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公共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

　　記得，當大半個中國淪陷于日軍鐵蹄之下的時候，藝術家豐子愷先生曾經說過:只要還有藝術，國家就不會滅亡。一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喚起了中華民族面臨滅亡的的危機意識，一首“黃河大合唱”，又招喚和聚集了千萬把大刀砍向日本鬼子；美國作家卡兒森的一部《寂靜的春天》喚起了全美的環境危機意識和席卷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然而,堪稱藝術家的宋徽宗和南唐主李煜卻因為“壽山艮岳”的園林藝術和“玉樹后庭花”而亡國亡家。藝術，當然更指置于公共領域的藝術，可以興國，也可以亡國；它甚至可以拯救地球，當然也可以毀滅地球。公共藝術，如太陽能之采集器、如原子能之催化劑，將公眾的能量、意志和精神凝聚而后爆發成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被導向一個偉大的事業，當然也可能被導向相反的方向。而這個責任便落到公共藝術家的肩上。　　　　

　　在全球華人都在期待中華民族崛起的時刻，對于當代中國公共藝術家來說，最為重要的使命和責任是喚起危機意識，因為危機意識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基本條件。社會、經濟與文化邊緣上的中國面臨兩大危機：民族身份危機和人地關系危機——我們在尋找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之路上，迷失于對封建中國的古典、古典西方的帝國或是帝國的現代西方等的認同中；我們在追求小康與富裕的生活中剝奪著我們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的權利---且看大江南北被糟蹋的土地和被蹂躪的母親河…… 　　　　

　　如何面對這兩大危機是當代中國公共藝術創新的源動力，也是評價中國當代公共藝術作品價值的根本標準。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革命，給當代中國城市的公共藝術許多啟迪。當年的白話文使貴族和帝王的文學和藝術走向平民、走向公眾，同時，把當時知識精英們關于民族生存的危機意識、和追求科學與民主、反帝反封建的進步思想傳達給公眾。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公共化過程。這一過程是帶著強烈的社會責任與使命而來的。惟其如此，方有作為開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科學與民主運動，也才有中國民族之獨立和解放。但“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任務0還遠沒有完成，當代藝術家，若使他們的藝術真正“公共化”，就必須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懷抱兩大危機意識，并向我們的國民大眾傳遞這樣的意識。這便是當代公共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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