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景觀設計學的定位思考：談“生存的藝術”

　　俞孔堅教授先后在2006年5月的國際景觀設計師協會（IFLA）東區會議和10月的美國景觀設計師年會暨第43屆國際景觀設計師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生存的藝術”的主旨報告，同時出版同名英文專著，舉行全球學術巡講，引起極大反響。國際景觀設計學專家就景觀設計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面對全球問題的系列挑戰時如何確定學科的位置和責任等問題展開了積極討論（James Hayter，2006）。IFLA主席法加多女士（2006）和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主席佩里·霍華德先生（2006）也先后發表了他們對學科定位的看法，定位景觀設計學成為近兩年國際景觀設計學術界的熱門話題。
　　學科的定位首先是哲學和價值觀取向的問題，這種價值取向是和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的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與其就學科本身來討論定位問題，不如明晰決定其定位的時代要求和哲學價值，在分析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確立面向未來的學科定位。本文將結合當代中國的生存危機，從批判和學習的角度分析不同時期東西方哲學思想和傳統文化對學科的影響，探討當代倫理價值、藝術美學的發展趨勢，思考當代中國景觀設計學定位和定位后的學科建設要求。

　　1　千年不遇的生存危機

　　當今的人類社會是個高度發展的文明社會，可是在繁華背后卻潛伏著千年不遇的生存危機。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通過對自然的過度索取來發展經濟，能源、資源和環境危機接踵而來。有識之士指出，若不及時修復自然基礎，人類文明大廈遲早會轟然倒塌。雖然從上個世紀中后期就開始了經濟增長極限和可持續戰略的長期討論，但在當今全球化、城市化和工業化背景下，這些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日趨嚴重。聯合國組織的千年全球生態系統評估結果表明，近五十年全球60％的生態系統服務已經退化，現在物種滅絕的速度是億萬年化石記載的10倍，并且預計今后的滅絕速度還將超過現在10倍。
　　當代中國面臨的危機尤其嚴重，其中最有代表性和緊迫性的無疑是以能源、資源危機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和以民族和地域身份混亂、精神信仰喪失為代表的社會文化問題。它們相互區別而又緊密關聯，是自然過程和人文過程作用在地理環境或者景觀這一大地綜合體上直接或間接的反應。
　　近十年中國的資源環境問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并且處于多種環境問題并存的環境轉型期，它對生態系統、人體健康、經濟發展乃至國家安全的影響都是深遠的。首先，污染的模式復雜化，從常規的點源污染和單純的工業污染轉向點面結合、工業和生活污染并存，新的污染物不斷增加，長距離跨界污染嚴重。其次，生態問題日益突出和擴大，已經影響到區域、流域甚至國土尺度的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全球生態與環境壓力與日俱增，直接傳遞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最后，能源需求居高不下，以煤炭為主的低端能源帶來的環境問題依然嚴重。（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05）
　　在當前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樣性也和生物多樣性一樣受到嚴重威脅。在我國亦面臨現代民族文化身份定位問題，這些問題表現在三方面：其一是視覺特色喪失，因各地對“高、大、洋”的城市風貌盲目模仿，城市普遍實行“紐約化”和“曼哈頓化”的城市化妝運動，直接導致“千城一面”；其二是文化趨同或“麥當勞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大破壞，特別是某些地方為了標榜所謂的“傳統文化”，在破壞真遺產的同時又興建大量亭臺樓閣的假古董；其三是城市擴張導致的景觀格局的劇烈改變和景觀破碎化，破壞了承載鄉土信仰和民間文化的基礎，大量失地農民和下崗職工原來賴以寄托精神的農田和工廠消失在社會變遷中。（李偉，2005；俞孔堅，2006）
　　這些“危機”既是人類面臨的生存“危險”，又給處理這些問題的學科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可惜目前很多應對策略還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為主。面對城市環境的惡化，不去研究背后深層的社會和生態原因，而以“城市美化和化妝運動”的表面文章應對；面對因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的洪澇災害，仍以修壩筑渠或“裁彎取直”甚至違反自然規律的固化河道等工程手段一泄了之；面對污染問題，很多地方還在走“先破壞后治理”的老路。當代的中國呼喚能把握機遇，綜合自然和人文途徑為國人解除生存危機的學科。景觀設計學能否適應這一需要，擔負時代賦予的重任，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正確的學科價值取向，需要與時俱進地重估一切價值觀，在此基礎上舍棄不合時宜的部分，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學科新定位。

　　2　東西方景觀價值批判

　　中國當代的景觀設計專業理論主要來自于西方的LA（landscape architecture）學科，同時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東西方兩種景觀哲學思想在這里碰撞和交融，產生了巨大的成就，也帶來不少的問題。有必要對他們進行分析和批判，以明確新的價值體系的要求。

　　2.1　分離和拆解—西方認知方法反思
　　西方和東方認知哲學的最大不同可以說是“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的區別。西方哲人主張把認知的主體和被認知的客體分離開來，主體的人站在局外來分析現實中的客觀事物。這種分析方法顯然能客觀明晰地了解客體功能，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燦爛的工業文明。它也帶來許多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問題，具體表現在自然與人的對立和工程技術與人文藝術的分離兩個方面。
　　西方長期以來把人看做自然的擁有者和支配者，自然僅僅是可以被人利用的資源，尤其到了宣判上帝死刑的“超人哲學”時代，人類更是以“神”的身份無所顧忌地掠奪自然，自然和人的對立矛盾積累到現代，通過一系列自然和人為的災難的形式爆發出來。曾經有固若金湯的防洪設施的美國新奧爾良市毀于一場颶風洪災的事實說明，這些災難已經不是單憑現代技術手段就能解決的。許多學者開始從哲學思想上找原因，反思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價值觀。
　　在二元分離價值觀的指導下，科學技術與人文藝術漸行漸遠。前者致力于用工程措施解決自然環境問題，往往把與社會人文相關聯的問題拆解成一個個單一的工程問題，比如用修堤筑壩“水來土掩”的單一水利工程對付洪災；后者深入到形而上學的主觀世界中，常常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客觀方法背道而馳，比如在城市建設中只強調視覺效果的“城市化妝藝術”，甚至有人把荒山刷上綠漆來“美化”景觀。科學與人文或者工程與藝術的二元割裂直接反映了在當代中國的景觀規劃設計專業實踐中，最突出的是忽視生態和人文價值僅僅關注視覺“美”的問題，由此產生了大量中看不中用的景觀美化工程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奢華建筑。

　　2.2　隱逸與固守—東方哲學思想批判
　　古老的東方哲學講究把自然和人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人不是高于自然的主宰，而是它的從屬部分，即所謂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這種價值觀對彌補西方認知論的不足、建設和諧的人地關系有重要意義。但是受道家、佛家等的影響，傳統哲學中也存在消極避世和固守傳統的價值觀。這些思想沉積在中國大地幾千年形成的鄉土景觀和民間文化中，同時反映在包括古典園林在內的文化遺產里。
　　中國的隱逸文化由來已久，從商末“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開始，中國文人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隱逸傳統，這種文化對中國古典園林的影響尤其顯著。這里且不討論古典園林本身的文化遺產價值，就其體現的這種“隱逸文化”和封建文人頭腦中的“自然”模式對當代中國城鄉建設的影響進行分析。中國古典園林肇始于魏晉，盛行于唐宋，而到明清時期達到高峰。魏晉園林遠離城市“肥遁”或“嘉遁”到自然山林中，唐宋的“宴集式”園林則在城市內獨立發展，到明清園林就和住宅結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說古代文人從最初隱逸到自然中過“桃花源”的生活，逐漸過渡到把理想的自然模式在住宅庭院中表示出來，隱逸到自家的“自然”中。有學者指出：園林的這種發展歷史是封建地主的生活內容變化發展的反映，更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統治階級思想意識和審美觀念的反映，傳統的園林藝術就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生活享樂的需要才發展興盛的（張家驥，2003）。宋代大家李格非早就在《洛陽名園記》的跋《書洛陽名園記后》里指出這種文化的局限性：“放乎一己之私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園林），得乎唐之末路是矣。”封建文人們把他們理想中的自然模式復制到自家的園林中，可以隱逸在他們的世外桃源里盡情享受而不理會現實社會的變化，甚至為了興建園林不惜耗盡天下財富，影響社會發展，結果是兩種自然模式越走越遠。幾千年下來，這種傳統文化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現實中的真實自然早就不是數千年前的那樣了。前面提到的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才是我們學科要面對的真實自然。
　　誠如恩格斯所言：“傳統在思想體系所有領域內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數千年歷史沉淀下來的隱逸文化和傳統模式依然固守在現代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從城市美化運動到圓明園防滲風波，都有把這種模式簡單套用到現代城市建設和生態與文化保護的因素。現在一些景觀設計師仍局限在傳統模式里片面地理解自然的含義，把傳統的園林模式照搬到各類現代規劃設計中，以至于作出違背自然規律的設計方案（王向榮，2006）。由此可見，隱逸文化和固守在古典園林中的理想“自然”模式是如何不合時宜，它們不但沒有為解決嚴峻的環境問題作出貢獻，反而增加了城市的生態與環境負擔，甚至造成“建設性的破壞”。

　　2.3　激蕩與融合—兩種價值觀在當代中國的集中反映
　　東西方兩種類型的價值觀在中國當代的景觀設計學中相互影響，它們或者能優勢互補，或者反而劣勢相加。西方的客觀分析方法加上東方尊重自然、強調整體性的哲學思想，無疑有益于處理我國日益嚴重的人地危機。但是把二元分離拆解的方法和隱逸與固守的傳統模式組合起來，也會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應。我們容易看到，一方面我們還在揮舞著工程技術的雙刃劍隨意處置自然，西方曾經犯過的錯誤還在我國繼續著；另一方面我們仍陷入傳統的誤區，以為亭臺樓閣加大屋頂的建筑就是民族風貌，奇花異木小橋流水曲徑通幽的戶外空間就是生態園林。
　　在高度城市化、工業化和充滿危機的現代社會里，面對千年不遇的危機，僅僅期待古典園林藝術或者西方的現代工程技術來構建和諧的人地關系，都是不現實的。中國當代的景觀設計學科面臨抉擇，要么回到“獨善其身”的隱逸文化中去，繼續遠離當代社會現實；要么直面人類生存的重重危機，重新定位學科的價值取向，就像Sasaki說的“致力于人居環境的改善這一重要領域。”

　　3　顛覆與回歸

　　東西方舊的價值觀都不能應對當代中國的新形勢和出現的新問題，需要有顛覆它們的勇氣才能破舊立新。新的價值定位也不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它依然建立在對歷史的批判和發展之上。所以又回到了學科的焦點問題—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上。
　　批判和學習是對待一切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這種批判應該是針對那些傳統文化中不合時宜的價值內核進行的，而不是對其外延表現或者具體形式的批判，否則容易陷入“白馬非馬”的邏輯混亂當中。比如對古典園林的反思，應針對其人地關系的虛假反映以及遠離當代現實要求的內涵和價值觀，批判在這種舊“園林意識”的指導下，把基于生態與人文要求的現代景觀設計“硬塞進本來是欲拋棄的、已逝去的、死人的生活模式”（張家驥，2003）的當代古典園林之風中，而不是爭論其文化遺產價值或者具體設計手法。當代中國的景觀設計學“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中外各個時期的古典園林都有大量杰出的作品傳世，但是現在的自然社會背景及價值觀和修建那些園林的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若在現代推而廣之處處模仿，那就其謬大矣。況且現在流傳下來的古典園林反映的也不是當時真實的自然關系，而是園林主人頭腦中虛幻的“美”的自然形象，龔自珍在《病梅館記》里就批評過虛假的“自然”和病態的“美”，這種審美價值觀顯然是和當代的生態要求背道而馳的。正確的學習態度應該是“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呂氏春秋·察今》）。歷代的中外園林精品是在一定時期內社會文化和地域特色的突出反映，其中值得學習的就是把當時的地域特色和社會思想結合起來形成獨特藝術的方法。
　　包括古典園林在內的傳統高雅文化和社會生產生活中平民文化的關系，是上層建筑和下層基礎的辯證關系，當“高雅文化”和下層基礎建立牢固的聯系時可以帶動社會發展，當其遠離社會基礎成為少數人的空中樓閣時，這種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更不可為新時代所效仿。當代的景觀設計學需要回到曾經誕生傳統高雅文化的土壤中，回到社會民眾生產生活的草根文化中汲取營養，由此建立新的“景觀價值”：一種倫理、藝術和技術回歸的價值觀。
　　現代倫理學起源于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尼采的價值重估和摩爾所開創的語言學分析。但是由于其“人類中心論”和本身的矛盾，不能指導解決現代復雜環境問題。從20世紀中葉美國環境學家阿爾多·尼奧波爾德(Aldo Leopold)提出土地倫理學說開始，西方倫理學開始回歸到人與自然的統一。生態學也發展成為現代人類確立自己與自然倫理關系的知識基礎，進而作為一種有豐富內涵的隱喻和價值觀進入景觀設計學的價值判斷的標準中（唐軍，2004）。與之相適應，藝術和美學價值觀也有很大的發展。20世紀初以后，表達意義或者意味的形式代替自然美學成為藝術的核心，藝術作為情感意向的符號，開始與普通人的理解和感受脫離而成為藝術家的專利。20世紀中期以后，現代藝術哲學開始顛覆“藝術的獨特性范式”理論向尋常生活回歸，哲學家福柯提出的生存美學或生存藝術(les arts del’existence)主張把生活改變成為具有特定美學價值﹑又符合特定風格標準的藝術作品(une oeuvre d’art)。現代藝術家約翰·凱奇（John Cage）認為，“藝術不應該和生活不同，而是生活中的一種行為”。杜尚用他的“現成品”藝術表達對以前的所謂高尚藝術的嘲諷，他說“我的藝術就是我的生存” （卡巴內，1967）。同時，世界遺產定義的范圍也由帝王貴族的遺產發展到尋常百姓生產生活的工業、農業遺產。現代的應用技術需要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符合“3R”原則的“綠色”技術正蓬勃興起。這些變化反映了回歸真實自然、回歸尋常生活、回歸生存技術與文化藝術的統一的趨勢。
　　這種趨勢是倫理學、美學和現代科技適應時代要求的必然結果，也給當代景觀設計學“生存的藝術”的定位奠定了基礎。它反映了螺旋上升式的發展規律，能體現“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辯證思想。建筑歷史學家亨利埃爾德提出的設計循環性思想更能說明這種辯證觀，他認為任何設計藝術都要經歷幾個階段：創造性的革新—成熟、達到經典和理想—衰落和枯竭—到最低點時反抗舊思想的革命，從而開始一個新的向上周期，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正如西蒙茲（1998）所言：“由于環境的沖擊和生態的鞭策，又一次變革的時間到了。”

　　4　走向未來的“桃花源”

　　面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危機，現代建筑運動曾經試圖擔負起“救亡運動”的領導責任。賴特說：“在這方面，我看到建筑師成為現代美國社會文化的拯救者，一個針對所有文明的拯救者。”柯布西耶談到：“有一天，當眼下如此病態的社會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可以為它的病癥開出準確的藥方的時候，也就是偉大的機器開始啟動的一天（柯林羅 弗瑞德科特，1984）。”他們這種結束舊世界開創新紀元的急切心情推動了現代建筑運動的興起，卻沒能幫助他們實現拯救世界的目標。從麥克哈格開始的景觀設計師重新擔負起解決人類生存問題的領導責任，直到最近把學科定位為“生存的藝術”。定位以后的景觀設計學科能否避免重蹈現代建筑運動的覆轍，真正實現宏偉抱負，關鍵還是在于堅定學科定位目標和盡快完善學科建設。
　　任何學科新思想的誕生之初都有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代表，比如文藝復興運動的“古羅馬”，現代建筑運動的“耶路撒冷”以及作為生存藝術代表的“桃花源”。但是現代建筑運動并沒有使“新耶路撒冷”理想得到隨之而來的關注，由于批判目標變得模糊而導致了某種盲目性，現代建筑運動最后也沒有促成一個更好的世界（柯林羅，弗瑞德科特，1984）。當代景觀設計學需要統一學科認識，堅持理想目標，否則可能只是現代建筑運動的翻版，只會出現短暫的興盛。
　　學科本身面臨的問題也不少。隨著景觀設計學專業領域跨度的拓展，對知識的需求處在“爆炸時代”。在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發展過程中，新的問題不斷產生，要求學科能適應挑戰創造性的解決（吳人韋，2005）。Steinitz認為，景觀設計師需要掌握270多門課程的知識。解決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學科內部分工越來越細，面對如此廣闊、交叉的學科范圍，作為綜合學科的景觀設計學在構建了學科系統的骨架以后，急需建立學科內部的分工合作體系。（郭瓊瑩，2005）
　　未來的景觀設計學科或者利用整合自然和人文的優勢，在處理人地關系和人類生存問題上發揮更顯著的作用；或者像現代建筑運動一樣曇花一現，繼而陷入內部分散并且盲目地紛爭之中。這些都取決于提出定位目標之后的學科發展。

參考文獻：
[1]    The Art of Survival Recover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M]. Kongjian Yu and Mary Padua,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6.
[2]    俞孔堅.定位當代景觀設計學—生存的藝術[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
[3]    張家驥.中國造園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4]    唐軍.追問百年—西方景觀建筑學的價值批判[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
[5]    卡巴內（Pierpe Ca－banne）.杜尚訪談錄[M].王瑞蕓，譯.南寧：廣西師大出版社，2001.
[6]    全國高等學校景觀學（暫）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籌）.景觀教育的發展與創新—2005國際景觀教育大會論文集[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7]    約翰·O·西蒙茲.景觀設計學—場地規劃與設計手冊[M].俞孔堅等譯.3版.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
[8]    柯林羅，弗瑞德科特著.拼貼城市[M].董明,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
[9]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給中國政府的環境與發展政策建議[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 [10]     李偉.城市—區域特色景觀安全格局[D].北京: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5.

作者簡介：李博，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