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堂子胡同75號——蔡元培故居

　　【故居介紹】

　　東堂子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六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單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胡同南側與協和胡同相通。

　　明代，稱“堂子胡同”（舊時蘇滬方言稱妓院為“堂子”）；清代因與“金魚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將此“堂子胡同”改稱“東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稱“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二條”，后復稱“東堂子胡同”。 

　　胡同內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現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聞》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胡同，故大學士賽尚阿弟也。”院內原有一聯：有水有山有竹，宜風宜雨宜晴。賽尚阿，字鶴汀，正藍旗蒙古人，阿魯特氏，是當代國學大師啟功的外高祖父。賽尚阿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中舉人，曾任內閣學士、理藩院尚書，又被授予過頭等侍衛，最后官至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咸豐元年（1851年），因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連連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沒。咸豐四年，賽尚阿的宅第被改為鐵錢局公社；咸豐十一年，鐵錢局公社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順天府志》載：“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擬僅將大門酌加修改，其余則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東堂子胡同75號，舊時的門牌是東堂子胡同33號，在胡同西段北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進院落，建筑面積為368平方米。現在的街門是利用一間倒座南房后辟的，無規矩可言。一進院有倒座南房5間；二進院有南房4間，北房3間，東、西兩側各有耳房1間，有東、西廂房各3間；三進院有帶前廊的北房3間。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從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當年，一進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廳。 

　　1985年10月，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其作為“蔡元培故居”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人物介紹】 

　　蔡元培 （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曾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902年，與蔣觀云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1904年，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被舉為會長；次年參加同盟會，為上海分會會長。1907年，赴德國留學。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1915年，在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倡辦留法勤工儉學會。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爆發后被迫辭職。1927年，任國民黨大學院院長，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來敬獻了挽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縱觀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會活動家，更以職業教育家聞名于世。說到蔡元培，人們習慣稱其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也以有“蔡校長”而自豪。其實，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先后有嚴復、章士釗（由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長；而且，他擔任校長的時間也不很長，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他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改革的影響卻非常大，說到北京大學校長，人們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卻巫山不是云”的韻味。 

　　顧頡剛在《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北大組織了“進德會”，認為“私德不修，禍及社會”，意在以改變士風以影響社會風氣。蔡元培指出，入會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繩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謗。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謗久矣，而止謗莫加自修。” 

　　進德會會員分三種：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 

　　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丙種會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認“乙種會員”，持“五戒”，一生不置產業，沒有艷聞。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先生堪稱“士”之楷模。馮友蘭認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還偉大。 

　　蔡元培先生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學術民主，‘主張不論什么學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應允許其存在；不同主張的教員，無分新舊，應允許其自由講學，讓學生自由進行鑒別和選擇。認為教學內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戲曲、小說等課程，在教師的選擇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舉。顧頡剛回憶：“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請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的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從當時北大教授的年齡結構看，既有年過花甲的辜鴻銘，又有年僅二十四歲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無大學學歷，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見到梁漱溟在《東方雜志》發表的《窮元次疑論》，毅然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開始，北大就對學生采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學系有缺額時，均得收旁聽生”，還批準要求入學的女生王蘭為北大旁聽生，開放女禁。一時，轟動了北大，轟動了北京。 

　　一位當了幾十年中學校長的先生對我說：“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對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發展確實很有意義，但我在實際中始終沒能做到。” 

　　對于教育，我是外行；對于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頭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們為何要緬懷蔡元培》。文曰： 

　　“我們緬懷蔡先生，其實是為了一澆胸中之塊壘。四年前，北大改革轟轟烈烈，但最終無疾而終，不了了之。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為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日，就中國大學（內地范圍）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