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道規劃研究進展與展望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廣泛開展的綠道規劃運動[1]，對改善城市與區域生態環境、保護文化遺產與資源、提供游憩空間等發揮了極大作用。然而文獻檢索發現，國內針對綠道規劃方面的研究仍然偏少，僅有劉濱誼等[2]、賈俊等[3]分別對美國及英國所開展的綠道研究進行了報道。因此，有必要對國際綠道規劃成果進行總結，這對推動綠道規劃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大有裨益。
　　1 綠道規劃思想起源
　　西方國家綠道規劃思想開始于16 世紀[4]，然而在中國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 000 多年的周代[5]。從世界四大文明發祥地的誕生與發展可見，人類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同流域發展結下不解之緣。以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為例，早在夏代（公元前2070- 公元前1600 年），禹進行治水，改善農牧業生產條件，形成了古代城鎮沿河流布局建設的思想。此時的河流主要承擔方便生產生活、提供交通運輸的作用。進入周代（公元前1046- 公元前221 年），在城市布局與筑城思想方面，已能采取順應自然條件，充分利用山體、自然河道建造城墻與城壕[6]，并且頒布了沿城壕外圍必須植樹造林的第一部法律[5]。到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 公元前476 年），著名思想家管子已認識到沿河岸造林能加固土壤，防止洪水侵襲[5]。從隋代（581- 618 年）沿京杭大運河種植大量的柳樹，到宋代沿杭州錢塘江河岸種植了10 多排樹木，這些都可作為中國歷史上所開展的大規模、有目的的綠道建設項目。在思想理念方面，沈括通過對1038- 1040年間發生的洪水災害進行研究表明，當人們砍伐先輩種植的樹木后，洪水就會侵襲廣大的糧田與人類生活駐地[5]。這些實例充分說明，人們當時已認識到沿河分布的綠道在防止洪水侵襲方面的功能與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自秦代開始（公元前221 年），至明代正德年間（1518年），在川西古蜀道上先后開展了8 次大規模的行道樹種植與維護，形成了現今隨著古棧道、驛道延伸，林木茂盛的林蔭古道，即舉世聞名的劍門蜀道“翠云廊”[7]，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綠道。
　　中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繁榮，綠道規劃研究重點區域已從古老的中國轉向西方。人們提出了“理想城市”建設模式，形成了軸線干道加規則廣場的城市建設范式。如法國巴黎在此時期沿塞納河建設的林蔭大道[6]，即是早期西方國家所建設綠道的典型實例。19 世紀中期，奧姆斯特德（F. Olms ted）等在美國波士頓地區規劃了一條呈帶狀分布的城市公園系統，即通過林蔭大道將城市公園聯系起來，就像一條祖母綠翡翠項鏈環繞在城市周圍[2]。這是西方國家所公認的第一條真正意義上的綠道（比我國的翠云廊大約晚近2 000 年）。19 世紀末，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建設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通過在城市外圍設置連續完整的綠帶與放射狀的綠楔，將城市與自然環境有機聯系起來，以降低工業革命對人們生活環境的影響。由此可見，早期綠道規劃呈現圍繞著沿河流、道路等線狀分布的特征，功能上體現了其連通性與審美游憩價值，在生態價值方面僅限于為人們提供接近自然風景的機會。
　　2 研究重心的轉變
　　2.1 近今綠道規劃研究內容拓展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綠道規劃研究內容與方法發生了明顯變化，人們更關心綠道規劃的綜合功能[8、9]，力求解決城市自然和文化公園較少考慮野生動植物物種生存需要的狀況[10]。研究表明，現代綠道規劃具有新的功能[8]，如野生動植物的保護；洪水控制；水質保護；教育；作為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滿足人們娛樂和心理的需求。正是因為具有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特殊作用，綠道規劃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呈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1]。同時，美國著名的風景園林規劃師法布士(Fábos )等人對推動全球綠道規劃的開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在法布士等學者的倡導下，國際著名期刊《風景和城市規劃》先后以綠道為專題出版了3 本特輯，足見對該研究的重視程度。值得一提的是，法布士所領導的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風景園林及綠道規劃研究組采用其創立的大城市區域風景規劃評價模型（METLAND），采用“五步程序”設計方法，對前人完成的新英格蘭綠道規劃進行評價[2]，完成了新英格蘭州間綠道概念規劃，促進了全美綠道規劃發展。
　　2.2 影響程度的擴大
　　20 世紀90 年代初，綠道規劃研究還僅局限于西方少數幾個國家[1]。但近年來，綠道規劃已在世界各地廣泛展開。組織管理方面，美國、加拿大、英國、意大利等國家分別成立了綠道協會[12]，推動了綠道規劃與建設的深入。學術交流方面，自1992 年秋在美國馬薩諸塞組織的第一次綠道規劃會議[1]和1998 年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屆有關游步道與綠道的國際會議[2]以來，意大利也于1998 年，由風景園林教授組織了以綠道為主題的講座與研討；2000 年在法國里爾召開綠道規劃建設觀摩會，有200 多名專家、綠道項目經理和代表參加了會議[12]；2001 年葡萄牙也組織了國際綠道研討會，有來自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參加；2002 年9 月，歐洲風景園林教育聯合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會議，會議中近半數學者議題討論綠道及其相關的規劃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風景園林師聯合會（IFLA）于2001 年在新加坡召開了第38 屆大會，其中兩個主題報告及15 位學者的報告討論綠道或與綠道相關的議題。研究地域上，除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開展了系統的綠道規劃外，近年來，意大利[12]、德國[13]、法國[14]、葡萄牙[15]、保加利亞[16]、愛沙尼亞[17]、澳大利亞[18]、新西蘭[19]、巴西[20]、埃及[21]、日本[22]、新加坡[23]等國家與地區均不同程度地開展了綠道規劃研究，中國在此階段也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實際工作[5]，1982 年我國公布第一批國家風景名勝區時就列入了劍門蜀道、長江三峽、新安江富春江這類自然文化遺產廊道。由此可見，綠道規劃已成為國際研究熱點領域。
　　3 綠道概念與分類
　　3.1 綠道術語
　　綠道規劃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廣泛開展了綠道概念的討論。綠道概念起源于綠線概念、藍線概念[4]，以及隨后霍華德提出的綠帶概念。而綠道這個詞最早較完整地出現在美國政府戶外活動管理委員會對人們未來生活方式描述的文獻中，認為未來的戶外風景應是一幅由“綠道”網絡所組成的生動的畫卷，人們能夠方便到達居住地周圍的開敞空間，綠道將城鄉空間有機地聯系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循環系統通過城市和鄉村[1]。這是對綠道的形態與功能首次較系統的描述。
　　由于地理環境、經濟文化差異、社會和城市發展不同，導致不同國家與地區對綠道概念與術語的描述也表現出極大差異[12]，但這些名稱術語包含著形狀與功能兩大要素。形狀上，可分為線狀和面狀；功能上，包含著生態、環境與多功能特性。由于這兩個要素的不同組合，形成了不同的名稱術語。如在荷蘭和愛沙尼亞稱為生態網絡[17、24]；在荷蘭也有學者將其稱為生態基礎設施；在菲律賓稱為生物多樣性廊道[25]；在保加利亞[26]被稱為綠地系統；在新加坡被稱為公園連通道[23]。不過，法布士等人倡導開展的綠道規劃已逐步被大家所接受，綠道術語的運用有望走向國際的統一。
　　3.2 綠道概念
　　早期綠道概念是指呈廊道狀私有和公有的娛樂用地和水域，能讓人們方便地從生活居住區域通往開敞空間，或者將城市和農村緊密聯系起來的通道[27]；是為社區提供生態、娛樂和文化價值的各風景要素所組成的網絡系統[28]。城市環境規劃者認為綠道是使地區更綠、更健康和更適居的場所[29]。意大利綠道協會認為，綠道是限制機動車進入環境友好的通道系統，其將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的風景資源與人們生活活動中心連接起來[12]。并且人們更強調綠道所包含的潛在的生態學原理和過程、社會和生態功能間相互作用、超越地域行政邊界和管理權限的生態網絡的潛力[24]。還有學者認為，綠道是保持地區生物多樣性、降低棲息地破碎化的重要措施，是具有不同寬度的、連成網絡狀的走廊系統[1]。因此可以說，綠道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是公眾對環境與文化價值提升的結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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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人們普遍接受埃亨(Ahern)提出的綠道概念[9]，認為綠道是經規劃、設計、管理的線狀網絡用地系統，具有生態、娛樂、文化、審美等多種功能，是一種可持續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認為該概念包含了5 層含義：具有線狀的外形輪廓；具有連通性；擁有多功能性；滿足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尤為重要的是，綠道規劃是其他非線狀風景園林規劃的重要補充，通過連接其他非線狀重要風景園林系統形成綜合性整體，達到保護的目的，而不是取代其他規劃。
　　3.3 綠道的分類
　　萊托(Little)從用途和尺度角度進行分類[1]，分為城市河岸綠道、娛樂綠道、自然綠道、歷史風景綠道、綜合網絡狀綠道5 種類型。法布士認為綠道可分3 種類型[1]：具有生態意義的走廊和自然系統的綠道；娛樂性的綠道；具有歷史遺產和文化價值的綠道。埃亨(Ahern)認為[9]，按照面積尺度的大小，可分為市區級綠道（1~100km²）、市域級綠道（100~10 000km²）、省級綠道（10 000~100 000km2）、區域級綠道（〉100 000km²）4 種類型；按照綠道的功能作用可分為生物多樣性綠道、水資源保護綠道、休閑娛樂綠道、歷史文化資源保護綠道4 種類型。俞孔堅教授從歷史分析和自上而下規劃方法角度，對中國的綠道規劃發展與演變歷史進行了系統總結。他認為按照綠道的形式與功能，中國存在著3 種類型的綠道，即沿著河道或水域邊界分布的濱河綠道；公園道路綠道或具有交通功能的道路綠道；沿田園邊界分布的田園綠道[5]。
　　4 綠道效應日趨顯著
　　綠道具有生態、環境、教育和健身功能，并且還具有表達功能[30]。綠道價值通常可用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來度量[11]。內在價值包括自然資源、環境質量和審美價值；外在價值包括人類利用、可達性、市場需求、土地利用；同時，物種滅絕危險程度也是反映綠道價值的重要參數。針對綠道效應分析，人們主要圍繞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的建立開展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并且，有學者探索采用景觀結構指數開展綠道價值的評價[31]；也有學者從生命的、非生命的和文化的角度對與環境敏感區風景園林資源相關的生態價值進行評價[28]，并以此評價結果作為綠道規劃的依據；還有學者探索運用GIS 空間分析和圖層疊加技術，結合可持續分析方法開展綠道效應評價[32]。從景觀生態學、保護生態學來看，斑塊破碎化往往對景觀的空間格局產生負面影響，而各斑塊的整合是排除破碎化影響的重要途徑。通過綠道建設，能實現景觀從破碎化走向綜合化。因此，綠道在滿足城市功能，促進不同景觀單元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流，改善住區生活質量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研究結果顯示，綠道不僅可為動物遷移提供棲息地[33]，還能促進城市地區生物多樣性提高。當通過綠道網絡體系將環境敏感區相互連接時，可大大提高住區的生態、娛樂和文化價值[28]。米勒(Miller)等的研究結果還表明[32]，盡管還沒有證據顯示城市綠道對植物和無脊椎動物進行擴散與遷移的作用，但是可以證實有大量的中小型哺乳類動物通過綠道進行擴散與遷移。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綠道的寬度、綠道的植被覆蓋程度以及臨近區域的土地利用狀況等，將直接影響著對變化敏感的種群分布情況。如辛克萊(Sinclair)等研究結果顯示[34]，綠道的寬度及植被蓋度等將對種群的分布產生影響。隨著綠道的寬度減小，哺乳動物的數量將大大減少，但與周圍地區土地利用方式的關系不密切；也有學者認為，隨著綠道周圍建筑密度的降低，哺乳動物的數量將增加。并且，綠道鄰近地區棲息地的結構、植被蓋度和人行道的數量等都將影響哺乳動物的數量與分布。再如，通過空間分布模型模擬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綠道功能的結果顯示，當景觀完整性增加時，城市野生動植物棲息地得到加強，野生動植物生存空間與機會將增加[35]。綠道功能與鳥類種群數量分布關系結果顯示，鳥類的數量隨著樹木的密度變化而變化，在綠化好的綠道中，鳥的種群密度將增加[36]，并且，綠道所采用的綠化布置形式及周圍建筑密度等，都會直接影響到小型哺乳動物及鳥類生存[34]。
　　綠道還具有較高的環境價值[11]。對煉油廠周圍綠道3 年的觀察研究表明[37]，綠道吸收空氣中的粉塵率達到63% ，噪聲降低率達到67%。在社會學和文化景觀方面[38]，綠道能緩解人們的精神壓力，并能充分展現一個地區的文化歷史，增加相關設施的經濟使用價值，帶來周邊鄰近地區房產價值，同時，還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39]。在娛樂功能方面，能為周圍地區市民提供良好的步行、騎自行車鍛煉的活動
空間與場所[16]。
　　5 綠道規劃與建設管理
　　傳統的道路網絡除了其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價值外，還存在著對生態環境、景觀的負面影響[19]。因此，在綠道規劃建設中，連通性是關鍵，形成網絡是目的[12]，人們通常首先需要考慮綠道延伸的長度和連通性[40]。但是，從娛樂角度而言，其他因素也是創造理想綠道的重要參數。如綠道相對于人們住地的區位是決定著人民使用綠道的方式、頻度的重要因素[41]。綠道規劃在內容上，包括風景資源、現存的綠色通道和歷史通道網絡的分析；綠道各組成要素評價；綜合評價；綠道規劃的確定4 個方面[12]。
　　在調查方法與數據獲取方面，通過電話或面對面的深入訪談[20]，是快速獲取相關定性分析數據理想的方法，特別是針對關鍵人物的訪談，效果更加明顯[42]。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尺度與層次的綠道規劃的側重點往往存在著一定差異。在技術方法上，普卡拉(Pukkala)等在構建宜人指數基礎上，運用決策分析、GIS 分析、數字化模擬等方法，探索性地開展城市綠道規劃研究[43]。在綠道建設中，需要借助于公眾的廣泛參與[44]，共同確定規劃目標與決策，并達成共識；完善立法與管理制度；制訂規劃策略。綠道規劃實例顯示，對于跨越不同行政區域的、多管轄權限的綠道建設與管理，面臨著政府間的協調，區域統籌，資金，共識4 方面的問題。具體的解決方法是從合作開發，建設目標，公眾參與，區域協調4 個方面進行解決[42]。如美國的聯邦政府及州政府在綠道建設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些管理措施往往在不同層次與尺度上的表現形式與管理方法不一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并且，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綠道規劃與管理的執行存在一定的差異[20]。因此，綠道規劃是由風景園林師、城市規劃師、環境保護學家、政府決策者、公眾共同參與完成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6 綠道規劃的展望
　　然而，關于綠道規劃也有不同學者提出質疑。如綠道作為野生動植物廊道的作用并沒有得到廣大規劃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共識。具體表現在：(1)許多種群沿不同綠地的擴散并不需要廊道；(2)沒有證據顯示預計的種群將會利用此廊道進行遷徙；(3)廊道會方便外來入侵種群的侵入[9]。因此認為并不需要設置滿足生態與野生動植物遷移和棲息的綠道。實際上這也是保護生態學中長期討論的“是保護單個大的，還是多個小的”（SLOSS） 斑塊或生態系統的問題。同時還認為，使用廊道，將導致更大范圍內另一個極端[9]。實際上這也說明迫切需要深化已有研究成果，從理論及其機理研究方面推進綠道規劃深入。
　　其次，綠道規劃設計中，由于視線的通透性與燈光的使用不當將會產生潛在的不安全因素，特別是對婦女、兒童、老人和身體殘疾者的使用產生潛在的不安全因素[45]。例如，1965年日本橫濱規劃建設的綠道，主要考慮步行和自行車的游憩通道，當時密集種植的幼小樹木主要考慮綠化的需要，但經歷30 多年的生長已成茂密的林木，這些區域有可能成為犯罪易發區域[44]。因此，開展綠道安全研究，杜絕潛在的安全隱患，應是今后一段時期綠道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綠道規劃在短期內已在全球迅速展開，充分顯示出其在解決人類生存環境等重大問題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綠道規劃研究成果在我國還未引起學界及政府的廣泛重視。因此，筆者認為，首先應加強對綠道規劃的廣泛宣傳，將我國目前重視園林綠化數量建設、生產性建設和美化功能建設轉變到綠道網絡體系建設上來；其次，國家進一步加大對綠道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資助力度，充分利用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與豐富的自然風景資源優勢，結合國家層面的長江、黃河、京杭大運河、絲綢之路等自然文化遺產綠色廊道典型范例建設與示范，構建全國的綠道網絡體系，提高我國綠道規劃研究與建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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