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理想化的天府

　　如果說“天府”是中國農耕時代人們安居樂業的一個現實的家園，那么陶淵明的“桃花源”則是一個理想化的樂土：那里是一個四方閉合的山間盆地，僅有小口堪入；其間有良田美池，阡陌縱橫；所居之人怡然自足，童顏白發……
　　從空間尺度上看，“桃花源”是一種鄉里尺度，適宜于一個家族的棲居。但如果我們把家族領地的“桃花源”放大，那就是氏族部落和國家尺度的理想領地，即理想化的“天府”。
　　中國文化在西周前后基本定型，之后便進入一個持續延綿的發展歷程。而周人在關中盆地的生存經驗與發展經營模式，對中國農耕社會理想棲居地模式的形成與鞏固，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自西周到隋唐，關中盆地幾乎一直是中華文明之核心樞紐，其作為王畿的時間前后歷時近1100年，其中包括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朝代，即中華民族文化定型時期的西周，封建時代的第一個王朝——秦，我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漢，以及封建文化之爛熟時期——隋唐。自周人開始，歷代王朝在關中盆地的生態經驗和適應一直在持續和強化，其對中國“天府”模式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與桃花源同構，盆地作為中國農耕領地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中國的各類地形中，山地面積占33％，丘陵和盆地占29％，而平原只占12％，后者主要包括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這些大平原在中國農業文明發展初期，幾乎都尚處在河水泛濫的極不穩定狀態。以開發較早的華北平原為例，黃河不斷改道。在近2000多年的時間里，黃河竟基本上由北向南橫掃整個平原。
　　同樣在開發較早的中原大地上，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大平原上幾度成為人煙斷絕之地。居住者或被屠殺，或逃離，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大平原上的棲居者與棲息地之間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適應機制。反之，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丘陵山地和小盆地之中，則一直較為安寧，成為逃難者向往的天然避護所，這在晉、宋南遷時猶為明顯。陶淵明構想的“世外桃源”正反映了這種心態。
　　事實上，無論是中原周邊各列強的角逐也好，或是游牧部族的入侵也好，江南廣大的丘陵山地以及四川盆地一直是被逐王室或中原居民的庇護之所。這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擴散過程，也是對盆地適應的強化過程。故天府的“桃花源”化，不僅符合中國自然地理構造與分布，同時也能被中國的歷史發展所驗證。
　　中國歷史上的“天府”可分解為三類“桃花源”模式。第一類是全閉合、放大的桃花源，包括關中盆地、太原（汾河谷地）、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它們是中國大地上最典型的幾處尺度適宜、羅城（山脈）致密、重關四塞、農業資源豐富的盆地。前二者是周、秦、漢、唐等在中國歷史上極具影響的政權的發祥地和都城所在地，成都平原則是西蜀國的偏安之所。由于盆地尺度適宜，在此生活的人民會形成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第二類是組合式的桃花源，包括江南、閩中。它們由一系列丘陵盆地構成，空間上山重水復，資源豐富，皆稱得上是“魚米之鄉”，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南遷過程中人們所向往的庇護所，更是“桃花源”理想的發源地。每個小盆地均可形成相當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社會結構。
　　第三類為半開放的桃花源，以華北北部和沈陽較具代表性。嚴格說來，這兩處棲居地不是特別理想，在空間上沒有桃花源所強調的圍合結構，在氣候與資源上也略遜一疇。但它們分別處在大平原的一隅，北負崇山峻嶺，南據黃河或遼河天險。它們在明清時成為天府，很大程度上與它們作為明清時期的都城和清政權的重要發祥地有關。重兵戍衛彌補了天然圍護結構之缺陷。同時，作為控扼華北大平原和遼河平原的戰略要地，它們作為天府也與大國的領域尺度相適應。
　　其實在中國大地上沒有一處“天府”是完美的。在很大成度上，它們都是天府的棲居者按照他們的理想設計、經營的結果。“桃花源”也是如此。這種設計是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豐富和完善天府的資源屬性，最常見的是建立灌溉和防洪系統，如關中盆地的鄭國渠，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太原晉祠的引水灌溉系統，北京玉泉山引水系統，江南盆地的灌渠和堤堰系統等等；二是強化和完善天府的結構屬性，最常見的手段是筑城墻、固關隘、掘壕溝；三是強化棲居地人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中國大小天府中普遍存在的祖先崇拜等信仰體系，是各天府內民眾形成歸屬感和認同感的草根基礎；而每個盆地中對共同山神、水神、土地和部族首領的祭祀，如成都平原對李冰父子神、太原盆地對晉祠不老泉、江南丘陵盆地中對各自河神的祭祀和供奉，又形成了更高層次的認同和歸屬基礎。
　　歸根到底，天府的設計與經營旨在通過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的協調，達到風調雨順與“天地—人—神”的和諧。這也是中國的“桃花源”式的天府所暗含的一種生存智慧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