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發表的“青年風景園林師座談會”上的發言系本刊編輯部根據原始速記稿整理,并經各位發言者校核。如仍有表意不精不準之處,望各位發言者與本刊聯系,以便更正。
本期發表的“青年風景園林師座談會”上的發言系本刊編輯部根據原始速記稿整理,并經各位發言者校核。如仍有表意不精不準之處,望各位發言者與本刊聯系,以便更正。
鑒于俞孔堅教授在發言中提出了本刊未發表他紀念周維權先生文章的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將整個過程向讀者作出公開說明。
為配合我國2007年園博會的開幕,本刊2007年第9期的主題預定為“廈門園博會風景園林師園”,為此向園博會風景園林師園全部8位設計師發出約稿,并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與無條件賜稿。期間,俞孔堅教授給編輯部來信,大意是:寄上懷念周維權先生的文章,望能盡快發表(除錯別字外,務請不要改動)。并說蔗園一文過幾天再給我們。文章如下:
如洱海平靜,比蒼山深邃:懷念周維權先生
俞孔堅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
2007年仲夏,洱海之西,薄風陣雨中,我行走在蒼山腳下的田野里;蔥綠的稻田上,鑲嵌著一塊塊方正的玉米地;幾把彩色的雨傘在田埂的線譜上跳動,由近及遠,消失在綠蔭掩映的村落里;白霧沿著山坡的林冠升騰入空,一切盡在飄忽與迷幻之中。我一直在想一個人,周維權先生,他就來之于我腳下的土地,卻剛剛從我所來的北方大地上仙逝,輕輕的,不聲不響,卻如這眼前的白霧那樣純然清新。我的眼睛一直模糊,不是因為這雨,而是因為悠然而持續的悲涼和敬意。
與周先生無任何學界的門戶之緣,我對他的懷念與哀思,發自我內心深處對這位前輩的深深的敬意。這種敬意源自他的精彩至理的文字,和與他的有限、卻至今清晰在目的幾次接觸。一次是我本人20年前的碩士論文答辯會,他是我導師陳有民先生的好友,當時周先生與王秉洛先生,還有已故前輩汪菊淵先生同為我的答辯委員會委員。我當時的研究題目是“風景美學的定量化探討”,當時在國內鮮有先例。周先生聽完我的匯報,靜靜的、閉目沉思良久,然后輕輕的、用非常平和的聲音,問了一個關鍵的問題:“風景是連續的,你的49張單一幻燈的逐個評價能代表人的連續感知嗎?”我用電影蒙太奇的原理說明連續的場景可以有多個離散的畫面來構成,因為人的感覺本質上是主觀的,這種主觀的感覺是因為人的生理能力所決定的,等等。先生聽完,點點頭,靜靜的、微笑著,靠在座椅上,然后就是鼓勵的話語,這畫面至今如此清晰。、此后,便是幾次會議的野外考察同行,每次他的脖子上都挎著過了時的135相機,收集資料,總讓人感覺是個學生的樣子,謙遜而安靜地在不斷吸取著營養。
10多年后的2001年夏天,我邀請周先生做我的學生王志方和孫鵬的答辯委員會委員,學生的研究題目是云南的鄉土景觀,當然是先生最熟悉的領域了,又是關于先生家鄉的。他欣然同意,并認真幫助指導他們的論文。答辯完后,我請周先生與我的所有學生一起吃飯,在一個十分擁擠、簡陋的餐館里,除了周先生,我就是年紀最大的了,所有在場的人都是周先生孫子輩的。周先生上座,我們擠在一起,很熱,卻如此開心。先生話語很少,卻總能感覺其智慧的靈光,并給人以鼓舞 然后他堅持要自己走路回家;我還聽云南建水當地的領導說,周先生后來還專門跑到我學生研究的哈尼族村寨黃草壩,去實地考察,驗證我學生的工作。那時,先生已有75歲高齡了,令我感佩不已。
最讓我油然而生敬意的是先生對中國古典園林的透徹研究和至深的理解。當我讀到周先生《中國園林史》(第二版)中最后一段總結性的文字時,不禁拍岸叫絕,感嘆一位老前輩竟然有一顆如此蓬勃向上、創新求真的心。先生說:“人類社會過去的發展歷史表明,在新舊文化碰撞的急劇變革時候,如果不打破舊丈化的統治地位,‘傳統’會成為包袱,適足以強化自身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一旦舊文化的束縛被打破、新文化體系確立之時,則傳統才能夠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全新的意義,成為可資借鑒甚至部分繼承的財富。就中國當前園林建設的情況而言,接受現代園林的洗禮乃是必由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除舊布新,而這個‘新’不僅僅是技術和材料的新、形式的新,重要的還在于園林觀、造園思想的全面更新展望前景,可以這樣說:園林的現代啟蒙完成之時,也就是新的、非古典的中國園林體系確立之日”。
這文字像是宣言,何等鏗鏘,讓人不敢相信這是出自一位身材矮小單薄,而顯柔弱的老人;這文字如同“五四”新文化時代,同樣來自清華園里的吶喊,讓人不敢相信竟然出自一位從不大聲說話,平靜若秋水的前輩、其睿智與深邃,源于先生對歷史精深探究;其高遠與先知先覺,源于其廣博寬容與深厚。
當下,應大理州政府之邀,來此蒼山洱海,先生之家鄉故土,進行景觀規劃與鄉土遺產研究。學生們與我走上了周先生曾經走過多次的田埂,探尋先生曾經探訪過的村寨,觸景生情。問那一平如鏡的洱海,堪比先生之寧靜呼?看那纏綿迷霧里的蒼山,堪如先生之深邃呼?
“鶴嗚于九皋,聲聞于野 ”周維權先生者,真學者也!
2007年7月30日,于北京
本刊當時正在組織紀念周維權先生的專欄,有俞教授的主動來稿可謂正中下懷。但是在審稿時發現俞教授在引用周維權著作《中國園林史》時不夠忠實于原文,周先生全書結尾兩段的原文是這樣的:
“人類社會過去的發展歷史表明,在新舊文化碰撞的急劇變革時候,如果不打破舊文化的統治地位,‘傳統’會成為包袱,適足以強化自身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一旦舊文化的束縛被打破、新文化體系確立之時,則傳統才能夠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全新的意義,成為可資借鑒甚至部分繼承的財富。就中國當前園林建設的情況而言,接受現代園林的洗禮乃是必由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除舊布新,而這個‘新’不僅僅是技術和材料的新、形式的新,重要的還在于園林觀、造園思想的全面更新。
展望前景,可以這樣說:園林的現代啟蒙完成之時,也就是新的、非古典的中國園林體系確立之日。博大精深的中國園林傳統亦必然會發揮其財富的作用,真正做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融匯于新的園林體系之中,發揚光大,并對今后多極化世界的園林文化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上文的第二段,非常關鍵,是周先生對全書的總結。這個思想,是周先生在寫第一版時就堅定確立了的,第二版只字未改。顯然,俞教授的引文將第二段的后半截砍掉,然后將上半截并入前一段的做法未能全面準確地反映周先生的思想原意。因此編輯部與俞教授聯系,希望他本著忠實周先生原著精神的原則來修改引文。2007年8月下旬,俞教授問及編輯部紀念周先生文章何時能發,編輯部回答是等他改好后放在10月份紀念周先生的專欄一起發。俞教授說:這種文章是時效性的,沒必要一起來,希望最晚在9月發,悼念文章越快越好。如果9月還不發,我將撤回他投。我們再次希望他根據審稿意見對周先生原文進行整體引用。但是俞教授堅持說學術問題他自己負責,還反問編輯部“為何?”編輯部回答說:“因為紀念周先生,是如實介紹他的品格、業績和學術觀點,不是作者介紹自己的觀點。”俞教授就說:“腐朽,不可救藥,那就不必發了,同時蔗園一文也不要發了。”(此前,俞教授已經將其《蔗園》文稿發給了編輯部。)
本刊尊重俞教授的意見,沒有發表俞教授紀念周先生的文章,并從已經開始合版的版面上撤下了他關于蔗園的文章,造成2007年第9期主題欄的目錄中按照園博會的序號列出了S1、S3、S4、S5、S6、S7、S8諸園,獨缺S2 的狀況。
本刊注意到,事后網上出現過一些關注此事的帖子,其中大多是不利于本刊的猜測。本著共同建設和諧社會以及以和為貴的精神,我們一直沒有就此事對大眾作任何公開解釋。多謝俞教授在這次座談會上正式提出這個問題,并叫板說:“我的文章居然被《中國園林》和《風景園林》2次拒絕了。可見解放思想是何等艱難。我今天重提這句話,我估計,你們2本雜志今天仍然不敢發表。解放思想是需要勇氣的。”讓本刊不得不公布事實真相。
其實,俞教授所謂的“解放思想”完全遠離了科學發展觀的實事求是的前提,變成了隨心所欲。例如他說:“這文字如同‘五四’新文化時代,同樣來自清華園里的吶喊”,純屬憑空想象。熟知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1919年的“五四”時期,清華還是由外交部和美領館嚴格控制的留美預備學堂,相當于現在的高中到大學本科低年級,還不能構成思想發源地,直到1928年,清華學堂才升格為清華大學。
再如,周維權先生關于蒙太奇的提問,正中迷茫于機械孤立式思維者的要害。蒙太奇是什么?montage,源于法文,為建筑學術語,意為裝配、組合、構成(參見《藝術學概論》,http://bbs.kaovan.com/archiver/tid-1611103.html)。憑借蒙太奇的作用,電影享有時空的極大自由,甚至可以通過拆解和拼裝來構成與實際生活中的時間空間并不一致的電影時間和電影空間。而風景并不是可以由人自由拼拆的對象,人對風景的感覺也并不是完全由主觀決定的。因此,法國電影理論家Andre Bazin(1918—1958)對蒙太奇提出過異議,認為蒙太奇是把導演的觀點強加于觀眾,限制了影片的多義性,主張運用景深鏡頭和場面調度連續拍攝的長鏡頭攝制影片,這樣才能保持劇情空間的完整性和真正的時間流程。我以為,如果以尊重客觀的真實與完整為前提進行風景資源評價,這種長鏡頭更接近于風景游覽的實情,不知俞教授以為如何。
俞教授如對本文有異議,歡迎來信提出,本刊除非因版面緊張,至少會如實在本刊網站上發表。
《中國園林》主編
王紹增 20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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