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國：新體系與新平臺——城市設計制度化思考

^{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王建國接受媒體采訪}

2018年5月23日，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王建國接受采訪，探討了如何通過城市設計手段去實現未來城市美好人居環境的塑造問題以及對學科專業的前沿理論和新方法的應用。

在采訪中，王建國院士指出，中國城市設計在城市規劃體系中的作用，在于它既能夠發揮很好的助手作用，也是規劃體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又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設計對象和相關設計原理。

以下為采訪實錄：

王建國：城市設計首先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和學科領域，它有自己的專業學理建構和實踐工作方式。城市設計與城市規劃既有密切的關聯，但又不簡單歸屬于城市規劃。人類最早產生聚落以后，才有了人類聚居的行為，開始其實是沒有規劃的。人類從生活和生產需求開始營建聚落，營建行為可能是從一戶人家到多戶人家，這時候只要協調一家與其他幾家的關系布局，包括利益分享、路徑組織和建筑方位等內容就可以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城市設計原理其實是產生在應對更大尺度和更多要素的城市規劃原理前面的。但在中國當前特定的法定規劃體系引導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背景下，我認為在中國城市設計和城市規劃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特別是在大尺度的總體城市設計和片區城市設計的層面，城市設計在法定規劃體系中的作用體現的更加明顯，它具體體現為是規劃深化的一種工具、途徑和手段。同時我也認為，城市設計又有其自身不同于規劃的一些內容，比如它對形態空間美學和藝術的把握、對歷史文化傳承和城市社區活力的關注、對山水園林和自然要素的綜合把握等，這些都是它建立在人的體驗和感知基礎上的一種學科專業特征。我認為，中國城市設計在城市規劃體系中的作用，既需要發揮很好的助手作用，也是規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時又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設計對象和相關設計原理。

王建國：我簡單的認識是這樣的，對于城市規劃來說，通常是以法條、協同、管理為核心價值標準的，它要協調的東西很多，所以管理的職能、引導空間發展規劃的職能會比較多。但對城市設計來說，我認為能夠法定就法定，不該法定的東西就應該讓其自由存在和發展，保留其自身鮮活的特性。

正因為如此，現在大家對城市設計的認識理解從不同的維度和工作角度來說差異性很大。我認為一味求同是沒有必要的，城市設計研究的就是空間形態及其組織與建構，就是要做場所營造。因此，有些地方可以法定化，比如總體城市設計里可以圍繞總體規劃的漸進實施和長程管理的需要，提煉一些可以被明確定義和限定的一些內容，結合規劃一起經過政府或者人大去把它法定或者規制化，使其成為制度化的內容，并通過這種方式進行實施。現在不少城市嘗試帶城市設計方案的土地招拍掛，我認為這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制度化內容。大家公認這些城市設計成果內容可以被大家共同接受，所以才會設計一個前置條件，讓開發商要部分根據城市設計要求來做城市開發建設。

但是，在一些具體的區段，特別是已經有較為明確的項目落地導向的區段，城市設計又具有一種場所營造的基本職能，而場所營造肯定是不能被制度化的，因為這要取決于設計者自身的設計稟賦和專業理想，也包含藝術層面的追求，包括經由大數據而得到的公眾訴求，這可以在數據當中加以生動地體現出來，或者會體現為一種有溫度的設計，這種東西不能用嚴格的制度去規定。我大概理解城市設計應該具有這雙重屬性。

Q:請您結合住建部公布的《城市設計管理辦法》，談談在北京應如何開展相關工作？

王建國：我自己也參與了住建部《城市設計管理辦法》和相關導則的研討，也曾經有機會就這個話題與部領導有過一些溝通和交流。

個人認為，針對全國來說，地域和地區差異性很大，東西南北都要貫徹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和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的一些要求，現在又提出要理順美好生活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之間的關系，我認為城市設計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技術途徑，它可以來改善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但如果在北京實施《城市設計管理辦法》，完全可以有一些創造性的使用方式和自我發揮的余地。任何一種規范或者條例的產生，主要是針對對象存在很大差異性情況下提出的，管理辦法就是為了讓中國的城市設計能夠達到一個基本的水準而制定的管理辦法，通過這個管理辦法，可以促進產生好的和有用的城市設計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意義，但特定的針對性肯定是不夠的。北京是我國的首都，是國家最高定點的一座城市，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來對北京自身的文化稟賦和首都地位進行定位，針對國際交流和交往中心等來進行定位，從而重新深化《城市設計管理辦法》中的部分內容，可以發揮其中一部分內容，甚至可以創造一些在當前的管理辦法中沒有的內容，我們認為這都應該是北京城市設計中應有的工作與特色。

王建國：總體城市設計的成果主要是為管理服務的，而管理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需要制度化來實施的。所以這部分內容我認為是可以進入法規制度化的，包括總體城市設計中，配合總體規劃中的城市空間結構、公共活動體系，包括山水特色自然架構和人文架構之間的關系，這些都應該統籌到整個城市規劃實施內容和管理當中。

在一些區段做城市設計的過程中，其內容就要落到控規管理過程中，也就是說成果就已經被法定規劃所接受，并變成制度化的成果。反過來講，類似一些歷史城區和地段的城市設計，本身就是一個設計，這種不一定要經過法規的層面，而是通過設計直接就應對這個環境的真實需求就可以了，因為它就是一個中觀的城市設計，設計出來和未來呈現的應該是直接相關的形態成果。如果城市設計需要通過管理才能變成最后的現實，那么，其中一定有一些是剛性管控的部分，那部分東西是可以被法定化的。

Q:作為公共干預手段的城市設計，如何區分“建筑師的城市設計”與“規劃師的城市設計”？

王建國：我大概觀察了一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其實做城市設計最初的一批隊伍主要是來自規劃設計團隊，因為那個時候，盡管我一直有不同觀點，但大家總體上還是認為城市設計屬于城市規劃，城市設計是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從地方政府的理解來看，包括住建部的主流認識都是如此，大家都認為城市設計就應該從規劃的角度來做，包括大量城市設計實踐也是這樣的。

然而，即使在大尺度的城市設計中，也有城市設計自身專業原理和內容鮮活的一面，比如城市設計關注社區活力、關注人們實際的空間環境體驗和認知效果，包括天際線、步行空間、濱水空間、廣場街道系統的營造等，這些內容都跟人的具體體驗有關，而以理性訓練為主的規劃師應該不如建筑師那么有感性把握的能力。其實規劃師們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例如中規院的一些知名規劃師就提出要用設計做規劃，已經認識到城市設計和城市規劃還是有區別的，應該用城市設計來提升城市規劃的實施精度和人性情懷。

過去建筑師涉及城市設計的比較少，他們主要圍著領導和業主轉，工作就是設計政府或者開發商委托的建筑項目，較少的建筑師會有意識、自覺地關注城市問題，但這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的導師齊康院士曾經跟我說，不懂城市的建筑師不是一個完整的建筑師。這句話我非常認同。

我覺得建筑師由于經過空間組織、視覺美學、包括設計原創能力方面的訓練，他們能夠在一些項目中實現城市設計層面的重要作用。我們看到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大部分優美的、精致的一些環境空間都是由建筑師或者景觀設計師創造的。首先規劃和建筑有一些尺度上的區別，總的來說，尺度偏大的城市設計規劃師介入的就會多一點，但也需要建筑師參與。而在較小尺度的城市設計中，應該以建筑師為主，規劃師在上位規劃中加以指導和協調，這樣的工作方式是比較理想的。

Q:請您比較歐美等發達國家，您認為對我國城市設計制度化、法定化有何借鑒意義？

王建國：我覺得在大尺度空間發展方面，歐美的模式在中國基本上很難直接借鑒。在城市宏觀發展模式上，過去的田園城市，包括當時大倫敦規劃決定的城鎮體系性的架構來防止大城市過度膨脹和擴張的一些做法和措施，中國還是可以借鑒的。但是，由于各個國家土地制度、社會制度等很多東西有差別，中國走的路和西方必然有很大差別。個人反而覺得，可能在一些歷史城市的舊城更新改造、歷史遺產保護這類城市設計案例中，歐美優秀案例的做法我們可以借鑒的東西更多，也包括一些廣場的復興、街道復興，步行體系、城市家具設計以及公眾參與方式等。

Q:您認為實現城市設計編制技術到實施管理的多個環節制度化的難點在哪里？

王建國：首先有一個詞我不完全同意，城市設計不完全是編制的問題，而是要做設計的問題。城市設計從中等尺度到偏大尺度的情況下，有可能編制的內容多一些，這始終是一個比例關系的問題。但是到了中小尺度，特別是有了明確的項目導向，比如北建大附近的動物園批發市場的改造、建大老校區提升設計就屬于項目導向的城市設計，在這些項目里根本不存在一定要法定的內容，一個設計就可以促成一個優美環境被營造出來。

如果城市設計和城市規劃一起編制，也就是同時進行編制，或者城市設計編制完了之后再轉變成規劃語言，或者進行前置然后通過城市設計編出一個用地控規指標，在這幾種情況下，城市設計的成果已經被制度納入了。如果城市設計編制的過程中用了一些數據化的方法，形成了一些數據庫的成果，就直接可以納入到規劃管理當中，這也可以變成法定的東西。而且這種數據庫的成果具有很重要的特征，它是一個開放、可以被部分修改并不斷完善和反饋的系統。這個系統通過輸入數據的不同，輸出可以不斷地進行調整優化，比過去一個固定的圖形化成果和一般性的導則來說，這種數據庫成果要更好。

Q: 請問您對多源大數據在城市設計中的角色怎樣看待？它對于城市的管控有著怎樣的改變？

王建國：多源大數據的信息遴選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回到城市設計到底要干什么，要做一個什么樣的工作，如果是在總體層面上，也就是說是與城市設計的形態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的一些數據，就應該有一個針對性的收集，但不需要收集所有的數據。所以對數據要有一個分析和判斷， 把與我們有關的數據找出來。因此，我們首先還是要定義特定的城市設計工作任務到底要干什么，根據這個來找到所需要的數據庫類型，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

這不等于傳統城市就不要數據，但今天我們用的是新的多源數據，現在城市各個系統都陸續擁有了自己的信息平臺，所以才有了做數字化城市設計的可能。換句話說，十年前可能做不了這件事。比如百度熱度、業態POI、谷歌圖片上傳等，很多年前根本沒有這些。而有了這些手段之后，確實給城市設計認知識別城市這樣一個復雜系統帶來了一種如虎添翼的感覺，大數據幫助我們更為精準地去認知、判別超出我們個體感知、認知尺度的城市空間中發生的一些情況，這是很重要的設計前提，其實城市規劃也是一樣。

王建國：我認為大數據，包括AI、形態機理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大尺度的城市設計中。在比較中微觀的城市設計中，我們能夠做出自己的判斷，因為個體能夠把握這種尺度及其內容，所以這其中的好壞可以憑借自己的認知。但是，如果我們擴大尺度到整個西城區，擴大到北京市，我們還有把握這樣說嗎？

我認為大數據主要是針對海量數據，是為了在更大尺度上做決策依據而準備的。即使在那樣一個大尺度中，城市設計的雙向校核也是必不可少的，數據的意圖和我們對每一個要素的感知，就像你講的落地的東西一樣，是不能缺少的，但是有了基于大數據的判斷，就知道你設計的這個地方人流分布、活動情況和大致規律，也就可以在設計過程中，更好地針對公共交往空間、美好場所環境的營造提出合理的方案，這就是大數據對局部尺度城市設計的貢獻。大數據可以給設計師更加理性、更加寬廣、也更具精度的判斷。而到了一個涉及具體空間尺度的城市設計，包括人的體驗感受等內容的把握，主要還是要依靠具體的城市設計來完成。

我不是計算機專家，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們在城市設計需要數字技術幫我們做什么。現在外面有很多公司，也有很多專家，他們對數據很熟悉，但是他們并不知道應該把這些數據用在什么地方，產生的結果好還是不好，這是他們無法判斷的，所以要進行學科專業的結合。

在去年的城市規劃年會上，我提出了城市設計的四代范型，我最后一張片子是這樣講的：將原先分屬社會、文化、經濟和自然不同系統的城市基礎信息整合處理在共享的數字平臺上，并結合“全鏈空間體驗性把握”的設計創意，城市設計就可以克服以往的主觀決斷和實施失效的危機，更好地體現當代系統協同的優勢，并將步入一個城市設計學科通過協作而獲得力量的全新發展時代，實現城市設計的跨越式發展。

王建國：中國已經進入了總體規劃修編的新一輪熱潮，規劃管理也在頂層設計體系上有一些新變化，但是編制總體規劃是一定要做的。據我所知，現在大多數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都增加了總體城市設計專題，或是單獨做一個總體城市設計。在這個層面上，政府和專家都認識到規劃，特別是總體規劃往下要能夠真正實施落地，城市設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支撐環節，或者說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

在這個部分的總體城市設計或更大尺度的城市設計中，納入管理的部分就是進入了法定規劃的部分，今天講的大尺度城市設計“二八開”中的“八”就是進入法定管理的層面。到了中等區塊，設計的成分會增加，可能業主的訴求也比較清晰，這里既有管理部分的內容，又有一部分涉及設計創意，可能會增加一些步行空間的亮點，為老百姓增加一些街頭游園、盲道，在公共空間增加一些活力設施等等，這樣城市設計就會變得有很多豐富而具體的內容。

因為當尺度到了按平方公里來計算時，城市設計不可能一次性實現。如果要分階段、分時間進行落地，就必須要有一個能夠被操作和有法定規范的成果，以此來引導它未來的管理，也就是說要把空間管理過程和實施分期過程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立體化的過程，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城市設計應該完成的工作。

到了具體的城市設計項目，城市管理就應該“管放結合”，體現更多的開放包容性，尊重設計創意，這些創意可能就體現在一個廣場、一條街道、一組建筑群的設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