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功能理性到公眾參與——西方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的社會腳印

1 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的社會起點

　　現代意義上的景觀規劃設計是以一系列城市公園為開端的，被稱為“美國景觀建筑學之父”的奧姆斯特德（F. L. Olmsted）及許多現代景觀建筑學先驅面對工業革命以來大城市中日益惡化的環境狀況，懷著景觀為社會服務的理想，規劃和建設了許多城市的公園系統，如1858年的紐約中央公園1865 年費城的費蒙公園、1870 年舊金山的金門公園等等。這些城市公園對現代工業社會城市居民的身心放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時期城市公園大多采用風景畫式的自然主義風格，拋棄了極權式的古典主義景觀，與體現絕對君權的華盛頓規劃相比，現代與民主的形象取代了巨大的紀念性和膚淺的權力象征，景觀作為民主社會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來到了公眾的生活中，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確立了對廣泛的社會目標的興趣，其價值關懷的社會起點彰顯出來，其設計方法也不可避免地隨之改變。

2 功能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興起

　　對于西方科學文化而言，17 世紀功能主義和理性主義、機械世界觀一起成為歐洲的統治理念，19 世紀社會科學出現，功能主義與社會進步和政治改革的理想聯系起來，在滿足社會需求和普通民眾的理想指導下，景觀規劃設計同樣逐漸為功能主義所影響。20 世紀初，瑞典斯德哥爾摩將斯德哥爾摩的城市公園作為一個系統，以功能主義為指導，使公園成為城市結構中為市民生活服務的網絡，創造了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完全民主的城市景觀結構。1938 年英國人特納德（Christopher Tunnard）寫成了被稱為現代景觀設計第一則聲明的“現代景觀中的花園”一書，其中新理念的第一條就是從現代主義建筑中借鑒而來的功能主義，這些實踐和理論對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標志著功能理性在現代景觀規劃設計中的興起。

　　對于現代主義建筑而言，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新材料的發現和大量運用，然而景觀規劃設計中的基本材料——大地、水和植物無法變換，因此現代主義中反對對稱、歷史樣式和膚淺裝飾的理念才是現代主義景觀中深受影響的部分，而其中最具積極意義的是功能應當是設計起點的這一理念。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景觀逐漸深入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現代景觀設計中的功能主義有了切實的社會基礎，并逐漸成為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的基本理念。

3 現代主義的社會關懷及其理念分析

　　現代主義景觀規劃設計強調功能從美轉向了實用的理念，堅信規劃設計是修正社會疾病的手段之一，通過設計尋求社會需求的滿足、社會進步和社會生活的改善是現代主義者的最終理想。現代主義從技術專家的角度出發，采取理性綜合的方法，其理念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西方實用主義和義務論這兩大公共政策傳統之上的，面對社會需求，他們采取的是唯理的分析方法和線性的操作程序。西方實用主義對行為好壞的判斷標準不在行為本身，而在于其結果，而權力與義務在西方公共政策傳統中是個人化的，針對個人行為的，在社會逐漸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對多樣的選擇，如何滿足大多數人的喜好，如何使每個人的需求在未來實現的規劃設計中都保證不被排除在外，如何使規劃結果實現最大程度上的公正和社會滿足，建立在個人的或少數人的理性分析和判斷逐漸遭到質疑。對于理性綜合而言，做出準確的預計判斷需要的是完全的信息背景，然而這種背景往往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在多變的現實中，存在著巨大的困難和悖論，這種自上而下的精英主義設計和管理方法面對各種快樂源泉的價值評估和取舍各種人的需求時顯然會產生偏差和不足。現代社會中，指望或要求政府或技術專家明察秋毫是不符合現代社會常識的，在現實中好的設計需要對話，需要多元的對話，西方現代景觀設計方法的發展與變革體現了這一社會觀念的變化。

4 從SAD 方法到公眾參與

　　英國生物學家、城市學家、現代城市規劃先驅之一的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十分強調城市規劃的社會性，倡導“調查然后規劃”（survey before plan），他是SAD（Survey-Analysis-Design）方法的直接創始人，同時也是英國第一個采用“景觀建筑師”專業名稱的人。從50 年前英國景觀建筑學第一課起，其正統的景觀設計方法就是建立在循序漸進的SAD 之上的，雖然這一方法今天已經招致了相當多的批評，并且為某些人所拒絕，在更需要創造性和直覺的規劃設計中越來越暴露出不足，但SAD學說仍是歐美大多數景觀建筑學教育的基礎，其實用的操作性為功能主義觀念提供了強大而有效的方法與手段。

　　SAD 方法建立在專家技術人員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和充分信息來源之上的，其理性綜合的意指，似乎功能即目的，但是對現代哲學認識而言，事物的目的只是人們賦予的，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規定事物的本質，賦予事物價值。在西方科學傳統中，觀察者獨立于被觀察對象的客觀地位都被懷疑的今天，對于社會多種人群、多種階層和多種團體的不同要求，基于技術專家理性綜合的設計方法往往顧此失彼，其價值中立的理性代表地位也飽受質疑。對于現在的設計者而言，不僅要協調自己的價值觀念，而且必須給與別人的價值觀以特殊的地位。隨著社會民主的發展，一種更好地反映和平衡社會多元價值沖突的設計方法，在SAD方法的基礎之上出現了。

　　60 年代以來，城市政治生活興起了公眾參與浪潮，70 年代初始開始影響專業實踐領域，城市規劃和景觀規劃設計的視點從宏觀轉到了微觀，從鳥瞰的專家角度轉到了市民的角度，由專業性集中的權力轉到了感性、具體、自下而上的參與。1965 年保羅·達維多夫（Paul Davidoff）發表了倡導規劃與多元社會一文（Advocacy and uralism in Planning），認為規劃者應當是多元化社會不同目標的倡導者，規劃師重鑄了自己的角色，迎合于團體民眾，而不是如傳統中的做法一樣求助于技術和專業技能。城市規劃和景觀規劃設計“從實用主義向揭示真理轉變，修正虛假的預測，拓展有敏感力的管理和行動和具有批判性的規劃實踐，反對犬儒哲學，培育成熟的調查研究，加強技術的熟練化和政策的敏感度，從而走向了一種有組織的民主化的實踐”（Froester 1980）。正如彼得·霍爾（Peter Hal）的評論指出，如果剝去公眾參與的德國哲學價值判斷的外衣的話，可以看出它們是公共民主知覺的結果。規劃設計轉而“傾聽于民眾，深入無組織的人群之中，教育市民如何參與提供信息和使人們知曉如何獲取信息，發展團體合作中的矛盾處理技巧，強調參與的需求，從而消弭外在壓力”（Hall 1998）。從SAD 到公共參與，城市規劃和景觀規劃設計的方法進一步向社會傾斜了。

5 公眾參與的程度技術與方法

5.1 公眾參與的程度階梯

　　謝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1969 年通過對公眾參與實踐的分析，發表了市民參與的階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一文，根據市民參與的程度，提出了公眾參與的階梯的概念（表1） ，將公眾參與分為八級，三個層次，其三個層次也可以理解為公眾完全被動的階段、受約束的嘗試階段和受引導的互助合作階段，反映了公眾在參與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低。這一分析對現實狀況中公眾參與方法的分析至今仍有相當的指導意義。



5.2 公眾參與的技術與方法

　　在規劃與設計的程序上，有著不同的參與方法和技術，根據其適用于規劃設計的不同階段可分幾類。在搜集規劃信息，衡量社會價值觀和決定規劃設計方向和目標時的公眾參與技術和方法有民意問卷調查；市民代表組成的咨詢委員會、社區理事會；由規劃部門協助以協調或解決不同市民團體間不同意見的市民小組討論；通知市民和搜集市民反饋意見的會議；解決具體問題的研討會（Charrette）和市民工作組；不同形式的公共信息交流以及由個別市民、利益團體、政府和規劃部門組成的綜合性論證等等。

　　在設計和選擇方案時則可考慮如下手段：設計圖紙和模型的展示；市民復決、投票支持或反對方案；以市民為主的草案“工作室”（Workshop）；通過選舉或委任的市民代表直接參與規劃設計工作；廣泛性的公眾設計競賽；以不同利益團體的立場去評估不同的草案等等。

　　在規劃設計的實施階段，政府可直接委任市民代表參與工作和為及時獲取市民的反饋意見設立“探訪中心”（Drop-in Center ）等等。這些公眾參與的技術和方法都是西方從實踐經驗中而來的，有著各自不同的模式和具體的目標。

6 公眾參與景觀規劃設計的實例
 
6.1演變中的場所

　　博德城市公用地（Bold Urban Common）臨近英國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圣海倫斯（St Helens），包括兩個地塊。一個是博德苔蘚地（Bold Moss）——一塊52hm²的煤礦渣堆，在1955年到1986年間堆于泥炭沼澤低地之上而形成的。英國煤炭公司（British Coal）1990 年以一英鎊的價格將它賣給了基礎建設托管委員會（Groundwork Trust），這一地塊也是該委員會采取新的復興方法的最初實踐地區之一。由于公共安全的原因，鄰近的另一個地塊博德煤礦（Bold Colliery）采用的是一種更為傳統的復興方式，但是兩個地塊未來將會以一座跨過鐵路線的橋相連接。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場地位于城市的邊緣，緊挨著一個綽號為水泥城（Cement City）的大片住宅區。

　　在博德苔蘚地項目開始的時候，最為強調的是需求的評價，以便找出什么是當地社區最想要的。這并不十分容易，因為一開始當地社區的人們沒有多少熱情，托管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不得不首先使人們對這一大片廢棄地的未來產生興趣，當這一步做到之后，托管委員會發起了一個名為為“真實而規劃”（Planning-for-Real）的活動，在這一活動中回避了傳統的總體規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種更為革新的設計方法，社區居民積極參與了規劃方案的設計和模型的制作（圖1）。

　　社區代表集合起來成立了博德苔蘚地論壇，并且向市議會的議員團、當地的專家代表和托管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匯報（圖2）。當地社區志愿者在基地上的義務勞動也改變了項目具體細節的設計方式，這些工作包括小徑的鋪設和大量樹木的種植，但是整個場所復興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自然演替本身完成的。對這一方式的批評在于這一過程比傳統的復興方法占用了更長的時間，但是關于這一場所的每一個重要決定都是在當地居民的參與下完成的。社區居民的認同和喜愛足以抵消上述批評，最終，托管委員會打算將進一步的場所管理權移交給一個有組織的當地社區團體，在博德苔蘚地的景觀規劃設計中，景觀規劃師在景觀的形成過程中沒有居于完全主導的地位，但景觀場所的生態社會和美學價值似乎都在增長，對比景觀建筑師主宰了場所每一天的形象變化的博德煤礦地塊而言，傳統的景觀建筑師在專業設計實踐中的角色和作用受到了挑戰。

6.2 對景觀規劃設計中公眾參與的評價

　　公眾參與到規劃設計作為西方社會民主的體現是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也是社會民主政治的需要，社會各種利益團體在公眾參與中找到了平衡點，公眾參與過程對于社會的公平與穩定，增加社會的向心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景觀規劃設計作為一門預測與實踐專業，少數專家的功能理性分析方法在復雜而多元的社會現實中難以做到全面和公正，同時也可能使規劃設計的權力落入統治機構、少數富人和技術統治者手中，出現在我國目前景觀規劃設計中的形式化的城市美化運動就反映了規劃設計方法中切實的社會關懷的缺乏。

　　對景觀規劃設計和管理者而言，在規劃設計過程中聆聽市民的呼聲與建議是獲得最終使用者的要求和社區信息的良好手段，多種價值需求的認識也給設計者提供了更多可以供消化理解的信息，為設計靈感的產生提供了更多的刺激元，社會意識的增加也使設計者得以避免陷入形式的自我陶醉之中。

　　對于景觀規劃的使用者——普通市民而言，公眾參與給了其機會以表達和實現自身對未來環境的期望，多元的社會群體，特別是少數人的意見被采納，可以增加市民對未來規劃設計決策的信任感和喜愛程度，同時也促進了市民對城市景觀的理解力和市民素質的提高，從而發揮了景觀規劃設計的教育功能。

　　應當指出，公眾參與更多的運用于城市規劃中，對于小尺度的、需要更多的創造力與靈感的景觀設計，公眾參與的作用并不明顯，但隨著現代景觀規劃設計范疇的擴大，在大尺度的城市景觀規劃中，綜合平衡了多種使用者需求的公眾參與設計，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創造公正、公平的景觀，為景觀規劃設計實踐提供了獲得長期成功的社會基礎，發揮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的社會作用。

7 公眾參與存在的矛盾及對我國景觀規劃中公眾參與的認識

　　西方幾十年的公眾參與規劃設計實踐，獲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暴露了一些矛盾，受到了一些質疑，例如曾經任職于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景觀建筑師勞瑞·奧林（Laurrie Olin）就指出一些研討會成了一個談天的好場所，而最后的設計草案卻又是馬虎和輕率的，這一過程和結果是對嚴肅的景觀規劃設計的嘲弄，公眾參與失去了大部分意味和價值，同時，參與市民的代表性有時也令人懷疑。研究表明，低收入市民的參與熱情要低于高收入者。這些公眾參與實踐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值得思索和改進。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變化，社會各組織、各系統之間多元互動要求的增加，這些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的景觀規劃設計會有其借鑒和啟示作用。

　　(1)關于公平和效率

　　公眾參與所需的時間和金錢花費較大，比如組織會議宣傳印刷和展覽布置等等，同時公眾參與使規劃設計所需思考的問題增多，相比傳統的設計方法而言，效率似乎是低下了。但是從普通市民的長期利益出發的公眾參與使規劃設計保證了一定程度的公平，防止了一切為市場力所左右，平衡了市場的作用力和管理者使用者的需求。對于社會轉型期的我國現實情況而言，為市民長期服務的城市景觀中公平應該比效率重要，更何況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助于提高景觀規劃設計的實現和維護的效率。

　　(2)關于合作與競爭

　　公眾參與中各團體為各自的利益排斥其他團體、階層和個人的需求，有些規劃設計的決策對于全局可能是好的，然而對于個別地區和團體的利益而言則是不利的，從而遭到抵制，這時參與對決策的取舍無益。這就需要規劃設計者很好地組織各團體協商合作，這不是假定每個人都有相同的體驗悟性和能力，而是堅持認為每個人的想法和體驗都應該得到尊重，抱著積極的態度發揮領導作用，滿足大多數人的意愿，完善公眾參與的方法與手段從而使會商得出結論。

　　(3)關于組織與機制

　　西方公眾參與的實踐表明，真正有成效的公眾參與不是個人層次上的參與，而是有組織的非盈利機構企業和社區居民代表的參與，而個人的參與方式缺乏廣泛的代表性，同時其意見也難以得到全面的重視，因此公眾參與中合理的組織與機制十分重要。我國已經運用的公眾參與方式（青島煙臺的城市規劃方案展覽的公眾評議、南京的城市規劃展覽）大多是一種方案的展示和評價，對規劃設計前期的公眾參與也局限于為調查現狀目的而走訪公眾。普通市民有組織的對未來設想和對規劃設計過程的參與依然沒有涉及，全面而有效地反映市民期望的參與方法和組織機制依然缺乏。對于我國土地公有制的社會狀況和為公眾利益服務的政府組織形式而言，現階段公眾參與的重點也許不是各種私利的競爭與平衡，而是建立自上而下了解市民的實際需要和規劃對他們的影響的渠道，以及自下而上監督規劃決定是否維護了大多數人利益的機制。

8 結語

　　西方現代景觀規劃設計，在時代的背景下始終關注景觀的社會效能，并在操作手段上，從早期的功能理性到今天的公眾參與，走的一直是一條堅持社會關懷的道路。應當指出公眾參與對市民是民主平等權利的張揚，今天的中國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居民的財產權益日漸明晰擴大，公眾對自身的權益關心越來越明確，大眾文化在我國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斷加強，作為有著不可磨滅的社會印跡的現代景觀規劃設計，如果不能體察時代的脈動，投身普通市民的需求之中，就只能淪落到為滿目瘡痍的城市環境，收拾善后的局面。對于我國景觀規劃設計的現實需求而言，公眾參與不應當是走向“反科學”與“反理性”的利益斗爭，而應當是工具理性在為大多數人的價值理性指引下不斷地深入、客觀和完善，如果我們承認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的社會作用，堅信理性和公正能夠指導規劃設計，那么對于我國的景觀規劃設計中仍然缺乏民主與社會關懷的現實，去除個人超然的精英意識和形式化的創意沉迷，保持開放、尊重差異的心態，走更為民主和公眾的道路則是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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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唐　軍（1972-），男，東南大學建筑系99級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景觀規劃設計及其理論。

收稿日期：2000年6月27日
出版日期：200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