色基礎設施、綠色屋頂，以及公眾參與等），提升了公眾認知，改進了自然和人類生態系統的設計與規劃實踐，更合理地對自然和文化資源進行了管理。如此顯著的成功印證了先驅們在50年前的預想：“沒有一蹴而就的治愈良方，也沒有一種可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我們唯有通過多種綜合的方案的協同作用才能解決問題。”

然而，生存的挑戰并沒有就此結束。這些發生在美國區域尺度上的幸運的改善，并不能緩解全球境況的惡化。今天，隨著全球化和世界范圍內的城鎮化，那些50年前曾被認為是區域性的和國家層面的環境危機已升級為全球性問題，特別是在東南亞、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這些問題尤為棘手。而且，全球氣候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日趨嚴重的水源、食物和能源短缺，伴隨著環境的惡化，已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以中國為例：過去50年間總人口增長了一倍，城市人口增加了6倍，75%的地表水被污染，400余座城市面臨水資源短缺。同時，70%的人口每年都在同發生在城市和鄉村中的洪水作抗爭，全國三分之一的區域飽受霧霾侵襲，50%的濕地在過去50年中消失，大量稀有物種滅絕。除此之外，我們也遺失了大量寶貴的文化遺產。正如先驅們在半個世紀前所說：“在今天看來只是影響我們生活質量的污染和破壞，將威脅生命我們明天的生存。”很顯然，除了保護地球家園，我們別無他途。

然而我們并非孤立無援。我們的行業的先輩們在發表了1966年的“宣言”之后的努力和成就，至少已經向世界證明了景觀設計行業對環境惡化的改善是成功的，一種綜合的、共生性的策略——也就是通過景觀過程與格局的設計——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為了贏得我們新一輪的針對全球環境惡化的改善的戰役，我們需要推廣那些已經經過檢驗的最佳實踐方案，在更大的尺度上運用更為綜合的、共生性的策略，并進一步完善使其兼容并包。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時刻，我們必須完成治愈地球的使命，成為先驅們所倡導的“指揮家的角色”——如麥克哈格所說：“景觀設計師不該是孤軍奮戰的藝術家，而應該是使與景觀設計相關的所有學科和個人團結到景觀這一媒介中的引領者”。

面對這些全球性的挑戰和機遇，我們需要對景觀設計行業重新定義，將其看作是治愈地球、維系人類發展的生存的藝術。景觀是所有自然演替、生物進化和文化進程交融的媒介，因此景觀設計學（景觀的規劃、設計和管理）將是在錯綜復雜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下，帶領人們面對生存挑戰的關鍵行業。面對現代的生態和環境危機，以下三個策略將指導景觀設計行業成為引領者：

(1)規劃實踐：保障和完善各個尺度下的綜合性生態基礎設施，以保護不同的生態和文化資產，并提供有效的綜合生態系統服務，以作為精明增長和精明保護的工具和框架。
(2)設計和管理實踐：定義一種新的美學，一種基于健康的生態演進、喚起人們內心深層次美感的“大腳美學”（可持續美學），而非扭曲的、矯揉造作的、華而不實的“小腳”美學。這種美學必須是高效而豐產的，可在較少的維護下提供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
(3)全球合作與教育：作為專業人士和學者，我們必須達成全球尺度的協作，共享知識、共同對抗來自世界各地的環境危機。我們都了解，地球環境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通過改革和重建景觀設計學的教育體系，建立和鞏固景觀設計學作為一種生存藝術的基石，通過構建和分享生存技術的智慧來應對洪水、干旱和食物生產等挑戰，而不是簡單地教授裝飾花園的藝術，取悅精英的消遣只能事。讓學生們向農民學習，向不同氣候和環境條件下的本土可持續景觀實踐知識與智慧學習，建立一個面對多樣環境挑戰的專業實踐智慧庫。這些將為景觀設計行業開啟一片全新的廣闊空間。

會議現場©吳尤

中國學生和參會人員

中國參會人員

作為世界影響力顯著的中國景觀設計師和學者及教育家，俞孔堅的觀察視角從來都不僅僅局限在本土，而是從中國經驗出發，尋找世界共同問題的普適性解決方案。同時，從50年前的美國類比到現在的全球境況，他認為已經經過檢驗的美國和歐洲的現代景觀設計學理論和實踐體系已成為救世濟民的良藥，需要推而廣之，但這并非全部，而中國五千年的生存智慧，特別是農耕智慧，則將極大豐富世界景觀設計學應對全球性環境與生態危機的策略。俞孔堅及其北大和土人的近20年的研究和實踐已經向世界證明了這一點，并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認可。

我相信有關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已是無可爭議的。詹姆斯·漢森——一位曾就職于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氣候學家，由于他的多項推測最終成為現實而被備受尊重——近日向公眾發布了一則令人沮喪的警告：當提到逆轉或者緩解由于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時，我們便已經瀕臨絕境。

以下幾個令人擔憂的事實證明了全球變暖已經到來，并且比預期的發生得更快：

1. 2015年是有歷史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而且過去的十年是自1880年以來最熱的十年；
2. 2015年十一月，地球升高了1℃——這是官方正式發布的數據，但是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保守估計——如果增長幅度高于2℃就意味著超過了防止毀滅性全球變暖的安全極限，而我們已經達到了這個極限的一半。
3. 最駭人聽聞的事實是：東西伯利亞北極大陸架的甲烷正在向外滲漏。

我們如今的大氣中CO2含量為400ppm，超過了預計的350ppm這一臨界點，這等同于每天用四十萬顆廣島原子彈來加熱我們土地、空氣、冰川和海洋。如今全球海洋的溫度比140年前升高了1℃。溫度升高的北冰洋導致永凍的東西伯利亞北極大陸架融化，并開始向外滲漏甲烷——這種氣體是CO2吸熱能力的20至30倍。北冰洋的海底蘊藏了如此巨量的甲烷氣體，以至于小部分的滲漏就會導致地球大氣的平均氣溫驟增10℃。

據最近對西伯利亞北極大陸架的觀察顯示，甲烷從海底滲漏的比率正在增長。這些事實已經令那些聲稱甲烷在當下或將在接下來幾十年內面臨災難性的滲漏或“沸騰”的科學預言變得鑿鑿可信。如此的滲漏將以指數般擴大全球變暖的影響，致使災難要比我們預期的更快到來。

在此之前，景觀設計基金會（LAF）的宣言正確地預測了1966年的環境危機，并作出了相應，繼而為我們描繪了未來五十年的愿景。愿景中的生態規劃倡議和教育目標已經實現。然而，我們要直面一個棘手的新挑戰。在1966年，那些富有遠見的先輩沒有預測到伴隨著全球化或人口爆炸而來的過度的礦物燃料的使用和消耗，而此狀況的影響超出了我們行業通過負責任的設計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所有已付諸的努力和已取得的成就。

我不再認為個人或有責任心的實踐者們能夠有效地為扭轉這個被印證已久的危機，因為這種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我們不能再等到下一個五十年了，或者連十五年也不能再等了。我的結論或許聽上去很悲觀：我認為再優秀的專業實踐也無法在解決全球變暖這一問題上發揮作用——我們正在經歷這個問題所帶來的嚴重影響。我也絕不是在宣揚要停止發展我們的行業優勢，或者停止我們作為有責任感的實踐者去履行個人職責。但我今天想說的是：在面對這個嚴峻的環境危機的十字路口方面，我們必須在景觀設計實踐之外做得更多。擺在我們所有人面前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做才能不讓上述災難變為現實？在全球變暖的影響比預期到來得更快的情況下，作為旨在管理自然環境的從業者們，我們該做些什么？”

我的宣言實在呼吁一種集體行動：我們必須為基于消除人為性全球變暖的地理技術的發展和測試進行資助，直到CO2的排放達到消減要求，并同時實現可持續能源經濟的轉型。

重中之重的是，我們應該發展為北冰洋降溫的科技，因為由于北冰洋冰川融化而可能引起的大量甲烷滲漏會造成一場波及全球的危機。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可以迅速為北冰洋降溫的技術，這些技術可以以“太陽輻射管理”（SRM）的形式被應用到了任何所需的尺度上。我們應該立即投身于此方向的研究和發展中去。同時，我們要聚焦于減少大氣中的CO2含量，并通過CO2脫除技術（CDR）過程來降低污染的程度、緩解全球變暖的影響。

把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作為我們最為緊迫的、優先處理的事情，因此我們需要實施碳發電站的廢氣減排——無論是現有的、新建的，還是計劃擬建的——尤其必須嚴格控制那些應用了捕碳和固碳技術（CCS）的火力發電站的廢氣排放。

科學家們已經設想出多種方法，并可能發現了實現上述目標的創新方案：所以這些解決方案在技術上具有非常高的可行性。但是在實施之前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檢驗。我相信“科學”可以幫助我們渡過即將到來的困境，并為我們爭取更多的時間，從而最終實現“零碳排放量”的這個長遠目標才終會實現。

因此，我在此敦促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創立一支更具信服力的政治力量，以此來鼓勵我們的決策者和政客們去支持那些大膽創新的研究，這些研究將通過可以防止北冰洋甲烷滲漏，以及封存和捕捉甲烷的技術來拯救地球的大氣環境。我們必須對政府施加壓力，去投資于那些同“曼哈頓氣候變暖調控計劃”類似的項目，以此來回應擺在我們面前的環境危機，尤其是與北冰洋甲烷滲漏有關的。ASLA的政治議程應該同樣重視社會媒體的聲音。現在是通過這些平臺就可以導致政治變革的時代。請愿和簽名活動驅使了那些執政者正視民眾的呼聲。這就是現代版的“街頭游行”。我們必須成為“網絡上的勇士”。

我們作為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階層，擁有影響大眾的能力。同時，我們還擁有培養人們對環境危機的意識及做出改變的力量。我進一步的提議是：作為一群敬業的景觀設計師，我們應立即舉辦一場聲勢浩大的關于氣候的社會活動，舉辦者應該是兩個能代表我們的、最重要的專業組織——ASLA和LAF。我們必須敦促這兩個組織正式認識到現狀的嚴重性，且與我們并肩作戰，并同時支持與其他付諸實踐的團體的結盟，例如350.org、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綠色空間（Greenpeace）、北冰洋甲烷緊急小組（Arctic Methane Emergency Group）等組織，這些團體正在全力以赴地、英勇無畏地為全球變暖的政策和行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ASLA在華盛頓有一個游說團隊。我們必須最大化地使用所擁有的知識權威和政治影響力，從而有策略地推進對氣候拯救行動。

總之，我建議將我們的優先順序從側重個人實踐轉移到群體合作的政治行動中去，以此督促我們的政府：

1. 聯合國際力量為北冰洋降溫，抑制甲烷滲漏并有效地降低大氣中的CO2含量；
2. 立即付諸大量的行動來全面削減全球范圍內的CO2排放；
3. 快速向完全可再生能源轉型。

我希望世界上頂級的科學家們找到為我們爭取時間的方法，從而可以阻止氣候變暖勢態的加劇。那么，我們將獲得學習如何與地球和諧共處的第二次機會。但我們必須共同為之付諸行動：從現在開始！

全球變暖”被主要歸咎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在過去的十幾年間，變暖現象集中高發，這致使海平面上升、海水溫度增高、冰川冰蓋面積萎縮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頻繁發生。瑪莎·舒瓦茨作為一位女性景觀設計師，以一系列形式獨到的實踐項目而聞名。在此次會議中，她以行業的視角對拯救“全球變暖”進行呼吁，且消極地推斷景觀設計師的項目實踐行為對緊急狀態下氣候危機的緩解無足輕重，而是更多地側重景觀設計師團體協作的影響力，并主張有策略的合作，從而推動政府行為下的決策制定與執行，特別是對相關技術研究的資金和政策支持。

針對“全球變暖”的思考本就是全世界和全人類的當務之急，不僅僅需要行業內的合作，也需要多學科、多國家和多民族的共同推進。盡管瑪莎在宣言中提出了幾點實施建議，卻并沒有太讓人印象深刻的實施細節。景觀設計師站在人文學、自然科學和藝術學的交叉路口，在社會學家、工程師、規劃師或生態學家的角色間轉換。比起單純的行業內合作，在瑪莎所鼓勵的“共同合作”中，景觀設計師能夠做的其實可以更多。

1966年，“宣言”的起草者們宣稱，是對嚴重的環境危機的擔憂將他們聚在了一起，并成立了景觀設計基金會（LAF）。他們提出了對景觀設計行業加以武裝的呼吁。50年之后，在各行業日趨各自為政的世界，盡管存在質疑之聲，但景觀設計學很可能仍是維護社會與生態公平的最強有力的工具。

面對氣候變化、水和食物安全、森林過度砍伐、基礎設施、能源和無節制的城鎮化等當今世界最緊迫、最根本性的問題，景觀設計學擁有著當仁不讓的解決能力。一批全新的具有挑戰性的項目正在等待著景觀設計師去應對。此外，除了美觀和功能性以外，景觀設計學貫穿于不同尺度和生態領域的完整設計體系使之成為了具有信服力的政治媒介。

如今我們站在懸崖之上，處在一個重要的臨界點：我們這座星球正面臨著完全毀滅的危險。這永無休止的、互相關聯的、具有自我適應性的增長、積累、重建和重生的輪回，不斷發生在尺度與時間相互嵌套的人類和自然生態之中。景觀設計師不僅要切實完成重塑地球生態系統的使命，并且要通過更廣泛的、系統性的思考，來改變我們在這座星球上賴以生存的棲息環境——景觀設計師必須擁有這種扭轉勢態發展的力量。

這個世界正在邁向災難，而景觀設計師對此肩負重任，我們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的核心力量。氣候變化絕非無稽之談。妥協性的宣言不會造成強有力的影響。景觀設計業必須幫助政策制定者劃定界限，并為社會運動指引方面。富有魄力并給人以鼓舞的設計項目將影響并引導政策的制定。

需要對北半球的大眾文化進行謹慎而大膽的再修改和再調整，因為發展的進程處于不斷的變革、優化和修正之中；這個進程不再將容納和適應大規模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增長放在首位。新的混合型生態必須在城市與自然、消費性與生產性空間、非滲透性與滲透性地表，以及都市與鄉村之間形成創新性協同作用。

在城鎮化、工業化和移民迅猛增長的南半球，大規模開發的同時必須保證自然生態的穩健發展。健康的植被和水系統構建了我們人類的環境，并為適應性景觀搭建了框架。通過對自然和人造生態系統的整合設計，我們必須提升國家和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恢復能力。除了我們的同行們在50年前的深切呼吁，更多時候，景觀設計行業常處于重大環境議程之外；在西歐，那些偶爾由景觀設計師領導的重大城市轉型項目，以及有其參與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已成為環境議程最為先進的前沿領域。美國的景觀設計師們需要更富預見性地創造更多機遇來進行環境設計——而非進行零碎的或臨時性設計——景觀設計師必須為持續擴張公共領域的政治意愿承擔更多責任，積極對客戶進行熏陶和宣傳，以幫助其正確理解并重視景觀設計師在國家、區域、城市和地區等各個層面上的角色及重要價值。尤其對于美國的景觀設計師來說，正有無限的機遇與巨大的責任擺在我們眼前。波及全國各個城市的社會紛爭有增無減，加之近年來出現的許多極端氣候現象，如持續的熱浪、干旱、洪水、龍卷風和火災，都向我們揭示和暴露了人類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脆弱性。而這一切恰恰為我們再次響起了警鐘：景觀設計行業迫切需要建立平等和真正民主的公共環境，并實施風險緩解策略。

同時，景觀設計行業有能力——也有責任——發掘項目的獨特性：它們的運作模式、不為人知的關鍵所在、邏輯、機遇和潛在危險。對“綠色浪潮”和相對應的“以績效為主導”的癡迷顯然不是萬靈藥。實地研究會展示出一塊場地的地形和地質情況，以及每一天中混亂和萬物相競的現實狀態。對現有景觀的邏輯、某區域內的文化植入、社會的形成和空間的編排等進行調查，需要同時從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視角考慮。

現場中的圖解式的說明遠比描述性文字更有效，并且可以成為一種呈現重要事實的形式（選擇測繪的內容極為重要），以及從未說出的、未寫就的事實中通過觸覺和感官而獲取洞察力的基礎。相應地，景觀設計則可作為一種抵抗有愈演愈烈趨勢的同質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和場所“貧瘠化”的有效工具。景觀設計項目必須充分結合地理、地質、文化等多方面的環境與背景，實現嵌入式設計。

人類對景觀設計正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性。與此同時，景觀設計業必須重拾其作為一門關鍵學科的地位，巧妙地綜合生態系統、科學數據、工程方法、社會實踐和文化價值，將其全部融入對建成環境的設計。大膽的愿景需是構想與實際的結合，這樣才可以激起推動社會平等和環境正義的對話，彰顯景觀所擁有的變革力量。此時正是再一次呼吁對我們的行業進行武裝的最佳時機——讓我們積極投身于這個世界，證明景觀設計的必要性！我們行業的政治媒介角色必須重新煥發強大的活力：在重塑生態系統和改變生活方式上，景觀設計業要成為當仁不讓的引領者。

Kelly Shannon強調了國家、區域、城市和地區不同級別的角色角度和尺度的變化。現在眾多項目都受限于尺度視野，相應的生態、可持續的標準關注更多的是一定尺度的建筑或社區，而不是整個城市乃至城市之間或國家層面的基礎設施。過快的城鎮化進程也導致相應的生態和城市設計理論在尺度的研究上的滯后。

在過去幾十年中，放任自流的城市發展和權力政治過度消費了環境資源，嚴重破壞了生態系統，造成了社會和文化的貧瘠。人類對于城市生活的滿足感來自于平等和民主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的公共環境，而這種滿足感來自于多樣性的生活方式參與的愉悅感，和與之配套的物質空間與基礎設施。

通過共時性的景觀系統結構與歷時性的系統演變的研究，并以此聯系到景觀空間設計的流動性，建立了景觀設計的時空觀。

未來的景觀設計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擁有巨大變革的力量，因為極速化的挑戰與地球資源的限制更加迫在眉睫。重新界定景觀設計作為一個行業和學科的中心是非常必要的。這將與我們以前做的不同，景觀設計將作為包含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等眾多復雜關系的載體和學科，理應配備與其相匹配的視角范疇與應對機制，從而幫助我們思考城市現象，以及規劃與設計，并處理現有的狀況和未來的走勢。

借此景觀設計基金會（LAF）創辦并LAF早期“宣言”發表50周年之際，我們得以重新回顧這個行業本身的身份和抱負。所謂的“景觀新藝術”的提出者們特別強調，建筑學是與景觀設計這個新興行業最貼合的文化認同。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具有創新性和改進性的職業定位。這一新興的包容性行業形成于19世紀后半葉，是在為了應對工業化城市中社會、環境和文化等方面的挑戰的背景下誕生的；景觀設計師也被寄予厚望，肩負著在工業化進程中進行民用基礎設施整合、環境改良和公共提升的使命。美國景觀新藝術的推動者們致力于將這個新生行業的定位與古老的建筑藝術聯系在一起。這個將建筑設計（而非藝術、工程或園藝）定義為景觀設計的類同行業的決定，對人們理解當代景觀設計至關重要。這段歷史向我們闡明了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城市規劃如何勉強作為景觀設計的一部分，并最終發展成為另一個獨立的行業；同時，它也有助于我們理解21世紀初期關于景觀作為城鎮化的一種形式的爭論。

這一連串的探究為我們揭開了于20世紀上半葉從景觀設計中分離出去的、強調生態的區域規劃學科的溯源。20世紀后半期，隨著景觀設計的重組——逐漸發展為一門高科技、高專業性的環境科學分支——區域規劃與景觀設計之間的學科分化愈加深刻。而景觀設計之所以發展為一門環境科學的分支，部分因素是景觀設計擁有作為一種科學性活動的潛能，而這種觀念也成為了1966年“宣言”的主要構架。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這種定位開始轉向一種強調經驗主義的規劃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實施僅限于穩健的福利國家。由于整個時代的景觀設計師主要被訓練為環境倡導者，在通往強調理性的生態城市規劃之光明未來道路上，這種方式被證明是一次不幸的迂回。暫且不論正確與否，但在太多情況下，理性的生態規劃項目都被解讀為反都市行為；也有很多時候，其被視為超驗主義，最終甚至被視為非理智的行為。這種將景觀設計作為環境科學的子學科的定位，也開始在逐漸萎縮的福利國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崛起的大背景下，被視為不切實際。

近來將景觀重新納入關于當代都市主義討論范疇的觀點，與強調生態的區域規劃并沒有太大關系。真正與其相關的是對當代設計文化的理解。如今，城鎮化的挑戰與如何利用經驗主義知識和科學方法上的優勢并無關系，但卻與文化領域上的政治性失敗關系頗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福利國家對理性生態規劃的期望背道而馳的。景觀設計之所以在近年來拉近了與都市主義的聯系，而不是向歷史悠久的、以環境為導向的區域規劃和城市規劃靠攏，根源在于近年來其對于設計文化的包容。

從許多方面來講，大部分當代頂尖景觀設計師對該行業的興趣，源于過去二十五年來的建筑語境，仿佛后現代主義終于來到了景觀設計領域一般。不足為奇的是，許多這些頂尖景觀設計師在景觀生態學方面所接受的教育，僅僅是為了滿足建筑學理論的需要。以此種方式培養出的這一代景觀設計師和城市設計師身上體現出一種趨勢，即他們對多種看似相悖的生態理論抱有包容態度。很多當代的景觀設計師將生態視為一種城市力量和流向的模式、設計領域不同學者之間的媒介，以及一種提升公共認可和公眾參與的工具。他們也同樣借助生態學的傳統定義——一種作為物種與其棲息地之間關系的科學研究——以應用于更廣泛的文化或設計范疇。生態學除了作為一種模式，也開始成為可被諸多知識、學科領域理解的一種表現語匯。生態學作為一種在表現形式上發揮作用的認識論框架，與社會、人文科學、人類學、歷史、哲學和藝術均相互關聯。這種從表現性層面對生態學的理解，隨著其在設計領域的傳播而變得尤為重要。盡管長期以來，景觀設計和城市規劃傾向于將生態學作為一種實用性自然科學，但在建筑和藝術領域，人們卻認為生態學是一種來自社會科學、人文學和哲學的表現形式。在基于這種觀念的有趣的當代城市項目中，城市形態并非由規劃、政策或范例所決定，而是通過新興生態的自我調節過程形成的。在很多案例中，城市最終的形態并非經由設計決定，而是隨著與社會、政治和文化相關的生態過程不斷發展而成的。

放眼國際的當代景觀設計實踐，我們暫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很多案例中，景觀設計策略優先于規劃策略。在大部分這些項目中，對生態的理解決定了城市秩序，而設計媒介通過包括土地利用、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和設計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復雜措施來推動設計進程。由于設計競爭、贊助者的捐贈及社區輿論等因素的影響，一個原本行之有效的規劃管理體制常會變得冗長復雜。在很多這些項目中，景觀設計師實際上扮演了城市規劃師的角色，會重新構思城市范圍，重新組織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秩序，以服務于一個新型的城市環境。而這些實踐也都在向我們表明，景觀設計師在當今時代正肩負著城市設計師的職責。

景觀設計的身份（Identity），或者說其實踐目標和學術核心，一直困擾著本專業，這幾乎是行業的內部共識。當參會嘉賓皆如現代主義或者先鋒前輩們那般，嘗試以宣言為行動綱領和共同口號的時候，我們注意到的事實是，今非昔比，上個世紀初的文化和政治氣候與當今的境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因此，這可能需要一種更加辯證的思維和態度來審視這次費城的景觀盛會。也就是說，對此次景觀會議持有任何的姿態，樂觀抑或者悲觀的情緒，都不應當是盲目的。回到Charles Waldheim教授開篇所提及的問題，景觀設計危機的現實界線和歷史內容是否已經得到了清晰的闡釋，很可能是景觀設計專業的阿喀琉斯之踵。只有系統性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下一個層次的景觀思考才能繼續深入地延伸。

實際上，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專業發展，景觀設計完全沒有必要刻意地自卑或者無故地自大（例如建筑學內部一直存在著其終結的聲音），起碼兩種極端的情緒時常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不斷的困擾著專業探索。歷史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客觀的事實（肯定不是絕對的客觀），比如說，景觀是從建筑和藝術兩大學科的內部中演變出來的，而景觀又是城市規劃專業的源頭之一（如Waldheim教授文中所言）。因此，無論景觀走向了深處（即藝術探索，雖然杜尚或者安迪·沃霍爾的藝術與安格爾時代的藝術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還是景觀走向了廣度（即偏重城市的計劃），都不必為之過于憂慮，當景觀的闡釋和應用從本體論轉變到認識論（準確地說，正如米切爾所言，景觀不在關注“它是什么”，而是景觀能夠發揮什么的效應）的時候，就可以擺脫過去的局限和榮耀，掙脫出喋喋不休的二元爭論，回歸一種理性的視角。

Waldheim教授在過去的20年間，一直都是景觀都市主義的激進倡導者。景觀都市主義的真實和虛妄，目前國內學界和行業經歷過眾說紛紜之后，恰如喧囂過后的無人問津。不過現狀與事實并非一致，景觀都市主義的理論底蘊，拋開若干的理論邏輯漏洞之外，還是極為豐富的。Waldheim的貢獻在于進一步深化了奧姆斯特德和麥克哈格的歷史遺產，即繼續從文化理論上探索景觀與城市之間的關系。無論在《圍捕底特律》（StalkingDetroit）一書中關于景觀之于后工業城市的當代文化解釋，還是《景觀都市主義讀本》（LandscapeUrbanism Reader）中涉及的景觀都市主義的歷史譜系溯源（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清晰地掌握歷史譜系并非僅僅為了回顧輝煌與提供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將歷史視為具有創造性話語的發生場所），再到去年編輯出版關于城市與景觀的著作，直到這篇強調景觀規劃設計師的身份問題，Waldheim的關注焦點一直都是如何歷史性地翻轉景觀的媒介作用，從靜止的舞臺布景轉變成主動的創造力，即，如何讓景觀從邊緣性的綠化裝飾和背景，轉變成更積極的前景空間，進而有效地參與城市空間的發展，使得景觀能夠扮演一種城市主義的主導形式。

雖然Waldheim對于麥克哈格的環境決定論和福爾曼的景觀生態學之于景觀設計專業，仍然抱有一定的成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說，他的立場并非是為了否定自然科學與景觀設計之間積極的互動效應，特別當他以社會進程（福利國家的程度高低）與景觀設計建立起結構關系的時候，過分的苛責具有經驗主義和超驗主義的生態規劃，顯然是力不從心的。我們可以退一步認為，Waldheim采取一種“混亂和模糊”的敘事方式，在支撐某種論斷的時候，必須要對特定的歷史狀態給予批判性的態度，哪怕是有些言論呈現出矛盾性。?

拉維萊特公園的國際競賽顯然為景觀設計打開了另一個世界，后現代性的理論話語被逐步地用來修飾建筑和城市空間，此時景觀設計還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路徑中迷茫，于是，景觀在是20世紀30年代的那一次革命之中沒有實現跨越之后，在25年前左右的關鍵時期，又令人失望地錯失時機。Waldheim很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即便他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飽受指責，認為其理論與實踐分離，但是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忽視他在景觀與當代文化之間潛在關系所進行勾連所付出的努力。這既是拉維萊特公園給景觀設計的財富，也是庫哈斯、扎哈和艾森曼那一批知識分子式的建筑師給景觀的啟示。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Waldheim還是回到了詹姆斯·科納的理論上，提出了生態學是介入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中位空間上，它調和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對立，能夠提供那一套目前看來還未過時的話語，而這恰恰是國內景觀設計學界長期遺漏的研究點，因為我們自始自終就放棄了景觀與當代文化之間的潛在關系的探索。

伊恩·麥克哈格常常提及他定義的“冗長的敘述”（litany），他相信這“敘述”中繁多的內容和關注議題是每一位景觀設計師都應該積極結合到他們的工作中的。伴隨著麥克哈格和他的同事們主張學生和實踐者們“必須通曉地理學、地文學、氣候學和生態學，以此了解世界各地獨特的地貌特征，以及為什么植物、動物和人類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區域，而不是其他地方”，“冗長的敘述”也成為了1966年“宣言”中的核心信條。“宣言”還堅信，設計師只有通過這些上述所說的視角來“詮釋”景觀，他們才有正確地規劃和設計環境的能力。1966年的“宣言”從根本上主張景觀設計應該被理解為自然科學的應用學科，并為過去的半個世紀指明了學術方向和關注領域^[1]。因此，我認為現在是為21世紀景觀設計師建立一個修訂版的“宣言”的好時機。與1966年的“宣言”相比，新的“宣言”的內涵將大大豐富。

首先，我要倡議一個修訂版本的“宣言”，建議把關注的焦點從純粹的環境議題轉向對于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后復雜的運作機制更深層次的認知和理解。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推動了城鎮化的發展有關的活動，而這些活動也是我們行業當下和未來的工作核心。以城鎮化的潛在驅動力和刺激為基礎的積極參與，和試圖去限制、弱化和消除它們的影響同等重要。如此的方式旨在擴展學科領域的參與，并豐富行業的“詞庫”和評估方式。

我作出上述言論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沒有受過正規培訓的景觀設計師，而是因為我看到了景觀設計解決城市問題的潛力。景觀設計師潛在的協商才能和綜合分析多種關系并轉化為可實施的策略和解決方案的能力尤其令人驚嘆。這些時常相互矛盾對立的關系涉及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環境等方面。就這一點而言，景觀設計作為一門學科，提供了一套強大的工具，這套工具可以在面對與未來都市環境相關的無數挑戰時為設計師提供指導；然而這一切只能在行業擺脫了僅通過環境（或者“生態”這種現在更官方的說法）來主張和評估的負擔后才能實現。

然而，這個觀點在如今或許會被視為異端邪說，但我相信這是我們學科必須要面對的事實，以防止景觀設計最終衰退至單純的職業技術，而不是將之提升至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文化高度。為了證明此論點，我想簡要陳述三個可預見的原則：

放眼國際的當代景觀設計實踐，我們暫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很多案例中，景觀設計策略優先于規劃策略。在大部分這些項目中，對生態的理解決定了城市秩序，而設計媒介通過包括土地利用、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和設計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復雜措施來推動設計進程。由于設計競爭、贊助者的捐贈及社區輿論等因素的影響，一個原本行之有效的規劃管理體制常會變得冗長復雜。在很多這些項目中，景觀設計師實際上扮演了城市規劃師的角色，會重新構思城市范圍，重新組織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秩序，以服務于一個新型的城市環境。而這些實踐也都在向我們表明，景觀設計師在當今時代正肩負著城市設計師的職責。

(1)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1966年“宣言”中所依賴的城市和非城市的雙元化概念已不再合理。亨利·列斐伏爾認為，所有人為影響形成的都是城市的；就這點而論，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地球上的全部的景觀，無論是實體或是意識上的，都必須被視為受影響程度不同的城鎮化環境。

因此，規劃師和設計師們面臨的根本問題已不再是地域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我們如何對那些不計其數的人為影響方式的密度、形式和后果——它們正在持續不斷重塑著地球上的景觀——進行影響、管理或協調？這個問題不能僅依賴作為我們行業的指導的自然科學來回答。我們必須著眼于更廣泛的來自體制的動因和驅動力，來揭示景觀設計是如何積極參與、滲透、改變并影響它們的。

(2)城鎮化活動，尤其是新興聚落和基礎設施的建設，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實體性表現。然而，這個觀點已不再令人信服了。越來越多的城鎮化由投機性動因產生：用城鎮化作為催化劑來追求不尋常的經濟增長或謀求政治力量。結果是地球表面的景觀面貌產生了快速且徹底的巨變。這些巨變尤其出現在那些被稱為“新興”的政治體系中^[2]。

對城鎮化所帶來的實體利益的高投機性行為被當作旨在提升國際地位的必要貿易手段來對待，而罔顧人口和市場現實。由于這些投機行為需求的刻意性，其常常因為完成度低、半途而廢、不可達性或普遍置空等問題而以失敗告終；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嚴重的后果——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影響。

這說明規劃師和設計師不能再將他們的視線僅集中在作品能夠帶來的誘人收益上，因為這些誘人收益成為實現的可能性正在逐漸降低。相反，規劃師和設計師必須在他們的工作中建立調節、調整，以及應對突發事件、項目中止或重新開發的有效機制。為了讓設計和規劃產生更多有活力的城鎮化形式，規劃師和設計師必須對能夠從一開始就推動這些城鎮化活動的相關系統和議程進行了解，并積極參與其中。

(3)盡管我們非常欣喜地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院校和從業者開始在傳統景觀設計學的范圍之外擴展學科領域，但我們也發現，近期非常多的項目著重于徹底改變現有的聚落和基礎設施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系統，關注的幾乎完全是自定義的生態議題。盡管這種追求（野心）值得被贊許，但是在這種影響下誕生的項目會導致學科的文化可靠性逐漸消失。

我并不宣揚天真的、整體化的設想，我鼓勵那些追求變化、為我所用和旨在顛覆的策略。在減慢或減少這些策略可能帶來的巨大改變的同時，這種方式更能產生真正的、根本性的、顯著的影響。

為了找到這些潛在實施的時機及地點，了解推動城鎮化現存的系統建設的根本性原則是至關重要的。盡管自然科學確實提供了一些視角，但僅在這些條件下探索干預的可能方式并沒有必要過分簡化。然而，如果這個學科的運作超越了其一直以來所關注的生物生態領域，并擴展到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方面，會涌現出更多的潛在行動機遇。

我發表的上述言論并不是為了抹殺景觀設計對環境問題的思考——在過去的五十余年中，環境問題一直是景觀設計行業的工作重心——相反，我的發言旨在將其他根本性的城市議題提升到與環境問題同等高度的地位，從而拓展景觀設計的范疇，使其不局限于有限的關注領域中，轉向一種內涵更加豐富、更易于實施、更加有效的行業發展方向。

如果景觀關注的是如何在全球范圍內的城鎮化發展中占有核心地位——成為主導框架、構建組織邏輯，或制定可實行的規范，而非被簡單地視為城市中的綠色點綴——那么其必須在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等方面證明和闡釋其在世界范圍內城鎮化中所發揮的作用。唯有如此，景觀設計才能展現其真正擁有的重要的文化意義。

[1] McHarg, I. L. (1967). An Ecological Method for Landscape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57(2), 105-107.
[2] Marcinkoski, C. (2016). The City That Never Was. New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隨著環境科學的發展和生態系統概念的提出，20世紀的美國環境意識漸漸興起。20世紀40年代，美國生態學家、環保主義者奧爾多·利奧波德通過他的著作《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提出了“大地（環境）倫理”（Land Ethic）的概念，將世人的目光集中在人類與人類所棲居的環境的關系上。大地倫理中資源保育概念的提出也成為日后一系列的環境運動的重要思想。1966年的“宣言”及其內容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孕育而生。

三年前在美國接受景觀本科教育時，我拿的是理工科的學士學位；所接受的教育也和1966年“宣言”提出的一樣，包含了地質學、地理學、氣候學、土壤學、植物學等學科，美國本科的景觀教育依舊是以自然應用科學作為主要的框架。今年有幸參加了本次景觀設計基金會峰會，聽到了21世紀的景觀宣言。宣言中強調的一點便是放棄自然和非自然的雙元論概念。Christopher Marcinkoski的發言強調了地球已經完全被人為影響所改變的事實：everything has been urbanized。生態依然重要，可是景觀設計師面臨的除了自然環境外，還有人文環境帶來的挑戰。

在美國過去的50多年間，或許只有環境學和生態學能幫助景觀設計師從規劃師、建筑師、城市設計師中脫穎而出。今天，面臨更迫切、更復雜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市場環境，景觀設計師的職責不再是單純的“綠化”或者“生態”顧問，而扮演著各種行業間重要的協調和溝通的角色。在學院里，或許有人會繼續爭論景觀的定義：景觀到底什么？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是一個系統還是一個隱喻？然而，我覺得正是景觀的抽象性使得學科和行業有了更多的機遇和潛力，成為能夠溝通聯結不同行業的思想主導。
我期待著21世紀的景觀設計學在打開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后的作為。多年前出國的原因之一便是高中文科生的身份不能申請理科的景觀設計專業，我也好奇在新的環境之下文科生會在景觀設計中有怎樣的機遇和發展。又及。

規模和尺度至關重要。景觀設計師的設計項目涵蓋各種規模和尺度：從一座小花園或是一棟房子的局促場地，到一個典型的中等尺度場地，如居民區或大型公園，最終到一整個區域的城鎮化研究或區域保護策略。然而現實中，大多數景觀設計師接觸的仍是相對小尺度的項目。

但情況并非一向如此。19世紀，園藝師建造花園，而建筑師設計房屋、開發區乃至公園。工程師為擴張的城鎮、公園和供水項目等設計基礎設施。一些擁有跨專業知識的設計師，有機會接手一些跨規模與尺度的項目。隨著行業的發展，以園景為導向的專業開始向“景觀設計”這一術語靠攏。如約翰·克勞荻·勞登（John Claudius Loudon）、彼得·約瑟夫·倫內（Peter Joseph Lenne）、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Olmsted）和沃倫·曼寧（Warren H. Manning）的設計，即涵蓋了多種規模和尺度。他們都設計過別墅和花園。勞登曾為倫敦提供區域規劃；倫內規劃過波茨坦和柏林；奧姆斯特德設計過一座玫瑰花園，并曾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地產的森林管理規劃總監；曼寧的設計則小至花園，大至整個美國（并刊登于1923年《景觀設計》）。

我主要，但不限于從學術角度來審視這個行業。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的景觀設計系建立于1900年，其建立的主要原因源于奧姆斯特德的工作室。從建立初期，哈佛景觀專業的教授們即以授課內容涵蓋廣泛而著稱。然而，并不是每個尺度的項目均能得到平等的重視。哈佛設計研究生院與整所大學之間關于學術地盤的競爭從未停止過，而這隱含著規模和尺度的問題。

直到20世紀二十年代，來自富人們的設計別墅和花園的委托逐漸增多，學科專業教育開始轉向這些較小尺度的項目。此種對于更大尺度景觀的關注度的減少，以及設計從規劃領域逐漸分離出來的趨勢（這種分離在我看來既是人為的，亦是有害的）導致了哈佛景觀設計專業內部的政治分歧，并最終促成了美國第一個城市和區域規劃專業的建立。分離后的兩個專業在學術上都繼續在設計教學中強調實體設計的重要性。

當我于1966年第一次加入哈佛大學時，佐佐木英夫（Hideo Sasaki）和查爾斯?哈里斯（Charles Harris）力圖修補景觀設計與規劃之間的裂痕。我的第一項教學任務是與查爾斯·哈里斯、雷金納德?伊薩克斯（Reginald Isaacs）合作的課程，查理斯?艾略特二世（Charles Eliot II）、伊恩?麥克哈格（Ian McHarg）和菲爾?路易斯（Phil Lewis）時任客座教授。這種模式的合作直至20世紀七十年代一直運轉順暢。

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規劃部門將重心從實體設計轉移到經濟分析和社會規劃。隨后這個部門又遷址肯尼迪政府學院（而“強調設計的規劃”直到20世紀九十年代才在設計學院重新開設）。景觀設計學主要側重于中、小尺度的項目設計。唯一的例外恰好是我的一些作品——涉及各個尺度但側重于強調更為宏大的景觀。

20世紀九十年代，哈佛設計研究生院做出了變革性的決策。任何高年級學生均可以申請約15學分的選修設計課，這些課程包括每個學期的建筑、景觀設計、規劃、城市設計等所有方向。在這一舉措的激勵下，一些課程的（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尺度變得更為廣泛。同時，受到巴塞羅那世界博覽會的巨大成功的影響，建筑師們對公園和花園的興趣日趨濃厚。在此背景下，我們的建筑學院也開始開設與傳統的景觀設計專業相似的設計項目。

現如今，大多數景觀設計師將大部分專業精力花費在尺度相對較小的項目上，僅有少數設計師得以擴展其業務至大尺度的項目，而專注于區域性項目的則是鳳毛麟角。

基于這樣的背景，我現在要嘗試回答景觀設計基金會關于景觀設計的未來的問題。我認為無論我們做出什么樣的宣言，到下一代設計師——或者用不了一代人的時間——一切就將大不一樣。我認為，能夠在某一個尺度上進行設計，并不意味著可以勝任任何尺度上的設計。不同尺度的景觀設計，其方法論和專業技能固然相關，但并不全然相同。

對于未來，我認為有以下4個合理的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當然是維持現狀，繼續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

第二個可能性，是承認作為當今熱點話題的景觀行業所面臨的競爭。建筑師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參與景觀設計并將其作為建筑設計的一部分；城市設計師則將會越來越多地從事中等尺度的景觀設計；地理學家、工程師和生態學家（甚至政客、銀行家和律師）可能逐漸為更大尺度的景觀做出決策。這些趨勢將對景觀設計的教育和實踐形成沖擊。外部的競爭將有可能壓縮景觀設計行業的空間，將其變得更為狹窄。

第三個可能性是最可能鑄成大錯，但卻是最有可能成為現實的。人為造成的規劃與設計的分離將會繼續，甚而被強化，而景觀設計其自身將會不自覺地把重心轉移至設計更小尺度的項目。這樣的趨勢有可能是由專業間競爭所導致的，它們來自食物和水源供給、生物多樣性、文化遺產、人口和氣候變暖等影響景觀變化的因素。然而究其本質，導致這種可能性的主要原因有二：那不幸卻又是根深蒂固的將景觀設計與園藝緊密聯系的社會意識，以及景觀設計行業自身的職業和學術選擇。

第四個可能性依賴于重新審視行業的創立者們的智慧。首先，我們必須具備一些其他行業所不具備的專業知識。我們必須根植于景觀本身，涵蓋氣候、地理、水文、生態、植被、歷史和感知等方面的各種規模和尺度。而后，我們還必須理解，幾乎在做任何事情時，我們都需要與其他專業人員及決策者們進行合作。這就是在我加入教師團隊時對景觀設計行業的憧憬，我亦為此踐行至今。

我們不能盲目自詡為景觀智慧的唯一承載者，也不要認為為了尋求改變而對景觀設計行業有著什么自我界定的管轄權、主事權，亦或是協調設計的權力。作為景觀設計師，有時我們會處于主導者的地位，而有時也會被領導。但是，如果我們致力于解決當今社會的重大需求，專業知識和設計中的合作技能將是根本。我們不能允許我們這個行業將其局限于其自身范疇內的規模和尺度之中。

尺度與規模上的定位并不一定能左右景觀設計學科的發展方向。從教學的角度而言，跨尺度、跨專業的研究的確有助于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但景觀設計師中也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一部分實踐者、教育者會認為，如今景觀設計學科所著眼的規模與尺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景觀設計師所能掌控的范圍。他們中確有安于現狀的，但也有一些設計者嘗試在微小的尺度中吸收各行業的當代成果，使景觀設計在細節上適應不同的環境，以達到環保、可持續的目的。把EDAW帶入AECOM的喬·布朗（Joe Brown）曾說：“小不總是美的，有時小只是小^[1]”。毫無疑問，他的實踐是對景觀設計行業可能性的卓越探索，然而規模與尺度上的小并不意味著景觀設計影響力的局限。同時，大尺度下綜合系統的研究思路往往可以為相對小尺度的設計提供線索與啟發，對場地在不同尺度、環境乃至時空中的理解是方案合理性的保障。的確，景觀設計師所需的知識結構應更加綜合，各行業合作應更加廣泛，挑戰更加艱難，但設計師統籌資源以分析、解決問題的角色是沒有變的，這在各種尺度與規模上都是一樣的。

[1] Learner,J.(2014).Big is Beautifu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104(8), 78-85. Marcinkoski的發言強調了地球已經完全被人為影響所改變的事實：everything has been urbanized。生態依然重要，可是景觀設計師面臨的除了自然環境外，還有人文環境帶來的挑戰。

羅馬人信仰三種形式的自然：原始的荒野、高產的農田，以及作為文化和象征性藝術品的花園。今天，在人類為主導的世界里，只有一種形式的自然保存了下來，并且試圖展示自然演替的鬼斧神工和對自然演替的理解。這一針對自然的科學途徑在先進的控制論和建模的輔助下，通過經驗性的方法進行反復試驗，并得以監控、規劃、生成及維持。

已故生態學家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于2005年發表了名為“群體生活的難度日益加大”的演講。他推算，從20世紀早期（他出生的時候）到近些年，世界人口已經由15億增加到了超過60億。在他的一生中，人口增長了4倍有余，并且每十年還在呈指數增長。從道德的角度，列維-施特勞斯假定物種滅絕從根本上有悖于上帝創造天地的完整性，因此，一旦人類侵犯了其他物種的生存，他們的權利就應該停止。現在我們人口的數量突破了70億，無節制的人口增長將對地球的文化以及生物多樣性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并最終會威脅人類自身。我們進入了一個完全將自然建造化的時代，這個時代下的景觀設計師被要求對自然的形態進行重新設計，以此有針對性地回應由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帶來的巨大挑戰。設計這種建造出來的自然要求對生態和多樣性擁有前瞻性的認識，并且所建造的景觀可以挑戰傳統思維、徹底重新定義我們共同潛意識里的對自然的固有認知。

毋庸置疑，自然建造將需要長期的多學科間交流和足夠的創新能力，以創造新形態的景觀，從而應對即將到來的艱巨的社會和環境挑戰。斯坦福大學的校長的約翰·漢尼斯（John Hennessy），在21世紀伊始開創了一個跨學科的合作項目，這個項目融合了從工程到藝術的諸多學科，并打破了學科間長久以來的隔閡，以此使得創新交流在已建立的系統中對傳統發起挑戰。通過對幾代工程師、設計師和藝術家在協同合作方面的培養，使他們在面對來自環境的不可預測挑戰時擁有不一樣的思維，可以提出更具創新性的應對方案。彈性景觀設計要求設計師進行態度上的根本改變，通過對新的地型拓撲學（Topology）的創造，會在邊界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發揮更好的作用。新型的、旨在應對時代問題的景觀將會興起，這將更好地體現全球超過70億人口的具體需求和當務之急。設計師必須要觀察、理解和尋求關于具體壞境的信息，但是就未來的解決方案而言，他們也將需要在與他人的協同合作中，作出創新性的應對和思考。對于項目的時代議題的選擇，將從根本上在各學科間建立起一種新的交互模式。在此模式下，景觀設計師將在一系列的意見反饋中被原型化，并進行模擬和測試。毫無疑問，這種對話及各學科間的設計迭代的過程將生成自然系統的新形態，也將對我們現在歸因于自然的世俗的價值產生深遠影響。因此，景觀設計的教育應該通過加強與其他學科間的對話、開發更適用于這個快速改變的世界的設計工具和方法，來激勵創新性創造。在這種交流下產生的旨在應對時代問題的景觀將會許多先入為主的觀念發出挑戰，并通過設計實驗來孕育創新，為我們的行業重燃自信、注入創新能力。

認識和培養在景觀領域中的區域和文化差異，將可能是這個全球化時代最大的挑戰。正如物種滅絕一樣，由于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和環境壓力的加劇，無數與景觀相關的文化傳統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消失。法國地理學家奧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指出了我們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非常特殊的一種關系：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都有著非常強烈且具有象征意義的鮮明差別。伯克將這種與自然的關系定義為“家園”（Ecumene），并且提醒我們東方和西方、北半球和南半球文化之間我們難以探知的差異。因此，“家園”表達出一種社會對于某一特殊景觀依賴的現實，一種對自然的本體論的傾向（這種人類社會與景觀的關系被理解為一套牢固的信念和信號）。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是語言、工作、文化和神話的復雜產物，在自然界中對信念的理想表達常常因文化差異的歧點而消失，事物幾乎不能被解釋，更不要說被感知。共性和環境議題因此將持續面對主流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并孕育人類社會中顯著的區別和差異。隨著文化的消失，其他的混合產物也將出現——它們將凸顯地方文化的普遍性超越于全球化的普遍性——因此，每個景觀都將成為我們表達一種在良好的創新挑戰行動下的文化差異的機遇。

Christophe Girot教授認為景觀設計專業對于自然態度的轉變動力來源于外部世界的持續變化，主要是人口激增所帶來的空間生存問題、物種多樣性受到人類的干擾，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等問題。景觀設計的階段性歷史使命并非出于學科自身的危機，而是由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大氣候所帶動的，一旦景觀設計能夠應對目前的環境危機，并能夠提出一定程度上的解決之道，那么景觀設計專業的某種改變就是勢在必行的，這種轉變從本質上講僅僅是一種副產品，正如Girot教授所言：“全新的建造將會創造出挑戰傳統思維的景觀”；因此，在外部環境到內部學科的認知的思考邏輯下，關于自然的態度必須也要發生某種轉變。哪怕我們將整個的解讀反轉一下，那么關于自然認知的改變會直接作用于新景觀的創造，而新的景觀則又可以直接有效地應對環境和社會危機。至少從這個角度來說，Girot教授的邏輯是極為清晰的。至于如何操作和實施，他的言論或許只是一種常見的修辭，比如說“跨學科的合作，或者說文化的異質性”等等，目前景觀設計專業思考的關鍵，并非一定要使用文化或者生態或者可持續來描述既定的現象（雖然我們要承認，思考某個特定問題，還是應該有所關照的），而是要深入針對某一特定領域進行研究，給出某種理論或者策略，而后期待著多個層次上的實踐，比如拓撲學，這也恰恰是Girot教授在過去十幾年一直致力的事業。

21世紀以來，全球城鎮化發展、自然災害以及氣候變化等重要事件，都與景觀設計學息息相關。這些事件彼此相互關聯；而景觀設計師能夠也必須運用科學知識，以全面的發展觀及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來應對上述問題。不可否認，我們正處于世界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對未來作出選擇。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風云變幻，隨著景觀的真正價值開始被社會、政府及利益相關者們所認可，重大的轉變正在發生。

無論是《歐洲景觀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由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發起的《全球景觀公約》、2012年發表的《佛羅倫薩景觀宣言》，還是《拉丁美洲景觀倡議》、《加拿大景觀憲章》、《亞太景觀憲章》、《非洲景觀憲章》，這些國際性公文的頒布及簽訂，均肯定了景觀在集體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并強調了在區域內的所有尺度上進行景觀管理的需求：不論是都市或郊區、城市或縣鎮，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景觀，大到擁有重要文化遺產及自然價值的場地。

景觀是人們共同的愿景；出于這個共同的愿景，各個學科都參與其中，皆為之而努力。上述倡議正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并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可與支持。盡管我們擁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風俗，我們對景觀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我們擁有一點共識：景觀無疑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景觀可以傳達日常生活的直接體驗，人們對于景觀的關注日漸增加。在某些地區，人們已經將景觀視為發展的重要推手，期望以此來提升自我認同感、身份認同感及生活品質。

如今，當我們談及景觀時，我們通常將其視為一種生態服務系統、一種社會關系的傳達途徑、一種日常經驗的體現、一種人造開放空間與自然區域之間的平衡、一種對特定場地的生命所具有的多重含義和特征的表達。而所有這些正是每一個場所身份特征的關鍵所在。

當今，拉丁美洲景觀行業充滿了新的創意與解決方案。景觀代表了自然世界、人類社會、公眾需求的統一，而實現人類愿景的過程則需要一個有別于傳統景觀學的新行業。我們為景觀及景觀這個行業而努力奮斗，以創建友好而可持續的場所，供人們到訪、居住、工作，以及營造他們的歸屬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突顯景觀的重要意義及功能，并在大學院校開展合適的教育課程，以促進專業教育發展，保證景觀設計師接受最高要求的實踐訓練，同時促進國際、地區及地方范圍內對景觀的廣泛認可。

拉丁美洲的景觀設計師尤其重視基于社會因素的整體影響。我們必須了解那塑造了拉丁美洲精神的人民特征，并將之銘記于心。這里的人民是多元的——他們成長于不同的景觀環境，而他們生活其中的景觀也賦予了他們特定的工作條件。利用環境是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的能力。而景觀設計師則是設計人們生活環境的人。因此，作為景觀設計師我們有責任保護現有的生態系統、改善建成的人造環境、修復已被破壞的環境——這一切都需要我們細致入微的深思熟慮。唯有不斷提升外界對景觀行業的認可，景觀設計師才能將我們的使命進行下去。

景觀設計師尚未獲得外界如對城市規劃師一般的認可，而當下的挑戰正是景觀設計體現自我價值的契機。

景觀設計的專業領域已不再僅僅限于美學、園藝、公園等概念，而是進入了更廣泛的城市及鄉村尺度。可持續性基礎設施、社區福祉、景觀彈性，以及社會生態成為了當前景觀設計實踐領域的核心主題。前所未有的項目和全新的表達方式使得拉丁美洲景觀設計師更加注重以社會為本、以人為本。

通過都市主義及景觀設計，改造后的城市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而城市更新過程中的包容與創新則有助于城市實現其長久以來的夙愿：創造能夠適應各種變革的強大文化力量。

景觀的文化屬性肯定并促進了社會的多元性，使得個人可以自由地參與社會文化生活，有助于人們在消除文化沖突的過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資產。由此可見，景觀在社會和平、沖突防控與調和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也正是因為如此，景觀設計已不只是通過運用綠色植物來發揮療愈功能，它甚至消除了數十年來的暴力侵害與人們心中的恐懼，它更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能夠帶領我們通往公民社會的工具。

未來的城市與景觀必須能夠彈性應對并適應變化的環境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拉丁美洲的自然災害不但暴露了城市與村莊的脆弱性，更印證了人類活動對這些環境破壞的加劇，以及人為自然災害的頻發。而災后重建的機會賦予了景觀設計師對這些環境的恢復力、適應性及重建等方面進行設計的廣闊機遇。

因此，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擁有作出改變的巨大契機。通過創造具有彈性的、經濟適用的景觀和能夠帶給人們幸福感的景觀，我們一定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福祉。

總體而言，景觀設計所做的工作——

關乎現在與未來，
聯系著自然與文化，
連接著實踐與政策，
將向可持續性和可恢復性發展，
涉及創造力、遺產、歸屬感、知識與多元化，
關注社會的方方面面，并影響著社會發展的各個維度，
讓人們更加關注景觀設計，并認識到它的意義與價值。

[1] Fajardo, M.(2014, September). Landscape Initiatives in My Own Backyard. Eclas Conference2014: Porto – Landscape: A Place of Cultivation, School of Sciences at theUniversity of Porto, Portugal.
[2] Fajardo, M.(2013, May).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Landscape Design as Catalyst to UrbanViolence; Colombian Case Study. UNESCO Workshop on Culture 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 Culture: A Driver and an Enabler of Social Cohesion Culture'sContribution to Addressing Urban Violence, Hangzhou, China.
[3] Fajardo, M.(2013). Ciudades Y Territorios Para La Vida: Paisaje + Cultura + Humanización.IFLA Federación Internacional de Arquitectos Paisajistas / SAPE - Sociedad deArquitectos Paisajistas del Ecuador- Conferencia Regional de las Américas 2013,Paisaje Desarrollo Local; Ciudades Sostenibles, Guayaquil, Ecuador.
[4] The LatinAmerican Landscape Initiative (LALI). (2012, August). IniciativaLatinoamericana Del Paisaje Declaration Chapters 1 and 2. LALI FORUM 2012,Medellin, Colombia.

Martha Fajardo在這篇宣言中認為當代的景觀設計學以及景觀設計師在世界轉型中，自身的角色和身份發生著根本性的轉變，然而這種轉變究竟意味著學科與職業的發展還是倒退我們是不確定的。

在我看來，當代景觀太經常地被空間之外的話語（discourse）探討所裹挾——政治的、文化的、社會學的，等等。甚至令人覺得風景園林師或理論家如果不從這些領域去尋找景觀的思想源頭，就無法證明景觀的意義和其形而上的高度。然而用時髦的觀念去闡釋景觀是危險的，因為這種過度的釋義會強加多重意義給景觀自身，反而會使得景觀偏離了原有的空間本體，而景觀設計師也不再去關注設計活動中的那些基本問題（basic question）。對我而言，用其他學科來闡釋景觀的意義在于梳理和還原不同類型景觀的產生的思考軌跡，然而對于任何景觀來說，最好的解讀還是空間本體出發。我曾經設想過一個景觀設計師的最佳狀態，那就是在不斷拓展自身知識體系的同時，仍然不放棄那些設計活動中永恒的基本問題。

今天，以及一直以來，我們都不斷重申我們是相互依存的。我們向那些早在我們之前就預言了人類的相互依存性的先人們表示感謝：從遠古的以賽亞和釋迦牟尼，到哈麗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斯圖爾特·尤德爾（Stewart Udall）、格雷迪·克萊（Grady Clay）、卡爾·林（Karl Linn）……作為向他們的致敬，我們接受了為生機、自由和對長久幸福的追求而塑造空間的使命。我們相信，只有通過生態民主——一個由系統的生態思考所推動的民眾廣泛參與的政府——的方式，這一切才能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生態民主從依賴于海泥演化到依靠人類景觀，其涉及的時間跨度可以是50年、250年，甚至是250萬年。我們面臨兩個選擇：要么通過我們的努力幸福地活著，要么像生態文盲一樣死去。我們選擇追求長久的幸福，因而我們要利用我們所有的資源踐行如下方面：

無論是《歐洲景觀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由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發起的《全球景觀公約》、2012年發表的《佛羅倫薩景觀宣言》，還是《拉丁美洲景觀倡議》、《加拿大景觀憲章》、《亞太景觀憲章》、《非洲景觀憲章》，這些國際性公文的頒布及簽訂，均肯定了景觀在集體利益中的重要地位，并強調了在區域內的所有尺度上進行景觀管理的需求：不論是都市或郊區、城市或縣鎮，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景觀，大到擁有重要文化遺產及自然價值的場地。

1．社區共同體。土地即是一個社區共同體，這是生態學的基本準則。長久以來一直如此。今天所有的人類的都被“綁定”在同一個命運里，牽一發而動全身。我們很敬重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和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預言。我們致力于通過每個設計來加強社區共同體，其中生態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2．交互式語言。生態民主需要一種新的公民語言，以提升公眾討論的高度，使得市民和設計師能夠共同協作，并讓市民在生態科學和當地的經驗智慧的指導下作出決策。這種語言將上升至肯定生命和公民義務的高度，與具有主動性的海岸線建設退讓和生活空間小型化等理念一樣激發人們的興趣，與400米的舒適步行半徑和與動物之間的安全距離等表達一樣清楚易懂。我們一定要創造這種語言！

3．接觸自然。自然景觀用各種比文字更早出現的方式令我們學習了生存之道，給予了我們成長所經的各種感官享受。自然是我們獲得生態認知的大門，我們通過對自然的體驗，將生態認知總結成了規范行為的準則。即使那些不關心我們所面臨的危機的人也會熱愛自然。我們擁有的技能能夠提供自然接觸的機會，這對于建立一個可以接納大刀闊斧的生態行動的廣泛的群眾基礎而言至關重要。我們不會眼睜睜地看著作為自然游樂場的樹林逐漸離孩子們遠去。我們將讓每個孩子每天都能接觸到自然，可以看蛹破繭成蝶，可以在水間露石上跳躍，可以用泥巴捏出他們想象的城市。這樣的經歷將培養出更多的生態民主支持者。

4．揭穿謬見。必須揭穿長期存在于美國人頭腦中的一些謬見。這些包括（但不僅局限于如下）一些合乎法律但卻錯誤的觀念：認為企業/社團/機構擁有與每個公民一樣的權利，但卻承擔比公民更少的責任；認為企業的資金有權買賣我們的民主，并可以以金錢為代價破壞我們的環境；認為土地首先是一種不動產，而不是社區共同體；認為美是由精英階層引領、由專業人士定義的，精英階層與專業人士之外的人們只需遵循；認為景觀只應該是扁平化的或安全的；認為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致力于糾正這些錯誤觀念，絕不助長。

5．資本。簡單地按下筆記本電腦上的一個按鍵便可投資的虛擬資本往往可以將短期利益最大化，但卻損害了遙遠地區的生態系統和文化——“不在眼前，事不關己”。全球經濟一直忽視了自然系統的價值，然而我們絕不能隨波逐流；相反，我們將促進在地資本的發展，服務于有利于當地發展的客戶，并對這些客戶所投資的社區共同體負責。這就需要我們更多地從事長期的區域性實踐，減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短期咨詢業務。

6．公平之美。沒有什么景觀比公平景觀更美的了。我們立誓要將世界改造得既美麗又公平。我們將環境正義視為我們的事業，盡管我們深知這條道路的艱辛。我們致力于確保景觀資源（以及其成本、收益、所帶來的愉悅）的分配和獲取的公平性。我們將創造可以容納各個社會階層的場所，而不只是服務于少數的特權階層。我們將公平地為每個街區提供開放空間。我們將把那些必要但卻不受歡的用地類型（如垃圾場）公平地設置在各個種族和階層的生活街區內。我們要發現我們社區里的不公平現象，設定策略，并通過合作將之解決。

7．拓展技能。景觀設計學擁有的獨特技能為生態民主打下了基礎，這也是我們提出這些變革性行動的根本。每個迫在眉睫的危機都是一個展現整體創造力、提出新計劃的機遇（這些新計劃應當是基于邏輯上的生態單元，而不是政治邊界）；是一個設計他人眼中沒有價值的資源的機遇；是一個創造觸動人們心靈的場地的機遇。我們要將看似互相排斥的異見最大程度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相互妥協。我們將打破學科和尺度的邊界。我們要發揮我們的專業技能，堅定信念，勇敢行動。這要求我們在具備傳統技能的同時，不斷開發新的交互技能，以及實現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景觀變革的巨大能力。我們要讓下一代擁有這些技能。

8．重塑政治。每個設計行為都是一種政治行為。我們將要重塑哪些人的政治？我們呼吁跳出那些讓我們糾纏和困頓其中的政治泥潭。我們對基于地方景觀特質的民主進行了構想，以表達最崇高的人類價值并針對世界各地的條件作出不同的生態預測。強大而富有遠見的國家級、區域級和社區級管理需要解決政府的低效問題。我們將在這次改革中扮演主導角色。我們不能再忍受現狀。我們將不再遵守那些不公正和不利于生態環境的法律。必要的時候，我們將對政治進行構想、商討、促進和推動。

以上這些就是景觀設計學就相互依存性可以采取的行動。通過這些行動，我們將推開一扇大門，并由此使我們的社會充滿生機、自由，和對長久幸福的追求。

這是一篇類似于承諾書的演講。核心理念是對當今社會相互依存性的認同。并在這一理念下，Randy Hester教授承諾將開展八項行動。這些行動內容涵蓋十分全面，涉及技能、資本、美學、政治、自然、觀念、市民參與方式、社區等各個方面。其中不乏有趣的點。例如，Hester致力于創造一門交互性的語言，來促進市民和設計師共同協作和討論。再如，Hester承諾將致力于實現公平之美。但這些行動內容是比較繁雜的，相互之間的邏輯是十分隱晦的，并且由于涉及方面很多，關于相互依存性概念以及每一項行動所用筆墨有限。這對于翻譯也帶來一定的難度。文中涉及的新概念十分之多，并且解釋較少。如在文中的一句話中涉及了“主動性的海岸線建設退讓”（proactive coastal retreat）、“生活空間小型化”（living smaller）、“400米的舒適步行半徑”（the quarter-mile radius）、“與動物之間的安全距離”（scare distance）等多個概念。筆者盡量仔細地進行了翻譯，如有錯誤，請各位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