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城市都該有一個高新園區嗎？

　　城市規劃者們應當警惕流行風尚。

　　想想上世紀70年代的節日市場，或那些紐約蘇豪區(SOHO)一般的街區。今年的一大風尚——高新園區——或許會成為下一個值得懷疑的對象。
　
　　高新園區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其基礎理念聽上去非常正確：將大量高科技初創企業、孵化器和試驗空間聚合于城鎮的特定區域，進行重新規劃、再發展和有適應性的再使用。作為城市的建設，高新園區大多是產業集中、可步行、自行車友好、以公共交通為主要導向的區域——無懈可擊。

　　融合城市規劃與經濟發展這項古老的藝術，似乎是為了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綠色科技與健康科學產業，而量身定做的。千禧一代希望在有趣的地區工作，希望周圍能有許多其他有趣又富有創造力的人。如果城市不能一步一步發展，就會顯得像身處海洋時代而不建設碼頭一樣的愚蠢。

　　大型公司城鎮(company town)的時代已經過去，最好的做法，是為企業融入21世紀的繁榮經濟搭建舞臺。布魯斯·卡茨(Bruce Katz)和朱莉·瓦格納(Julie Wagner)在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高新園區的崛起：美國創新的新版圖》中寫道，比起依賴汽車、封閉式的郊區辦公園區模式，城市的未來顯得更有吸引力。

　　然而，不出所料的是，還出現了一些警示的聲音：哈佛大學教授杰羅爾德·凱登(Jerold Kayden)和艾德·格雷瑟(Ed Glaeser)提出了更具有說服力的論證，闡述高新園區在大多數城市實際上會如何運作。其他人則質疑，將經濟活動硬塞很可能是錯誤的邊界體系，是否合適。2015年的跟進報告中，卡茨和瓦格納承認了一些沖撞性的觀點。“給某些東西貼上創新的標簽，并不會讓它就變得創新，”他們寫道。

　　相較于如今城市規劃、經濟和住房的其他趨勢，必須做出的一個重要區分是：紐約和舊金山等發達城市，與底特律或巴爾迪莫等苦苦掙扎于從財政壓力向經濟繁榮轉型的城市之間的區別。

　　蓬勃發展的市場中，我們見到許多NOID——自然產生的高新園區(naturally occurring innovation districts，這已經是一個廣泛通用的縮略詞)。基礎的理念在于：當推特搬到舊金山的市場街，規劃者們就可以各回各家了。經濟活動可以自生自滅啊。

　　同樣的，每每硅谷在哪兒落戶了一家衛星辦公室，坎布里奇的肯德爾廣場就會成為其細胞分裂般的復制品。波斯頓海港比鄰蘇豪式的福特角，經過了深思熟慮后，這里成為了這座城市的高新園區。通用電氣總部的搬遷，更是為這次命名添了不小的籌碼。

　　到了二線城市，事情就開始變得有趣起來。那些不斷掙扎、反彈的“夕陽城市”，制造業基地不斷消失，城市人口也在無情削減，經過多年后找尋著一個徹底翻身的機會。這些地方對于能夠創造工作崗位的事物懷著無比的感激，而科技企業也愿意回應這份愛。租金便宜、生活成本低廉、生活條件也非常不錯——查塔努的咖啡和雞尾酒可能和坎布里奇的一樣美味。

　　但是，關于高新園區最終的問題在于：是不是每一座城市都可以擁有一座高新園區?真的有那么多創新項目可以支撐起這樣的規劃嗎?這最時新的大都會的榮耀——帶動旅游業、成為會議圣地和專業體育賽事的舉辦地，還伴隨著一些顯而易見的風險。

　　本月的早些時候，在菲尼克斯由美國規劃協會舉辦的國家規劃會議，發布了兩項很頗具啟示的研究。在圣路易斯，有200多畝土地被金屬加工廠、谷物升運器、福特公司和斯圖貝克公司占據，這里被劃為了Cortex高新社區。該區域吸引了約163家企業進駐，包括坎布里奇高新中心的分支。

　　這可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做好的規劃，疫病防治、土地征用和不確定性較高的融資機制都需要做出新的調整和立法。圣路易斯市規劃局長唐納德·羅伊(Donald Roe)在會議期間表示，電車輕軌線路需要更多變革。不過，就城市規模而言，這些規劃還面臨著城市自身的一些挑戰。之所以總統大選總是放心不下場地，因為在一個大房間內，即便是體面的人群看起來也會變得微不足道。

　　因此，這種對大型創新地域的規劃，需要投入大量的內容。

　　沿著華盛頓大道的鬧市區，雷克斯這樣的初創企業和孵化器正一家家占領著重新復蘇的體面建筑。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雄心也不小，規劃總監史蒂夫·喬尼(Steven Schoeny)在會議上稱。不過，高新園區的實際位置也良莠不齊，城市的領導們正在已有社區中探尋著新舊的平衡。最大的優勢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購入，作為麻省理工大學的等效錨定機構非常有競爭力。

　　大城市規劃師協會中，有超過30位規劃師選擇了高新園區這個課題。該協會每年會在美國公共事務協會、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和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的贊助下集會。這些人都處在行業的前沿，因此，如果他們對于某個問題尋求更深入的挖掘，這說明該話題普遍存在。我們可以想象，市長們告訴手下：“啊沒錯，高新園區，得給我搞一個出來。”

　　該項目承諾，要“聽聽大城市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如何做的，又是如何獲得成功的。”不過，真正的任務依然需要如孕育蘭花般謹小慎微。有一些關鍵的部分必須確認——土地、鉚釘機構和有意義的公共空間。有些在品牌推廣的過程中必須非常仔細。需要賭一把的地方在于，需要對園區進行定義。

　　“人們希望對高新園區做出定義和規范，”APA研討會成員、布魯斯金學會的斯科特·安迪斯(Scott Andes)表示。不過這是最基本的條件，他表示，這決定了某個園區未來的品質和特色趨勢。教育和醫療是費城和匹茲堡的立身之本，而電子游戲開發商則紛紛落戶于查塔努加。

　　如果重生的城市們希望了解規避某種問題的方法，那說明這樣的壓力已經確實存在。根據安托尼·凡·艾格塔米爾(Antoine Van Agtmael)和弗雷德·巴克(Fred Bakker)的書《地球上最智慧的地方：為什么衰退城市正成為全球創新的新熱點》中所述，創新經濟是一張從工業城市阿克隆通往紐約首府奧爾巴尼的車票。這種渴望背后，另有一種迫切的焦慮。因此，加里市、揚斯敦市和布法羅市，你們都該加快腳步了。我們迫切地希望聽一聽，下一個Facebook是如何在改造后的世紀之交廠房中誕生的，或者街角的時髦酒吧慶祝著當地精釀啤酒的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