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的城市化啟迪

波士頓經驗對城市化的啟發就在于：現代城市需要通過夯實城市的“包容”與“人本”基礎來建設宜居環境、培育創新能力。這看似任重道遠，但非此，我們就不能把城市的競爭力建構在居民、家庭、社區這些微觀單元之上，不能讓城市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就可以發現，城市化是發展中國家通往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面向未來，既然“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不竭的動力”，而“城市”又是創新活動最活躍的地理單元，那么借助城市化來建設更多的、具有更強創新能力的城市，也是富有遠見的選擇。

　　城市化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未來戰略規劃中的核心組成部分。

　　然而，不論是在亞洲的中國、印度、印尼，還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巴西，抑或是非洲大陸上的南非，以“讓農民進城”為主要模式的一些城市化進程很快暴露出了一系列共同的問題——中心城市內外懸殊的發展程度，污染、擁堵、高房價等城市病的蔓延，頻現的睡城、鬼城、空城;城市新移民承受著巨大的生存壓力，對城市生活本身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而原有的城市“土著”則普遍抱怨老城傳統與風韻的褪色，與“移民”群體間存在緊張的對立情緒……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越來越讓城市生活成為一種需要忍受的代價，那無論是公眾還是決策者，都有必要反思一下——我們需要如何重塑城市的吸引力，當代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創意成為城市核心競爭力

　　帶著這樣的問題置身既非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又非經濟中心(紐約)，但卻位列2012全球城市競爭力十強的波士頓(Boston)，審視這座始建于1630年的老城——總體上略顯老舊的街道和建筑，聽得見腳下隆隆駛過的地鐵，公園里遛狗、跑圈的居民，公交上左右張望的訪客……的確很難用這些在美國其他城市司空見慣的元素來解釋這座城市獨特的競爭力。

　　事實上，相對于美國東、西海岸的眾多城市而言，波士頓的自然條件并不優越。比如，這里偏居東北，冬季漫長且雨雪大，沒有邁阿密、舊金山、洛杉磯的四季溫暖和陽光;同時，通往美國五大湖工業區的內河航運與陸路運輸線路更長，成本更高，結果既無法同匹茲堡、底特律等城市爭奪制造業中心地位，又不及紐約在美歐跨大西洋貿易中更有區位優勢。后來航空制造業和金融業在美國的興起，同樣是由于波士頓的這種區位劣勢，更多惠及了芝加哥、亞特蘭大和紐約。

　　即便是經歷了二十世紀末生物與醫藥產業在當地的蓬勃發展，波士頓的經濟總量與擁有金融帝國的紐約以及以硅谷為腹地的舊金山相比，都處于下風。所以，用今天衡量國際化大都市的四維標準(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基礎設施先進)來考查波士頓的競爭力，似乎連北京、上海都有過之(由《經濟學家》雜志發布的同期城市競爭力榜單中，實際排名分別為第39位和第43位)。

　　于是，波士頓為自己打造了“創意之城”(Cityof Ideas)這樣一張城市競爭力的王牌——意指這里創造著影響美國和世界的思想與知識，更吸引、聚集著生產前述思想和知識的頂尖人才。
　　對美國稍有了解的人也許會說，波士頓敢自稱“創意之城”，倚仗的是同波士頓一河之隔的劍橋城內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聲望、資源，所以雖不能說是吹牛，卻有取巧之嫌。但深諳大學與人才管理之道的人則要追問，為什么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能夠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同波士頓這樣一座自然、政治、經濟條件并不優越的城市相輔相成，在把自己鍛造成全球頂尖學府的同時，賦予了整座城市創新的氣質?

　　城市人口較少受到產業變遷的沖擊

　　要解答上面的問題，最好是去聽聽那些今天仍在源源不斷被波士頓吸引而來的人們的看法。對于多數外國游客來說，逛逛哈佛校園便看完了波士頓最大的景點。可美國本土游客卻很少錯過波士頓市中心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ial)，因為那里記載著波士頓人為開啟美國獨立戰爭而做出的貢獻。

　　作為北美第一個殖民地“馬薩諸塞”州的首府，波士頓居民的汽車牌照上都印有“美國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這樣一段標語，用以激發人們對“五月花”號船上第一批開拓者信守自由、平等與契約精神的追尋與遵從。

　　在一份2012年對定居波士頓的全球學術、藝術、科技、商業和政治領導者進行的調查中，“看重波士頓社會文化中對不同思想的開放與包容”依然是受訪者選擇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 正是這樣一種內在傳統和外在形象，以及兩者共同構成的環境、氣氛，讓波士頓同以思想獨立、自由、交流為追求的頂尖人才達成了契合。

　　城市經濟學家佛羅里達在解釋現代城市創新能力的形成時，提出了著名的三“T”理論：城市必須具有足夠的“包容性”(Tolerance)，才可能吸引到具有創造力的各色“人才”(Talents);而只有擁有人才，才能夠把具備“技術”(Technology)開發能力的企業、組織吸引到城市中，最終在與人才結合的過程里實現創新。

　　而波士頓的成功是佛羅里達在介紹三“T”理論時最常引用的案例——在他看來，由于整座城市的微觀組成單元，即每個居民、家庭和社區都長期浸潤于尊重獨立、自由人格的文化與傳統之中，人際間的交往、合作就只能更多基于多元價值與訴求間的相互包容，而不是依賴強力的脅迫。所以，波士頓很少像工業時代的其他城市那樣去動員城市、居民追逐一個或幾個產業，用某種特定的生產、生活模式來排斥其他模式的存在。

　　這也能夠解釋，這座城市的居住人口和就業人口自20世紀初的一百年來就相對穩定，較少受到經濟周期和產業變遷的沖擊。雖然沒有能夠在幾個新興產業的崛起過程中乘勢而上，卻在淡泊之中進一步提升了城市人本、包容的形象。但伴隨后工業時代的來臨，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越來越依賴創新驅動，也越來越依賴人才的聚集。

　　當城市從追逐產業的經濟怪物回歸到追逐人才的宜居環境后，波士頓所具有的“包容性”便成為了它歷久彌新的競爭優勢。時至今日，紐約、倫敦、巴黎等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也紛紛將打造城市的文化包容與產業多元能力作為吸納人才的重要策略。

　　人、家庭與城市的高度融合

　　筆者在波士頓工作生活期間，深切感受到包容、開放與互助的細節在波士頓無處不在——大學和個人自發在政府之外為城市的新居民提供多層次的語言與生活輔導;城市內無處不在的公共空間(廣場、公園、路邊樹蔭下的長椅，各種樓宇內轉角回廊處閑置的沙發、板凳)，讓人們容易找到坐下來的地方，放松心情、交流思想;公寓樓內由幾排簡易書架建起、供業主們自律交流各自圖書、CD/DVD的“圖書館”;還有必須請相關居民(不論在社區內居住時間)表達意見的聽證會，用以表決社區內是否可以入駐一家新餐廳，甚至具體到共同協商餐廳的營業時間……

　　正是這些細節，讓生活在生存之外產生了附加值，并把這種附加值與一個城市聯系起來，最終使居民、家庭與城市融為一體。

　　波士頓經驗對城市化的啟發就在于：現代城市需要通過夯實城市的“包容”與“人本”基礎來建設宜居環境、培育創新能力。這看似任重道遠，但非此，我們就不能把城市的競爭力建構在居民、家庭、社區這些微觀單元之上，不能讓城市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一些特殊的歷史節點上，這種看似與世無爭的城市精神也是需要捍衛和堅守的——眾所周知，波士頓所在的馬薩諸塞州是全美較早合法化同性戀婚姻的地區。原因正如自1993年起就出任波士頓市長的托馬斯·莫尼諾先生所述：“這里應該是保障所有人社會公正和平等機會的地方”。

　　波士頓人的做法和言行在美國的保守主義勢力中樹敵不少，一些大公司甚至威脅要關停他們在波士頓的部門，解雇那里的員工。要知道，對于美國的地方政府和公眾而言，失業可是最嚴峻的問題。可托馬斯市長的回應卻出人意料，他對那些公司的答復是：“我期待著看到你們退出波士頓的詳細方案”。更讓人驚嘆的是，那些面臨失業危險的波士頓百姓、他們的家人以及他們所在的社區公眾，居然更多地站在了波士頓市政府一邊，讓企圖瓦解波士頓政府與公眾聯盟的保守派企業家們敗興而歸。

　　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的波士頓城市理念幫助整個城市經受住了考驗;而反過來，波士頓的城市精神也由此更加受人推崇。

　　當然，“創意之城”也不是無懈可擊。2012年出版的波士頓城市報告指出，全美普遍存在的醫療費用高昂、基礎教育薄弱、收入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等問題，在波士頓表現突出;而且，大量年代久遠的建筑管線和道路交通設施陳舊破損，修繕資金不足，已經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基礎設施運行效率。

　　面對這些挑戰，秉承包容、開放和獨立思維的波士頓人再一次另辟蹊徑，在美國聯邦政府仍在節能減排的問題上躲躲閃閃之時，率先提出了“綠色創新波士頓”(Greenovate Boston)的口號——在醫療、教育、公共交通、建筑施工與維修等主要公共服務領域全面展開與國際組織、環保技術企業和支持節能減排的科研機構、金融機構間的合作，引入資金和最先進的環保技術、知識及理念，一面解決城市已經暴露出的問題，一面把城市改造為全球最低碳、節能的典范!

　　伴隨這種綠色環保理念的快速融入，今天波士頓居民的生活已經結合了大量的自行車出行，源源不斷的節能與資源可循環技術也都率先在這里投入使用、經受檢驗并不斷改進。據估計，到2050年，波士頓將成為全球唯一一個能夠將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削減到自身1990年排放水平的20%的城市。“創意之城”可能又一次占得了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