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城市規劃建設與中國城市低碳發展

一、人類聚居的生態失落與生態覺醒

　　人類住區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人類住區發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人類住區的建設史。人類住區發展建設受自然、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在人類住區建設史上，主要有自發建設和規劃建設兩種發展、建設方式。這兩種形式體現在人類住區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從古至今，它對某一城鄉聚居點而言，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可能是并存的，不同的時期經歷不同的方式或兼而有之，絕對屬于某一類型的城市和鄉村幾乎沒有。這兩種建設方式除受自然地理條件、社會經濟技術條件等制約外，還受到當時當地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即人類住區建設實踐活動一定程度上體現其深層次的價值取向，反映人們對理想住區和美好生活環境的追求和認識。由于城市是人類建設活動最集中、最頻繁的聚居形式，對于人類的生產活動、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的影響也最為深刻。因此，我們主要從城市這一角度來探討人類聚居生態思想的歷史演變。

　　在原始社會相當長的時間內，人類為謀取生存過著采集漁獵的生活，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居民點。直到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出現了農業為主的固定居民點，使定居生活成為可能。可以說這是人類住區的最早雛形。隨著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在手工業和商品交換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出現了不從事生產而只經營商品交換的商人，產生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從而城市也就開始形成，人類住區從此分化為城、鄉兩種聚居地形式。由于當時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技術條件落后，城鄉聚居點分布與規模強烈地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些城市大都是自然生態條件良好的地方，即靠近河川、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等生態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自發考慮了生態平衡的要求，體現了樸素的自發生態思想。歷史上，古老的人類聚居點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區、大河流域及其三角洲地區，四大文明發源地均位于此類地區就是例證。

　　然而，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城市的畸形發展，帶來了城市建設的種種矛盾。如蒸汽機的使用使潔凈的水變成污水，河道成為排污水溝，工業的盲目發展污染了城市環境，環境質量不斷下降；城市在舊的軀體上迅速增長、盲目蔓延、無序擴展，功能布局混亂，工業與居住混雜，居住條件惡化；建筑擁擠、紊亂，缺乏整體環境的考慮，建筑藝術衰退，城市景觀質量下降等，這些在工業革命初期表現尤為突出。工業文明引起近代城市本質的根本變化，自然環境被破壞，城鄉之間舊的平衡被打破，建城實踐活動表現為生態失落。工業革命結束了前工業社會時期城市那種田園詩式的時代。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為資本的壟斷、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使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問題更加加劇，同時城市對鄉村的剝削，使農業到了瀕于破產的地步，城鄉對立已達到很尖銳的程度，引起了為農業服務的中小城市的衰落，大城市工業畸形發展、人口極度集中使土地使用、城市環境等方面面臨日益嚴重的困難。

　　面對工業革命、城市化對城市乃至人類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和帶來的癥結，有識之士紛紛提出各自的設想、理論學說。英國生物學家蓋迪斯(P．Geddes)在《進化中的城市》(1915)就開始把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應用于城市規劃與建設，將衛生、環境、住宅、市政工程、城鎮規劃等綜合起來研究，強調把自然地區作為規劃的基本構架，還主張城市規劃應為城市地區的規劃，把城市和鄉村的規劃都納入進來，即包括若干城鎮和它們四周的影響范圍，首創了區域規劃的綜合研究。1918年芬蘭建筑師伊里爾·沙里(ElielSaarinen)從大自然中去尋找同城市建設相類似的變化過程，認為城市如同自然界活的有機體，與其內部秩序是一致的，不能聽其自然地凝成一塊，提出城市建設需遵循“表現的原則”、“相互協調的原則”、“有機秩序的原則”，為西方近代衰退的城市找出一種改造的方法，使城市逐步恢復合理的秩序。在城市規劃與建設實踐方面，1911年格里芬(Grififn)的堪培拉規劃在積極引入和強化自然環境與景觀方面進行了成功的實踐。規劃利用地形，把自然風貌同城市景觀融為一體，把自然引入城市，以致堪培拉至今仍享有“田園城市”的盛譽。

　　歐洲工業革命后的相當一個時期，人們認識不到古城和古建筑的保護問題，20世紀20年代的現代建筑運動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也助長了對古城古建筑的破壞。二次大戰后，面對被戰爭破壞的城市，城市的歷史文化傳統受到廣泛重視，戰后一些國家對于有歷史意義的市區往往成片成區地保護起來，甚至整個城市，建設避開古城，另避新城。同時注重對鄉土建筑的保護，也往往是整個村落、整個集鎮地加以保護，而且還包括它們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文化特色的保護，使城市的文化特性、地方文化和歷史文脈的延續性得到保持。聚居生態環境意識的覺醒，從單純的自然生態開始向歷史文化生態拓展。

　　20世紀6o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進程，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能源(主要是石油)危機和環境危機，出現了震驚世界的十大公害事件，面對嚴峻的環境資源問題和生存的迫切性，引起人們對原有生存空間、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反思，進一步激起了人類聚居生態意識的覺醒。卡森(Rachel Carson，1962)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Meadows，1972)警示人們世界城市化、工業化引起的全球性問題(人口、糧食、資源、環境等)將影響人類的生存和前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城市生態系統列為人與生物圈(MAB)國際計劃的第11項專題，報告建議將城市、近郊和農村作為一個復合系統，并與區域規劃結合，研究大范圍的城市分布格局及城市問題，同時將人的價值觀、創造性、直覺等主觀因素綜合進城市生態系統研究中。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呼吁人們“決定在世界各地行動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地考慮它們對環境產生的后果”，“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④，以喚起人類對環境問題的重視。1976年聯合國在加拿大溫哥華召開的第一次人類住區大會(HabitatI)上成立了“聯合國人居中心(uNCHS)”，開始關注包括從城鎮到鄉村的人類住區的發展，并認為“人類住區不僅僅是一群人、一群房屋和一批工作場所。必須尊重和鼓勵反映文化和美學價值的人類住區的特征多樣性，必須為子孫后代保存歷史、宗教和考古地區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區域”。1963年希臘學者道薩迪亞斯建立了人類聚居學學科，著重研究城市居民與其生態環境的復合關系，研究城市建設對自然條件、環境質量的作用與反作用，以求全面地合理地解決現代城市面臨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的問題，力圖創造適合人類居住和工作的聚居環境。美國的麥克哈格(I．L．McHarg)教授不僅從生態學的外部因素去觀察自然景觀的多種變化，而且把自然環境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去觀察研究，認為人與自然必須是伙伴關系，必須與大自然合作才能使兩者共同繁榮。 隨之，這一時期社會的價值觀念也發生重大變化，城市先進的標準由“技術、工業和現代建筑”演變為“文化、綠野和傳統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新時代所提出的環境、文化、游憩、生態等要求不同程度地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區域規劃、城市總體規劃、新城建設、科學城、園林綠化、古城和古建筑保護等方面體現出來。以致古城和古建筑遺產的保護又逐步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城市的園林綠化建設也受到了廣泛重視。而隨著環境概念的全面深化，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不再是停留在單純強調視覺藝術上，忽視人性設計，而是開始轉向注重“人、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注重對人的關懷和對社會的關注。城市規劃建設采取社會目標的群眾參與，體現在規劃方向、政策和實施過程上的決策參與。聚居的生態思想進一步向社會生態、歷史文化生態發展。而一些發達國家則開始步人“環境的時代”、“旅游的時代”、“文化的時代”，并向著“生態時代”邁進。聚居的生態意識由覺醒開始走向早期的自覺。

　　進入20世紀80、90年代以來，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為目標的生態化運動，已在世界范圍內蓬勃展開，并正向各方面滲透。世界范圍的環境保護運動方興未艾，這已成為20世紀末最深人人心的全球性運動。這種思想在工業發達國家尤烈，并從環境保護主義、生態主義發展到政治的派別(如綠黨)，它的活動也超越了國家和洲界，全球性的生態環境觀念逐步形成。在新的價值觀指導下，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圍繞著人類生存與發展這一主題，積極尋求一條人口、經濟、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發展道路，探求更加理想的人類住區模式，其中關于“生態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各國相繼走向行動。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洲的伯克利城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與會l2個國家代表介紹了生態城市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包括伯克利生態城計劃、舊金山綠色城計劃、丹麥生態村計劃等，內容涉及城市社會、經濟和自然系統的各個方面，并草擬了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十條計劃；1992年又在澳大利亞的生態城市阿德雷德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生態學術討論會，大會就生態城市設計原理、方法、技術和政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也舉辦了未來生態城市全球高級論壇和生態城市設計展覽；1996年在西非的塞內加爾舉行了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會議進一步探討了“國際生態重建計劃”，1997年在德國萊比錫召開的國際城市生態學術研討會也將生態城市作為主要議題之一，2000年在巴西的庫里蒂巴舉行了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進一步交流了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研究的實例，2002年在中國深圳舉行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等等。這些有關生態城市的會議不僅促進了生態城市理念的普及與傳播，而且進一步推動了生態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的建設實踐。時至今日，人類聚居的生態價值取向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認識到“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自然是一個復合大系統的整體，”“必須當成一個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⑨，從單純的自然環境生態取向逐漸發展為更全面的廣義生態觀，包括社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自然生態等平衡、協調發展。人類聚居已走向生態自覺。

　　二、中國生態城市建設的診斷與評估

　　進入2l世紀以來，國人的環保意識、生態意識普遍高漲，居民的聚居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總體來看，公眾的環境意識呈“依賴政府型”，應用的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城鄉矛盾、環境污染、思想觀念、人口、消費等問題還相當突出，建設生態城市還任重道遠。

　　第一，城鄉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呈現“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態勢。近些年來，盡管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等工作取得一定成績，環保投資顯著增加，城鄉生態環境建設逐步受到重視，但仍有不少城鄉地區未能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問題，環境污染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有的甚至還在加劇，鄉鎮企業的污染還在蔓延，并與城市的污染相互疊加，連成一片。這與舊的工業體系和過去2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對污染控制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措施，而不是全過程污染防治，往往出現環境治理遠遠趕不上環境污染的速度，致使環境惡化的趨勢始終得不到根本扭轉。

　　第二，城鄉之間差距加大、矛盾突出，“三農”問題嚴重。農村對中國來說可謂舉足輕重，不僅僅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運動首先在農村取得勝利，并以此建立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解放全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農村又成為中國改革的排頭兵，農村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日趨攀升，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非農產業的增長，其貢獻額占到全國GDP增長的50%以上，這是許多人始料不及的。這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束縛下，在城鄉不平等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可謂來之不易。實行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初期對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穩定社會秩序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于這種“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之問不公平發展政策的存在，存在城對鄉的“剝削”，城市憑借其“優越性”、“優先權”，將本來基礎就差的農村遠遠拋在后面，盡管農村也取得輝煌成就，但相比之下農村在發展速度、發展水平等方面均低于城市，城鄉差距還在不斷加大，形成一種惡性的“馬太效應”。這種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而且還表現在社會觀念、文化、人口素質等方面。在繁華的城市，“城市人”可能不惜重金花費在寵物的飼養上，而在貧困的農村地區，還有很多的“鄉下人”仍然掙扎在溫飽線上，居住條件差，缺乏教育。這是確確實實出現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極端矛盾的圖景。盡管早在1984年中央l號文件就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離土離鄉進城務工經商，從事服務業有限的建筑業，農民獲得一定的“遷徙自由”，由此打開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壁壘的一道閘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與鄉的進一步分裂與對立。但隨著農村改革和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出現，在二元結構存在的情況下，農村中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不能及時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加上城鄉差別引起的利益驅動，大量農民涌人城市求得暫時轉移，暫時圓城市之夢(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而且巨大的城鄉差別造成的偏見，使得農民在城市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出現了新時期下的“農民進城”、“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這樣的結果不僅沒有合理配置人力資源，造成一定人力資本的浪費，而且還遏制了中國城市化進程，造成“城市化水平過度滯后”，同時還造成大量農田的閑置、荒廢，增加城市管理難度等新問題的產生。

　　隨著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農業生產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家庭承包制為基礎的生產經營方式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出來。諸如，單個農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不能滿足開發新產業和擴大經營規模的需要；零散分散的小規模土地經營方式與開發生產協作、提高農業勞動效率的要求不相適應；分散式的農戶家庭經營同變幻莫測的市場需求不相適應；單個家庭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低，難以扭轉農業生產“靠天吃飯”的局面，且不利于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與轉化；農民受到小農生產方式和小塊土地的束縛，直接體力勞動仍占較大比重，農村社會發展和農民自身發展自然受到局限。近7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保持著對自然條件的直接需求，這也是造成中國生態環境脆弱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的經濟發展史證明，農業和農村具有三大基本功能：(1)基地功能，即提供糧食、棉花和副食品，養育人口和提供輕工業原料等；(2)腹地功能，為城市經濟和空間發展提供土地、勞動力和市場；(3)屏障功能，起著控制城市人口過分膨脹和改良生態環境的作用。而且城市與鄉村本來就是一個大經濟循環系統的兩個“半邊天”，如果只顧城市，輕視或忽視鄉村，其結果不僅傷害了鄉村，也將抑制城市的發展。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沖突、矛盾，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問題并非上述所能包容，它們是影響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也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三，城鄉社會價值觀混亂，出現文化危機、精神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鄉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文明發展的相對滯后形成鮮明對比，人們對物欲追求不斷膨脹，導致人們逐漸失去平衡的心態，舊的價值體系迅速被瓦解，被取而代之，習慣于“義”重于“利”的中國人，在“義”的標準失去之后，對“利”表現出驚人的癡迷和狂熱，“快速致富”成了絕大多數人的首選心理期望。恐怕很難找到比傳銷狂潮更能反映當代中國社會投機暴富的流行心態的標志物，它利用與縱容了當今社會價值觀念中對金錢、財富與欲望的膜拜。從社會整體來看，這種個人追逐功利行為往往表現為“集體無意識”傾向，從而導致社會價值觀混亂。零點公司參與的“世界公民文化與消費潮流”調查顯示，講究禮貌、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是各國公眾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公眾最重視的價值依次是：獨立、學識和講究禮貌；而對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與他人溝通、服從，想象力的重視程度遠遠低于其他國家。例如，重視責任感的中國公民只有30%強，處于世界各國的最低點。同樣，只有不到30%的中國人重視容忍和尊重別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約l0個百分點。另外，全世界有23%的人重視獨立這一價值，而在中國則高達52%，居世界之首。這一方面表明，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的發育，傳統中國人少有的獨立意識大為張揚，備受重視，另一方面，由于責任感、寬容和尊重別人之類的價值并未同時確立，因而這種對個人的關注便很容易滑向重功利和實用，而排除道德和倫理價值，消蝕群體觀念和人際合作的基礎。這種功利主義價值觀成為目前事實上的社會生活主流，它的流行使得物質凌駕于精神之上，眼前利益凌駕于長遠利益之上，助長著城鄉發展過程中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同時，“大眾傳媒和社會文化對所謂‘現代生活’的不恰當的傳播，為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狂潮推波助瀾，迅速瓦解著人與自然之間已經十分脆弱的道德和情感的紐帶”。社會生活中盲目崇拜、攀比西方社會生活方式，一味追求發達國家的高物質消費，使國人滑人了另一種消費陷阱：要滿足日益增長人口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就必須使經濟快速發展。我們用近20年的時間在文革后期國民經濟瀕于崩潰的基礎上，提前實現了“翻兩番”的目標，但要扭轉目前混亂的價值觀、不當的生活方式、扭曲的社會道德文明，重建新的價值體系和文明并非簡單。由于對文化的輕視、對物欲的過度追求，利益成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人際關系淡薄，精神失落、空虛、浮躁，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喪失友愛和連帶感的社會生活使“孤獨的人”越來越多，吸毒、賣淫、嫖娼等社會丑惡現象的死灰復燃，不能不說是精神頹廢的一種表現。曾經一度猖獗的“法輪功”，足以說明精神污染、心理危機的存在。

　　在城鄉快速發展的同時，“復制”、“克隆”現象盛行，我們的城鄉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不論是沿海還是內陸，它們都有驚人的相似面貌。受全球化浪潮影響，“國際式”建筑大行其道，前幾年興起仿古一條街、游樂場(城)建設熱，而這幾年“歐陸風”又席卷大江南北。簡單的模仿使城鄉建筑既沒有傳統，又不具備合乎“語法”的建筑語言，與當地的環境格格不入。民族的、地域的傳統的文化風貌正在被破壞，這幾乎與城鄉建設速度成正比，出現了諸如“特色危機”、“文化危機”。

　　第四，城鄉建設過程中的“偽生態建設”依然存在。由于對新思想觀念、新政策認識不足，理解不深，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出現了一些誤區，有些雖然有改善環境質量，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但結果可能會事與愿違，事倍功半，更有甚者把“生態”、“可持續發展”當作時髦的標簽到處亂貼，并以此為幌子，大搞形式主義，大作表面文章而流于形式，結果可能還會走向反面。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問題：

　　首先，城鄉規劃建設中以人為本的過分宣揚。“以人為本”是現在在城市規劃建設乃至社會生活中出現頻率比較高的一個原則、一個目標。一段時期以來，社會上功利主義泛濫，人們一味追求物質，見物不見人，全心投入到對“利”的追逐，強調物質環境建設而忽視對人自身的發展以及對社會的關心和關懷，城市開發建設以追逐高回報、高利潤為主要動機，置社會和環境效益于不顧，在此背景中提出“以人為本”是對物欲追求的有力批判，強調規劃建設要考慮人的需求，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時下在城市發展政策、規劃設計、小區建設、家庭裝修乃至產品設計都可到處見到“以人為本”的宣傳。城鄉建設乃至人的一切行為活動都是為了人更好地生活，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本身并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以人為本”的前提或基礎是什么。生態價值觀認為在人一自然系統中，萬物呈網絡狀結構，是相互依賴和互補的，就整體而言，如同一個齒輪上的每個齒，沒有誰主誰次之分，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如果過分、不恰當地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利益，可能就會割裂人一自然的整體聯系，把人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以人為中心，忽視其他物種的利益和環境價值，是一種狹隘的人類倫理，而走向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這與生態價值觀和生態倫理是相違背的。

　　也許有人要說，“以人為本”并沒有削弱對自然環境問題的重視，恰恰相反，正因為發展要“以人為本”，所以更加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表面上看這似乎合情合理，但它的前提實際上是把自然作為人類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是因為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會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從人類自身的功利角度來看待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是一種弱化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表現，它只能緩和人與自然的緊張程度，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人類宰割自然帶來的負面效應，最終可能會為了人不斷膨脹的需求而導致既沒有保護好自然，又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生存。由于人類從自己一個物種的利益和價值出發，人類就會把環境保護放在與自己有直接關聯的生存環境范圍內，有意無意地割裂了自己同整個生物圈復雜聯系的網絡關系，尤其是在人類利益與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人類往往會為自身的利益而犧牲其他物種的利益。而且，正是由于人類只是著眼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會忽視自身能承受的緩慢地生態退化，而對整個生物圈來說，則是不可逆轉的，最終會導致由緩慢的生態退化發展為嚴重的生態危機或災難。如現實生活中，盡管城市不惜財力想要提高綠地的功能，但經常可見因妨礙汽車行駛而把作為歷史遺產的行道樹砍掉，這種考慮不是出自構成綠地的植物本身的需要，而是基于人類功利主義的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為本”充其量只是淺層次的生態思想，還不是深層生態學意識，只有把它建立在人一自然整體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它才是正確的。另外，“以人為本”的“人”是指大眾、社會的全體，但目前城市規劃建設中也存在著打著“以人為本”的旗號，而為社會某階層或少數人牟取利益，而不是從城市社會整體利益這一原則出發的。總之，在當前國民生態意識比較低下的情況下，過分宣揚“以人為本”是不利于生態價值觀及倫理的普及。

　　其次，大草坪大廣場的興建。在城鄉環境不斷擁擠、惡化的情況下，人們開始重視綠化、廣場等建設，在全國掀起了“廣場熱”，對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條件和提高城市環境質量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這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但在建設中，也出現了一些過分注重表面處理、強調美化功能的現象，所反映的更多的是領導決策層的想法，而忽略了公眾的真實需求，可能無法真正解決城鄉環境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城市美化運動”新時代的翻版，把城市藝術局限在美化這個舊框框之中。有的城市為了美觀可以砍掉枝繁葉茂的大樹，代之移植來的景觀樹或草坪；為了美觀將人的活動“置之度外”，而植上進口的草皮；為了這種美觀持續下去，而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進行“精心維護”。這種注重門面包裝的做法在全國大、中、小城市的“廣場熱”建設中隨處可見，到處仿效，大有不斷擴大之勢。甚至在西北一些嚴重缺水的干旱地區的城市，也有砍掉大樹改植大草坪的現象。綠化、建廣場本身是件好事，本來是要提高環境質量，但建成后環境效益可能比改造前還低，而且增加維護費用。有人認為“建總比不建好”、“有總比沒有好”，這明顯是只重視眼前利益的短視行為，而缺乏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考慮，而且從生態美學觀來看，這種所謂的“美”是不美的，是一種“偽生態建設”。城鄉建設切忌追趕潮流，應根據自己的真實需要來規劃建設，把有限的資金真正用到提高人居環境質量上來，使城市的廣大居民能夠真正感受到環境質量的改善與提高。

　　再次，規劃建設中高檔豪華的追求。當前在城鄉建設中還有一股片面追求“高檔”、“豪華”之風，競相攀比，成為時尚，認為高檔豪華就是生活水平提高的標志。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生活質量也要求越來越高建設高質量、高品位、高標準的建筑，設施以及社區等，本無可厚非。但這些建設更多考慮的是極少部分人的需要，而不是反映大部分的需求，這顯然偏離了城鄉規劃建設的目標。高檔(實際上是價格昂貴)的休閑娛樂場所比比皆是，而事關廣大市民日常活動的場所卻難覓，豪華住宅、高尚社區大行其道，普通百姓、工薪階層卻只能望“房”興嘆。城市中逐漸分化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區，高尚社區成為富人的“據點”，實行封閉式管理，享受較完善的設施和較高質量的環境而大部分居民只能“享用”較差的設施與環境。這種不公正的發展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階層對立，是違反城市規劃建設是為大眾服務這一宗旨的。同時，在建筑設計、建造中同樣存在盲目追求采用高檔材料、不惜重金進行堆砌等做法，建筑除了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為夸耀權勢的工具由于崇洋心理，歐美流行的建筑式樣迎合了人們追求洋氣、高貴的心態。歐美風格的建筑在城市尤其在高尚社區中流行，通過材料堆砌，營造貴族生活，而建筑節能、環境保障等新技術的應用卻不予考慮。這已經不僅僅是建筑的經濟性問題了，重要的是關系到建筑文化、城市風貌及環境等問題了。在農村農宅建設逐漸摒棄地方材料、傳統建造方式而盲目采用城市中“現代”的建造方式和“現代”材料，許多土生土長的建筑材料面臨滅絕的挑戰。總之，城鄉建設好大喜功、追求時尚，一味以“高檔豪華”作為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是不足取的，不僅浪費國家建設資金不利于社會公正，而且也不利于資源和環境保護，是一種“偽生態”發展。

　　最后，社會生活的高消費追求。“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近年來常見諸報端的熱門話題之一。通過一定的鼓勵優惠政策措施，提高公眾消費水平，改變消費結構和觀念，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如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可通過銀行按揭方式購買房，提前消費，改善居住條件，或進行教育投資等，這是利國利民的政策。但這一政策通過商業炒作和不當宣傳后，大有宣揚、鼓吹高消費之勢，說什么中國就是消費不足，只有大量的消費，才能大量的生產，也才有經濟的持續增長，這樣可能會進一步助長高消費的風氣，同時引發社會及環境問題。如不恰當地一味鼓勵私人購買小汽車。擁有小汽車是個人行為，使用則是社會行為。目前我國城鄉道路交通設施建設相對滯后，若有購買力的都購買了小汽車，勢必會進一步惡化城鄉交通擁擠、堵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而且西方城市已經證明了發展私人小汽車并非上策，盲目追隨只會重蹈覆撤。如果說“消費不足”那也是貧困地區及低收入者的“被迫消費不足”，真正受益的是那些有一定基礎的消費人群，這樣勢必會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說大量消費才有大量生產，這實際是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有效需求推動供給，只要刺激有效需求，經濟就可不斷地發展。但經濟增長卻沒有考慮環境、資源和生存條件等問題。如果大量消耗的是不可更新、再生的資源，這就等于竭澤而漁，這種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發展就不可能長久，是不可持續的；它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只能是種泡沫經濟，而且這種將發展主要看作經濟指標的增長，顯然是不恰當、不全面的，這又是一種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在制造虛假繁榮的背后卻掩藏著潛在的危機。而對人口過多、資源相對短缺的國情，宣傳健康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樹立正確的消費觀，保持適度消費，提高消費質量、消費效益非常重要。當然，當前在我國城市發展和規劃建設中需要反思的一些政策、價值取向、思想觀念遠不止這些。這些大都是盲目跟蹤和仿效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城市規劃建設模式，以及高消費、高投入、高環境影響的生產消費模式。基于生態整體論的城鄉生態建設要從全局、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既兼顧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效益，又要平衡不同代際間的發展需求，切不可厚此薄彼，更不能將規劃建設投向和追隨一些膚淺理解的“時尚”中去，而流于形式。城鄉規劃建設需要腳踏實地地解決城鄉發展中的問題，為大眾服務，為全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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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國生態城市規劃建設思路與政策

　　選擇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水平較低，而且區域差異很大，地區發展極不平衡，還有一部分人的溫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對于多數貧困地區的人們來說，是愚昧，但更是落后，才讓他們選擇既不利已，又不利于環境的或者說只顧眼前利益的發展模式，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且這種兩難困境不僅僅反映在貧困地區，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種“被迫”或盲目抄襲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背棄了千百年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中的“東方智慧”，再加上社會文化建設方面往往滯后于經濟、技術的發展，造成的社會、環境、文化等問題更有甚于西方社會。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當前我國城鄉建設的主要問題，而問題是在城鄉建設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其解決的途徑也只能在發展中求得解決。

　　當前，“中國的確面臨著一個如何優化戰略選擇的問題：是繼續走工業文明的全過程再向生態文明過渡，還是取工業文明所長而避其所短，直接瞄準生態文明目標?”正所謂不破不立，我們應該從傳統工業化模式中“突圍”，跳出原有的思維方式、超越原有的價值觀念，從中國國情出發，在吸收發達國家城鄉發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生態文明的新視野中，揚長避短，既要發展，又要創新，在不斷創新中求得不斷發展，使西方工業社會發展中的不可能在中國變成可能，開辟一條非傳統式又非西方化的城鄉生態化發展之路，實現城鄉發展模式的歷史性跨越，直接瞄準生態城市的目標。然而，我國城鄉發展方向定位為生態城市不僅僅是城鄉發展戰略轉變、跨越的問題，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它需要轉化為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制度、思想和行動，即將城鄉發展的價值取向、政策導向、建設行為等都要奠定在一新的基礎之上，對物質建設與心靈建設、科學技術與人文關懷、法律制度和道德培養、硬體結構與軟件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調整。調整不是消極、被動地適應，而是積極、主動地創造，這需要政府行為，同樣也離不開社會的廣泛參與。走城鄉生態化之路，建設生態城市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前，在我國建設生態城市的過程中，應采取以下方略： 第一，采取積極措施，緩解城鄉沖突，促進城鄉平等、協調發展。緩解城鄉矛盾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給予城市與鄉村平等的發展機會，它涉及到政策體制、城市化模式、產業結構等方面，這并不是要把農村都變成城市，而是把城市與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使之在相互促進中共同發展，走向富裕、文明。中國目前約有70%的農業人口生活在農村，對自然條件保持著直接的需求，可以說解決好農村、農業、農民這“三農”問題是緩解城鄉矛盾的重中之重。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經歷了人口向城市集聚到郊區化、逆城市化最后到城鄉融合發展等階段。我國城市化進程目前已由初級階段步入加速發展階段，如果沿襲傳統城市化模式，必然要伴隨大量的農村人口遷人城市，對于有著龐大農業人口基數的中國，其結果可想而知，它不僅造成城市更加擁擠、混亂，而且也造成農村“虧空”、抑制其二、三產業發展、進一步加大城鄉差距等問題。這種完全集中式城市化必將重蹈西方先集中后分散的彎路。現在我們必須有所超越，把“數量型”(以農業人151轉入城市人口的數量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城市化轉變為“質量型”城市化(以農業人口、農村發展的文明程度衡量城市化發展水平)，這就是說，并不是只有農村人口遷入城市才是城市化。如果在農村，人口素質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有較完善的設施、農業人口能轉移到非農產業，這也是城市化。“質量型”城市化通過對農民文化素質和發展能力的提高，提升農村產業結構，使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避免外出性轉移，使之真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可見，它是農民知識化、智慧化，農村經濟柔性化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將城市化等同于農村工業化。“質量型”城市化不僅促進農村發展，而且有利于縮短城鄉差距，對于有著龐大農業人口基數的中國，這是一種適合我國國情的可選擇的城市化模式。農村發展遵循“三集中”原則，即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村工業向鄉鎮工業園區集中、農業耕地向農場集中，加強農民素質的提高和技能培訓，促使農村從分散逐步走向規模化、集約化、農工商綜合發展的道路。在條件成熟地區，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把家庭承包制發展成多種形式的農村經濟聯合體，改原先“包產到戶”的分散式土地經營為集約化經營(也可由大戶承包)，實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并使鄉鎮企業走向產業化、規模化的良性發展道路，使更多的農業人口從土地中解放出來，通過培訓和教育，促進農民自身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村人口收入也會大大增加，使農村人口的生活居住條件和環境不斷得到改善，同時也促進城鄉空間結構的重組。“質量型”城市化將會促進小城鎮的發展，而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我們應抓住貫徹中央“小城鎮大戰略”精神的契機，促進新農村的發展。

　　第二，積極軟化經濟結構，加快知識經濟發展。當前，我們應以“兩個根本轉變”(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外延向集約內涵式轉變)為契機，大力調整城鄉產業結構，使原來工農業生產方式由粗放型盡快轉變為集約型，發展質量效益型、資源節約型和科技先導型企業，如信息、電子、生物產業，發展少廢、無廢、節能、節水新工藝、新技術和新設備，實行廢物最小量化政策，扭轉目前資源短缺與浪費并存、使用率低下的狀況。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清潔能源技術，改善能源結構，是實現以煤、石油不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單一能源結構向可再生能源為主的多樣化能源結構轉變過程中采取的有效措施：一方面能緩解能源供求矛盾，為發展新的能源工藝技術贏得時間；另一方面可減少環境污染。同時還要增加可再生能源、生物性能源科技開發投入，一方面使再生能源、生物性能源和非再生能源在過渡時期配合使用，相互補充，另一方面為逐步轉入使用多種新的再生性、生物性能源奠定基礎。在交通方面，一方面發展清潔型節能汽車技術，開發和采用清潔燃料技術、尾氣凈化技術等，另一方面堅持優先發展公共交通政策。同時，生活消費方式與經濟增長(生產)方式對城鄉發展的影響，是同等重要的議題⑨。對產品價格應計人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生態成本，并考慮因其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而付出的恢復治理費用，讓公眾自覺地考慮環境保護而傾向于消費“綠色產品”。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善，應以合理的消費模式為基礎，改變目前已出現的高消費和不合理消費的傾向，樹立健康的消費觀念，逐步將消費的“線性過程”過渡到“循環消費”。總之，通過產業結構提升、生產生活方式轉型，逐步軟化以利用自然資源為核心、工業占主體地位的工業經濟地位(或資源經濟)發展模式，而發展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為核心、知識業占主體地位的知識經濟。信息產業、教育產業將成為知識經濟的主導產業，應努力培育信息、教育這一新的經濟增長點，尤其是教育產業，它既是重要的知識產業，又是開啟知識經濟的鑰匙，知識經濟對其高度依賴，這將使教育發揮在任何經濟形態中所不曾有過的重要作用。

　　第三，加強公共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控制人口增長。教育是人力資源開發的根本途徑。教育不僅能提高人口整體素質，而且能直接改變、提高和優化人的智力、技能結構：一方面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價值觀，由此把文化的享受、文明的追求、優美的環境等自覺地視為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自覺地追求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等等；另一方面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奠定基礎，最終有利于經濟向高質化、高層次化方向發展。目前，我國教育發展總體水平還不高，教育觀念比較陳舊，教育遠離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勞動者素質低下，生活方式陳舊，而且國家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也一直較低。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發展和提高全民素質是轉變生產生活方式、開發人力資源的必然選擇。教育還必須培養對待環境和國家利用資源方面積極的行為模式，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途徑向所有年齡、所有層次的人提供生態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的生態文明意識。人口一直是影響我國城鄉乃至國家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幾乎所有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都與人口相聯系。目前我國存在人口數量多、文化素質總體較低等問題。這就要求將人口數量控制與提高人口素質緊密結合，重視人的發展能力的提高，優化人口結構，特別是提高農村人口的素質：一方面可使之擺脫對土地的直接依賴，另一方面促進其觀念和行為的改變。觀念和行為的改變，不僅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生態環境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將有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盡管目前我國一些城市、地區的人口再生產出現了“負增長”，但為了保持人口規模與資源供求之間的長期平衡，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要繼續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和低素質膨脹。

　　第四，加強生態文化和人居環境的文化內涵建設，提高人居環境質量。城鄉建設不僅僅是建造建筑和人工環境，更重要的是創造新文化。文化是經濟和技術進步的真正量度。文化觀念不僅體現社會的價值取向、道德倫理，還決定著社會發展的方向和人生的意義。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東方國家，近幾十年來片面強調物質優先的建設方針，一味追求“西方物質文明”，發展中明顯的不健康的趨勢是陽亢陰衰，不僅破壞了自然，同時也抹消了歷史。因此，急需“東方精神文明”的回歸，重建重視“心靈的豐度”的東方式建設方針，實現“物、心俱豐”。這就要首先從心靈培養、道德教育、人文關懷等軟體結構入手，加強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要改變目前“落后”的文化觀念，就必須建立新的文化，建立以生態價值觀、生態倫理等為主要內容的生態文明，作為城鄉文化建設的主流文化。當然，建立新的文化并不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創造新文化的同時，既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髓，又要有所發展和超越。在我國，目前生態文化還處于啟蒙和邊緣狀態，只有通過多層次的公共教育和自我教育，來加強生態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喚起人們的生態覺醒，并轉變為行動。同時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水平，批判拜金主義和經濟短期行為等不良傾向，走出功利主義、物質主義的誤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至于城市規劃建設，要摒棄傳統以利潤驅動的價值取向，要有“城市及環境是重要的國有資產，保護城市環境是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的重要方向”的觀念，改變只重經濟指標，不重視文化建設，忽視城市的精神文化職能的傾向，兼顧環境質量、精神文化、歷史傳統、生活質量，創造有文化內涵的宜人的人居環境。不論是新建還是改造或保護，要促進城鄉空間結構的重組、重構，不能片面錯誤的理解為自然環境變為人工環境，不能簡單地成為自然被人工環境、低層建筑被多層高層取代的物質建設過程。城市的更新、區域的改造，必須重視傳統文化的繼承、挖掘和創造，不盲目追求“現代化”，不盲從于“文化趨同”，也不封閉自我，更不去復古；而是開創新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的形式與空間。城鄉建設不僅要尊重自然的特性，還要保持城鄉文脈的延續，同時也要重視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與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交通模式相適應，不斷改善和提高人居環境和文化內涵。在社區建設中，要探索結合我國國情的生態社區與生態住宅建筑的規劃、設計和建設的經驗，加強建筑節能、節地以及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適應人們生活的新需求，同時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從總體上提高城鄉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社區建設應面向大眾，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實現“人人有適當的住房”。對于華而不實的“貴族式小區”不宜作為社區建設的主流，而加以提倡和推廣。

　　當然，在整個城市規劃建設過程中，離不開環保投資和法律制度的支持。在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企業生態環境補償制度，使企業通過核算生態經濟成本，實現企業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并加強污染治理費用的投入。國際社會實踐經驗表明，治理污染投入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一1．5%，基本上可以控制污染；達到2%一3%，則可逐步改善環境。而目前我國用于環境治理的費用投入約占GNP的0．7%，這還不是用于治理環境的專項預算，而是來自各單位的技術改造資金，“三同時”(環保設備與生產設備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資金和排污費返回等。另一方面逐步通過改變傳統的生產范式，使污染的“末端治理”發展為全過程的管理。同時，在繼續加強和完善法律制度的過程中，將立法范圍擴展至自然資源、環境領域，使之逐步法律化。

　　總而言之，當前我國已步入加速城市化發展階段，又恰逢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以及新農村建設等戰略的實施過程，因此我國城鄉建設將繼續保持高速度發展態勢。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以貫徹“兩大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和“兩大戰略”(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為契機，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摒棄傳統發展模式，樹立新的生態發展觀，走城鄉生態化發展道路，否則我們無法消除“生態災難”。同時，我們更要加強社會文明建設，提高國民生態意識，扭轉“人口眾多、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自大的國情觀，而向“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水平比較落后”的國情意識轉變，實行經濟適度增長、適度消費的發展戰略。在城鄉生態化建設過程中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將政策逐步轉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并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加強宏觀調控。要知道，從現代城市發展到生態城市是一個長期的生態化發展過程，需要我們付出艱苦不懈的努力。在生態城市的規劃與建設過程中，我們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與城市發展規律，以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生態學為基礎、以人與自然和諧為核心、以現代技術為手段，綜合協調城市及其所在區域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促成健康、高效、文明、舒適、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的發展。