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性建筑將如何體驗和記憶？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彼得·艾森曼}

未來的幾代人將如何回應現代紀念建筑？

提起紀念性建筑，我們不禁會想起那些墓地里那些長期被遺忘的名字，那些在早跑時忽略的畫像刻蝕的斑塊，還有那些紀念戰爭勝利的紀念碑，曾經這些建筑是某個人或一群人的情感寄宿，但現在逐漸變化成旅游景點或景區內的建筑。

自二戰以來，紀念性建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紀念姓名、英雄和愛國主義紀念碑，到表達哀悼和損失的抽象符號。紀念建筑的這種轉變將怎樣改變我們體驗它們的方式？當時間逝去，記憶的事件幾乎被遺忘，我們將如何體驗和記憶？

紀念建筑是為數不多的建筑類型之一，其基本功能不是居住，而是感受和記憶。人類總是需要一些永久和有形的東西來理解失落，在記憶和現在之間用石頭和水泥砂漿來建立聯系。紀念建筑提供了一個人們可以緬懷、哀悼和理解無形情感的空間。在許多方面，紀念建筑的功能是既要緩和現在的痛苦，又要說服世界，它將以某種方式生活在集體記憶中，并世世代代傳承下來。

^{越戰紀念碑／林瓔}

然而，不同紀念建筑的方式會因微紀念事件發生后的時間而存在很大不同。當其首次建成或發布設計時，由于與紀念事件相關的人們情緒高漲，因此經常存在爭議。林櫻（ Maya Lin）設計的越戰紀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上刻有犧牲士兵名字，這是一個鮮明的歷史傷口痕跡，因其缺乏愛國符號、政治信息的干擾，以及設計者是美籍華人，這都讓作品充滿著爭議。同樣，圍繞紀念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2011年大屠殺遇難者的爭議導致該項目被挪威政府取消。項目作品名為“記憶傷口（Memory Wound）”，它包括Ut?ya島附近發生的大屠殺。紀念碑在地理和情感上的空間距離都太靠近歷史事件，當地人拒絕這種痛苦的紀念被迫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紀念建筑是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一種關系紐帶，設計師更需要確認他們對事件的情緒。如果紀念建筑不符合受害者的觀點，或者因為它不斷的喚起受害者的痛苦，那么它通常會遭到憤怒和抵抗。

^記憶傷口

然而，隨著社會發展進步，紀念建筑開始發展并承擔新的社會功能。它開始作為填補社會重建空白的物質對象，成為一種將歷史與現在相協調的方式。隨著歷史事件的熱度逐漸下降，紀念建筑開始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建筑變得更加開放。二戰前的紀念碑往往是獨立的紀念碑，這些建筑上精心雕刻著戰爭英雄的名字。它們仍然主要是受害者和幸存者經常前往的地方，其他常客是那些過去的家庭成員，因為他們想要尋求一個地方了解自己的相關歷史。

^{加拿大國家戰爭紀念碑}

二戰后的紀念建筑變得越來越具有反紀念性和普遍性，相比于歌頌勝利，紀念建筑更偏向于緬懷犧牲者、紀念受害者。紀念館使用更抽象的象征主義和自然元素來喚起精神反思，更多地是關于景觀而不是單個物體。 由Kenzo Tange設計的廣島和平紀念公園（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Park ）使用了傳統形式的雕塑，并在在景觀周圍點綴著紀念碑。雖然作品讓游客了解到那里發生的恐怖事件，從A-Bomb Dome到博物館，公園洋溢的氣氛是平和，也是一個新的開始。水、自然和開放空間對所有人都有吸引力，設計師鼓勵人們將它作為一個普通的公園，而不僅僅是一個陰沉的空間。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丹下健三}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同樣設計了一個景觀，但它令人感到不安。里面有2711個不同高度的混凝土板，讓人聯想起大型且無標記的墓碑——死亡中無名的海洋。 Eisenman本人將該項目描述為“當一個假定的理性和有序系統變得太大而且與其預期目的不成比例時，它實際上與人類理性失去聯系。”該紀念建筑設計定義作為空間的想法，記載了特定事件，而不是創建一個具有個人意念的景觀。“在這種背景下，沒有懷舊，沒有過去的記憶，只有個人經歷的生活記憶。我們只能通過它在現在的表現來了解過去。”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彼得·艾森曼}

紀念建筑中向抽象轉變，將其從紀念單個事件的空間改變為整個想法或情感的空間。它展示了人們將來體驗這些紀念碑的方式將發生轉變，因為這些事件的直接恐怖感受和情感聯系不可避免地從視野中消失。雖然我們可能希望這些事件僅作為對未來的提醒，但Shahak Shapira記錄游客在艾森曼的大屠殺紀念館中不尊重行為提醒我們，建筑不能強迫人們反思或感受到某種情緒。也許，有一天，人們在不聯想到那里發生歷史的事件的情況下，享受這些紀念場所，不讓恐怖或和平的情緒繼續影響游客。正如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在他的《思維建筑》一書中所寫，“建筑是暴露在生命中的。如果它的身體足夠敏感，它可以呈現出一種見證過去生活現實的品質。而時間會證明一切。”

^{由專筑網縷夕，王帥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