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城市規劃教育體系建設的幾點建議

　　我國培養城市規劃專業人才的大專院校已經發展到110多所，每年培養的畢業生近3 000人，其中獲得較高學位的學者(包括碩士、博士)，超過了200人。此外，還有每年在國內培養基礎上赴國外深造的歸國人員，他們在國內的規劃部門和機構中也普遍得到重用。這說明我國規劃教育體系正隨著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而不斷成長和壯大，并逐步同世界先進的體系接軌。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歷史性進步。與此同時，建立清晰的城市規劃教育體系概念，認識到我們同國際上先進水平的差距，進而探討如何構建一個能夠保證源源不斷地培養出優秀規劃人才的先進、完整的城市規劃教育體系，仍然是當前的重要話題。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規劃教育的工作者，筆者結合自己對時代和國情的觀察與思考，就本文的幾個問題略陳管見。

1、城市規劃教育體系的概念

城市規劃教育體系通常包括軟件和硬件兩大部分。軟件由專業設置、培養目標、教育計劃、課程教學大綱及教材、教學管理制度，以及它們所體現的規劃教育辦學思想、方法和對學科領域的掌握及研究能力與機制構成。硬件則包括教學團隊、教學建筑物及環境、教學設備、實習地點、運行資金等。兩者都可用一套評估方法對其狀態的優劣進行評定，如當前國際通行的且基本上行之有效的以4年～6年為一屆的教育專業評估制度。

通過進一步深究我們發現，一個具體的城市規劃教育體系，即某一個具體的規劃院系的軟、硬件構成，是一個歷史積累的結果，通常形成某種傳統教學方式，具有不同的專業側重點和優、劣勢，往往很難僅從各項指標的分解與合成中看出它獨有的內涵和特色。但是，任何一個好的規劃教育體系都應具備一些基本的品質，包括學科體系和教學環節的完整性、師資隊伍素質和結構的合理性及培養過程與時代和地域城市規劃實際及人才需求的緊密結合性等。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視優秀教育工作者在開創和建設知名規劃院系及形成富于特色的比較完整和健全的規劃教育體系過程中的歷史貢獻，即人的作用，因為某個學派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個體系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而達到這一境界往往需要經過一代乃至幾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實現。一個好的規劃教育體系應能堅持良好的教學風氣和不斷進行自身的改良和更新。當然，它的“產品”，即培養出的畢業生長期體現出的專業素質和人格素質，才是最重要的檢驗標準。在教育領導層一屆屆合理更迭的形勢下，堅持規劃教育工作的高度責任感、嚴肅性、開放性和創新精神是至關重要的。

2、我國城市規劃教育體系的現狀和問題  

應當指出的是，盡管我國的城市規劃教育體系在法規制定和管理機構設置方面已基本趨于完整和定型，但城市規劃作為一種社會發展控制機制在實際效能和理論體系上還遠未達到理想的狀態。在城市建設實踐中，這一方面表現為規劃的科學性和權威性不足，另一方面表現為某些錯誤的長官意志和一些惟利是圖的開發商意志仍然經常地主宰著決策結果，危害著城市的健康發展。大量的資源浪費和公民利益被侵害的現象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規劃師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了專業固有的話語權，甚至被迫放棄這一神圣社會職業應有的責任感和人格自尊。規劃工作常常被局限在純技術領域乃至為取悅外行領導而進行效果演示的功夫上。新時期以來，部分規劃院校已經在拓寬規劃教育的學科領域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規劃專業新人才的培養上已經出現可喜的局面。但由于有的規劃專業是處在以建筑專業為主導的學院中，一方面，課程設置改革的動力不足且阻力較大；另一方面，新學科和相關學科的雄厚師資力量也很難在短期內形成。因此可以說，迄今我國的規劃和規劃教育在規模方面發展迅速，但作為體系還遠未成熟。

筆者近年觀察到一些涉及城市規劃的事件(event)①，其處理結果頗令人扼腕嘆息。作為一位專業教師，筆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它們作為當代中國城建史上的非正式材料供師生進行自由評述，以期培養學生對現象進行獨立分析和判斷的能力。當然，城市建設在本質上是多種價值觀、利益和權力之間的碰撞與協調的復雜過程，包含著技術和社會不同層面內涵。在社會層面的諸多問題仍處于混沌難辨的情況下，城市規劃決策的合理性是難以探究的。因此，在現實的觀照下，至少在當前規劃理論的教學上，教師們不必將所有的規劃原理教材內容像神父宣講圣經那樣當成一種不可懷疑和反思的真理來灌注，而應讓學生從中了解到規劃學界在當前現實下的某種無奈及作為專家不得不提出解決問題的權宜之策的尷尬狀況。據說近年有人在規劃學術會議上提出“規劃不是學科”這樣一個看似奇特的論點。筆者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城市規劃學(包括以基礎和相關學科為依托的規劃原理、城建史和規劃評論)的高度的綜合性、層級性和系統性的內容尚待更加充分地揭示、補充和發展，這是一個無窮盡的過程，是一代代規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使命。忽視規劃決策所受到的技術、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復雜制約因素，以及一些現象顯示出來的規劃權力的官僚化和規劃學術的教條化傾向，無論是對于城市建設實踐，還是對于規劃教育的未來都是巨大的危險，因為在這種條件下很難培養出具有一定原則的、功底扎實的、且能以多學科的視角去審視和解決城市建設問題的規劃師。

在2004年全國建筑與規劃研究生年會上，筆者再次親身感受到青年一代學子活躍的學術思想和認真的鉆研精神，但是很少聽到有人針對當前規劃與建筑實踐和教育中的弊病提出改革的意見，這說明當前我國的規劃界缺少推動社會進步的學術批判精神。當然，對我國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問題勤奮地進行建設性的研究，在學習階段打好基本功，應是我國當代學子應有的基本的社會態度。但是，如果失去對城市規劃建設和教育中的問題的敏感性和責任感，不敢去揭示矛盾，甚至對矛盾采取規避的態度，那就會面臨一種社會思想的活力危機。

3、規劃教育體系建設的若干思路

(1)為了培養適應我國及全球化時代可持續發展的城鄉建設的合格規劃師，應從教學內容上力爭完善城市規劃學科大系。②城市規劃所涉及的多學科知識是規劃師不可或缺的。在增加相關學科教學的初期，由于這些課程處于相互脫節的狀態，教師往往不能將這些學科的知識有機地融入到規劃實踐課程的教學中。比如社會學，雖然現在很少有人會懷疑它對城市規劃專業的重要性，但是人們往往還是老一套地拿著地形圖就做方案，即使對場地做了社會調查，也還不能應用社會學原理對城市建設中的社會現象進行科學分析及對決策過程進行有效指導。但是，隨著教學經驗的積累，這種融合將產生并應用于實踐，使城市規劃和規劃教學躍上新的臺階。在這里我們還建議開設規劃評論課，這也是對規劃學科(課程)的一個完善。可以說，建設規劃教學的學科大系的過程，必將引起整個規劃理論和設計方法教學的變革，從而推動規劃體系走向現代化，并推動我國現有的經常被扭曲的規劃決策過程走向科學化和民主化。生態學的引入也將有一個從抽象的原理到規劃實際應用的教學發展過程。在實際的城市規劃項目中，生態學原理的應用還有待突破惟利是圖觀念和長官意志的封鎖，因為目前大多數的規劃工作者還不能熟練地運用它并作為原則性的專業的武器。在文化領域，我國的城市建設更是遭遇了驚人的世紀性重災。因為文化學教育的缺失，規劃界的很大一部分人麻木不仁多年持續地參與了建設性破壞城市文化的行動，這甚至可以說是一代人的愧疚。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城市的哲學問題也就有必要發展成為一門高級的選修課程了。

(2)改革規劃的灌注式教學為注重調查、研究、決策、反饋的科學方法。在引導學生充分認識規劃專業知識教育的多學科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在規劃專業教學(從課堂到野外)上培養學生以先進的規劃理念獨立調查分析規劃條件，并據此做出決策的方法和技巧，也就是建立一種科學合理的、先進的、共同的規劃語言。現在很多地方市政領導不愿認真落實規劃過程的公眾參與，規劃界人士也害怕拘于原則而失去市場。城市建設的歷史表明，在奴隸制和封建制時期及資本主義早期沒有公眾參與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盡管宏偉壯麗，卻是人民苦難的結晶，如在19世紀70年代被西方學術界稱為“權威派”(Authoritarian)的規劃。我們當代的教訓幾乎同樣深刻。某些城市建設導致積累和加劇城市社會問題的后果。教育脫離學生，規劃脫離人民，將是一種非常可悲的局面。我們在工作中經常遇到對經領導通過的規劃方案不得不重新論證和重新做的情況。解析前一方案的形成過程便發現，那往往是首長在任務緊迫，或者是獻禮工程的條件下未經仔細調查研究而拍腦袋拍出來的作品，國外同行稱之為“Huntch Planning”。這些傾向的嚴重后果在近年來中央政府針對城市建設中的不良傾向的一系列“剎車”措施和文件通知中得到了強烈的反映。如果我們的學生在這種無批判精神的畫圖匠般的工作氛圍下學習和成長，就很難成長為堪當建設可持續的未來城市的重任的規劃師。J·雅可布在《美國大城市的生死存亡》一書中寫到，在美國建國初期曾有一位革命有功、名噪一時且無所不能的權威醫生本杰明·拉希固執地使用放血法治病，造成大量患者死亡；當時惟一敢于起來堅持反對這種做法的醫生威廉·唐納，卻受到譴責和壓制[1]。這個負面例子說明：規劃必須尊重自然、現實的反饋和人民大眾的反饋，結合實際是解決規劃的科學性問題的關鍵。

(3)從教學內容體系上補充和加強區域規劃原理和知識。我國許多市政領導，包括規劃行政主管部門，對區域規劃的重視程度都較欠缺，表現出城市建設片面追求亮點、急功近利的傾向。在城市規劃編制內容中，對區域這一層次的規劃只能做到城鎮體系這一層次。城鎮發展指標往往與區域的實際脫節。據筆者的考察，德國的城市和區域的發展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其有兩大學術組織，即“城市與區域規劃科學院”和“國土與區域規劃科學院”，強有力地協調著城市與區域的空間、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關系，使它們在規劃層次上互相銜接。我國的建筑類院校的規劃專業教學雖然涵蓋了市域、縣域和鎮域的城鎮體系規劃，但是它往往不能在規劃決策中反映跨行政區域的人口流動和環境影響等問題。我國提出的“城鄉一體化”和“五個統籌”的方針，實際上是對過去忽視區域研究這樣一種認識的“補課”，有待在規劃實踐和教學上進一步落實。地理類規劃院系在區域知識方面比建筑類的院校具有較大優勢，但是由于這兩類院系各行其是，也就形成了各缺一腿的雙殘格局。這里要說明的是，兩年前筆者曾認為這兩類院系各有特色，現在看來，從規劃的客觀真理的需要出發，應當建立復合的規劃教學班子和互補的規劃系列，使從區域到城鎮和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得到規劃系列的保證；應當在學生頭腦里建立明晰而深刻的區域概念，使學生確立避免在對全局條件把握不充分的情況下作主觀決策的思維原則。

(4)形成一種師生就規劃問題共同研究、平等討論的教學體制，特別是在高年級和研究生階段。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比如通過開設城市規劃評論課，訓練學生對規劃的分析和表達能力；其二是建立民主討論制度，為學生未來的工作作風和方法打下良好的基礎。在這里，筆者再次強調指出，規劃決策機構的官僚化是我國城市現代化的致命障礙。要克服這一弊病，從學校階段做起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們需要反思已有的規劃教育體制和風格。在高等教育的“權威”日益增長的形勢下，往往反而容易滋長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的落后的東西。應當從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做起，進而推廣到整個規劃教育的各個部門和環節。正如在規劃中，人民是這一過程的主體一樣，在一個先進的教育體制中，學生是教學過程中的主體，且他們自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一個好的教練除了訓練技能外，更重要的是能激起運動員們沖擊頂峰的無限熱情。鼓勵學生超越是我們規劃教育工作者的信條。  

(5)適應信息時代，抓住機遇，加大教學改革與教學建設力度。通過計算機互聯網絡，大量使用和充實專業信息庫，豐富專業理論和歷史資料，實現與全球城市規劃建設及學科發展信息的實時鏈接。大力進行音像教材建設，成數量級地增大教學信息量。規劃教學的一個新任務和特點是教師指導、幫助學生們學會高效率地篩選、掌握、分析和處理大量的規劃信息和知識，使他們學會合理借鑒、分析批判、去偽存真，避免盲從和抄襲。可通過展開分專題的院、系際分工合作，共建和共享教學建設成果，擴大學生的專業視野。我們欣慰地看到，當今互聯網帶來了像ABBS這樣的信息交流手段，師生間通過無需實名的自由論壇使新知識和新見解得到迅速傳播。雖然目前這種學術自由還未發展成熟，但無疑是一個新時代到來的號角。

(6)充分利用高校智力資源，設立充足的基金，加強城市規劃理論的學術研究。城市規劃理論的學術研究包括基礎和相關學科的研究和針對城市規劃建設實際問題的研究，加強這一學術研究有助于各個規劃院系成為滿足城市建設需要的、能實時提出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活躍的規劃學術與對策研究中心，使其不會因為脫離城鄉建設實際而被邊緣化。規劃院系的研究機構可以有獨立的編制，擁有獨立的高學歷的科研隊伍，也就是說，除了向社會招聘有實踐經驗的規劃學者外，還可以將相當數量的有學位的畢業生直接留校作為城市規劃建設問題的科研人員，兩者結合將會產生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我們今天的的確確感覺到，隨著城市化的急劇進程，需要解決而未曾事先研究過的城市建設的問題，幾乎每日都在出現，而且數量越來越多。如果說理工科的教授一般都有自己的研究基地—實驗室的話，那么城市規劃的教授們徒以真實的城市來做冒險的“實驗”，其決策錯誤和失敗的社會代價就太大了。

(7)積極加強城市規劃專業教育的國際學術交流。20年前，筆者作為一個窮國的學者被派去發達國家參加城市規劃學術會議，一切費用都仰仗東道主的贊助。在對歐洲當時的新趨向的即席發言中，筆者的一個論點曾受到重視并被寫入總結文獻[2]。對筆者來說，到西德的那次交流是終生難忘的大開眼界的經歷：筆者看到了一個飽經災難的民族和國家的發達之路。20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巨大飛躍，還實現了學術領域上的國際接軌。在2000年的上海國際規劃院校聯合會年會上，斯里蘭卡大學規劃系主任不僅熱情地贊揚中國的成就，還表示愿與中國同行交流國家建設和規劃教育的發展經驗。2004年，筆者的老朋友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的一批學者再次來到中國，看到17年前世人憂心忡忡、議論紛紛的三峽工程已經成為現實，雖有問題卻并未被證明是災難，從而大為感嘆。今天，我國規劃教育界與國外的學術交流仍然是大有裨益和必要的。一方面，當今西方文明演繹出的生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形態的若干先進理念和技術仍然值得我們繼續學習和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有必要同發展中國家的同行分享我國城市發展和建立規劃體系的經驗教訓，平等地交流和相互學習，這將起到維護人類安定、和平、進步，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巨大作用。我們應當有信心在國際交流中使中國的規劃教育體系不斷成熟和完善，走向并享譽世界。

[注　釋]
①其一，近年成都市處理擅批一建筑物基地伸入城市規劃綠化用地界線的違規人員。除將違規人員撤職外，還將那幢建筑拆掉。其實它只侵占了綠地的一角，完全可以用鄰地加罰補償。這樣不顧經濟損失的“大手筆”，在我國屢見不鮮。其二，重慶南岸長江橋頭有座綠色山丘，區領導認為它影響了區城市中心的形象，決定將其挖掉；市里規劃和園林專家一致反對，但終究仍是“自然森林讓位于混凝土森林”。這說明我們在城市建設問題上缺乏權威的民主機制來求得最合理的科學決策。北京兩幢大型建筑的評標，則反映了決策過程中對設計評判基本標準的背離。規劃的邏輯性的缺失和扭曲，是我國當前的一種時代階段現象。
②關于此點，筆者曾在前幾年發表于本刊的兩篇論文中述及。參見：黃天其．構建新世紀城市規劃教育體系的再思考[J]．規劃師，1998，(4)；黃天其．論我國城市規劃專業理論教育的多學科視野[J]．規劃師，2004，(6)．

[參考文獻]
[1]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  12-13.  
[2]Huang Tianqi.Housing Provision for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 Bericht ueber das Internationale Symposio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uer Staedtbau und Landesplanung 1983 in Goslar. Akademie fuer Staedtbau und Landesplanung. Mitlungen 28 Yahrgang, Band 2, 1984.

作者簡介：黃天其,男,重慶建筑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