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設計十大敗筆

雖然我們的城市與若干年前相比已經日新月異，雖然我們還沒有足夠的錢把我們的城市建設得更好，但這并不能成為面對無處不在的城市敗筆保持沉默的借口。今天，那些打著各種幌子對城市的無知和不負責任的破壞、摧殘已經發展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程度；對城市的破壞，肯定已成為我們社會生活中最大的腐敗之一。
事實上，與這種行為以及與好大喜功的官員、利欲薰心的開發商和弱智的設計師的斗爭，半個世紀以來幾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即便收效甚微也難以遏止人們對高品質城市生活要求的堅定捍衛和出于良知和責任感對城市建設中所存在問題義正辭嚴的批評。
這絕不僅僅是一個專業問題。對城市的挑剔和批判體現的是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同時更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盡管這會激怒一些人，但如果我們對那些既浪費了金錢，又糟蹋了環境的城幣敗筆熟視無睹，那么這種沉默就是可恥的，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堅定的立場和鮮明的觀點是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美麗的前提。
　強暴舊城
　　一哄而起的舊城改造其收獲卻是對古城和古建筑永難修復的破壞，英國文物建筑學會指出，70年代發展的舊區改造所破壞的具有文物性質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炮火摧毀的還要多，我國文物保護界也有類似說法即中國改革開放20年來以建設的名義對舊城的破壞超過了以往100年。1982年始，我國先后公布了99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但在古建筑保護與城市發展的沖突中，犧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了80多年的濟南標志性建筑—一具有典型日耳曼風格、可與近代歐洲火車站媲美的濟南老火車站被拆除，起因是其官員說“它是殖民主義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國人民受欺壓的歲月那鐘樓的綠頂子（穹隆頂）像是希特勒軍隊的鋼盔有什么好看的？”照此邏輯，號稱萬國建筑博覽會的上海外灘建筑群理應夷為平地！
1999年11月11日夜，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墻一夜慘遭摧毀，鄭孝業、羅哲文等專家稱之為20世紀末惡劣破壞歷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還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設性破壞、貴州遵義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區被拆。
2000年2月，北京美術館后街22號院的命運引人關注，類似這樣的明清四合院維系著城市文明的起承轉合但主事者并不認為這棟擁有私人產權的舊民居會比一間豪華廁所更有價值。北京這座“世界都市規劃的無比杰作”（梁思成語） 被現代和后現代主義的建筑“強暴”得差不多了，知識界希望北京不要再一次丟臉。
舊城改造的另一問題是房地產開發的狂熱。官員的“三拍”（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和開發商的算盤，其作用遠大于建筑師的專業藍圖。“拆”成了使用頻率極高的公共語匯出現在建筑物的身上，像一個個驚心觸目的靶心標記。
在仍有使用價值和文物價值的房屋被過早拆除的同時，大量的危房和棚戶卻長期保留了下來。保稅區和開發區的建設使寧波的歷史人文資源損失了80％。另外為了解決多年來違法建筑的惡性腫瘤，“拆”又成了城市發展所要付出的巨額代價。如廣州2000年將清拆違法建筑480多方平方米，是該市歷史上拆房面積最大的一年。
舊城的破壞業已成為上個世紀中國城市建設者們最短見的城市行為。歷史的載體不是在教科書中、而是在有質感、有形體、有生命痕跡的城市里。口說是無憑的，只有古道巷陌和文物才令歷史文明活色生香。舊城被茶毒之后，寶貴的文明傳統被割斷，新城市對未來表現得無所適從，只好一味地抄襲，拆了又建建了又折，無休止地折騰。
　瘋狂克隆
　　由中國第一代建筑師設計出的像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國銀行大樓、紫金山體育場這樣具有“中國現代建筑”風格的作品是不多見的。
旅游開闊了人們的眼界，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了中國城市越來越相像一樣標識風格的連鎖快餐店、西餐廳、銀行網點、五星級酒店，一樣的馬賽克、玻璃幕墻、洋建筑上戴著的瓜皮帽一樣的把所有高樓和商業街都擠在市中心一樣港式、歐風、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建筑……
自上海新客站采用高架候車模式后，天津新客站、沈陽新北站也相繼采用此模式建成通車爾后各地效仿漸成時尚，把這當成大型客站現代化的標志了。
首都規劃委員會建筑藝術委員會審圖室高懸的“民族形式，地方風格，時代精神”在建筑實踐中更多變味為“規劃規劃，紙上畫畫，墻上掛掛，抵不過領導一句話”。當甲乙方關系如同業主“點菜”、建筑師“料理”的食客與廚師的關系，過度商業化了的建筑過程就成了破綻百出的昏著。
在“圖形建筑學十前衛建筑設計到批評界到設計到業主”的設計機制中，前兩者在中國幾乎不存在，業主成了建筑師們的“上帝”，理想的空間如同逝去的烏托邦。
當代現代主義建筑大師貝聿銘說“中國的建筑已經徹底走進了死胡同。建筑師無路可走了，在這點上中國的建筑師們會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嘗試過蘇聯的方式，結果他們對那些按蘇聯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惡痛絕。現在他們試圖采納西方的方式，我擔心他們最終同樣會討厭他們的建筑。”
當我們稱道希臘羅馬建筑的剛勁雄偉、中世紀哥特式建筑的高聳莊嚴、巴洛克建筑的纖巧華麗、現代建筑的簡潔明快、故宮天壇的博大輝煌時，當代中國建筑能貢獻給人類文化什么東西呢？
胡亂“標志”
　　北京有故宮和天安門廣場，上海有外灘和東方明珠，香港有中銀大廈和香港會展中心；同時，每個城市都在大力興建廣場和標志性建筑．為自己代言。
以最新最高最現代的建筑作為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國城市標志性建筑和景觀熱中的一大誤區。標志性建筑的內涵應是城市歷史文化的積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個性風貌，是向外界標志城市獨特存在價值的商標和載體，可以存在數百年而不改。
可惜絕大多數城市的標志性建筑不能成為其歷史文化的載體，或者說它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滅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新建筑之后還有更新的、規模更大、樓層更高、造價更貴的，因而標志性建筑也總在易幟。
廣州70年代因白云賓館落成將市區帶到環市路，90年代世界貿易中心、廣東國際大廈帶動淘金坑的再次擴張，而今，天河體育中心和中信廣場取代了五羊城雕作為新標志性建筑更多地出現在攝影師們的鏡頭下。
未來5年呢？廣州藝術博物館、廣州新體育館、廣東奧林匹克體育場、廣州會展中心、廣州報業文化廣場及廣州歌劇院將爭奪這個位置。深州80年代看國貿，90年代看地王，新千年人們把目光投向新市民中心了，一切都以時序和建筑的宏偉來定，難怪人們將之稱為沒有歷史和文化的繁華都市。
武漢港客運站造型宛如一艘待發的巨輪，力求成為武漢市的標志性建筑，但流線混亂，屋頂外型與結構體系不符，候船大廳不宜候船而改作展覽用，成了本末倒置。
人說標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們的城市太像一個急于追逐所謂的時尚而不惜在自己的眼睛上一再動刀動槍的小姑娘。可惜，單眼皮改成雙眼皮，雙眼皮改成單眼皮，不是越變越靚，而是越來越沒有人樣。
攀高比傻
　　高樓大廈成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代名詞。據說，中國設計院在浦東設計的高層建筑，其面積使用率比境外設計的低40％。90年代的上海僅用了5年時間就建成了2000多座高層建筑，其中金茂大廈88層，94層高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46米）也在建設之中。
杭州市明文規定西湖周邊景區決不允許建三層以上大型建筑，沒想到市政大廈做了第一個“吃螃蟹者”，它的樓空尖頂被市民形容為“削尖腦袋，挖空心思”。
西安舊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層為主，市中心鐘樓、鼓樓、城樓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輪廓線上，成為城市的標志性景點；而今市內層出不窮的中高層建筑破壞了傳統的城市輪廓線，重要古建筑之間的“通視走廊”受阻。
建筑師們也對工程小面積少的“小東西”看不上眼了，他們只對上萬平方米、造價上千萬的大建筑感興趣，因為回扣高、所得豐厚。像凱旋門、紀念碑、紀功柱、枝頭、華表、牌坊之類精致的東西他們做不來，帕提農神廟、王維的輞川別業、賴特的流水山莊之類“螺絲殼里做道場”也不擅長。他們只要高大、宏偉、氣派，無論設計是如何的粗糙。
民間有俚語曰“傻大個”，用在那些比著高的高樓大廈上真是再貼切不過了。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真的就是中國現代化標志嗎？決不！就連中國的榜樣們都認為“目前亞洲城市面貌趨于過度光怪陸離，摩天樓造型和體量過于離奇夸張”。若干年后中國城市將自食擁擠的高樓所帶來的人口、生活、交通及城市綜合性的苦果。
盲目國際化
　　建筑大師張開濟以“標新立異、矯揉造作。嘩眾取寵、華而不買”來形容時下流行的建筑風格。
截至1996年止，全國有86家城市喊出建立國際大都市的口號，例如北京。金融街一度被稱為北京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亮點，現在人們意識到此類“現代”建筑正在把一個文化的北京淹沒在城市輪廓線以下。
轟動一時的珠海西區開發普托舉著珠海成為大都市的夢想。《珠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2020）專題報告》卻表明，珠海目前使用的土地僅為遠景規劃中的1／7，珠海機場的旅客吞吐量僅為原設計能力的10．8％，需投資200億資金建設的伶仃洋大橋擱淺，以珠海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都難以吸引大量投資和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國際大都市并不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還有不少城市在為擴大市區人口規模不懈“努力”著，幾百萬上千萬市民在他們眼里也成了國際大都市的指標。殊不知巴黎花了30年時間建了5座新城才移出75萬人，以緩解老城人口和就業的壓力；漢城花了7年時間才使其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像大連這樣“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不多。
　窒息環境
　　專家指出，景觀建筑學在中國建筑界缺席。除臺灣省外，在包括建筑、農林在內的所有學科中，中國的“風景園林規劃設計”碩士和“風景園林”本科專業目錄于1997年被全部取消。與此相對的是中國十來年新辦的建筑學專業起碼有原來的八倍多。
建筑系教師們忙于棄教從業，則更培養出只視建筑為造房子的蹩腳建筑師。事實上景觀建筑學與建筑學、城市規劃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環境中將技術（資源發展、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等）與藝術（大眾行為、環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為一體的工作就由它來完成。
新的建設高潮在有限的舊城區內無休止地要面積，欲望的擴張和對金錢的渴望窒息了建筑藝術。開發商只管蓋房子，大門D以外的環境既無人投資，建設程序上沒有這一項，現行法律也沒有條文規定該由誰來管，于是統統推給了政府。
政府維持清潔已屬不易了。太多的石獅子、莫名其妙的雕塑與建筑毫無關連，像肆無忌憚的廣告一樣造成建筑的視覺污染。在國人的眼里，現在開始有了環保的概念，卻還不具備環境藝術的概念。
不少見多識廣之士頗為欣賞國外的城市涂鴉，即有想法的人在建筑體上亂涂亂畫。這是一個城市的大眾文化和建筑之間具有共鳴和文化訴求的反映。但居委會和物業管理人員會把涂鴉者視為破壞分子，他們認為滿眼的廣告牌和花花草草才是真正的藝術。
　亂搶風頭
　　美從來就是一種整體的和諧。今天中國的建筑卻只考慮個體如何出奇制勝——只管自己，不管別人，更不談后來人，構成城市形體的建筑像時裝表演，各顯神通，有的甚至赤身裸體，張牙舞爪。一個地域的多個建筑很難協調成一組和諧優美的城市交響樂。
北京金融街建筑群上演了關公戰秦瓊的鬧劇，各唱各的調，雜亂相處，主體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數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時髦加假古董、巨無霸加變形金剛的大雜燴。
上海陸家嘴的整體形象經過了統一規劃，但仍有敗筆。站在浦西望去會奇怪地看到一個建筑頂部縫隙中露出另一個建筑不同風格頂部局部，構圖很不完整，便以前形成以東方明珠為視覺中心的有主體有序列的空間效果被不斷削弱，如國際會議中心將東方明珠電視塔與陸家嘴高層建筑群之間必要的“休止空間”死死堵住，城市空間失去了喘息的機會，而且其“球”形的喧賓奪主也是對東方明珠景觀的破壞。
2000年2月25日，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對公眾試展，市民們在這進而看到上海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個共生共榮的城市整體。但愿這不是理想中的上海在世上的唯一標本。
　永遠塞車
　　當北京舊城區內房地產投資回報率高達 110－136％時，我們可以理解它為什么成了房地產商的淘金場，在國外這種投資回報率不超過10％。在很大程度上來講，1993年中央批復的《北京城區總體規劃》成了一紙空文。
北京建成的上萬平米的大型商場有70余家，與國外大城市如巴黎（全城僅20多家）相比，超出了兩倍多，過于集中在市中心的商場競爭慘烈以致1998年被稱為京城大商場的倒閉年。這片舊城區不過62平方公里，在規劃市區1078平方公里中只是一個零頭。但新建筑就是拼命往這個零頭里鉆。
不考慮城市遠郊開發，只在市中心周圍地區規劃建設，結果必然是“攤大餅”，一環、二環、三環地向外擴展，給城市套上不少的環，環與環之間又沒有很好地流動起來，那要窒息城市的。
首當其沖的后果是永遠塞車。廣州的士司機車上總備有一份報紙，以打發塞車時的無聊等待。他們開玩笑說在廣州剎車的技術要比開車的技術好才行。中國大城市市區機動車平均車速已從80年代的20公里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公里。
國家經委曾流傳一個順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來辦公！”抱怨機關分散在二里溝、三里河、六鋪坑、九號院和中南海5個地方，機關工作十分不便，長期耗費者時間和人力。不該穿梭偏要穿梭，塞車很大程度上得因于人為之患。
深圳市深南大道長25公里，平均寬度55米，號稱中國第一觀光道，上下班高峰期還是堵得不行，因為車流量達到了每小時六七千輛、日人流量在百萬以上。
汕頭市新區新建了一座立交橋，上面赫然聳立著雙向紅綠燈控制交通，看樣子地面阻塞還不夠，連應急的空中疏通也無法自保了。
在城市中心區道路被建筑擠壓而變窄，加上人多車多，鋪路趕不上汽車上路的速度，城市功能區劃分不清的現狀下，我們要風雨無阻地忍受永遠塞車。
合肥自60年代采取三葉扇形布局，是我國城市規劃中好的實例，但現在開發商追求高容積率，中心老城區的容量受到過度的擠壓，若不控制也將前功盡棄。
城市規劃新布局模式—一葡萄串（以高速公路為紐帶，在老市區周圍發展多個衛星城），目前在中國還沒有“攤大餅”那么誘人。
深圳分為“關內”和“關外”兩部分，“關內”是城區，一片高樓林立，堪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