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國建筑史研究談

     八十年代初，《中國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這部以編年史為特點、注重中國古代建筑各種特點及其同中國社會發展關系的專著，可成為抗鼎之作。自此，開始了中國建筑史學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興。
 
　　一方面，前輩的專著不斷問世，如梁思成《營造法式注釋》（上）、劉敦楨《中國住宅概說》、童 《江南園林志》、劉致平《中國古代建筑史》一起，構成扎實、嚴謹、客觀、史論結合的治學風貌。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廣的關于中國建筑歷史與理論的討論不斷涌現，開放的社會帶來新學新知對傳統建筑史學的挑戰，并突出表征在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對傳統建筑史學的沖擊和影響，甚而出現以論帶史的研究狀況。
 
　　然而，學術的演進除了有時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外，其自身發展也存在內在邏輯。了解中國建筑史學發展的途徑、認識研究對象和方法的規律，便成為客觀的也是現實提出的歷史課題。 

　　90年代以來，中國建筑史研究的特點，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 從中心移向邊緣 

　　如果說，自梁思成和劉敦楨先生等于本世紀20年代開創中國建筑歷史學科始至80年代，研究對象主要以中原為中心進行發散，以漢民族建筑活動為主題的話，那么，90年代中國建筑史研究在公眾視野中逐漸從中心移向邊緣。 

　　郭湖生先生在“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東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漢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單一祖源是說明不了的，線型發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認識世界，也不足以正確認識中國建筑的自身。在郭先生的計劃中，將中國以外和中國毗鄰或接壤的地區，納入到東方建筑研究的范疇。他的幾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論“西域文明與華夏建筑的變遷”、“東南亞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談“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遷來、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傳播問題。
 
　　從中心移向邊緣也突出表現在鄉土建筑研究上。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為劃分的民居書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態構成既受到不同地區之材料及構筑、不同民族之生活習俗和觀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態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同時一種類型通常又跨越幾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類型，是為研究難點，香港龍炳熙先生《中國傳統民居建筑》一書，將民居劃分為八類外型，涉及邊緣問題，尤其強調少數民族與漢族民居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他們受禮制的規限較少，其標準方法可謂卓見。陸元鼎先生近幾年連續成功地召開了“中國傳統民居與文化”學術會議，或選址在西南邊陲、西部邊疆，或定點在廣州進行海峽兩岸和國際間的交流，實際上對邊緣區域民居研究的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也可從《中國民居學術會議論文集》中邊緣地區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見一斑。 

　　陳志華先生則倡導“請讀鄉土建筑這本書”，認為建筑環境表現出來的耕和讀、利和義十分生動，往往能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發。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鄉土建筑》一書，對環境封閉、獨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鄉土建筑的規劃、百姓喜聞樂見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業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較過去常見的對住宅本身和祠堂的關注，無疑拓寬了視野。這種變化正如陳先生所說：沒有民眾的歷史是殘缺不全的 。這也可視為以帝王將相建筑活動為中心的研究向民眾歷史和鄉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從中觀轉向林木互見
 
　　對中國古代各種類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躍。探討型制、手法、空間、技術及觀念等，基本上屬于對歷史上單個或群體的認識和研究，是一種不近不遠的中觀把握。而要達到對建筑史上若干問題的深入理解乃至規律性的認識，則需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這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要求和視角。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國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時，就力主林木互見。如元代的宮殿和城市建設，就觸及回回的地位和蒙人的習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層面，又涉及細微如器皿這樣的生活內容，對“酒海”的考證和認識，不僅關系對飲具的理解，更影響至對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諸問題的認識。 

　　再如張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獨具慧眼的從北京街巷名稱入手去研究文化問題的好書。書中部分內容是專門談漢語中的蒙語借詞的，張先生是語言學家，富于趣味，但相當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數民族政權問題，其開創之功對中國建筑史研究亦不無裨益。首屆全國地名考證研討會上，將地名考證與相關學科聯系，從而展示見樹見林的城市意義，是一重要特色。葛劍雄先生關于中國史上移民與地名關系的探討，對揭示城市的發展和變遷規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啟示作用。
 
　　關于古建筑保護理論，如何從物質層面躍進到文化層面，如何從技術手段、科學管理深入到進行系統的保護問題，在80年代，研究還相當不完善。朱光亞先生在近年做了許多工作，“開發建筑遺產密集區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建筑遺產評估”和“一個古老村落的包含和發展研究”，均從個案入手，卻上升到宏觀的歷史遺產保護和發展模式選擇問題。早在8 0年代，龍慶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災技術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龍先生由具體的防洪、防澇、防潮、防風、防蛀、抗震、減災等工作的開展而關注人聚環境的思考，是十分有遠見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見著、見木見林的研究。 

　　3. 從旁觀走進心態和人 

　　以今人思維、生活、觀念理解歷史，總是一種旁觀的態度。然而要理解中國古代建筑出現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貼近古代的人和當時人的心態。如想關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關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們想象的世界是什么，類似的方法論就是法國的年鑒學派，也就是把心態史與社會史的方法和歷史研究結合起來。
 
　　朱建飛（Jian Fei Zhu）的“天朝戰場：中國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監、皇后、妃子、宮女對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爭奪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宮生活的人的關系為出發點，從四個層面來探討外朝和內宮、宮殿和城市的布局與空間關系的，進而分析封建帝國滅亡的原因，其視角之獨特，別開生面。 

　　關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賴德霖先生的博士論文較《中國近代建筑總攬》更進一步，其突出的標志就是重視中國近代建筑出現的民族心態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師自身所起的作用。在中國近代建筑歷史進程中，還有較多的國際行為，傳教士、商人、建筑師等參與其中，一批外國學者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國華納的《德國建筑藝術在中國― ―建筑文化移植》一書，美國郭杰偉的《亨利·K·墨菲：一個美國建筑師在中國》和《兩個美國營造技術輸出商對中國的意義》論文等，均進一步注意到個體的人與中國近代城市和建筑發展的關系。 

　　在園林方面，探討空間、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也是80年代園林的主要研究內容。90年代初，中文系畢業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園林與中國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結合的力作，其中探討在“壺天”和“芥子”中疊山理水，構建完善、精美生活環境的關系方面，角度是獨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階層的人格、心理和思維方式。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與文學”研討會上，聽曹汛先生談起他在研究園林時，常迷入文學情境進行文史方面的考證，會上發言時短未能盡意，有幸的是后來讀到曹先生的兩篇文章，“陸游《釵頭鳳》的錯解和紹興沈園的錯定”和“故蘇城外寒山寺，一 個建筑與文學的大錯結”，更是將建筑史上的疑點，通過對詩人的生平、詩作以及相關背景的考證解答出來。曹先生不僅考出史料的虛假，進而揭示作偽的動機，對這些難言之隱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結論，這種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精專和廣博相結合的治史方法，另開一派研究風氣。 

　　應該看到，90年代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這三大特點，是中國建筑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既是轉變，也是延伸。 

　　在這近三百年史學學術發展過程中，“實事求是”“無證不信”這一樸學傳統，一直占據主要地位，充分體現這一思潮的考證學，曾成為清學的中堅。本世紀初，梁、劉二先生開創的建筑歷史學科基本上延續這一傳統研究方法，《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所展現的力求忠實、博證和歸納、比較風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頭，給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對建筑史學術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給后人進一步從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因此成就了永不磨滅的價值。 

　　80年代，對于中國建筑史研究，除史論結合外，還有以論帶史、論由史出等提法。“重寫”也是一個熱門而沉重的話題。最早大概重寫的是文學史，然后是哲學史、文化史、建筑史等。不過，“重寫”兩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種重估價值的情感表達或一種變換體系的理論思考。就中國建筑史而言，“重寫”，除了人們希望將新的資料補充進去外，更是因為人們對過去以背景控制的歷史的敘述脈絡、對立統一的原則、、進化的線索加上經濟史觀的認識不滿，豐富的建筑現象往往變成了圖解，當然有人希望重寫。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實物、文獻發現，難免進行起來舉步維艱，落入排列組合的俗套。 

　　對于90年代中國建筑史研究特點，我理解是更注重歷史建筑及其發展，而非建筑歷史的論述。從中心移向邊緣、從中觀轉向林木互見、從旁觀走進心態和人，實質上是要發展更多更實在的人類建筑活動內容。中國古代本來是一個撲朔迷離的時代，建筑又屬于“形下”范疇，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關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斷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豐富的文人那里又會孱入神話虛言。在研究中，這就有個“有意”的史料和“無意”的史料運用問題。“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歷史敘述、成定論的內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將相的建筑活動，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時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經過精心粉飾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斷而難辯建筑本身形成的真偽。如壇廟和陵墓，過去多年一直被劃分為禮制建筑，實際上若從“型”的角度去認識，它自始至終和原始宗教唇齒相依，而隸屬禮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