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打破“封閉小區”的努力，在17世紀的北京

1432年的一個清晨，在奉天門（今太和門）聽政的宣德皇帝突然示意奏對的大臣暫停，廣場上鴉雀無聲，一陣陣喧嘩若有似無的回蕩在君臣之間。這不是第一次了，34歲的皇帝終于對這些吵鬧的鄰居失去了耐心。散朝后，工部官員接到新任務，立即遷移紫禁城東面玉河周邊的居民，同時禁止任何船舶通行這條北京內城最繁忙的運河，皇城的東墻被拓展至河岸以東。自此，這座世界上最大的帝王居所——北京皇城，完成了最后一次擴建。宣德皇帝的耳根子總算清靜了。

　　《入蹕圖》中描繪的明代北京皇城，云蒸霞蔚，瓊樓玉宇，是帝王理想的清凈世界

　　很多人認為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其實它外邊還包裹著更大的皇城。皇城以紫禁城為中心，涵蓋太廟、社稷壇、景山、西苑三海等幾大區域，城內密布敕建祠廟宮觀和衙署庫房。零散地界也被侍奉皇家的各種內府機構及附屬設施占據。這片區域，是皇宮的直接延伸，每一寸土地都與皇室密切相關。因此門禁森嚴，非尋常百姓所能涉足，即使內部人員出入也盤查嚴格。

　　明清北京城圖紅色區域為皇城

　　皇城有多大呢？它南起長安街，北到今平安大街，東至東城區南北河沿一線，西達今西城區西黃城根。東西長2500米，南北2790米，面積約6.9平方公里，超過北京舊城面積的九分之一。

　　封閉小區

　　在14世紀到17世紀的幾百年中，皇城就是一座超級的“封閉小區”。這里一切都依照皇帝的需求設置，包括噪聲的音量和出入的人員。

　　皇城現狀衛星圖及明代皇城圖對照

　　整個明代，北京的市民都不得不面對這個橫亙在市中心的龐然大物，日常的通行和生活，只能避讓繞開。這封閉小區內的“居民”也并不方便，6.9平方公里內幾乎沒有經濟活動，幾萬人的日常需求只能仰賴政府配給。這種既不方便他人又折騰自己的設置，連創立它的統治者也慢慢感到不便。

　　內市與民宅

　　邁入17世紀，皇城內的“居民”開始利用“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內中賤役攆糞穢出宮棄之，以至各門俱啟”的機會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海子一帶”自發形成“內市”，用以“陳列器物借以博易”。皇帝顯然并未對這種打擦邊球的“違法行為”加以禁止，因為這個“內市”的主要服務對象往往就是他自己。

　　1644年，明帝國在意料之中迅速垮臺，北京中心這片封禁了200多年的皇城，先后被農民軍和來自滿洲的八旗軍攻破，一時間烽火四起，珠玉俱碎。昔日的神圣之地，多半淪為衰敗的瓦礫堆和空場。

　　后人臆想的李自成進京情景，他及大順軍在北京盤桓期間對這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破壞
　　建立新朝的滿洲貴族很快控制了這座千瘡百孔的城市。他們不久前才從白山黑水密林中走出來，這座數十萬人口的龐大都市已遠超出他們的認知范圍。這使滿洲人在處理北京的既有城廓建筑的問題上頗為謹慎，他們沒有像其他先代政權那樣把城市夷為平地，而是基本繼承，逐步修復重建。

　　清帝國入關后的第一位統治者順治皇帝，發布了一系列深刻影響北京城市發展的政令

　　皇城被保留下來，但原有的宮苑有所縮減，只把北、中、南三海及沿岸部分填筑紅墻圈為禁苑。原隸屬于西苑的清馥殿、玉熙宮，不是改為佛寺，就是變成馬廄。曾經顯赫的南內重華宮改建為睿親王府。被戰火焚毀的萬壽宮干脆成了草料場和仆役居所。另外，明代專為皇室服務的二十四衙門，也因機構的變化，逐漸廢棄，轉化為內府人員雜居的住所甚至民宅。

　　清中期皇城復原圖

　　普通民宅的出現，是皇城歷史上的轉折點。這些人多半在明清易代的大混亂中混入皇城。這一混，卻和城內原本暗流涌動的“內市”結合起來，成為維持皇城經濟運轉的重要角色。維持了200多年的嚴格門禁，漸漸被撬開。但這批“黑戶”的涌入，或者景山前街幾攤不起眼的小買賣，卻并非是皇城門禁松弛的主因?；食谴蜷_的大門背后，是北京城居民構成和治安模式的變化。

　　差序分城

　　滿人入主北京，雖然沒有一上來就大拆大建，卻玩了一回更刺激的戶口遷移——旗民分城。

　　在1648年的一道詔旨中，順治皇帝口氣和藹的寫道：“…然滿漢各安，不相擾害，實為永便，除八旗投充漢人不令遷移外，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蓋或貿賣取價，各從其便…”話說得輕描淡寫，卻引發了17世紀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遷移。漢人被統統趕到外城之后，諾大的北京內城，徹底改造為滿洲八旗駐防的準軍事據點。

　　這座駐防城市中，幾乎每條街巷的出入處，都設有柵欄、堆子進行盤查及守衛。且越趨近于皇宮，越是安排與皇族最親近的旗民居住。嚴密的社會治安網絡和親近的族屬關系，取代了明代皇城線性的工事防御，讓處于這個軍事據點中心的皇城，不用再依靠門禁維持自身的安全。

　　清北京內城八旗駐防圖

　　門禁的松弛，讓皇城飛速發生著變化。至康熙時，紫禁城外已“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

　　當然，匯聚于此的絕不止是“擔夫販客”，皇城內壯麗的宮苑壇廟，迅速成為京都最炙手可熱的旅游名勝，想來開眼界的外地人更是道塞于途，雖然這些建筑多數不能入內參觀，但“瞻眺”一下也頗為過癮。游人的暴漲和皇城居民本就高企的消費能力，進一步刺激了皇城內商業的發展，甚至引發了交通阻塞。以至于當局不得不在1732年發布關于禁令，要求“商民人等”不得在“玉河橋以東團殿、白塔寺（今團城一帶）等處，街道既狹，且于紫禁城相近”的位置“支傘作書場茶社”。

　　位于皇城核心的燕京八景之一——瓊島春蔭，島上的永安寺即引文中提及的“白塔寺”

　　名存實亡的門禁

　　人員的大規模匯聚，帶給治安官員不少壓力。常會看到他們關于“流動人口”的各種抱怨。他們認為皇城中混雜了不少“各地無業民人，惡劣不肖之徒”，他們白日于路街貿易，晚間則租房盤桓，是名副其實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因此當局也出臺要求：凡有商民住皇城者，需有包衣所屬佐領、管領、驍騎校等作保，無保者一律不準居住?？删退阌羞@么多門檻，皇城內的居民依舊增長迅速。

　　進入乾隆朝，皇城內稠密的人口，基本上導致門禁名存實亡，出現了“皇城內居民甚稠，故東安、西安、地安三門閉而不鎖，民有延醫接穩者，不拘時候，得以出入?！钡那闆r。

　　作為京都新晉的高尚社區，皇城的新住戶主要集中在地安門內、景山周圍、東安門和西安門內幾處。這些位置曾遍布明代的內府衙門或離宮壇廟，但現在，全部成為街巷縱橫商鋪連綿的公共社區。原本明皇城內的空蕩稀疏的道路迅速被拉通織密，漸漸浮現出今日的格局。

　　清末北京地圖中的皇城，多數區域已成為普通的社區

　　1761年2月5日，北京發生了“日月同升，五星聯珠”的天文異象，宮廷畫師徐揚在《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中記錄了這天京城居民爭觀天相的場景，也順道定格了當時北京的城市面貌。徐楊的鏡頭，由城東的觀象臺一路向西，途經東單牌樓、王府井大街、東安門、直至皇宮的東華門?？梢郧逦匕l現，東安門內繁華的皇城街市，已絲毫不遜于東單牌樓和王府井大街等老牌商業區。至此，這場發端于17世紀初的“封閉小區”開放運動，算是以成功而告終。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中的皇城街道（今東華門大街）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中皇城外的街道（今東安門大街）

　　當然，皇城的開禁，既不算統治者的“民心工程”，也難說是北京城市發展的必然。它裹挾著太多的機緣巧合。這片區域的公共化，也遠不能作為北京作為都市走向開放化的象征。彼時的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為禁錮的城市，擁有最多的圍墻，最多的禁區，特權階層依然牢牢的握著城市中心最具價值的區域。

　　未竟的開放

　　100多年后，一位英國商人的妻子，依然對北京這種情況頗為不解，“這個偉大城市（北京）中心的一切美麗動人、賞心悅目的地方，都與世人無緣而專供一個女人（指慈禧）獨享了……能想象如果深受愛戴的亞歷山德拉王后（愛德華七世之妻）把白金漢宮、圣詹姆士宮和肯辛頓宮，還有圣詹姆士花園、格林花園和海德公園都關閉，除了她自己和隨從以外，不允許任何人在那里通行或漫步，甚至堵上皮卡迪利大道，倫敦會是這樣嗎？”

　　其實呢，洋人也沒必要唱高調。當他們把本應矗立在公共空間的教堂搬到北京，也小心翼翼的圍上了好幾圈大墻。

　　1900年的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院落中心為教堂主體）

　　各種利益團體，都喜歡把自己圍起來。這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獨特景觀。人們創造區隔來保護自身的存量。他們既不信賴外部空間的安全性，也不看重所謂公共區域的品質。四合院就是典型，留給外界的只有高墻。裝飾精美的立面全掩藏在內部。

　　在人們能控制的范圍內，都力圖為自己圈定最大化的土地。因此打開了皇城，還會有“白城”“紫城”和“綠城”冒出來，只要存在需要花力氣保守的存量，就會有區隔的屏障生長出來。這便是絕大多數中國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說這些“封閉”從來都有，且從未消失。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內外涌現出各種“大院”

　　城市形態并非是單純的形式表達，它更是社會形態的投影，缺乏對公共領域的信任和興趣，讓人們不斷建設著自己封閉的“世外桃源”。想洞穿這道極富歷史傳統的“圍墻”，光靠幾臺推土機可不夠。

　　“大院兒”文化已經成為北京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背后的特權隱喻更為人們津津樂道

　　北京皇城變遷的故事，并非一個洞穿“壁壘”的好例子，它只不過是統治者有心無意鑄成的個案。而皇城解禁的成功，更不是市民們突然有了支持“公共化”的覺悟，反倒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悄悄開放了自己的后院。

　　1876年復活節，初到倫敦的大清國駐英公使郭嵩燾目睹了這樣一幕：“耶穌復生之次日，縱百姓休息，故宮禮物兵器亦得縱觀，輒三十人一兵士領之入，更番出入?！彪S后他感嘆道：“此邦一切君民相與為樂，無所私秘如此。”
老爺子當初的感嘆，我們今天還在感嘆著。

　　作者：朱起鵬ELer，建筑師原本營造建筑事務所創始合伙人/設計總監中國古跡遺址協會（ICOMOS CHINA）會員史地愛好者，曾在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土司遺址的多項配建設施中擔任建筑主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