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環境科學的人文思考

　　21世紀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新紀元，在即將邁入21世紀之際，人們正依據各自的經驗與學識，自覺思考著新世紀的走向。建筑學與城市科學發展也處在十字路口。

　　時代需要大科學也在孕育大藝術

　　法國作家福樓拜曾經說：“越往前進，藝術越要科學化，同時科學也要藝術化；兩者在塔底分手，在塔頂會合。”建筑既是科學，又是藝術，這是它的本質內涵、表現手段與形式所決定的，優秀的建筑更是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奇葩。

　　科學隨時代發展，技術隨時代進步，它們有力地促進了建筑學的發展。例如20世紀現代建筑的成就，拓寬了人居環境的時空領域，為未來人居環境的建設提供種種新的可能性。技術的發展又為藝術形象的創造提出了更大的可能性，新材料新結構帶來建筑的革命。從單幢建筑到建筑群、小城鎮、大城市，以至區域文化形態，不斷拓展新領域，帶來新機遇。

　　今天，科學的發展需要“大科學”(mega science)，有人稱之為“大科學時代”。 人居環境，包括建筑、城鎮、區域等，是“復雜巨系統”；在其發展過程中，面對錯綜復雜的自然與社會問題，需要借助復雜性科學(science of complexity)的方法論，通過多學科的交叉從整體上予以探索和解決。

　　時代也在孕育“大藝術”。有人稱大地、城鄉聚落是“最巨大的藝術品”，即是自然、人工的綜合創作；需要通過更為綜合的藝術，進行豐富的、有機的結合。對于音樂與建筑的關系，歌德早就說過：“建筑是凝固的音樂，因為建筑傳達給人的心情與音樂的效果相似”。文藝復興時稱建筑、繪畫、雕刻為三藝，有稱“綜合藝術”(allied arts)，如今仍可作為人居環境塑造之憑借。進一步講，人居環境的靈魂即在于它能夠調動人們的心靈，在客觀的物質的世界里創造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如今我們在建設人居環境建設時，更要利用多種多樣的新技術，作為藝術手段，探索新形式，表達新內容，使得我們的生活環境更加豐富多彩。“為人生而藝術”(art for life sake)必隨社會生活發展永無止境，日益寬擴。 

　　建筑不能失去人文精神

　　由于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科學技術落后，建筑科學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甚至處于沒落之中。然而，就在這種困難條件下，1920～30年代中國涌現出近代建筑的先驅者，以積極的精神努力不懈地介紹西方現代建筑，整理中國遺產，創建名作，功不可沒；1950年代后，國內發生大變革，要求有不同的探索，當然熱情中加雜著偏激、盲從和簡單化；改革開放后，現代建筑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蓋地而來，建筑市場上光怪陸離，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國建筑師難免眼花繚亂。我國卷起各種“狂潮”，短短不足20年的結果，盡管房子建設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為這些未經過消化的舶來的，種種形式主義下，破壞了原有城市文脈與肌理，為了尋找特色，塑造特色，決策者不顧一切塑造形象，推介形象工程，熱衷于“有想法”和其它城市“不—樣”的建筑設計，什么都想由國際公司“國際招標”，經過幾年的摸索，這些國際公司“領悟”到合理的一般都不行，要怪招的，不管功能，不管造價，只要“新奇”就行，“風險招標”。在半個世紀或更遠，西方世界的建筑界商業競爭的設計哲學something new，something different，在中國的建筑上空飄蕩，中國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國建筑大師或準大師“標新立異”的建筑設計的“試驗場”。一般地說，標新立異原則并沒有什么錯，而現在只顧形式，忽視功能，不顧造價與結構的合理性，已經將中國建筑創造引入歧途，到了不能不加以正視的地步。事實已經證明并愈將證明，“這樣一個怪圈”原因在于建筑失去了人文精神，而現在卻在希圖采用與人文背道而馳的途徑去獲得它，這怎能不令人擔憂?與此同時，由于對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確的偏見，因此盡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面對全球強勢文化，我們一時仍然顯得“頭重腳輕”，無所適從，而在新的建設中，特別是有人文內涵的建筑中，我們多么渴望能多一點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國傳統建筑與城市文化的豐富遺產

　　人文精神并非虛無縹緲，在中國幾千年的城市建設史中，有豐富的遺產，中國建筑史被重視、整理、研究較早，已有極大的建樹，園林史、城市史繼有成果，思想史、理論研究已開始被重視。

　　中國數千年的建筑與城市文化(有遺跡可考的至7000年)，有極為豐富的人居環境科學和人文思想。例如：

　　——城市建設與區域生態關系，早見之于《商君書·徠民》：在100“里”見方的范圍內，山陵、藪澤、溪谷流水和都邑道路各處地十分之一，肥沃農田要占十分之四，貧瘠的土地約占十分之二：因為山陵沼澤、溪谷流水等可以提供創造財富的自然基礎，而城市與道路可以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物質環境，也就是說，人類聚居所在之地，要非常重視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作保證。

　　——對于古代社區的建設，如《文獻通考·職役考》云：“昔日皇帝經土設井，以塞爭端……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一則不泄地氣，二則無費，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之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聚相謀，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也就是說，水井是田園的中心，聚井而居，可以同風俗、通財貨，有利于安全保衛，互相協助等等，用現代話說，即可以得到“聚居效應”，可以說這是早期“聚落”與“社區”思想的萌芽。

　　——對于城市建設的布局藝術，如福州與常熟。福州城，幾千年的形成過程中巧妙地利用城市范圍的三個山巒，上建土塔或樓閣之類，形成全城構圖的標志性建筑物。城市中央有南北大道為主軸。城外有旗、鼓兩山屹立，東西兩湖流水映帶。城市中遍植榕樹等，可以“暑不張蓋”。江蘇常熟屬于無數小城鎮中的佼佼者。虞山平地崛起，南有尚湖，而就在虞山的東面山巒的起點，上山的入口處──城市小心位置，建有孔子的學生言子之墓。有詩題為：“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很形象地說明了城市的特色。此外近年來，對一些古代村落的陸續發現為中國建筑文化寶庫增添新的篇章，為建筑教育提供令人啟發的佳例。

　　發揚文化內涵推進規劃設計創作

　　前已述及，“千城一面”一方面受外來文化影響，另一方面缺少對本國文化的深入研究、思想和意匠經營，如果說一般性建筑可以作常規的設計，而對于一些關鍵位置的文化建筑各有其特定的內容和條件，進行創意，不能有固定的先驗的、一成不變的模式來套用，“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在什么山唱什么歌”，這樣才能豐富多彩。茲舉幾項本人所主持的幾項工程的例子說明。

　　北京菊兒胡同的“有機更新”。北京城的胡同與四合院是構成這歷史文化名城的基本單位，從元大都起構成的城市肌理，自然不適應今天生活，但改善的途徑不應當是大拆大改，而是有機更新，即保存完好的，修繕半好半壞的，拆除最壞的加以重建。經過作者十多年的探索，找出重建的辦法，即用二、三層的單元樓來圍繞原有樹木作為庭院，形成“類四合院”，當然還有一系列如住房合作社制度等，實踐證明這種改建范式是成功的，至今參觀者不絕。

　　孔子研究院。這是一組特殊的文化建筑，是帶有一定紀念性的建筑，包括博物館、圖書館、孔學研究所、國際會議中心、管理部門等。主體建筑是借用來自戰國銅壺上的建筑原型(prototype)，受其啟發設計現代建筑造型；前庭參用以古代學宮中的“辟雍”（圓形水池圍繞方形臺基）模式而形成的廣場；博物館內立有取自《論語·侍坐章》，孔子與四位學生論學為題材的群雕；建筑群北有堆山，東北有水池，喻“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建筑物前有小沂河，有亭名觀川亭，喻孔子“逝者如斯夫，不分晝夜”。孔子研究院已建成2/3，已投入使用，成為當地一標志性建筑。

　　濟南舊城區風貌帶的規劃設想。濟南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現在舊城是明代形成的格局，城南為千佛山，有千佛寺，始建于隋，有石窟，山下有名泉72（又稱有110名泉），故有“泉城”之稱。泉群水匯入大明湖于之北，名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大明湖的最好寫照。城之北，可遠瞰黃河，獨特的自然山水格局，構成這歷史城市山、城、湖為一體，別具一格的風貌。

　　本來這濟南唯一的也是世界唯一的特色，卻不幸被尋找“特色”（實質上貪婪掠奪土地）而林立在湖周邊的高樓群所破壞了，又淪為“千城一面”！省領導約我去濟南規劃風貌帶，我兩去濟南，看到舊城建設得如此密集，頗感無計可施，無從下手。當地建筑界前輩向我介紹遠在黃河邊的華山，一峰獨起，頗為壯觀。一查典籍，方知這還是一歷史名山，古稱華不注山，像一朵蓮花兀立湖上，李白、曾鞏、元好問、趙孟 尚有名畫“鵲華秋色圖”留存臺灣。我鑒于舊城一時難以“改造”，建議往大明湖北發展新區，用中國城市傳統布局的某些特點，如歷史上的長安“南望終南山子午谷”，“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用兩座山頭作為遠處城市的大門；洛陽南面正對“伊闕”，即龍門石窟所在，濟南城北黃河邊正好有“華山”和黃河北的“鵲山’，正好用它作為大門，這樣南部千佛山、北面華鵲二山及黃河，中有小清河，東西洛水以及大明湖等，映帶前后左右，對自然環境的再創造，可以建設成豐富文化品位的新區。這就是濟南新風貌帶的設想。

　　我曾在《城市特色的認知》一文中論到：第一，文化特性既非僵化的遺產，也非傳統的簡單匯集，而是一種社會內部動力在進行不斷探求創造的過程，它自覺自愿地從所接受的多樣中汲取營養，并且歡迎外來部分加以吸收，必要時予以改造。第二，正是由于捍衛特性，將不僅僅是古老價值的簡單復活（對古老價值的再認識、再創造，不能簡單地貶之為“返古現象”），而是要體現對于新文化設想的追求，正因為如此，它為人們不斷增加對未來的責任感，把舊的有價值的工作能持續延綿，而使從語言、信仰、文化、職業……發揮獨特之點，使之普放異彩，并以此加強內部的團結，迸發其創造力。選上述數例，主要在表達上述理論觀點，就教于社會。

　　迎接新世紀中國建筑與城市科學藝術的偉大復興

　　在上個世紀末，英國城市學家霍爾（P.Hall）在《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一書中，選擇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個城市，細評其發展源流、文化與城市建設特點，他指出，在城市發展史中有十分難得的“城市黃金時代”現象，這特別的窗口同時照亮了世界內外，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14世紀的佛羅倫薩，16世紀的倫敦，18—19世紀的維也納，以及19世紀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見。它們的成就歸結為：藝術性地生長、技術進步、文化與技術相結合，以及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城市無論沿海還是內地都處在大規模的建設高潮之中，可以說已經進入城市的黃金時代。如果樂觀一點說，前述中國城市發展棘手問題的解決，基于自身條件的運用與創造，中國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時塑造它們的黃金時代。

　　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文化積淀深厚，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獨特的人文資源，可以創造性的加以利用，并且大有潛力。當前，中國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大發展，但社會上又似乎存在一種不平衡現象：一方面，我們對城市化建設高潮的學術準備不足，人們都在遭受建筑學術未能大發展、建設水平不高、不能適應時代需要之苦；另一方面，社會卻對建筑學缺少應有的關心和重視，甚至不把建筑當作科學和藝術，無知無畏，為所欲為，肆意破壞生態和人文環境，對此建設領導和管理部門屢禁不止，疲于應付。這種現象對我們建設宜人的居住環境極為有害，與新世紀前沿建筑學術思想背道而馳。這個問題如果不很好解決，就難以發展符合中國道路的新的建筑學術，后人也將因為我們學術上的保守、停滯不前和決策的失誤等等，而背上重新整治的包袱，付出沉重的代價。

　　世界是整體的，發展的，我們偉大的祖國科學日新，人文日新。《老子》云：“安其居，樂其業”，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既是社會理想，也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要，人居環境科學應該作為全社會的科學，各方面都參與它的發展與創造，以此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就不僅需要積極推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寄期望于人文精神的弘揚。

（這是作者在“中國科學家人文論壇”上所作主題報告的部分內容）

作者簡歷： 
吳良鏞，建筑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學與城市規劃專家。1922年生，江蘇南京人。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獲美國匡溪藝術學院碩士學位。1946年起協助梁思成創建清華大學建筑系，從事建筑教育及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曾任建筑系主任，國際建筑師協會副主席，世界人居學會主席。現任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所長，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主持的《北京奧林匹克建設規劃研究》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菊兒胡同危舊房改建工程和新四合院住宅體系規劃設計，研究成果先后獲國家和建設部的優秀設計獎，亞洲建協建筑設計金牌獎和聯合國世界人居獎。專著《廣義建筑學》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全國先進工作者，曾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進步獎，國際建協建筑教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