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NGO——存在帶來改變

2005年初，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對30個環保違規項目緊急“叫停”，引起媒體前呼后擁的全面跟進報導，環保總局被推向了前臺，這一行動在國際上也贏得好評如潮，輿論稱之“環評風暴”，環保局用實際的行動開始向社會發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宣言。繼2004年的“審計風暴”造就一個“審計年”之后，2005是否將是一個“環保年”，我想民眾在走過一載春秋之后自有評說。而隱于風起云涌的“風暴”之后的中國民間環保經歷了怎樣的歷程，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帶來了什么改變？由于種種原因的制約，中國的環保NGO（NGO為民間組織的簡稱）經歷了一個萌芽在夾縫，出縫經風雨的艱難歷程，這一切的艱難也最終帶來了改變，也許這一切都應歸功于環保NGO堅定而持續的存在。

解讀存在

　　從1994年中國第一個環保NGO自然之友的成立，1996年地球村、綠家園的成立，1998年中國第一個發源于互聯網的民間環保組織“綠色北京”的成立，之后環保NGO便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到今天，中國的環保NGO走過了10年的風風雨雨。而由于現有法規的一些滯后，中國的很多環保組織尚未正式注冊。據相關研究機構提供的數據，中國的民間組織已經發展到近300萬家，而注冊的只有30多萬家！目前環保方面的NGO還不斷的在涌現，從政策倡導、弱勢群體救助到公眾環保教育、綠色文化推廣，涉及了環保的方方面面，然而，缺乏合法的身份依然是很多NGO生存困難、無法發揮更大作用的一個根本原因。可喜的是，近些年國家正在加快完善NGO注冊管理的工作。

　　雖然由于種種現實因素的制約，環保NGO的發展寸步維艱，但是只要存在，NGO就努力的開展工作，發出自己的聲音。從早期的拯救藏羚系列活動、披露淮河污染到近期的抗議怒江建壩、反對圓明園鋪設防滲膜事件，NGO在其中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存在并發出聲音，這也許就是NGO的價值，這種存在也為NGO贏得了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也正因為這種持續的存在，政府才得以有機會認識到環保NGO在推動中國環保進程中產生的作用，進而重視公眾的參與，為NGO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間。

在夾縫中追尋理想

　　依據中國目前的法律，大部分的環保NGO不具備募集資金的條件，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一方面是做事需要基本的資金、人力，另一方面是政策滯后，缺乏募集資金的管道和合適的方式，開展工作的過程中面臨合法性的問題，一大堆的老大難問題讓NGO只能在夾縫中朝著希望的方向奮進。理想和信念成為NGO堅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綠家園志愿者”的汪永晨女士在談到開展活動的資金時說 “一些環保教育的項目，比如生態旅游，都是算好了各種費用，由參加的志愿者自己付。”

　　綠色江河創始人楊欣先生發現可可西里的野牦牛隊反盜獵及藏羚羊的悲慘命運后，通過撰寫《長江源》并義賣籌得的資金建立了“索南達杰自然保護站”，為野牦牛隊反盜獵工作提供幫助，并組織開展科考工作，在青藏公路上進行環保宣傳。

　　綠色北京自1998年創立，宋剛先生作為志愿者利用業余時間和個人積蓄創立了中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網站，為廣大志愿者提供了交流的平臺。在志愿者和社會熱心人士的支持下，通過AA制（參與的志愿者均攤費用）等方式開展了拯救藏羚、垃圾分類、廢電池回收、“建綠色北京，迎綠色奧運”、布袋行動、環保酒吧行等多項環保活動。

　　淮河衛士霍岱珊先生為了保護淮河，沿河考察，通過撰寫調查報告、拍攝圖片、開辦展覽不斷向媒體和相關部門反映，花光了家里的10萬元積蓄。在他不斷的努力下，2003年10月他發起的淮河衛士民間環保組織正式注冊。

從“量變”到“質變”

　　中國的環保NGO在十多年間從無到有，并發展成為了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僅北京一個城市就有數十家。在NGO發展初期，資源匱乏、信息來源不夠充足使組織相互間的交流較少，所以NGO的關注面也相對狹窄。早期的NGO活動大部分集中于環保宣傳方面，促進和協助政府在環保方面的宣傳，包括節水節電、垃圾分類、廢電池回收等，主要是圍繞身邊的環境問題開展一些活動。而從事政策倡導、對社會監督的NGO并不多。

　　隨著社會的發展，網絡等新型咨訊傳播媒介的推廣，信息共享和交流開始變得頻繁，NGO間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而更多的公眾也得以有機會接觸到NGO，更多志愿者的加入為NGO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和活力，這也意味著NGO的會員身份和層次變得更加多樣化，這種多樣化開闊了NGO本身的視野、拓展了思維，對組織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便利的信息共享也促成了越來越多的地方NGO的萌芽，大量的草根組織也為整個NGO群體提供了很多寶貴的信息，而本土NGO由于資源的缺乏，在很多問題的解決上存在困難，這也促成了地方NGO與一些擁有豐富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地區的NGO的協作。

　　NGO之間的交流與協作也使NGO群體的能力達到了“質”的飛躍，多種層次志愿者的加入也讓NGO有了豐富的資源，這些資源可以轉換成一種可見的能量，使NGO的聲音變得更加有分量。在北京的動物園搬遷、怒江建壩、APP毀林等事件中，NGO間的協作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NGO間的資源共享——聯合專家、公眾等力量使工作變得更加有效率。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更多以關注公共利益、幫助弱勢群體、開展法律援助、進行政策倡導為主要工作的NGO開始涌現，為環境保護起到了更直接的推動作用，也使NGO跟政府的合作成為可能。

　　“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先生在知道可可西里藏羚羊遭到獵殺的情況后，發動會員聲援反盜獵組織“野牦牛隊”，并上書有關部門，要求大力保護藏羚羊。1997年，梁從誡先生向英國首相布雷爾遞交一封公開信，呼吁他制止英國藏羚制品的非法交易。

　　2004年上半年“綠色流域”聯合綠家園、自然之友，在泰國世界河流保護大會上強調怒江保護。同過巡展等眾多工作，怒江建壩引起政府高層的重視，溫家寶總理對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的《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報告》親筆批示：“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面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科學決策。”

　　綠色北京從2002年開始關注內蒙的生態，幫助內蒙東烏旗因造紙廠和冰銅礦冶煉廠廢水、煙塵污染受到損害的牧民反映情況，并幫助維權。最近，該案例被國家環保總局列入“2005年首批掛牌督辦的9個環境違法案件”。

國際化與本土化

　　隨著國外基金會在中國開展工作，在給本土NGO帶來資金等資源的時候，也為國內的NGO帶來了國外的經驗與同國外交流的機會，這對于幫助國內NGO提高自身的能力和加強聲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所以在很多方面，國外的NGO自身發展的經驗，對于國內草根NGO并不能有太大的借鑒價值，比如籌資、與政府的交流等。但是與國外NGO的交流對于開闊國內NGO視野大有裨益，同時在國外NGO的工作開展方面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比如如何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角度來看待問題、如何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如何開展項目等方面。

　　目前環保類國際基金會在中國很多地區設有辦公室，涉及的內容從NGO能力建設、NGO研究到各種環保項目的合作，包含了多個層次，也很注重與西部偏遠地區NGO的合作。通過項目的合作，一些偏遠地區的NGO得以獲取到更充分的信息，有利于自身發展。

　　隨著中國加入WTO，社會也越來越走向開放，很多國際性的環保交流活動中也開始涌現中國環保NGO的身影，在交流中，NGO也開始更多的發現本土化才是自己更可貴之處，也開始慢慢的從一味的追捧國外經驗轉向將國外的經驗本土化，取長補短，同時注意將本土化與國際化結合，比如在環保教育方面，自然之友的鄉土教育將很多的國際經驗進行了本土化，將一些國外的環保教育的小游戲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本土化改編。

　　而在政策倡導方面，國內NGO也開始主動的利用國際資源來迂回向政府傳達自己的聲音，比如國內NGO在泰國世界河流保護大會上強調怒江保護，通過在國際會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來促使政府關注怒江的保護問題。

　　國內環境的開放也同時給國內NGO與國外NGO的合作提供了空間，國內NGO與國外NGO的合作開始變得頻繁，這種合作也為促進國際間的友誼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有助于在一些環境問題上消除誤解。比如綠色北京與韓國、日本NGO合作的一個中日韓環境信息網絡項目，通過民間的交流，中國的環保NGO可以和鄰國的環保NGO同行一起討論韓國對紙張的不合理使用、日本大量進口中國木材生產木筷給中國的生態環境帶來壓力。

信息化革命中的環保NGO

　　信息化革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的同時，環保NGO也與時俱進的用信息化武裝起來了。現在，大部分的NGO也都在互聯網安家落戶，利用網站、論壇、QQ、MSN等各種形式的網絡資源傳播綠色理念。我們可以很方便的在互聯網上查詢到大部分環保NGO的信息，有不少還擁有多語言版本的網站。網絡的開放性和時效性可以有效地突破區域限制讓信息及時有效的傳播，而這在環保NGO的協作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網絡在帶來便捷信息共享、交流方式的同時，也減輕了NGO通過傳統方式進行聯絡所需承擔的，稍顯昂貴的資金、物質等方面帶來的壓力。部分環保NGO利用網絡的方式從早期的信息共享、簡單交流已經提高到通過互聯網聯合網友和志愿者開展活動、有效匯聚社會資源，已經具備了將網絡資源有效地運用到工作上推動組織發展的能力，為其它NGO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綠色北京發起的拯救藏羚活動更是籍互聯網的威力，被譽為中國互聯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網絡公益活動；“建綠色北京，迎綠色奧運”通過建議征集、網上征文、網上簽名等多種方式開展政策倡導也得到公眾和政府部門的認同與采納。綠色北京同時也幫助一些NGO開展網絡建設工作，其一些會員也開始借鑒網絡匯聚力量的方式，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城市團結志同道合的朋友發起新的NGO。

　　福建屏南的一位鄉村醫生張長建先生在發現當地化工廠污染使附近山丘植物大量死亡后，通過電子郵件與各媒體積極聯系，同時在綠色北京等環保NGO的網上論壇發出求救信息，引起廣泛關注，2003年該污染事件被福建省列為九大環境污染案件，同年，環保總局將其列入全國十大環境違法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